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越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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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冬日阳光里重获自由的李一男,大概还会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小牛电动车发布会上,他略带羞涩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李一男,再过几天就45岁了”。不太合体的蓝色襯衣,方言浓重的普通话,那些跑来围观天才创业者的人们或许多少有些失望——眼前的李一男,实在太接地气了。
  27岁以华为最年轻副总裁身份被称为“天才”时,围绕李一男的关键词是少年得志、盛气凌人。现实重重狙击之下,天才的骄傲终究荡然无存。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李一男是以孤注一掷的姿态开始小牛这个创业项目的。
  他宣称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创业。这位以技术著称的创业者不得不亲自准备发布会演讲,对他来说,这是一件跟处理人际关系一样不擅长的事情。发布会前一个月,为了锻炼胆量,灌下一瓶啤酒的李一男,跳上会议室桌子,面对公司的几十号员工排练了40遍。但最终,演讲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但这并没有妨碍投资人对小牛项目的青睐。发布会那天,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李宏玮出面站台,她把李一男和创立小米的雷军做起了比较——他们同样从大公司离开,有过天使投资人的短暂经历,最终踏上了创业这条路。
  虽然演讲没太搞好,李一男看起来还是很振奋的。他回顾了自己从15岁考入华中科大少年班到当时的心路历程,感慨:“即使摔过很多跟头,也没必要对这个最好的时代失望。”会后第一天,他就带着一帮人下到生产工厂,揪出了对工程车60多处不满意的地方。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李一男既定的方向发展,但命运很快把他推向了失望的深渊。
  发布会第二天,刚下飞机的李一男在深圳机场被带走拘留。几个月后的检方资料显示,任职金沙江创投期间,他通过内幕消息炒股获利700多万元。
  多家媒体用了“天才陨落”形容这场变故,显然这是大众感兴趣的题材——15岁考入少年班,27岁当上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这些笼罩在成功光环下的过往,是李一男后来辗转百度、12580、金沙江时的底牌,等他失意之时,又变成了最打脸的参照。
  早年一路顺遂导致的狂妄粗暴也为“天才”加了戏码。有华为老员工评价李一男“很少对人假以辞色,对其他副总也是态度粗暴,和任正非很相像”。还有与他相熟的前同事称,在华为的李一男狼性十足,年龄不大,脾气却很大,后来被贾跃亭请到乐视掌管酷派手机又离开的刘江峰,就经常挨李一男的骂。
  事实上,被拘留之前,李一男的性情已经收敛许多。
  挫折是磨平棱角的最佳道具。
  一个流传坊间的说法是,李一男离开华为的直接原因,是与当时担任常务副总裁的元老郑宝用矛盾加剧,甚至到了谁走谁留的地步,关键时刻,任正非选择了郑宝用。
  于是,30岁的李一男带着2000万创业基金北上,创建港湾网络。但仅仅3年后,这家被外界认为是华为系的创业公司,却收购了华为光传输元老黄耀旭创立的钧天,正式向华为宣战。一手扶植李一男坐上副总裁宝座的任正非不淡定了,华为“打港办”随之建立。
  胳膊拧不过大腿,3年后港湾被华为收购,李一男也重回华为,只是在这场“惨胜如败”的斗争中,任正非和李一男都回不到曾经其乐融融的氛围了。
