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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1-148X（2016）11-0104-08
摘要：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需求结构变化是诱发危机的真正原因，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不同主体的购买力对比发生变化，致使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但是，这种资源配置结构本身并不反映实际的资源相对稀缺度，一旦货币需求的影响减弱了，资源结构就会回调，进而引发经济振荡。当货币需求结构变化持续到足以影响绝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程度时，资源结构的回调就表现为广泛的行业振荡，也就是衰退和萧条；由于现有的垄断货币发行体制使得货币发行者可以回避超发货币的成本来发行货币，尽管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程度是多少，但货币超发迟早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因此，消除危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以解决发行货币的“成本-收益”不对称问题。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货币危机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14
作者简介：黄俊明（1987-），男，江西南城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谷超（1990-），女，河北保定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境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理论。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再次受到关注。国内介绍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文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少对支撑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理论的介绍。在支撑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的传统大不相同，特别是许多概念存在差异。由于缺乏支撑理论的介绍，让人觉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晦涩难懂，甚至会产生误解。二是缺乏对危机根源的追问。绝大多数文献接受奥地利学派“货币超发引发危机”的分析，并得出“政府干预会恶化危机”的结论。但是，避免危机恶化不意味着消除危机，即便是“减少政府干预能够避免危机恶化”，也需要明确减少哪方面、或者怎样减少政府干预，而不能笼统的把“政府作为”一竿子打死。
一、 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理论
就其本质而言，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一个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因为在奥地利学派的视角中，正是货币因素进入经济才使得经济偏离均衡成为可能。因此，了解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理论、利息理论、货币理论，就成了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一）迂回生产理论
迂回生产理论为奥地利学者的周期理论分析提供了生产结构的分析框架，这种思想源于其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对低级财货和高级财货的分类。庞巴维克把这个思想发展成为迂回生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当人们改变资源的投入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人们把资源投向离直接生产消费品更远的生产阶段时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即“生产过程的每一次延长一般来讲可以使产量增加”[1]。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一笔资金，我们可以购买100千克面粉；也可以购买种子，租用土地，雇佣劳力，进行一次生产，这样我们最后能得到200千克面粉；如果把收货的小麦再培育成种子生长一次，就能生产更多的面粉：只要我们愿意等待，这种生产方式在理论上可以不断迂回。这种将生产方式就是迂回生产。更迂回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生产更加资本化，因为迂回生产过程的延长需要资本的投入。生产更加资本化，迂回生产的长度加深，产品更加丰富，这也就是经济繁荣的体现。
（二）利息理论
庞巴维克认为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类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1]，利息就是这种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的价值差别，这种价值差别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对于有的人现在的需求较未来更迫切，对于另一些人现在的物品较未来的使用更便利；第二、我们习惯低估未来的需要，未来蕴含一种不确定性；第三，现在的物品较未来的物品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因为现在的物品具有时间优势，这可以通过迂回生产转化成为数量优势。因此，在一个迂回生产的经济中，由于利息的存在，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生产结构的不同生产阶段就能在具有价格差度时仍然保持稳定。但是，如果不同阶段间的价格差度超过了利息水平，经济的稳定性就会收到干扰，从而导致生产结构发生偏离均衡的变化。
（三）货币理论
早期的奥地利学派也探讨过货币问题，到米塞斯时就形成了较完整较系统的货币理论[2]。米塞斯认为货币是一种经济商品，人们持有货币是为了将来拿它交换那些可用以生产或消费的商品[3]。因此，作为商品的货币也有其“价格”，这种价格称之为“购买力”；同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货币购买力也是由其需求和供给决定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减使得货币的“价格”，即货币的购买力相应的上升或下降。但是，货币供给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总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过程方面，即任何的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总是从某个个人和企业开始的，因而货币供给数量的变化所引起的价格结构的变动，绝不是以同样程度在同一时间影响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分析经济周期时，哈耶克认为货币理论的核心不在于解释“一般价格水平”，而是要关注“经济系统中某一处的货币数量变化如何影响最终打破均衡的整体价格水平”[4]。经济系统中非对称的货币数量变化对导致某些特定价格持续不断的变动，从而最终导致整个价格体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经济运行上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经济周期”。
（四）时间因素
时间是奥地利学派理论中核心的分析要素之一，无论生产技术如何，迂回生产总是隐含了时间因素，正是因为时间因素的存在，迂回生产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利息也是由于人们的跨期偏好而产生的，米塞斯认为时间是行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脱离时间而存在，行为本质上是为了将来而计划并行动的。时间具有流动性和不可逆性，人们对于物品的评价会受时间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人们具有的时间偏好。即在较近将来的一个欲望之满足，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比在一个较远将来的满足更受重视。所以，现在的财货比将来的财货更有价值。货币的传导也是一个时间过程，任何货币干扰总是先发生在经济系统中的某一处，再通过经济流转的运行传导到经济系统的其他地方。因此，经济周期具有隐蔽性，导致经济周期的原因与人们看到的经济衰退现象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的时间上的关系，更有可能存在时间滞后，从而使得这种原因不容易被人们发现。 二、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内容
