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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镣铐锁不住最初的梦想，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北京，盛夏，傍晚7点，潮湿的夜幕随时间一寸寸地俯压下来，覆盖住了城市的身躯。骤起的晚风仿佛发出了大雨将至的讯号，催促着街上的行人匆匆赶路。
例行的日薄西山，例行的热风闷雨，例行的车流编织着缓慢流淌的光线丝带，例行的人潮在地下铁道的迷宫里吞吐聚散。
采访的约定让《留学》记者延宕在办公室的白炽灯光之下，整理着受访者的资料：汪辉，Doctor. Jason，德国图宾根大学，神经生理系，医学博士……此时德国时间中午1点，汪辉上午的实验还没有收尾。“一般中午有点儿时间。”他在微信上这样回复《留学》记者的采访邀约。
逃离一座城市，有时是选择，有时靠机缘。接通微信语音电话的那一刻，除了汪辉打招呼的声音，扬声器里还传来了清脆宛转的鸟鸣声。而图宾根田园的沙沙风声、正午阳光下内卡河的汩汩的水流声、农场里马尾扑蝇的扑簌声好像也顺着网络接踵涌过来了。106分57秒的微信语音通话里，我们发现，汪辉也正是一位“城市逃离者”。他渴望挣脱平庸的泥潭，又屈从于现实的温柔;他有悬壶济世的至高理想，也在难得糊涂中打趣自嘲。他自称“负能量”，却总是笑个不停;他感到孤独，可偏偏从这可贵的孤独中吸吮着成长的能量。
漂洋过海，为心中的医学梦想寻觅出路;只身旅外，个中炎凉冷暖唯有自知。在汪辉的心声里，我们窥得了当代医学留学生神秘面纱后的最真实体悟。
不愿困于平庸的枷锁
辞职出国延续梦想
做医生的梦想在汪辉心中萌发得格外早。在高中同学录上，他曾写下这样的一句话：我以后想当一名医生。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大连医科大学，主要研究神经外科，毕业后在济南的一家医院顺利入职，并且在这座城市落脚成家，结婚生子。追梦之旅看似一帆风顺，生活也仿佛照着合理的轨迹平稳地前进着。
然而，在医院中日复一日的乏味工作磨损着年少的锐气，侵蚀着拼搏的动力。他确实成为了一名“医生”，但距离“心目中的医生”遥不可及，甚至还感觉自己正在与这一梦想渐行渐远。现实远不如理想那么丰盈饱满。“理想之中毕业之后能在岗位上积累经验，学更多东西，尽早独当一面，成为一个厉害的医生。但是看到科室里很多40多岁的人拿着一份微薄的工资，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就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汪辉如是 说。
汪辉不甘就这样安于现状、困于一隅。2018年6月，长久的焦虑加上机缘巧合的催化，他决定从医院辞职，回到校园的象牙塔中深造。从最初起念，到最终选择德国图宾根大学，其间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纠结。汪辉是在国内医学研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更向往能在国外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而相比较于美国等国家，德国的医疗体系与国内更相似，年限也不会那么遥遥无期。据汪辉向《留学》记者介绍，赴德读医学博士可以选择两种学位，一种是PhD，类似于国内的学术型博士，学制一般是3—5年;一种是MD，相当于临床博士，学制一般是2—3年。但是年限并非完全固定，也会根据教授实验室的具体情况而起变化。汪辉选择了年限相对较短的MD，攻读神经外科。
在德国读博的生活，和汪辉憧憬和想象中的差不多。当谈到与国内环境的对比时，他告诉《留学》记者，“国内做医学研究对于出结果的要求很高，压力很大，产生了各种乱象和浮躁风气。而国外相对来说学术氛围更加纯粹。并不是说在德国就不重视科研成果，而是说这边的人更愿意静下心来、耐心地做研究，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地琢磨。”在时间安排方面，国外也会相对自由，少了一些教条化的规定。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也可以安排得比较分散，进行放松。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习惯。不过，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压力。“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承受范围之内，要不然精神就崩塌了。”汪辉笑着说。
同事来自五大洲
老板是个“疯子”
科研工作是一场细水长流的孤独旅程，没什么大起大落，没什么荆棘坎坷，没什么值得激动、聊以排遣的事情。汪辉目前正在研究神经退行性病变的課题，现在在做的实验是研究帕金森病与肝炎之间关系，上午刚完成切片染色，之后要做显微镜成像和数据分析。当被《留学》记者提问“难不难”时，汪辉回答说，“成形的医学科研方法是固定的、死的。没有什么难不难的。就是一个很笨的重复再重复的过程。”