  2008年,李一男搭上百度这趟列车,再次出走华为,也开始了自己的频繁跳槽之路。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重现华为时期的耀眼,沦为顶着天才和华为光环的匆匆过客。直到小牛项目的出现。看起来,他是憋着劲要大干一场的。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打破了他的计划。事实上,他此前也熬过难捱的日子。重回华为那段时间,李一男只挂有虚职。任正非给他安排了一间透明玻璃的办公室,回归第一天,一波波华为员工特地跑来参观。
  多年之后,李一男回忆起那段经历,感慨“真疼啊”。
  从1990年5月到1994年3月,孙宏斌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熬下来的。
  对他来说,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度过的这些时日,天与天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一天一天,在那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每一天是完全一样的……一年过去和一天一样,但是过一天也跟过一年一样。”
  被柳传志亲手送进监狱之前,孙宏斌在联想集团风头正健,一度被认为是前者的接班人,被柳传志评价为“少见的能一眼把行业看穿的人”。这位原本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的清华毕业生是在1988年拨通那个招聘电话的,很快,他加入柳传志创办的这家公司,成为牵制老同志的年轻力量。
  有趣的是,这位原本在科研机构跟液体、气体打交道的理工男却搞起了销售。他足够聪明勇猛——这是很多八九十年代成功者的共性。没多久,孙宏斌培养出了一波“嗷嗷叫”的年轻部下,在公司自成一派。
  风险由此埋下。《联想企业报》头版上的文字,出卖了孙宏斌带领的联想企业部的野心,企业部员工还被调侃为“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当时柳传志正在香港忙业务,关于孙宏斌搞内部帮派、随意任免员工、建小金库的这些传闻,不得不让这位创始人心头一凛。
  后来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1990年5月,孙宏斌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捕,事发时,儿子孙喆还在襁褓之中。
  监狱里的日子,教给孙宏斌最重要的道理可能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需要保护自己,同时为今后谋打算。事实上,凭借“超级知识分子”的背景,他在监狱里没受太多罪,还学到了不少流氓的黑话,譬如“走的是面,玩的是腕”、“在流氓的江湖从来不是靠腿、胳膊粗”。
  出狱前的第18天,孙宏斌和一位狱警到北京出差,求见了柳传志,两人一起吃了顿川菜,孙宏斌为当年的年少轻狂向柳传志致歉,换回了和解。此后,在后者帮助下,孙宏斌在天津创办顺驰公司,进入房地产行业。
  曾经把一手好牌打烂的孙宏斌,似乎重新找回了牌桌上的技巧。顺驰一路狂奔,2002年在天津实现10亿销售额,孙宏斌因为在行业会议上直怼王石备受关注,又屡屡成为“地王”,还先后试图并购绿城、佳兆业、雨润等公司。   至于后来卖顺驰、做融创、成为乐视和万达文旅及酒店项目的接盘侠,大概就是孙宏斌在狱中4年没有想到的事情了。事实上,他的成功很大程度源于跟过去、跟柳传志的和解,“如果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
  同样在监狱里想明白的还有孙宏斌的清华学弟高晓松。
  时至今日,没人会觉得高晓松入狱是件单纯的倒霉事,高晓松在醉驾后的表现早已经被当成公关事件典范供人学习——他诚恳认错,在法庭上亮出“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悔过书,还配合拍摄了主题宣传片。而从后来的故事看来,入狱为高晓松提供的,更像是一个向上的阶梯,而不是衰落的滑道。
  只是刚从监狱出来的高晓松是想不到这些的。出身于高知家庭的高晓松从来都活得很轻松,从北京城最牛的学校一路念下来,清华退学后,他和老狼做的第一首歌《同桌的你》就火了。两人拿奖拿到手软,在一次颁奖典礼上,高晓松对老狼说:“这要是第二名,咱不上台啊。”坐在旁边的那英接话了:“肯定是你俩第一,还用琢磨吗?”