在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中，米塞斯、哈耶克，以及罗斯巴德和加里森都涉及过经济周期的研究。米塞斯曾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论述过“信用与经济危机”，可谓开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研究之先河。哈耶克继承和发展了米塞斯的研究，正式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并将这个理论介绍到了英文世界①，哈耶克因为对经济周期研究的贡献而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罗斯巴德运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对美国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分析[5]。加里森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思想通过模型化表达出来[6]，以便能与主流经济学进行更多的交流。本文选择以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主体，对奥地利学派“货币引致周期”的经济周期理论思想进行介绍[7]。但是，在不引起歧义的时候也会选择借用加里森的表达形式来阐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些思想。
（一）经济环境及初始状态
我们假设经济只生产单一的消费品，但是消费品要经过多个生产步骤才能获得。每个步骤以上一步的产品为原料，并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投入，最初的物质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我们假定每个生产阶段都能生产比投入品“数量”（一种包含质的量化在内的数量）更多的产出品，每一个生产阶段都是依次发生的，生产过程的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上述生产结构可以以图1左边的部分表示[7]。
现在，假定经济中存在无数个中间品生产环节，每个环节又有无数个中间品生产者，也即我们把生产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那么中间产品生产就是许许多多的点组成的一个面，消费者货物就是许多点组成的一条线，如图1的右边部分。根据最简单的几何原理，直角三角形的面积等于直角边乘以底边除以2，因而有“中间产品货物（P）：消费者货物（C）”等于“生产过程的时间跨度数值（T）”的两倍，也即P：C=2T。一般地可以说中间品数量与消费品数量的比值，与生产的时间跨度存在比例关系，也即P：C=αT（α为常数）。商品的流动在货币经济中伴随着货币的流动，因而有以下关系式：中间品供给Sp与消费品供给Sc的比例，等于中间品需求（Dp）与消费品需求Dc的比例，也等于中间品货币需求Mdp与消费品货币需求Mdc的比例，并且上述比例都与生产的时间跨度正相关，也即Sp：Sc=Dp：Dc=Mdp：Mdc=βT（β为常数）。如果中间品增加，消费品不变，则生产过程的时间跨度增加，反之亦然。由此，我们建立了货币数量（比值关系）与生产结构（时间跨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经济一开始处于均衡状态，这种均衡主要表现为：（1）在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利润水平下，包括物质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源都不存在闲置。（2）各类生产资料得到均衡回报，各个生产部门得到均衡利润。因此，除了产品和货币的流动交换，不存在生产资料的流动和交换。
根据前面对经济环境的描述，这里的均衡利润不是指各部门获得相等的利润，而是指各部门获得利润的现值是一样的，即πc=∫T0e-rtdtπp。经济主体的偏好是稳定的，以及不存在技术进步，我们更倾向于分析短期内经济如何偏离均衡，假设技术中性是成立的。这种均衡状态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各个生产阶段构成的生产结构是稳定的，也就是说生产阶段的时间跨度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迂回长度既不会加深，也不会缩短。
（二）生产结构变化与均衡的偏离
经济的均衡运行只是一个假设，现实的经济运行总是非均衡的，因为有许多因素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外部干扰因素和内部干扰因素，外部干扰因素是指不受经济运行影响的因素，内部干扰因素是指经济运行内部会对均衡状态产生影响的因素。哈耶克强调经济周期不是由外部“经济数据”变化引起的，因为外部“经济数据”尽管会干扰经济运行且导致经济波动，但是影响总是倾向于相互抵消。总之，这种外部“经济数据”的干扰虽然无规律，却大体均匀地分布于经济运行的各个部门和各个阶段。因此，外部因素虽然会引发经济波动，但这种波动不可能达到“许多行业和部门陷入一般性的经济萧条”的程度，经济运行的意义就在于其本身可以应对和修复这种波动。所以，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性的一般性萧条和繁荣，原因只能是经济运行内部本身存在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
1.偏好变化引致的生产结构变化。我们在前面假设消费者偏好是稳定的，实际上这个假设很难成立，现在我们放松这个假设而考虑消费者“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的情形，并按照“时间进程”分三个阶段来观察经济运行（图2）。
首先，这种偏好的变化的两个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储蓄增加和消费品价格下降，前者又会引起资本供给增加，进而利率下降，投资会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原始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又会引起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价格会上涨，引致中间品部门的利润上升。后者的影响是消费品部门的利润就会下降，一方面有中间品部门利润上升，中间品部门会扩张生产，对原始生产资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另一方面消费品部门利润下降，消费品产生会收缩生产，对原始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减少。所以，这种利润的不平衡就会使得原始生产资料（主要是劳动力）从消费品部门向中间品部门转移。
其次，随着生产中间品投入的增加，中间品的产出也会随之增加，而储蓄增加利率下降的另一个影响是资本使用更多的早期的生产阶段会有更大的利润。这会使那些原本在生产中使用不产生利润的资料可以被使用，因而迂回生产长度会加深。根据前面对经济环境的介绍，限制条件P：C=αT，α为常数要得到满足，因此消费品数量也会相应的增加。实际上，中间品的产量增加后，其边际生产力会下降，由此引发中间品价格下降，这会使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成本下降，从而增加投入而扩大产出。
最后，经济的第三个阶段是中间品部门利润会因为中间品价格下降而减少，此外资金成本会因为有限的资本供给的消耗而上升，这进一步推高了中间品的成本，压缩了中间品部门的利润空间。由于储蓄的收益使得人们拥有更多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消费品价格止跌甚至回升。此时消费品部门的生产成本又因为中间品价格下降而降低，消费品部门的利润将逐步回升，直到达到 πc=∫T0e-rtdtπp的均衡状态。此时的均衡相较于前一次的均衡，区别在于拥有更多的中间品部门和中间品产量，更长的迂回生产时间跨度以及更多的消费品数量。
作为一种外部“经济数据”的变化，偏好的变化并没有导致经济周期，经济在一系列的调整之后重新回归均衡状态，只是此时价格水平比上一次的均衡状态更低了。可以设想经济总是不断的遭到各种外部“经济数据”变动的扰动，价格水平也总是在不断地变化调整当中，这种变动的价格其实是一种均衡的体现，是一个不断调整趋向均衡的运动。尽管由于环境总是在变换，致使现实经济世界也总是无法达到均衡。
2.货币变动与均衡偏离。我们以偏好变化为例考察了外部经济因素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内部经济因素，考察货币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选择货币，一个简单但直接的理由是货币（及其他信用形态）几乎和任何一个经济事物都有关系，但是更直接的理由是惟有货币才使得现实经济的运行与所设想的均衡经济运行有了本质差别。
（1）生产端的货币变动与均衡偏离。我们先考虑从生产端打破货币需求均衡的情况，向生产者注入货币对经济运行最初的影响，和消费者进行储蓄的影响并无二致，我们同样分三个阶段来剖析经济运行在时间进度上的变化（图3）。
