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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香山，一个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不能忽略的革命纪念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这里运筹帷幄，从军事、理论、经济、制度等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做准备。军事上，指挥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理论上，构建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经济上，稳定物价使人民币在解放区站稳了脚跟;制度上，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及其他法规。
位于北京西郊香山的香山革命纪念地，曾是中共中央的驻地。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进驻香山。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直到9月才移居到北平城内中南海菊香书屋。在香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一边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中国。香山，承载着党的历史上许多无法磨灭的红色记忆。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他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从军事、理论、经济、制度等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军事准备：向全国进军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地区全面进军。
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于4月20日夜至21日，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的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4月24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庭院内的凉亭里，读到刊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进步日报》号外，随即为新华社写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新闻稿，其中写道：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不久，毛泽东又赋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来记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进军，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
5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杭州、武汉、西安、南昌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全省（舟山群岛除外）。
8月，人民解放军攻克福州、兰州，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
9月，人民解放军攻克西宁、银川，新疆和平解放。
9月、10月间，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主力，然后向广东、广西进军。
至此，中国大陆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打击国民党军的同时，加紧政治争取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总人数达到188万，对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党员，在瓦解敌军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开展情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大量具有战略性、动向性的军政情报，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组织群众保护工厂、机关、学校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了军事准备。
理论准备：《论人民民主专政》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最终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总结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阐明新国家的构想，系统宣传党和新国家的内外政策，也成为一项必须而且迫切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从而科学地阐明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通过回顾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基本经验：（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据此，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完整公式。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为什么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提出，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谈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归宿问题、农民问题等，从形式上看是一条一条的，联系起来却是一个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完整统一的体系。文章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系统地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起，构成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为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指导，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做了政治理论准备。
经济准备：人民币占领流通市场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推进，人民政权从国民党当局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失业众多。1949年的特大洪水更是让穷困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成为政权接管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这一难题，集中体现在接管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上。在军事上，上海已经解放，但这并不等于真正拿下了这座城市——消灭了有形的敌人，还有更多更难的无形斗争在前面等待着。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即发布公告，要求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货币计算单位;1949年6月6日起，禁止金圆券在市面流通。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兑换金圆券工作进展顺利，在短短7天内就结束了。虽然金圆券肃清了，金、银、外币仍流通于市，人民币并没有占领上海市场。
上海解放的头一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投入近20亿元人民币用于流通，每天投放的数量并不大，但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银行。以人民币结算的各种商品，还是天天涨价。市民们的确把金圆券都兑换成人民币了，但一拿到手，要么立刻去买东西，要么兑换为美元、银圆、黄金。其中，市民兑换数量最大、最普遍的是银圆。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5月27日……亦有店铺可换人民券者，大头一元换三百元云。”“6月3日……大头换一千[元]……”
当时的上海，市民用人民币根本买不到成批的东西。一些投机分子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银圆投机，大街小巷充斥着银圆贩子，他们手里拿着大把银圆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嘴里还报着当天银圆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6月5日这一天，银圆贩子有2万人，8日发展到8万人。“解放军能打进来，人民币打不进来。”市面上流言四起。
银圆暴涨带动了物价的扶摇直上，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与此同时，一些私营商店开始用银圆标价，拒收人民币。银圆投机风严重冲击金融市场，危害正当的工商业，影响市民生活。
为了稳住市场，上海市军管会最初想用经济手段击败银圆投机风潮，集中大量银圆拿到黑市上去抛售。6月5日，投放了10万枚银圆，第二天又追加了31万枚，银圆抛出去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银圆价格一点不见回落，甚至还涨到了1枚兑2000元人民币。