汪辉所在的实验室里有5个博士后，8个博士，加上老板一共14个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伊朗人，也有德国人。汪辉告诉《留学》记者，平时同事都是各忙各的，甚至彼此间不知道对方的课题是什么。“也就是平时碰面打个招呼，说说话什么的。”对于《留学》记者“说些什么话”的追问，汪辉笑着坦言，“吐槽老板。”正如他所言，“天下乌鸦一般黑”，老板和学生的关系在博士期间是最值得讨论的话题。汪辉的老板来自乌克兰，50多岁年纪，是一个短发、高挑、干练的“女强人”。“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疯子。”汪辉半开玩笑地说，“她很刁钻，办事全凭心情，一意孤行，一般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经常为难大家。”
据汪辉介绍，他们的老板也会“压榨劳动力”。他这样向《留学》记者讲述，“我们读博士的说的好听点是在做实验，学习科研思维，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可能就是打工仔，为实验室课题卖命。然后老板还会觉得不够，会给你额外增加课题，提其他的要求。你可能要耗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小时去做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压榨。”
与异国同事如何相处让《留学》记者很感兴趣，但对汪辉来说似乎并不是那么有劲头的话题。他说，“都是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好玩儿的人。”在他看来，这不是异国文化差异造成的，而是与年龄有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群小孩，就是各种‘造’。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安分了。”
图宾根的生活环境也是造成这种“安分”的一大原因。“在中国，KTV、网吧、台球室、商场很多，娱乐实在太丰富了。”汪辉说，“在这边，娱乐活动相对来说匮乏得多。这里的人更倾向于户外活动，夏天去野外徒步、烧烤，冬天喜欢滑雪。” 田园牧歌式生活
“如果没有她，路会很难走”
作为拥有将近800年历史的古城，图宾根至今仍保留着宁静古朴、远离尘嚣的田园风情。说起图宾根，汪辉总是称它为“我们村儿”。“虽然图宾根是个城市，但它的面积可能连中国的一个县都不如。”汪辉介绍说，“一共8万多的人口里，有两三万都是图宾根大学的学生，所以图宾根也有‘大学村’的称号。”
与国内相比，图宾根的生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网速太慢。尽管语音能连上，但是信号并不很清晰，而且还有差不多5秒左右的延迟，这也让采访的对话并不能像面对面或是在国内打电话那样顺畅，多少有些费劲。“这还算好的，”汪辉说，“我曾经和我对象语音聊天有20秒的延迟，这边网络真的要瘫痪了。尤其一到要变天的时候，信号尤其差。”
娱乐活动的匮乏、网速的缓慢让汪辉初来乍到时感到很不适应。但是如今大半年过去了，他也逐渐能够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在图宾根的生活少了些热闹与喧嚣，更多的是寂寥与恬淡。漫长的时光白纸，他选择用工作来填充上色。
工作之余，除了偶尔与中国同学聚会吃饭、谈谈课程，汪辉更多地选择独自“溜达”来打发时光。图宾根城风景绝佳之处要数城中心的内卡河大桥，这也是汪辉“百去不厌”的地方之一。内卡河是莱茵河的支流，从图宾根城东西穿越而过，为这座古城添上了一笔浪漫幽雅的色彩。风和日丽之时，湛蓝的天空映衬着河畔的翠绿树影与依山而建的红色尖顶房子;落日余晖里，粼粼的波光中摇曳着染着晚霞的流云与岸边点点昏黄的灯火……这样如梦似幻的景色是汪辉工作之余闲暇时刻的心灵慰藉。
图宾根向来以明信片般的美丽风景著称。只要走出实验室，放眼望去皆风景。宿舍后的农场也成为了汪辉最爱的散步之地。尽管时常有马粪、牛粪的气味，但是那份原生态的景色仍然吸引人们前去散步、跑步，也有很多当地人在那里骑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置身于自然之中，放空思绪，别有一番惬意享受。
汪辉渐渐地爱上了这样的慢节奏生活。“这边的生活状态真的很好。”他感叹说，“有时候觉得，要是家人都能够一起生活在这里也是很好的。在国内，常常忙来忙去的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忙了几年时间就过去了。在这边人们更能够静下心来享受生 活。”
然而国外生活再美妙，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好山好水好寂寞”罢了。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汪辉最思念的就是自己的家人。每个人都需要心灵的挚友与倾诉的对象，对汪辉来说，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到了这个年纪，岁月已经把人打磨得差不多了，什么问题自己都可以处理，但是这远远不够，总是需要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在我的国外生活中，最大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她。如果没有她，路会很难 走。”