在一个已经均衡的经济中向市场注入资金，需要提供比均衡利率更低的利率。低利率引起投资需求增加，中间品价格上升，中间品部门的利润增加；利润的不均衡导致原始生产资料从利润较低的部门向利润较高的部门流动。这里的原始生产资料流动与“自愿储蓄”情形下的大不相同。由于消费者并没有减少消费，消费品部门生产者能获得正常的生产利润，也能支付正常的生产成本。因此，中间品部门需要提高对原始生产资料的支付，才能诱导原始生产资料流向中间品生产部门。随着资本和原始生产资料更多地进入中间品部门，很多相对闲置资源现在也能用于生产，于是迂回生产长度得以加深。
在第二阶段，中间品部门对原始生产资料的高价竞争挤压了消费品部门的利润水平，消费品生产者倾向于收缩生产。但是，由于消费者并没有减少消费，这就使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消费品部门利润水平回升。中间品投入的增加使得中间品产出增加、价格下降，而更长的迂回生产长度虽然意味着更多的中间产品，也意味着人们需要更久的等待。由于消费者没有改变偏好，人们不愿意等到迂回生产过程完成，而是会将所有的额外收入立即用于弥补消费品价格上升导致的消费缩水。这部分额外收入，来自于中间品部门在扩张时为原始生产资料支付的更高价格中，已经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部分。为了弥补消费缩水而进行补充消费，进一步推高了消费品的价格，从而也提升了消费品部门的利润水平。
在经济运行的第三个阶段，消费品部门更高的利润又引诱原始生产资料从中间品部门流向消费品部门，而此时时间跨度更长的迂回生产尚未完成，原始生产资料的流失意味着中间品生产部门无法完成生产，导致大量专门生产资料闲置，这又进一步导致大量原始生产资料从中间品部门释放出来，但消费品部门又无法完全吸收这些数量的劳动力，从而引发失业。当然，货币供应者也可以通过再次向生产部门注入低利率的资金来维持中间品部门的生产，但前面所述的经济过程将重复发生一次，从而再次出现生产资料闲置和失业。况且，低利率注入资金不能无限持续，因为持续的货币贬值会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发生扭曲，从而使货币体系崩溃。
（2）消费端的货币变动与均衡偏离。如果货币不是通过生产者，而是通过消费者进入经济运行过程，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由于购买力突然增加的消费者并没有储蓄的计划（偏好不变），他会选择立即消费。但是，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增加，于是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和消费品部门利润水平上升，这又将导致消费品部门的扩张，为了引诱更多的非专门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力）从中间品部门流入消费品部门而支付更高的费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确实会使消费品部门和近消费端的中间品部门利润增加、产出扩张，但是更多远消费端的中间品部门却来不及感受消费品部门的扩张，就因为非专门生产资料的流失而停产，远消费端的生产部门停产导致迂回生产长度缩短。迂回生产的跨度缩短、中间品产量减少意味着消费品部门的生产也会萎缩，从而导致大量从中间品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失业（图4）。
（3）经济萧条是一个结构问题。超额货币进入经济运行后，经济没有出现和偏好变化后一样的情形，而是出现生产资料在中间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来回转移，最终使得部分（或许多，视超额货币量而定）中间品部门出现生产停滞，生产资料闲置和失业。通常把经济周期看作是一种总量问题，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基本同意这种说法，只不过他从另一个侧面来描述了这个现象：即生产过剩。
奥地利学派在现象上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经济萧条的表现是生产过剩，而不是需求不足，但是奥地利学派并不认同马克思进一步的分析，不认为生产过剩的原因是阶级剥削导致的需求不足（其实这与凯恩斯的观点又一样了）。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这种生产过剩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由于太多的资源被配置到消费品部门，导致中间品部门的生产无法完成，以至于出现生产资料闲置，这种停产的效应会通过经济运行从最初的生产部门逐渐向消费品生产部门衍生，从而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和失业。所以，人们看到的需求不足是由最初的中间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停滞导致的。
三、货币引致的经济周期
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干扰导致了与偏好变化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已经表明了超额货币进入经济运行后导致的问题——不论是进入生产端，还是进入消费端，超发的货币都会引致危机——因为超额货币导致货币需求结构被破坏。与货币数量论者的观点不同，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结构变化是诱发危机的唯一原因，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货币会平白无故的超发，除非有不可避免的超发货币的理由。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导致经济危机的更深层的原因。
（一）货币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 传统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是通过影响一般物价水平来影响经济的，只要保证货币数量的稳定供给，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稳定，货币就是中性的，就不会影响实体经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也认为变动的货币量会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来破坏经济原有的稳定状态，引发经济波动[8]，但货币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不是通过改变一般价格水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动使得两种相互替代的商品A、B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例如A的价格上升，B的价格下降），即使总体物价水平不变，人们也会消费更多的A和更少的B，从而使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流向生产A的企业。
事实上，传统货币数量论者和货币学派要求的控制货币数量来稳定物价水平，要求货币数量的变动及时且准确地发生在商品数量变动的每一个角落，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没人能够预知经济中全部的影响产出和需求的因素，从而及时且准确的调整相应的货币数量。实际上任何货币的数量变化总是从经济运行的某一处开始的，然后在经济体中慢慢扩散开来。无论货币从经济体的何处进入经济运行，一旦超额货币进入经济运行，就会打破各类经济主体之间原有的货币对比平衡，也即破坏原来的货币需求结构（即Mdp：Mdc）。
货币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正是通过货币的变动引起的货币需求结构变化实现的，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的货币购买力对比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原有的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不同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会引发不同资源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价格是市场信号，是引导资源配置的风向标。在相对价格变化的指引下，更多资源会流向价格更低、回报更高的部门，从而导致原有的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打破原本稳定的经济状态。
（二）货币引致危机的根由
本文所讨论的三种情形都引发了相对价格变化，也都改变了生产结构，但第一种情形没有引起危机，而后两种情形却引发了危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超发货币引发的相对价格变化，不能反映真实的供给需求情况变化，而只是反映购买力对比的变化。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来源于人们对货币的购买力评价，货币发行机构不能指望通过仅仅调整货币数量来改变产出水平，对货币的这种要求已经超越了货币的能力。
