荫护（又称庇护，英文为“patronage”）是一种个体性、不平等、自愿、互惠的社会关系状态，常被视为寄生在政治与社会关系中人际网络的隐性法则，因罕被古代史家直接提及，很少受到国内从事中国史学者的重视，但它却是欧美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早在罗马时代，庇护制度就已比较完备。当时的庇护人凭借与权力中心的关系，能够在城镇与农村、国家与地方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为受护人提供款待、工作和保护，受护人则回报庇护人自己的政治支持，以及服从。简言之，庇护关系可视为某种形式的利益交换。一直以来，欧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诸多区域个案观察庇护关系的运作模式，其研究范式已经相当成熟。受此启发，美国学者戚安道（Andrew Chittick）尝试借用庇护关系观察早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他的《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是英文世界第一部有关南朝区域史的著作。
　　对于南朝襄阳豪族，国内学者其实不乏关注，但一般都是套用陈寅恪的地域集团理论，简单梳理其在东晋南朝的政治发展历程，大体形成襄阳豪族在刘宋孝武帝、梁武帝时期崛起，在其他时期处于低谷，并最终于侯景之乱后逐渐没落的认识。著者戚安道从荫护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过程，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襄阳荫护体系是将朝廷与襄阳豪族社会桥接在一起的，存在于当地武人和出镇的建康宗王或官员之间的个人荫护关系纽带，这种个人关系纽带是基于情感和自身利益为运作的前提，进而构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流动性的、无法预测的社会体系。
　　在此体系影响下，南朝时期的襄阳豪族经历了“发展—碎裂—巅峰—升华”四个阶段。在发展阶段（四00至四六五年），刘宋在襄阳实施的一系列安置和整合移民豪族的新政策，为襄阳人发展出与建康之间的托庇荫护纽带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襄阳豪族相信与建康宗王或官员的绑定，是其晋升和上位的关键。于是，襄阳豪族的忠诚被纵向地向上牵引，同时建康宗王的内争也向下转嫁到襄阳豪族的身上，破坏着横向的地域团结和认同。泰始之乱开启了襄阳豪族和社会极度碎裂的阶段（四六五至五00年），其间，那些家世渊远的名族更倾向相互结合，并漠视本土的粗鄙武人和暴发户，同时，从襄阳迁至建康的吸引力也分裂着当地人的地域认同。巅峰阶段（五00至五三0年），萧衍借助与襄阳豪族的荫护关系获得皇位，并使襄阳豪族的地位获得整体提升，但之后出镇襄阳的萧衍子嗣与襄阳本土武人间没有发展出萧衍那种密切的关系，双方因文化气质的差异存在着一些隔阂。升华阶段（五三0至六00年），侯景之乱引发的上游宗王内争中，襄阳荫护体系的流动性、自愿性格外显著，襄阳豪族极力效忠于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护主，甚至不惜背叛和复仇。随着襄阳归顺长安政权，后者在文化方面的亲近及对东魏、北齐、南陈战争的需求，使更多襄阳武人获得了荫护的机会。
　　由上可见，荫护体系解决的问题是，在南朝极其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朝廷与襄阳豪族互动的性质及其对后者发展产生的影响。戚安道直言：“本研究的中心观点是，荫护模式是理解南朝综合政治形式的最有效的研究途径。”这显然将荫护体系置于南朝政治运作的核心位置。那么，我们不免产生疑虑，这种荫护体系能否成立？对已成中古政治史分析经典范式的陈寅恪地域集团学说又有何种影响？
　　在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中，尽管“任贤”和“绩效”为中心的选举和考课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不能否认，依赖荫护关系而形成的人际网络，构成了官僚个人及群体在体制中展开日常活动或争权夺利的基本形式。尤其是襄阳地区在南朝政治军事上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朝廷为了整合和利用襄阳豪族的力量，必然会通过宗王或朝廷重臣与之结成一定的荫护关系。不过，戚安道似乎不满足于荫护关系在官僚制度中仅作为配合、隐晦甚至“腐败”的角色，他认为荫护也可像在罗马社会那样被视为正当、合法的存在，是作为资源和权力分配的方式。为此，他在书中极力强调个人关系的重要作用，称其是“至高无上的”，进而在考察襄阳豪族与来自建康的宗王和官员的关系运作模式时，常常仅从史料记载的事件片段中抽绎出特定的人物关系，断章取义，直接分析这些人物关系背后的利益交换，却对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基本保持“不闻不问”，这就难免对一些史料存在着明显的误读（译者已标明一部分）。
　　襄阳豪族因为晚渡和文化素养较低的缘故，在入仕和升遷方面受到南朝士族社会的抑制，而荫护体系使他们在官僚体制的运作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虽能在史料中看到许多襄阳豪族为了所谓各自基于自身利益的“忠诚”，与来自建康的官员结为伙伴，或者相互背叛的事例，但仍难以准确把握其作用和量度，戚安道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他将该体系阐释为一个“流动性的、无法预测”的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戚安道竭力印证襄阳荫护体系的存在及其复杂性，但他提供的情形仍只是冰山一角，作为大多数情况存在的襄阳基层社会人际关系的情形，基本没有留下史料记载。况且，戚安道提供的那“冰山一角”，只是少数暴发户与名族子弟人际网络与政治关系的一隅，不仅具有片面性，更是即时的，很难想象古人的政治立场不会随着时势发展而改变。上文提到戚安道分析史料时的“断章取义”，往往只是古人在某一时刻的政治倾向，很难用“忠诚”概念来统括。而这些史料也非出自襄阳本地人之手，难免也有扭曲夸大的成分（参见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和思考》，载《史学月刊》二0一九年第十期）。
　　一般而言，政治确实是由各色人等争夺权力的行为构成，但它又超越了权力争夺的总和。戚安道建构的荫护体系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单独成立，却仍可作为解释当时政治运作过程的一条途径。对于南朝政治和襄阳豪族，以往学者往往运用的是陈寅恪的地域集团分析法，这种经典范式的最大特征在于从复杂的政治脉络中抽绎一条二元对立的主线，并将政治纷争置于社会、文化变迁的大势下加以阐发，形成在政治、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相互支撑的框架。同时，作为血缘、乡里及同僚间的支持和援引，也是其包含的基本方面。受此影响，学者根据当时盛行的地域观念，提炼出像关陇、汝颖、谯沛等各式各样的地域政治集团，其中，同乡士人、豪族除了地缘上的乡里关系外，又有行政上的同僚之谊，形成以郡县为地域单位的人际网络。不过，地域内部的社会网络之间也存在着对立和矛盾，其表现之一就是地域观念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尤其在当时政治混乱的时代，“士族关心的不是地区，而是家族。他们标榜郡望，并非出自对故土的眷恋，而是为了说明血统”（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历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五期）。可这种解释难以适用于地方上没有贵族血统的豪族，可以想象，在豪族纵横的地方乡里基层社会，个人社交网络和对利益的追逐，无疑是豪族人物日常活动的前提，这为荫护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