汪辉的妻子也是学医出身，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大二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大连医科大学风景很好，是个很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他说，“我们俩性格相投，当时每天一起上课，觉得怎么过都过不腻，那种感觉特别好。”毕业后，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一直以来都是彼此的知己。“我们是一类人，有很多共同语言。”汪辉这样形容两人的关系，“我说什么她都会懂我。”在异国求学的日子里，与妻子语音、视频，分享实验的进度和生活的状况，已经成为汪辉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由于时差原因，加上两人工作忙碌，他们聊天并不能很频繁，但仅仅是工作间隙里的三言两语，也能成为生活的最大能量源 泉。
汪辉的女儿今年两岁，已经能够支支吾吾地说话了。因为担心宝宝忘了自己，平时他时常和她视频，圣诞节和6月也请假回了两次国。对家人陪伴的缺失，是汪辉心中最大的痛苦。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他也并不后悔出国的决定。“人总是会舍弃一方面的东西，去追求另一方面的东西，这就是人生，但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的。”他说，“在这两三年得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会远远超过留在国内安安分分做一名普通大夫所得到的。对家庭来说也是利大于弊的。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弥补。”
趁着年轻出来走一走
追梦的人不孤单
跨越数千公里来到异国深造，完全是从一个世界穿越进入另一个世界。国内的生活，挚友环绕，家人相伴，繁华，热烈，甜蜜，浪漫;而在德国图宾根，生活太过于安静，太过于平缓，太多的时刻只能与自己相处，所有的问题也只能一个人处理与面对。闻不到故乡土壤的芬芳，沾不上熟悉的红尘烟火气，留学德国的生活，是独自一人的孤單旅程，“如何一个人生活”成为了最重要的必修 课。
汪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当他提到“孤单”“艰难”“压榨”“痛”这样的字眼时，总是带着几分戏谑与玩笑的口吻，好像在谈论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又好像在揶揄自己来纾解心中的无能为力，又或许这些对于他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忍一忍也就过去 了。
成长需要交学费，成功要付出代价，汪辉将这些问题看得很通透。成为一名优秀的、独当一面的神经外科医生，为中国的医疗事业作贡献，是他最大的理想与目标。而国外留学的经历，其间的所有寂寞与煎熬，都是通向理想的垫脚石。实际上，这些也是人生的隐形财富。汪辉并不以功利的目光看待这一切。他说，“这些对事业有没有用，在我看来已经不重要了，真的不重要。即便回去之后发现没用，我觉得我出来了，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我觉得我赚到了。”
在汪辉身上，能感受到种种复杂的愿望与矛盾的心情。他怀恋国内生活的温暖幸福，又平静怡然地接受了国外生活的孤独寂寞;他想努力修炼能力“多赚点钱”，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又深深地明白“入了这一行就和富人没什么关系了”;他想在神经外科领域深入钻研成为一名大家，又不愿意让一种职业定格自己的人生，不断思考着人生新的可能性……梦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自由与责任的双色线编织成了汪辉当下的心境。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主色调，那就是不甘困在井底、想要不断挑战、见识更广阔天地的心愿。
正如汪辉最喜欢的一本美国心理医生M·斯科特·派克写的书《少有人走的路》中所言，“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但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成熟是思想从偏颇走向包容的过程，成熟的人可以悦纳自己的处境，与激烈的心理矛盾握手言和、和平相处，但他永远不会停下追逐梦想的步伐。
相比较于国内熟悉、亲切又安逸的环境，国外陌生的水土与文化环境能让一个人更加迅速地走向成熟。这也许就是留学的意义所在—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修炼人格。在粗砺艰涩的环境中愈是磨得遍体鳞伤，触摸到的梦想就愈是炽热滚烫。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济南，纽约还是图宾根，城里还是“村儿里”，追梦的人永远都不孤独。