超出总货币需求额之外的一笔新资金进入经济运行后，人们并不立即感受到货币购买力受损，而是根据货币的流动路径依次感受到不同部门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价格的交替上涨就形成了相对价格变化。因此，超额货币下的价格变动实际上是一种价格扭曲。由于扭曲的相对价格并不反映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当扭曲力量减弱时，经济运行会按照实际各类经济主体供给资源的能力和对资源的需求来重新调整相对价格水平和资源配置。这也就是说受到货币需求结构扭曲的经济会在货币影响褪去时进行回调，并且货币需求结构变化对相对价格产生的扭曲影响越大，回调的幅度就越大。如果进入经济体的超额货币数量多到足以影响绝大多数的部门，那么在回调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乃至巨大的危机。
我们没有办法对“足以影响绝大多数部门”的具体数额给出准确的判断，我们的任务不在于给出这个准确的数额，而在于探明为什么货币变化有可能达到那样的程度，以及怎样达到那样的程度？人们持有货币或接受货币是因为货币具有购买力，米塞斯认为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货币的购买力。但是，与传统实物货币本身就具有价值、从而具有购买力的情形不同，现代货币的购买力完全基于发行者的信用，货币为人们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因而人们会有“消费”（即使用和持有）货币的需求，于是就会有“生产”（即发行）货币的供给。货币的“生产者”和其他商品的生产者一样，投入“成本”，“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产品”来获得利润。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生产者”的收益是借贷利息差和服务费用，而其成本除了制作和管理货币流通的成本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和维持信用的投入，这其中也包括为了维持长久信用而拒绝短期利润诱惑的成本②。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一旦货币的信用受损，货币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而这又会对其发行货币的收益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当货币发行者通过经济的某个地方注入一笔超额货币时，人们并不立即感受到货币购买力的受损；只有当这笔超额货币已经影响到绝大多数部门时，人们才会发现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一个货币发行商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体制中，货币发行商并不会出于货币贬值的时滞来超发货币。因为一旦人们发现货币贬值，货币发行者损失的不仅仅是“发行服务费”，还包括用于发钞储备的真金白银。然而，如果货币发行商可以避免承担超发货币的惩罚，也即不会因为超发货币而损失发钞储备（甚至不损失“发行服务费”），那么超发货币就具有可能性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货币体系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央银行体系下的货币发行以政府信用和国家储备为基础，并且作为唯一的法定债务偿还凭据，即便人们发现货币贬值也没有替代物可供选择。因此，在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体系下，发行货币的收益和超发货币的成本出现错位——中央银行获得了发行货币的好处，货币使用者承担了通货膨胀的损失，正是这种“收益-成本”的不匹配使得货币超发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经济运行到危机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应者本应该承担超发货币的成本，从而审慎地发行货币。但是，他们却规避了这种成本，并且还营造了一种繁荣的氛围——先是中间品部门扩大生产，进而消费品部门扩大生产——以至于最后不断地通过重复这种“刺激”出来的繁荣来诱导经济危机。因为超发货币的成本始终需要有人承担，而不会凭空消失。
（三）为什么中央银行会超发货币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解释了足以引发经济危机的货币超发出现的可能性，也基本完成了本文设定的目标：对引发危机的货币根源的追问。但是，我们仍然想触及“为什么中央银行会超发货币？”中央银行在很多国家承担着调节经济运行的重任，当人们认为经济应该绝对平稳运行时，中央银行就具有了超发货币的基础。例如人们接受了“通货紧缩是危险的”这样的观念，当经济运行到中间品价格下降时，由于这种观念宣称“通货紧缩将抑制生产者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使经济陷入萧条”，他们就会要求中央银行通过信贷支持维持利润水平，从而扩大生产。如果中央银行也坚持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有责任维持价格水平稳定（实际上很多中央银行被赋予这种不恰当的责任），中央银行就会采取措施应对通货紧缩——发行货币支持中间品产生维持利润水平。但一旦中央银行这样做，经济就会陷入我们在第二种情形中所说的境地。实际上若中央银行不干预经济运行，经济反而能自行调整应对干扰。除此之外，如果面对的不是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错误的承担责任的中央银行也会超发货币。在一种错误观念引导下，它们把通货膨胀归根于经济萧条和生产不足，为了“刺激”生产而注入超额货币。尽管这种做法最终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它们却未必能意识到因为超发货币时产出水平增加了，而货币贬值时产出恰好在收缩。 （四）一种可能的信用和货币体系
中央银行有很多超发货币的理由，但中央银行主导的货币发行体系之所以能不受发行成本制约的超发货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具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力。正是这种发行货币的垄断权，使人们在发现货币当局超发货币、以致货币贬值之后，仍不得不接受这种货币。也正因为如此，货币当局才避免了承担超发货币的成本。事实上这种成本确实不需要货币发行者在发行货币当期承担，但如果货币使用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货币进行交易，那么在货币出现贬值的那一刻，超额货币的发行者就要承担这种责任。因为在一种竞争性货币机制下，一旦A货币出现贬值，人们会立即放弃A货币而选择没有贬值的B货币。因此，一种确保货币发行者承担其超发货币成本的方式是：引入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
竞争性货币发行机制的优势在于货币以一个“普通商品”进入了经济运行，发行者为了获得发行货币所收取的服务费用，必然会竭尽全力维持其信用，从而审慎的发行货币。事实上我们不认为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可以完全消除超发货币的可能性，也不认为私人企业就不会为了短期利益而去超发货币。但是，在一种竞争体制下，人们可以在多种货币之间自由选择其要使用和持有的种类。这意味着超发货币一旦导致货币贬值，人们会立即抛弃这种货币，转向其他信用良好的货币。这种机制可以确保把超发货币的危害降到最低，而且绝不至于达到“足以影响绝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程度。
哈耶克曾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系统地阐述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危害和私人竞争发行货币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可以消除各类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9]。当然，私人竞争发行的货币也无法实现固定价值，但是却能实现一种稳定的价值。因为私人会及时根据人们的货币需求去调整货币数量，以适应经济变化，从而维持稳定的货币购买力，以确保其能获得提供货币的服务费用。当然，货币的非国家化在哈耶克提出这个构想的那个年代完全只是一种思想实验，但是在这个各种虚拟货币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再来看这个思想实验是否还像它当年那样不切实际呢？
注释：
①1930年，哈耶克受聘到伦敦经济学院，他连续做了四场讲座介绍他的经济周期理论。1931年，哈耶克将这四场讲座的内容编辑成册，即《物价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e）。