在严峻的形势下，上海市军管会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重拳打击炒作银圆的不法商人。6月9日，400名人民警察被召集起来领受任务。第二天上午，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率领一个营包围证券大楼，人民警察进场控制，勒令停止一切活动，并搜查了各投机商号，抄没黄金3642两、银圆39747枚、美元62769元，取缔了一切银圆交易黑市，234人被移送人民法院审判。一天一夜之间，银圆投机的毒瘤被切除，银圆价格立即下跌，全国粮油价格也旋即下降。上海市民拍手称快：“共产党真有办法！”一周后，市面上已经很少能看到银圆，老百姓有了使用人民币的动力和信心。
继上海查封银圆交易场所之后，其他解放后的城市也相繼缉获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查封专事投机的地下钱庄和街头银圆兑换店。这场斗争打击了非法金融投机活动，使人民币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管理，引导私营银行和钱庄将资金主要投向生产，取缔专放高利贷的钱庄;普遍进行工商登记，严格监管市场交易和大宗物资采购，禁止囤积居奇的商业投机活动;等等。此外，人民银行还迅速开办折实储蓄存单，以保障职工薪水收入的实际价值，对打击银圆投机起了配合作用。
经过一番斗争，猖獗的银圆投机风波平息下去，人民币开始在解放区站稳脚跟，扭转了黄金、外币及银圆领导物价的形势，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经济方面的准备。
制度准备：通过《共同纲领》等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
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一方面参观学习，了解解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研究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各项方针政策，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广泛的讨论;另一方面，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诸项问题，与中共方面进行初步讨论和磋商。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一方面谋划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一方面十分重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鼓励他们告别既往，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这些民主人士，经过曲折痛苦的摸索之后，逐渐认识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从而转向拥护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朋友。
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十分尊重，每次客人到时，总是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迎接，有时还走到大门口去迎接。对于年岁高的老人，毛泽东还亲自走到汽车边搀扶他们下车和上台阶。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柳亚子、陈嘉庚、司徒美堂、赛福鼎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等原国民党军政要员，正是从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虚怀若谷、不计前嫌、坦诚相待、广揽群贤的宽阔胸怀，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信心，增强了参与筹建新中国的主动性。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与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频繁、广泛、深入接触。他总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朝党和在野党的互相斗争、互相交替的关系，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949年6月15日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与会者由中国共产党和积极响应中共“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134人组成。会议结束后，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立即全面、紧张地开展起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6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于9月30日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至此，为新中国奠基的制度准备圆满完成。
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位于北京西郊香山的香山革命纪念地，曾是中共中央的驻地。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进驻香山。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直到9月才移居到北平城内中南海菊香书屋。在香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一边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中国。香山，承载着党的历史上许多无法磨灭的红色记忆。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他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从军事、理论、经济、制度等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军事准备：向全国进军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地区全面进军。
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于4月20日夜至21日，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的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4月24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庭院内的凉亭里，读到刊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进步日报》号外，随即为新华社写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新闻稿，其中写道：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不久，毛泽东又赋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来记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进军，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
5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杭州、武汉、西安、南昌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全省（舟山群岛除外）。
8月，人民解放军攻克福州、兰州，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
9月，人民解放军攻克西宁、银川，新疆和平解放。
9月、10月间，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主力，然后向广东、广西进军。
至此，中国大陆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打击国民党军的同时，加紧政治争取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总人数达到188万，对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党员，在瓦解敌军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开展情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大量具有战略性、动向性的军政情报，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组织群众保护工厂、机关、学校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了军事准备。