北京，盛夏，傍晚7点，潮湿的夜幕随时间一寸寸地俯压下来，覆盖住了城市的身躯。骤起的晚风仿佛发出了大雨将至的讯号，催促着街上的行人匆匆赶路。
例行的日薄西山，例行的热风闷雨，例行的车流编织着缓慢流淌的光线丝带，例行的人潮在地下铁道的迷宫里吞吐聚散。
采访的约定让《留学》记者延宕在办公室的白炽灯光之下，整理着受访者的资料：汪辉，Doctor. Jason，德国图宾根大学，神经生理系，医学博士……此时德国时间中午1点，汪辉上午的实验还没有收尾。“一般中午有点儿时间。”他在微信上这样回复《留学》记者的采访邀约。
逃离一座城市，有时是选择，有时靠机缘。接通微信语音电话的那一刻，除了汪辉打招呼的声音，扬声器里还传来了清脆宛转的鸟鸣声。而图宾根田园的沙沙风声、正午阳光下内卡河的汩汩的水流声、农场里马尾扑蝇的扑簌声好像也顺着网络接踵涌过来了。106分57秒的微信语音通话里，我们发现，汪辉也正是一位“城市逃离者”。他渴望挣脱平庸的泥潭，又屈从于现实的温柔;他有悬壶济世的至高理想，也在难得糊涂中打趣自嘲。他自称“负能量”，却总是笑个不停;他感到孤独，可偏偏从这可贵的孤独中吸吮着成长的能量。
漂洋过海，为心中的医学梦想寻觅出路;只身旅外，个中炎凉冷暖唯有自知。在汪辉的心声里，我们窥得了当代医学留学生神秘面纱后的最真实体悟。
不愿困于平庸的枷锁
辞职出国延续梦想
做医生的梦想在汪辉心中萌发得格外早。在高中同学录上，他曾写下这样的一句话：我以后想当一名医生。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大连医科大学，主要研究神经外科，毕业后在济南的一家医院顺利入职，并且在这座城市落脚成家，结婚生子。追梦之旅看似一帆风顺，生活也仿佛照着合理的轨迹平稳地前进着。
然而，在医院中日复一日的乏味工作磨损着年少的锐气，侵蚀着拼搏的动力。他确实成为了一名“医生”，但距离“心目中的医生”遥不可及，甚至还感觉自己正在与这一梦想渐行渐远。现实远不如理想那么丰盈饱满。“理想之中毕业之后能在岗位上积累经验，学更多东西，尽早独当一面，成为一个厉害的医生。但是看到科室里很多40多岁的人拿着一份微薄的工资，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就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汪辉如是 说。
汪辉不甘就这样安于现状、困于一隅。2018年6月，长久的焦虑加上机缘巧合的催化，他决定从医院辞职，回到校园的象牙塔中深造。从最初起念，到最终选择德国图宾根大学，其间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纠结。汪辉是在国内医学研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更向往能在国外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而相比较于美国等国家，德国的医疗体系与国内更相似，年限也不会那么遥遥无期。据汪辉向《留学》记者介绍，赴德读医学博士可以选择两种学位，一种是PhD，类似于国内的学术型博士，学制一般是3—5年;一种是MD，相当于临床博士，学制一般是2—3年。但是年限并非完全固定，也会根据教授实验室的具体情况而起变化。汪辉选择了年限相对较短的MD，攻读神经外科。
在德国读博的生活，和汪辉憧憬和想象中的差不多。当谈到与国内环境的对比时，他告诉《留学》记者，“国内做医学研究对于出结果的要求很高，压力很大，产生了各种乱象和浮躁风气。而国外相对来说学术氛围更加纯粹。并不是说在德国就不重视科研成果，而是说这边的人更愿意静下心来、耐心地做研究，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地琢磨。”在时间安排方面，国外也会相对自由，少了一些教条化的规定。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也可以安排得比较分散，进行放松。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习惯。不过，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压力。“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承受范围之内，要不然精神就崩塌了。”汪辉笑着说。
同事来自五大洲
老板是个“疯子”
科研工作是一场细水长流的孤独旅程，没什么大起大落，没什么荆棘坎坷，没什么值得激动、聊以排遣的事情。汪辉目前正在研究神经退行性病变的課题，现在在做的实验是研究帕金森病与肝炎之间关系，上午刚完成切片染色，之后要做显微镜成像和数据分析。当被《留学》记者提问“难不难”时，汪辉回答说，“成形的医学科研方法是固定的、死的。没有什么难不难的。就是一个很笨的重复再重复的过程。”