②由于货币流通的时滞性，货币发行者总是能在使用者发现货币贬值之前获得超发货币的收益。但是，这种方式会在长期内损害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从而削弱其发行货币的购买力，也即影响其发行货币的长期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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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需求结构变化是诱发危机的真正原因，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不同主体的购买力对比发生变化，致使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但是，这种资源配置结构本身并不反映实际的资源相对稀缺度，一旦货币需求的影响减弱了，资源结构就会回调，进而引发经济振荡。当货币需求结构变化持续到足以影响绝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程度时，资源结构的回调就表现为广泛的行业振荡，也就是衰退和萧条；由于现有的垄断货币发行体制使得货币发行者可以回避超发货币的成本来发行货币，尽管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程度是多少，但货币超发迟早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因此，消除危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以解决发行货币的“成本-收益”不对称问题。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货币危机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14
作者简介：黄俊明（1987-），男，江西南城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谷超（1990-），女，河北保定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境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理论。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再次受到关注。国内介绍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文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少对支撑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理论的介绍。在支撑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的传统大不相同，特别是许多概念存在差异。由于缺乏支撑理论的介绍，让人觉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晦涩难懂，甚至会产生误解。二是缺乏对危机根源的追问。绝大多数文献接受奥地利学派“货币超发引发危机”的分析，并得出“政府干预会恶化危机”的结论。但是，避免危机恶化不意味着消除危机，即便是“减少政府干预能够避免危机恶化”，也需要明确减少哪方面、或者怎样减少政府干预，而不能笼统的把“政府作为”一竿子打死。
一、 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理论
就其本质而言，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一个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因为在奥地利学派的视角中，正是货币因素进入经济才使得经济偏离均衡成为可能。因此，了解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理论、利息理论、货币理论，就成了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一）迂回生产理论
迂回生产理论为奥地利学者的周期理论分析提供了生产结构的分析框架，这种思想源于其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对低级财货和高级财货的分类。庞巴维克把这个思想发展成为迂回生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当人们改变资源的投入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人们把资源投向离直接生产消费品更远的生产阶段时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即“生产过程的每一次延长一般来讲可以使产量增加”[1]。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一笔资金，我们可以购买100千克面粉；也可以购买种子，租用土地，雇佣劳力，进行一次生产，这样我们最后能得到200千克面粉；如果把收货的小麦再培育成种子生长一次，就能生产更多的面粉：只要我们愿意等待，这种生产方式在理论上可以不断迂回。这种将生产方式就是迂回生产。更迂回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生产更加资本化，因为迂回生产过程的延长需要资本的投入。生产更加资本化，迂回生产的长度加深，产品更加丰富，这也就是经济繁荣的体现。
（二）利息理论
庞巴维克认为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类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1]，利息就是这种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的价值差别，这种价值差别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对于有的人现在的需求较未来更迫切，对于另一些人现在的物品较未来的使用更便利；第二、我们习惯低估未来的需要，未来蕴含一种不确定性；第三，现在的物品较未来的物品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因为现在的物品具有时间优势，这可以通过迂回生产转化成为数量优势。因此，在一个迂回生产的经济中，由于利息的存在，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生产结构的不同生产阶段就能在具有价格差度时仍然保持稳定。但是，如果不同阶段间的价格差度超过了利息水平，经济的稳定性就会收到干扰，从而导致生产结构发生偏离均衡的变化。
（三）货币理论
早期的奥地利学派也探讨过货币问题，到米塞斯时就形成了较完整较系统的货币理论[2]。米塞斯认为货币是一种经济商品，人们持有货币是为了将来拿它交换那些可用以生产或消费的商品[3]。因此，作为商品的货币也有其“价格”，这种价格称之为“购买力”；同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货币购买力也是由其需求和供给决定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减使得货币的“价格”，即货币的购买力相应的上升或下降。但是，货币供给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总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过程方面，即任何的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总是从某个个人和企业开始的，因而货币供给数量的变化所引起的价格结构的变动，绝不是以同样程度在同一时间影响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分析经济周期时，哈耶克认为货币理论的核心不在于解释“一般价格水平”，而是要关注“经济系统中某一处的货币数量变化如何影响最终打破均衡的整体价格水平”[4]。经济系统中非对称的货币数量变化对导致某些特定价格持续不断的变动，从而最终导致整个价格体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经济运行上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经济周期”。
（四）时间因素
时间是奥地利学派理论中核心的分析要素之一，无论生产技术如何，迂回生产总是隐含了时间因素，正是因为时间因素的存在，迂回生产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利息也是由于人们的跨期偏好而产生的，米塞斯认为时间是行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脱离时间而存在，行为本质上是为了将来而计划并行动的。时间具有流动性和不可逆性，人们对于物品的评价会受时间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人们具有的时间偏好。即在较近将来的一个欲望之满足，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比在一个较远将来的满足更受重视。所以，现在的财货比将来的财货更有价值。货币的传导也是一个时间过程，任何货币干扰总是先发生在经济系统中的某一处，再通过经济流转的运行传导到经济系统的其他地方。因此，经济周期具有隐蔽性，导致经济周期的原因与人们看到的经济衰退现象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的时间上的关系，更有可能存在时间滞后，从而使得这种原因不容易被人们发现。 二、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内容