  结果自然如他们所说。
  高晓松混在娱乐圈的日子潇洒又美好,但当一切来得太容易时,身在其中的人往往容易丧失斗志。2011年的酒驾事件之前,他自编自导了第三部电影《大武生》,但这些折腾,都没有再复现上世纪90年代的辉煌。
  事实上,时代已经变了。诗歌、摇滚、民谣都不再是主流,海子、顾城早已陨落,舒婷、北岛出门不用担心被认出来,魔岩三杰也各自飘散。2011那年最火的是穿越剧,杨幂因为主演《宫》跻身于一线女明星,而白百何因为出演《失恋33天》成为小妞电影的主角。
  变幻之中,42岁的高晓松前路并不清晰。在监狱里的那半年多后来被高晓松形容为“唐宋生活”,没有网络和手机的干扰,牢房里六七米高的屋顶,垂着一盏24小时不关的灯。不知道时间流逝的速度,高晓松就自己用水瓶做了个滴水的计时工具,以30分钟的《新闻联播》为基准,掌握水滴和时间关系。听教官说晚上有雨,就早早在窗下等候,雨声响起的时候就格外高兴。监狱里每天会发两个馒头,每周不固定发一次煮鸡蛋,推饭小车里传出的鸡蛋碰撞声,也会成为最美妙的声音。
  他内心反而自由了,不再为奋斗而焦虑,看金庸、看《大英百科全书》,还翻译了一本书。
  好运气随之而来。出狱后他获得了更多机会,开始频繁在综艺节目里露脸,仅2012年4月至7月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就担任了7档综艺节目的评委——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从过气明星变成了改过自新又有学问的励志人物,而对于综艺节目来说,关注度就是一切。
  他成为了网红,《晓松奇谈》《奇葩说》《晓说》这些节目终于让他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偶像,有人把他的大脸做成表情包,又做成了靠垫。而在一份“2016年中国网红商业价值榜”中,高晓松位列榜首,贾跃亭和王思聪排在其后。
  商业上的回报也同样丰厚:2015年,他出任阿里音乐董事长,次年担任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负责阿里大文娱的国际战略。
  阿里大文娱的进展并不算顺利,但高晓松的改变还是很明显的。曾经跟他长期共事的清华师兄宋柯一度很惊讶,高晓松以前从不干具体的活,但现在开个发布会,“他比我都快,提交名单,说我已经定了谁谁谁来啊,刷刷就列了一堆人。”
  但幸运儿毕竟是少数。
  褚时健、孙宏斌、高晓松的牢狱故事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正因为关于监狱的剧情总是悲凉。世事无常的残酷,才是中国商人们在牢狱之灾中的主题曲。
  大多数人没有东山再起,甚至背负着罪名郁郁而终。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曾凭借“中国魔水”的生意成名,顶峰时期的1994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三水健力宝星”。这颗小行星也见证了李经纬的兴衰——2002年,63岁的李经纬因为被举报涉嫌贪污犯罪被捕。他在2013年去世,一直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名,“有错但无罪”、“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成为中风之后的李经纬每次见到王波必说的两句话,后者是他的律师。
  同样一直在鸣冤的还有太子奶创始人李纯途、顾维军。后者出狱后曾经高调召开媒体见面会,带着一米多高的白纸帽子,上书:草民完全无罪。但距离二人出狱已经5年了,剧情并未出现任何反转。
  吴晓波在写《大败局》时回忆自己所接触采访过的500多家中国企业,有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他心里:今天正在中国的经济舞台表演的一些企业家,可能将不可避免地随风而逝。
  其中一个重大失败基因就是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玩火之人遭受火焰反噬也是意料之事。
  入狱前,李经纬不情愿地将健力宝交到年仅28岁的张海手里。几年后,张海也因为职务犯罪被捕,靠佛教活动发家的他当时说出一句禅语,“有时春天来了,花反而会落”。
  曾经主导“中国第一庄”的唐万新是位狂人,名言是“但凡我们用生命去赌的就一定精彩”。他曾凭借德隆非法集资406亿,资产一度超过1200亿。2016年,经历将近18年牢狱生活的唐万新出狱,此后再无声息。
  而那些还在狱中的商人们,命运同样不可捉摸。
  即使有妻子杜鹃那句“等你出狱时,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国美”的承诺,黄光裕的故事依然充满不确定——这位前首富在2008年入狱,如今,他一手打造的昔日行業巨头国美,在2017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不足死对头苏宁的一半,后者如今抱紧了阿里的大腿。可以确认的是,等黄光裕重获自由,等待他的江湖早已不是他曾经熟悉的模样。
  欧洲历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曾说“知识不是预见,但预见却是知识的一部分”。所有即将发生的失败都不可避免地残存着以往悲剧的痕迹。
  告别监狱大门的李一男将走进怎样的命运?快播王欣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答案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他们再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动静,看客们也不会寂寞,很快就会有“孙一男”“李欣”出现。毕竟,戏剧性的起伏才符合中国人对传奇故事永不餍足的集体心理。
  (吴泽荐自《时代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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