汪辉所在的实验室里有5个博士后，8个博士，加上老板一共14个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伊朗人，也有德国人。汪辉告诉《留学》记者，平时同事都是各忙各的，甚至彼此间不知道对方的课题是什么。“也就是平时碰面打个招呼，说说话什么的。”对于《留学》记者“说些什么话”的追问，汪辉笑着坦言，“吐槽老板。”正如他所言，“天下乌鸦一般黑”，老板和学生的关系在博士期间是最值得讨论的话题。汪辉的老板来自乌克兰，50多岁年纪，是一个短发、高挑、干练的“女强人”。“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疯子。”汪辉半开玩笑地说，“她很刁钻，办事全凭心情，一意孤行，一般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经常为难大家。”
据汪辉介绍，他们的老板也会“压榨劳动力”。他这样向《留学》记者讲述，“我们读博士的说的好听点是在做实验，学习科研思维，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可能就是打工仔，为实验室课题卖命。然后老板还会觉得不够，会给你额外增加课题，提其他的要求。你可能要耗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小时去做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压榨。”
与异国同事如何相处让《留学》记者很感兴趣，但对汪辉来说似乎并不是那么有劲头的话题。他说，“都是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好玩儿的人。”在他看来，这不是异国文化差异造成的，而是与年龄有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群小孩，就是各种‘造’。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安分了。”
图宾根的生活环境也是造成这种“安分”的一大原因。“在中国，KTV、网吧、台球室、商场很多，娱乐实在太丰富了。”汪辉说，“在这边，娱乐活动相对来说匮乏得多。这里的人更倾向于户外活动，夏天去野外徒步、烧烤，冬天喜欢滑雪。” 田园牧歌式生活
“如果没有她，路会很难走”
作为拥有将近800年历史的古城，图宾根至今仍保留着宁静古朴、远离尘嚣的田园风情。说起图宾根，汪辉总是称它为“我们村儿”。“虽然图宾根是个城市，但它的面积可能连中国的一个县都不如。”汪辉介绍说，“一共8万多的人口里，有两三万都是图宾根大学的学生，所以图宾根也有‘大学村’的称号。”
与国内相比，图宾根的生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网速太慢。尽管语音能连上，但是信号并不很清晰，而且还有差不多5秒左右的延迟，这也让采访的对话并不能像面对面或是在国内打电话那样顺畅，多少有些费劲。“这还算好的，”汪辉说，“我曾经和我对象语音聊天有20秒的延迟，这边网络真的要瘫痪了。尤其一到要变天的时候，信号尤其差。”
娱乐活动的匮乏、网速的缓慢让汪辉初来乍到时感到很不适应。但是如今大半年过去了，他也逐渐能够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在图宾根的生活少了些热闹与喧嚣，更多的是寂寥与恬淡。漫长的时光白纸，他选择用工作来填充上色。
工作之余，除了偶尔与中国同学聚会吃饭、谈谈课程，汪辉更多地选择独自“溜达”来打发时光。图宾根城风景绝佳之处要数城中心的内卡河大桥，这也是汪辉“百去不厌”的地方之一。内卡河是莱茵河的支流，从图宾根城东西穿越而过，为这座古城添上了一笔浪漫幽雅的色彩。风和日丽之时，湛蓝的天空映衬着河畔的翠绿树影与依山而建的红色尖顶房子;落日余晖里，粼粼的波光中摇曳着染着晚霞的流云与岸边点点昏黄的灯火……这样如梦似幻的景色是汪辉工作之余闲暇时刻的心灵慰藉。
图宾根向来以明信片般的美丽风景著称。只要走出实验室，放眼望去皆风景。宿舍后的农场也成为了汪辉最爱的散步之地。尽管时常有马粪、牛粪的气味，但是那份原生态的景色仍然吸引人们前去散步、跑步，也有很多当地人在那里骑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置身于自然之中，放空思绪，别有一番惬意享受。
汪辉渐渐地爱上了这样的慢节奏生活。“这边的生活状态真的很好。”他感叹说，“有时候觉得，要是家人都能够一起生活在这里也是很好的。在国内，常常忙来忙去的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忙了几年时间就过去了。在这边人们更能够静下心来享受生 活。”
然而国外生活再美妙，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好山好水好寂寞”罢了。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汪辉最思念的就是自己的家人。每个人都需要心灵的挚友与倾诉的对象，对汪辉来说，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到了这个年纪，岁月已经把人打磨得差不多了，什么问题自己都可以处理，但是这远远不够，总是需要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在我的国外生活中，最大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她。如果没有她，路会很难 走。”