在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中，米塞斯、哈耶克，以及罗斯巴德和加里森都涉及过经济周期的研究。米塞斯曾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论述过“信用与经济危机”，可谓开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研究之先河。哈耶克继承和发展了米塞斯的研究，正式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并将这个理论介绍到了英文世界①，哈耶克因为对经济周期研究的贡献而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罗斯巴德运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对美国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分析[5]。加里森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思想通过模型化表达出来[6]，以便能与主流经济学进行更多的交流。本文选择以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主体，对奥地利学派“货币引致周期”的经济周期理论思想进行介绍[7]。但是，在不引起歧义的时候也会选择借用加里森的表达形式来阐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些思想。
（一）经济环境及初始状态
我们假设经济只生产单一的消费品，但是消费品要经过多个生产步骤才能获得。每个步骤以上一步的产品为原料，并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投入，最初的物质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我们假定每个生产阶段都能生产比投入品“数量”（一种包含质的量化在内的数量）更多的产出品，每一个生产阶段都是依次发生的，生产过程的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上述生产结构可以以图1左边的部分表示[7]。
现在，假定经济中存在无数个中间品生产环节，每个环节又有无数个中间品生产者，也即我们把生产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那么中间产品生产就是许许多多的点组成的一个面，消费者货物就是许多点组成的一条线，如图1的右边部分。根据最简单的几何原理，直角三角形的面积等于直角边乘以底边除以2，因而有“中间产品货物（P）：消费者货物（C）”等于“生产过程的时间跨度数值（T）”的两倍，也即P：C=2T。一般地可以说中间品数量与消费品数量的比值，与生产的时间跨度存在比例关系，也即P：C=αT（α为常数）。商品的流动在货币经济中伴随着货币的流动，因而有以下关系式：中间品供给Sp与消费品供给Sc的比例，等于中间品需求（Dp）与消费品需求Dc的比例，也等于中间品货币需求Mdp与消费品货币需求Mdc的比例，并且上述比例都与生产的时间跨度正相关，也即Sp：Sc=Dp：Dc=Mdp：Mdc=βT（β为常数）。如果中间品增加，消费品不变，则生产过程的时间跨度增加，反之亦然。由此，我们建立了货币数量（比值关系）与生产结构（时间跨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经济一开始处于均衡状态，这种均衡主要表现为：（1）在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利润水平下，包括物质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源都不存在闲置。（2）各类生产资料得到均衡回报，各个生产部门得到均衡利润。因此，除了产品和货币的流动交换，不存在生产资料的流动和交换。
根据前面对经济环境的描述，这里的均衡利润不是指各部门获得相等的利润，而是指各部门获得利润的现值是一样的，即πc=∫T0e-rtdtπp。经济主体的偏好是稳定的，以及不存在技术进步，我们更倾向于分析短期内经济如何偏离均衡，假设技术中性是成立的。这种均衡状态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各个生产阶段构成的生产结构是稳定的，也就是说生产阶段的时间跨度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迂回长度既不会加深，也不会缩短。
（二）生产结构变化与均衡的偏离
经济的均衡运行只是一个假设，现实的经济运行总是非均衡的，因为有许多因素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外部干扰因素和内部干扰因素，外部干扰因素是指不受经济运行影响的因素，内部干扰因素是指经济运行内部会对均衡状态产生影响的因素。哈耶克强调经济周期不是由外部“经济数据”变化引起的，因为外部“经济数据”尽管会干扰经济运行且导致经济波动，但是影响总是倾向于相互抵消。总之，这种外部“经济数据”的干扰虽然无规律，却大体均匀地分布于经济运行的各个部门和各个阶段。因此，外部因素虽然会引发经济波动，但这种波动不可能达到“许多行业和部门陷入一般性的经济萧条”的程度，经济运行的意义就在于其本身可以应对和修复这种波动。所以，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性的一般性萧条和繁荣，原因只能是经济运行内部本身存在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
1.偏好变化引致的生产结构变化。我们在前面假设消费者偏好是稳定的，实际上这个假设很难成立，现在我们放松这个假设而考虑消费者“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的情形，并按照“时间进程”分三个阶段来观察经济运行（图2）。
首先，这种偏好的变化的两个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储蓄增加和消费品价格下降，前者又会引起资本供给增加，进而利率下降，投资会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原始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又会引起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价格会上涨，引致中间品部门的利润上升。后者的影响是消费品部门的利润就会下降，一方面有中间品部门利润上升，中间品部门会扩张生产，对原始生产资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另一方面消费品部门利润下降，消费品产生会收缩生产，对原始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减少。所以，这种利润的不平衡就会使得原始生产资料（主要是劳动力）从消费品部门向中间品部门转移。
其次，随着生产中间品投入的增加，中间品的产出也会随之增加，而储蓄增加利率下降的另一个影响是资本使用更多的早期的生产阶段会有更大的利润。这会使那些原本在生产中使用不产生利润的资料可以被使用，因而迂回生产长度会加深。根据前面对经济环境的介绍，限制条件P：C=αT，α为常数要得到满足，因此消费品数量也会相应的增加。实际上，中间品的产量增加后，其边际生产力会下降，由此引发中间品价格下降，这会使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成本下降，从而增加投入而扩大产出。
最后，经济的第三个阶段是中间品部门利润会因为中间品价格下降而减少，此外资金成本会因为有限的资本供给的消耗而上升，这进一步推高了中间品的成本，压缩了中间品部门的利润空间。由于储蓄的收益使得人们拥有更多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消费品价格止跌甚至回升。此时消费品部门的生产成本又因为中间品价格下降而降低，消费品部门的利润将逐步回升，直到达到 πc=∫T0e-rtdtπp的均衡状态。此时的均衡相较于前一次的均衡，区别在于拥有更多的中间品部门和中间品产量，更长的迂回生产时间跨度以及更多的消费品数量。
作为一种外部“经济数据”的变化，偏好的变化并没有导致经济周期，经济在一系列的调整之后重新回归均衡状态，只是此时价格水平比上一次的均衡状态更低了。可以设想经济总是不断的遭到各种外部“经济数据”变动的扰动，价格水平也总是在不断地变化调整当中，这种变动的价格其实是一种均衡的体现，是一个不断调整趋向均衡的运动。尽管由于环境总是在变换，致使现实经济世界也总是无法达到均衡。
2.货币变动与均衡偏离。我们以偏好变化为例考察了外部经济因素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内部经济因素，考察货币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选择货币，一个简单但直接的理由是货币（及其他信用形态）几乎和任何一个经济事物都有关系，但是更直接的理由是惟有货币才使得现实经济的运行与所设想的均衡经济运行有了本质差别。
（1）生产端的货币变动与均衡偏离。我们先考虑从生产端打破货币需求均衡的情况，向生产者注入货币对经济运行最初的影响，和消费者进行储蓄的影响并无二致，我们同样分三个阶段来剖析经济运行在时间进度上的变化（图3）。