理论准备：《论人民民主专政》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最终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总结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阐明新国家的构想，系统宣传党和新国家的内外政策，也成为一项必须而且迫切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从而科学地阐明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通过回顾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基本经验：（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据此，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完整公式。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为什么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提出，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谈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归宿问题、农民问题等，从形式上看是一条一条的，联系起来却是一个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完整统一的体系。文章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系统地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起，构成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为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指导，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做了政治理论准备。
经济准备：人民币占领流通市场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推进，人民政权从国民党当局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失业众多。1949年的特大洪水更是让穷困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成为政权接管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这一难题，集中体现在接管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上。在军事上，上海已经解放，但这并不等于真正拿下了这座城市——消灭了有形的敌人，还有更多更难的无形斗争在前面等待着。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即发布公告，要求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货币计算单位;1949年6月6日起，禁止金圆券在市面流通。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兑换金圆券工作进展顺利，在短短7天内就结束了。虽然金圆券肃清了，金、银、外币仍流通于市，人民币并没有占领上海市场。
上海解放的头一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投入近20亿元人民币用于流通，每天投放的数量并不大，但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银行。以人民币结算的各种商品，还是天天涨价。市民们的确把金圆券都兑换成人民币了，但一拿到手，要么立刻去买东西，要么兑换为美元、银圆、黄金。其中，市民兑换数量最大、最普遍的是银圆。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5月27日……亦有店铺可换人民券者，大头一元换三百元云。”“6月3日……大头换一千[元]……”
当时的上海，市民用人民币根本买不到成批的东西。一些投机分子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银圆投机，大街小巷充斥着银圆贩子，他们手里拿着大把银圆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嘴里还报着当天银圆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6月5日这一天，银圆贩子有2万人，8日发展到8万人。“解放军能打进来，人民币打不进来。”市面上流言四起。
银圆暴涨带动了物价的扶摇直上，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与此同时，一些私营商店开始用银圆标价，拒收人民币。银圆投机风严重冲击金融市场，危害正当的工商业，影响市民生活。
为了稳住市场，上海市军管会最初想用经济手段击败银圆投机风潮，集中大量银圆拿到黑市上去抛售。6月5日，投放了10万枚银圆，第二天又追加了31万枚，银圆抛出去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银圆价格一点不见回落，甚至还涨到了1枚兑2000元人民币。
在严峻的形势下，上海市军管会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重拳打击炒作银圆的不法商人。6月9日，400名人民警察被召集起来领受任务。第二天上午，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率领一个营包围证券大楼，人民警察进场控制，勒令停止一切活动，并搜查了各投机商号，抄没黄金3642两、银圆39747枚、美元62769元，取缔了一切银圆交易黑市，234人被移送人民法院审判。一天一夜之间，银圆投机的毒瘤被切除，银圆价格立即下跌，全国粮油价格也旋即下降。上海市民拍手称快：“共产党真有办法！”一周后，市面上已经很少能看到银圆，老百姓有了使用人民币的动力和信心。
继上海查封银圆交易场所之后，其他解放后的城市也相繼缉获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查封专事投机的地下钱庄和街头银圆兑换店。这场斗争打击了非法金融投机活动，使人民币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管理，引导私营银行和钱庄将资金主要投向生产，取缔专放高利贷的钱庄;普遍进行工商登记，严格监管市场交易和大宗物资采购，禁止囤积居奇的商业投机活动;等等。此外，人民银行还迅速开办折实储蓄存单，以保障职工薪水收入的实际价值，对打击银圆投机起了配合作用。
经过一番斗争，猖獗的银圆投机风波平息下去，人民币开始在解放区站稳脚跟，扭转了黄金、外币及银圆领导物价的形势，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经济方面的准备。
制度准备：通过《共同纲领》等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
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一方面参观学习，了解解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研究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各项方针政策，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广泛的讨论;另一方面，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诸项问题，与中共方面进行初步讨论和磋商。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一方面谋划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一方面十分重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鼓励他们告别既往，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这些民主人士，经过曲折痛苦的摸索之后，逐渐认识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从而转向拥护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朋友。
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十分尊重，每次客人到时，总是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迎接，有时还走到大门口去迎接。对于年岁高的老人，毛泽东还亲自走到汽车边搀扶他们下车和上台阶。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柳亚子、陈嘉庚、司徒美堂、赛福鼎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等原国民党军政要员，正是从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虚怀若谷、不计前嫌、坦诚相待、广揽群贤的宽阔胸怀，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信心，增强了参与筹建新中国的主动性。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与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频繁、广泛、深入接触。他总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朝党和在野党的互相斗争、互相交替的关系，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949年6月15日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与会者由中国共产党和积极响应中共“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134人组成。会议结束后，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立即全面、紧张地开展起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6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于9月30日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至此，为新中国奠基的制度准备圆满完成。
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