汪辉的妻子也是学医出身，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大二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大连医科大学风景很好，是个很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他说，“我们俩性格相投，当时每天一起上课，觉得怎么过都过不腻，那种感觉特别好。”毕业后，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一直以来都是彼此的知己。“我们是一类人，有很多共同语言。”汪辉这样形容两人的关系，“我说什么她都会懂我。”在异国求学的日子里，与妻子语音、视频，分享实验的进度和生活的状况，已经成为汪辉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由于时差原因，加上两人工作忙碌，他们聊天并不能很频繁，但仅仅是工作间隙里的三言两语，也能成为生活的最大能量源 泉。
汪辉的女儿今年两岁，已经能够支支吾吾地说话了。因为担心宝宝忘了自己，平时他时常和她视频，圣诞节和6月也请假回了两次国。对家人陪伴的缺失，是汪辉心中最大的痛苦。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他也并不后悔出国的决定。“人总是会舍弃一方面的东西，去追求另一方面的东西，这就是人生，但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的。”他说，“在这两三年得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会远远超过留在国内安安分分做一名普通大夫所得到的。对家庭来说也是利大于弊的。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弥补。”
趁着年轻出来走一走
追梦的人不孤单
跨越数千公里来到异国深造，完全是从一个世界穿越进入另一个世界。国内的生活，挚友环绕，家人相伴，繁华，热烈，甜蜜，浪漫;而在德国图宾根，生活太过于安静，太过于平缓，太多的时刻只能与自己相处，所有的问题也只能一个人处理与面对。闻不到故乡土壤的芬芳，沾不上熟悉的红尘烟火气，留学德国的生活，是独自一人的孤單旅程，“如何一个人生活”成为了最重要的必修 课。
汪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当他提到“孤单”“艰难”“压榨”“痛”这样的字眼时，总是带着几分戏谑与玩笑的口吻，好像在谈论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又好像在揶揄自己来纾解心中的无能为力，又或许这些对于他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忍一忍也就过去 了。
成长需要交学费，成功要付出代价，汪辉将这些问题看得很通透。成为一名优秀的、独当一面的神经外科医生，为中国的医疗事业作贡献，是他最大的理想与目标。而国外留学的经历，其间的所有寂寞与煎熬，都是通向理想的垫脚石。实际上，这些也是人生的隐形财富。汪辉并不以功利的目光看待这一切。他说，“这些对事业有没有用，在我看来已经不重要了，真的不重要。即便回去之后发现没用，我觉得我出来了，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我觉得我赚到了。”
在汪辉身上，能感受到种种复杂的愿望与矛盾的心情。他怀恋国内生活的温暖幸福，又平静怡然地接受了国外生活的孤独寂寞;他想努力修炼能力“多赚点钱”，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又深深地明白“入了这一行就和富人没什么关系了”;他想在神经外科领域深入钻研成为一名大家，又不愿意让一种职业定格自己的人生，不断思考着人生新的可能性……梦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自由与责任的双色线编织成了汪辉当下的心境。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主色调，那就是不甘困在井底、想要不断挑战、见识更广阔天地的心愿。
正如汪辉最喜欢的一本美国心理医生M·斯科特·派克写的书《少有人走的路》中所言，“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但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成熟是思想从偏颇走向包容的过程，成熟的人可以悦纳自己的处境，与激烈的心理矛盾握手言和、和平相处，但他永远不会停下追逐梦想的步伐。
相比较于国内熟悉、亲切又安逸的环境，国外陌生的水土与文化环境能让一个人更加迅速地走向成熟。这也许就是留学的意义所在—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修炼人格。在粗砺艰涩的环境中愈是磨得遍体鳞伤，触摸到的梦想就愈是炽热滚烫。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济南，纽约还是图宾根，城里还是“村儿里”，追梦的人永远都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