在一个已经均衡的经济中向市场注入资金，需要提供比均衡利率更低的利率。低利率引起投资需求增加，中间品价格上升，中间品部门的利润增加；利润的不均衡导致原始生产资料从利润较低的部门向利润较高的部门流动。这里的原始生产资料流动与“自愿储蓄”情形下的大不相同。由于消费者并没有减少消费，消费品部门生产者能获得正常的生产利润，也能支付正常的生产成本。因此，中间品部门需要提高对原始生产资料的支付，才能诱导原始生产资料流向中间品生产部门。随着资本和原始生产资料更多地进入中间品部门，很多相对闲置资源现在也能用于生产，于是迂回生产长度得以加深。
在第二阶段，中间品部门对原始生产资料的高价竞争挤压了消费品部门的利润水平，消费品生产者倾向于收缩生产。但是，由于消费者并没有减少消费，这就使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消费品部门利润水平回升。中间品投入的增加使得中间品产出增加、价格下降，而更长的迂回生产长度虽然意味着更多的中间产品，也意味着人们需要更久的等待。由于消费者没有改变偏好，人们不愿意等到迂回生产过程完成，而是会将所有的额外收入立即用于弥补消费品价格上升导致的消费缩水。这部分额外收入，来自于中间品部门在扩张时为原始生产资料支付的更高价格中，已经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部分。为了弥补消费缩水而进行补充消费，进一步推高了消费品的价格，从而也提升了消费品部门的利润水平。
在经济运行的第三个阶段，消费品部门更高的利润又引诱原始生产资料从中间品部门流向消费品部门，而此时时间跨度更长的迂回生产尚未完成，原始生产资料的流失意味着中间品生产部门无法完成生产，导致大量专门生产资料闲置，这又进一步导致大量原始生产资料从中间品部门释放出来，但消费品部门又无法完全吸收这些数量的劳动力，从而引发失业。当然，货币供应者也可以通过再次向生产部门注入低利率的资金来维持中间品部门的生产，但前面所述的经济过程将重复发生一次，从而再次出现生产资料闲置和失业。况且，低利率注入资金不能无限持续，因为持续的货币贬值会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发生扭曲，从而使货币体系崩溃。
（2）消费端的货币变动与均衡偏离。如果货币不是通过生产者，而是通过消费者进入经济运行过程，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由于购买力突然增加的消费者并没有储蓄的计划（偏好不变），他会选择立即消费。但是，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增加，于是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和消费品部门利润水平上升，这又将导致消费品部门的扩张，为了引诱更多的非专门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力）从中间品部门流入消费品部门而支付更高的费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确实会使消费品部门和近消费端的中间品部门利润增加、产出扩张，但是更多远消费端的中间品部门却来不及感受消费品部门的扩张，就因为非专门生产资料的流失而停产，远消费端的生产部门停产导致迂回生产长度缩短。迂回生产的跨度缩短、中间品产量减少意味着消费品部门的生产也会萎缩，从而导致大量从中间品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失业（图4）。
（3）经济萧条是一个结构问题。超额货币进入经济运行后，经济没有出现和偏好变化后一样的情形，而是出现生产资料在中间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来回转移，最终使得部分（或许多，视超额货币量而定）中间品部门出现生产停滞，生产资料闲置和失业。通常把经济周期看作是一种总量问题，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基本同意这种说法，只不过他从另一个侧面来描述了这个现象：即生产过剩。
奥地利学派在现象上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经济萧条的表现是生产过剩，而不是需求不足，但是奥地利学派并不认同马克思进一步的分析，不认为生产过剩的原因是阶级剥削导致的需求不足（其实这与凯恩斯的观点又一样了）。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这种生产过剩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由于太多的资源被配置到消费品部门，导致中间品部门的生产无法完成，以至于出现生产资料闲置，这种停产的效应会通过经济运行从最初的生产部门逐渐向消费品生产部门衍生，从而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和失业。所以，人们看到的需求不足是由最初的中间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停滞导致的。
三、货币引致的经济周期
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干扰导致了与偏好变化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已经表明了超额货币进入经济运行后导致的问题——不论是进入生产端，还是进入消费端，超发的货币都会引致危机——因为超额货币导致货币需求结构被破坏。与货币数量论者的观点不同，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结构变化是诱发危机的唯一原因，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货币会平白无故的超发，除非有不可避免的超发货币的理由。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导致经济危机的更深层的原因。
（一）货币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 传统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是通过影响一般物价水平来影响经济的，只要保证货币数量的稳定供给，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稳定，货币就是中性的，就不会影响实体经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也认为变动的货币量会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来破坏经济原有的稳定状态，引发经济波动[8]，但货币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不是通过改变一般价格水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动使得两种相互替代的商品A、B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例如A的价格上升，B的价格下降），即使总体物价水平不变，人们也会消费更多的A和更少的B，从而使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流向生产A的企业。
事实上，传统货币数量论者和货币学派要求的控制货币数量来稳定物价水平，要求货币数量的变动及时且准确地发生在商品数量变动的每一个角落，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没人能够预知经济中全部的影响产出和需求的因素，从而及时且准确的调整相应的货币数量。实际上任何货币的数量变化总是从经济运行的某一处开始的，然后在经济体中慢慢扩散开来。无论货币从经济体的何处进入经济运行，一旦超额货币进入经济运行，就会打破各类经济主体之间原有的货币对比平衡，也即破坏原来的货币需求结构（即Mdp：Mdc）。
货币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正是通过货币的变动引起的货币需求结构变化实现的，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的货币购买力对比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原有的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不同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会引发不同资源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价格是市场信号，是引导资源配置的风向标。在相对价格变化的指引下，更多资源会流向价格更低、回报更高的部门，从而导致原有的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打破原本稳定的经济状态。
（二）货币引致危机的根由
本文所讨论的三种情形都引发了相对价格变化，也都改变了生产结构，但第一种情形没有引起危机，而后两种情形却引发了危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超发货币引发的相对价格变化，不能反映真实的供给需求情况变化，而只是反映购买力对比的变化。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来源于人们对货币的购买力评价，货币发行机构不能指望通过仅仅调整货币数量来改变产出水平，对货币的这种要求已经超越了货币的能力。
超出总货币需求额之外的一笔新资金进入经济运行后，人们并不立即感受到货币购买力受损，而是根据货币的流动路径依次感受到不同部门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价格的交替上涨就形成了相对价格变化。因此，超额货币下的价格变动实际上是一种价格扭曲。由于扭曲的相对价格并不反映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当扭曲力量减弱时，经济运行会按照实际各类经济主体供给资源的能力和对资源的需求来重新调整相对价格水平和资源配置。这也就是说受到货币需求结构扭曲的经济会在货币影响褪去时进行回调，并且货币需求结构变化对相对价格产生的扭曲影响越大，回调的幅度就越大。如果进入经济体的超额货币数量多到足以影响绝大多数的部门，那么在回调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乃至巨大的危机。
我们没有办法对“足以影响绝大多数部门”的具体数额给出准确的判断，我们的任务不在于给出这个准确的数额，而在于探明为什么货币变化有可能达到那样的程度，以及怎样达到那样的程度？人们持有货币或接受货币是因为货币具有购买力，米塞斯认为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货币的购买力。但是，与传统实物货币本身就具有价值、从而具有购买力的情形不同，现代货币的购买力完全基于发行者的信用，货币为人们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因而人们会有“消费”（即使用和持有）货币的需求，于是就会有“生产”（即发行）货币的供给。货币的“生产者”和其他商品的生产者一样，投入“成本”，“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产品”来获得利润。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生产者”的收益是借贷利息差和服务费用，而其成本除了制作和管理货币流通的成本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和维持信用的投入，这其中也包括为了维持长久信用而拒绝短期利润诱惑的成本②。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一旦货币的信用受损，货币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而这又会对其发行货币的收益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当货币发行者通过经济的某个地方注入一笔超额货币时，人们并不立即感受到货币购买力的受损；只有当这笔超额货币已经影响到绝大多数部门时，人们才会发现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一个货币发行商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体制中，货币发行商并不会出于货币贬值的时滞来超发货币。因为一旦人们发现货币贬值，货币发行者损失的不仅仅是“发行服务费”，还包括用于发钞储备的真金白银。然而，如果货币发行商可以避免承担超发货币的惩罚，也即不会因为超发货币而损失发钞储备（甚至不损失“发行服务费”），那么超发货币就具有可能性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货币体系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央银行体系下的货币发行以政府信用和国家储备为基础，并且作为唯一的法定债务偿还凭据，即便人们发现货币贬值也没有替代物可供选择。因此，在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体系下，发行货币的收益和超发货币的成本出现错位——中央银行获得了发行货币的好处，货币使用者承担了通货膨胀的损失，正是这种“收益-成本”的不匹配使得货币超发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经济运行到危机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应者本应该承担超发货币的成本，从而审慎地发行货币。但是，他们却规避了这种成本，并且还营造了一种繁荣的氛围——先是中间品部门扩大生产，进而消费品部门扩大生产——以至于最后不断地通过重复这种“刺激”出来的繁荣来诱导经济危机。因为超发货币的成本始终需要有人承担，而不会凭空消失。
（三）为什么中央银行会超发货币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解释了足以引发经济危机的货币超发出现的可能性，也基本完成了本文设定的目标：对引发危机的货币根源的追问。但是，我们仍然想触及“为什么中央银行会超发货币？”中央银行在很多国家承担着调节经济运行的重任，当人们认为经济应该绝对平稳运行时，中央银行就具有了超发货币的基础。例如人们接受了“通货紧缩是危险的”这样的观念，当经济运行到中间品价格下降时，由于这种观念宣称“通货紧缩将抑制生产者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使经济陷入萧条”，他们就会要求中央银行通过信贷支持维持利润水平，从而扩大生产。如果中央银行也坚持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有责任维持价格水平稳定（实际上很多中央银行被赋予这种不恰当的责任），中央银行就会采取措施应对通货紧缩——发行货币支持中间品产生维持利润水平。但一旦中央银行这样做，经济就会陷入我们在第二种情形中所说的境地。实际上若中央银行不干预经济运行，经济反而能自行调整应对干扰。除此之外，如果面对的不是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错误的承担责任的中央银行也会超发货币。在一种错误观念引导下，它们把通货膨胀归根于经济萧条和生产不足，为了“刺激”生产而注入超额货币。尽管这种做法最终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它们却未必能意识到因为超发货币时产出水平增加了，而货币贬值时产出恰好在收缩。 （四）一种可能的信用和货币体系
中央银行有很多超发货币的理由，但中央银行主导的货币发行体系之所以能不受发行成本制约的超发货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具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力。正是这种发行货币的垄断权，使人们在发现货币当局超发货币、以致货币贬值之后，仍不得不接受这种货币。也正因为如此，货币当局才避免了承担超发货币的成本。事实上这种成本确实不需要货币发行者在发行货币当期承担，但如果货币使用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货币进行交易，那么在货币出现贬值的那一刻，超额货币的发行者就要承担这种责任。因为在一种竞争性货币机制下，一旦A货币出现贬值，人们会立即放弃A货币而选择没有贬值的B货币。因此，一种确保货币发行者承担其超发货币成本的方式是：引入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
竞争性货币发行机制的优势在于货币以一个“普通商品”进入了经济运行，发行者为了获得发行货币所收取的服务费用，必然会竭尽全力维持其信用，从而审慎的发行货币。事实上我们不认为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可以完全消除超发货币的可能性，也不认为私人企业就不会为了短期利益而去超发货币。但是，在一种竞争体制下，人们可以在多种货币之间自由选择其要使用和持有的种类。这意味着超发货币一旦导致货币贬值，人们会立即抛弃这种货币，转向其他信用良好的货币。这种机制可以确保把超发货币的危害降到最低，而且绝不至于达到“足以影响绝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程度。
哈耶克曾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系统地阐述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危害和私人竞争发行货币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可以消除各类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9]。当然，私人竞争发行的货币也无法实现固定价值，但是却能实现一种稳定的价值。因为私人会及时根据人们的货币需求去调整货币数量，以适应经济变化，从而维持稳定的货币购买力，以确保其能获得提供货币的服务费用。当然，货币的非国家化在哈耶克提出这个构想的那个年代完全只是一种思想实验，但是在这个各种虚拟货币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再来看这个思想实验是否还像它当年那样不切实际呢？
注释：
①1930年，哈耶克受聘到伦敦经济学院，他连续做了四场讲座介绍他的经济周期理论。1931年，哈耶克将这四场讲座的内容编辑成册，即《物价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e）。
②由于货币流通的时滞性，货币发行者总是能在使用者发现货币贬值之前获得超发货币的收益。但是，这种方式会在长期内损害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从而削弱其发行货币的购买力，也即影响其发行货币的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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