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经历最终都会变成历史，而历史对人的记忆又是有选择的。有些人和事渐渐地被历史过滤掉了，有些人和事则被历史永久地记住。就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言，他的许多事会在历史的记忆中渐渐变淡，而他的某些事则会被历史牢牢记住，这些被牢记的事则决定他的历史形象。
　　舒同，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就是书法大师，毕竟曾被广大红军指战员誉为“马背书法家”，毛泽东称他是“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江泽民赞誉其为“长征过来人，书坛谱新章”，启功称之为“千秋翰墨一舒同”。然而，他在儿子舒安眼里，父亲舒同就是一本耐读的书、一辈子读不够的书。

古有二王，今有二舒

　　舒同自幼学习书法，八九岁时即闻名乡里。参加红军后，在紧张战事之余，潜心书艺，寄情翰墨，以笔为刀枪，被广大红军指战员誉为“马背书法家”。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创造“舒体”，自成一家，独步当代书坛。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主席。舒同的书法忠实继承了中国书法优秀传统，宗师化古，结体宽博，藏头护尾，笔墨厚重，从颜非颜，楷入行出，拙中见巧，高古大气。在长期的艺术传承、实践、创新中，形成了辨识度很高、独树一帜的舒体。
　　在延安期间，遇有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便推荐舒同这位“书友”代笔。“就这样，父亲在延安时，先后奉命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题写了校牌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特别是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将延安的农贸市场夷为平地。不久，党中央在原址上新建了一个市场。舒同又奉主席之命，挥笔题写了‘延安新市场’五个斗大的榜书字。毛主席也即兴亲自为这个市场撰写了一副长联。这是目前所知，父亲与毛主席惟一的一次题、联呼应的书法合作。”舒安说：“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西安的父亲也和许多人一样，遭遇了那场人所共知的政治灾难。这期间，身心受压的父亲，写字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的诗词。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老写毛主席的诗词？后来才明白，他和毛主席一起走过长征，经历了长征路上那些革命先辈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只有这些峥嵘岁月让他难忘，更值得回味。也正是通过对这些辉煌岁月的回味和书写，来减轻内心遭遇的各种压力。父亲在西安期间，留下了不少这样的墨迹，至今仍被收藏者保留着。甚至当时他写的‘检查’及‘反省文章’也被人悄悄‘收藏’了！”
　　舒安是舒同的幼子，也是舒体的传承人。从小在舒同身边长大的舒安，一手好字颇得父亲真传，但他说，父亲对他的影响不止于此。“父亲从没教过我写字，也不让我学他的舒体。而是让我从临帖开始学字，鼓励我写出自己的风格，不依赖父母，顺其自然地发展。”

　　小时候的舒安，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得到了舒同的大力支持。舒安的绘画实践之始，也许应该追溯到60多年前的上海。那时华东保育院的老师将他的一幅画选送刊登在《小朋友》杂志上，而他则得到一盒马利水彩颜料和三本连环画的奖励。“我是美院毕业的，真正从事书法艺术，还是长大之后。虽然主攻绘画，但我的作品里也有父亲精神的传承，表达了我对父亲那一辈艺术家的理解……严格来说父亲从未收过弟子，从未教过人写字。原因是父亲始终认为艺术不可能完全一样，要有坚守也有发展，这样才有活力。这也是父亲教给我的。父亲生前非常慷慨，家中几乎没有留存他的作品，而是全部被他赠予有缘之人。”
　　1948年，舒安出生于山东阳信。“我出生没多久，便随解放大军进驻上海。”舒安童年居于上海，先后就读于西安美院附中、西安美院油画系、中央工艺美院特艺系，后走上中西合璧、书画相渗的个性探索之路，逐步形成独到的书画风貌。他的画以人物、人体、花卉为主，将传统文人画的意境、笔墨情趣与民间艺术的强烈表现力相融合，又与西画观念、人文关照、人体造型有机结合。
　　关于舒安的书法，跟随舒同创立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佟韦曾对父子书法做过形象的评价：“舒老的字，藏锋用笔，古拙出新，端庄豪放，气势磅礴，真是力能扛鼎，笔扫千军。观赏舒安书法，显而易见的是他的书法继承了他的父亲，但继承为了发展才是真正目的。他为他父亲的字体插上了翅膀，随心所欲，笔歌墨舞。舒安本是一位油画家，然而他追求诗书画三位一体作为创作理想，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在他的大幅画和书法作品中，笔法紧密，连绵不断，灵动飘逸，浪漫痛快。当然，舒安的新作是出神入化的舒体字，但许多作品已渐入佳境了。舒安素质很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才华横溢，文章流美，是位德艺双馨的书画家。”佟韦曾在“舒安书画展”上说：“古有二王，今有二舒。这是因为王献之有超越他父亲王羲之的地方，而舒安则有超越他父亲舒同的地方。对艺术家来说，超越最可贵，只有实现超越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杰出艺术家。”
　　从舒安记事起，父亲便一直身居高位——无论在上海、在山东、在陕西、在北京……“父亲居高位而不自傲，做官又不像官。他一直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总是默默地走着，埋头工作着，目光和善，言语亲切。”舒安曾以为父亲不是位好父亲，“因为他从不操心过问我们兄妹的事，从不为我们的前程做点什么，从不让我们享受什么特权——甚至从没考虑过给我们留下点什么财产。他只知道埋头工作，不斷学习。记忆中的父亲不是在办公桌旁批文件，就是在会议室里开会；不是戴副眼镜看报，就是坐在沙发上读书。吃饭的时候总是疲劳得连声音也有些沙哑，晚上总是失眠”。

　　舒同最大的嗜好是书法。每到闲暇之时，他似便要偿还一段时间欠下的“债”——各种各样的求字者向他索要的墨宝。他总是尽可能多写几副以满足他人需求。常常写得一身大汗，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在一旁观看的舒安觉得不可思议。“父亲写字不仅不取报酬，而且常常自贴纸墨。他的经济开销也只是在买书、买些字画碑帖与文房四宝。父亲写字时很像练气功，凝神聚气，全神贯注，笔随意走，气贯神畅；父亲写字时又好像在打仗，蹲开虎步，握笔运筹多时，一旦提笔挥毫，便落纸横如扫千军，竖似擎天柱，点从天外降。撇去似箭穿，曲折处龙盘虎踞，开张时石破天惊！父亲最喜写大字。” 　　早年，舒安和哥哥总被父亲拉着一块研墨——那时没有很好的墨汁，每次写字都要花几小时研墨。“看着他默默地写字，写得兴致极高，写完字仿佛打了个胜仗一样地高兴。自己欣赏着，还叫我们也来评议。到学校假期，他出会要求我们在订计划时安排每天写半小时字——那是让我们觉得挺枯燥的事。他让我们临帖，先临柳后临颜。颜筋柳骨是基础，要先打好基础，不要先学他的字，这些话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在舒安眼中，父亲待人接物时，表现出的专注和责任感，值得一辈子学习。“他可以不辞辛苦一再研究、询问，只为能把事情做好。是他教会了我认真、执着。”
　　舒安坦陈：“小时候的我，对父亲的书法并不特别欣赏——觉得似乎不够那么‘帅’，不那么有梭角、锋芒。说起自己的书法特点，父亲曾概括道：‘我的字是全部藏锋的。’为什么要全部藏锋？那时的我全不了然，而更倾心于西洋绘画的力度、光色、实体感以及鲜明的个性与自由精神。”
　　1960年代初开始，舒同的书法即以大量的对联，中堂，四、六条屏的毛泽东诗词和唐诗为主流传于世。舒安说，因为政治生涯的起落使父亲有更多时间精力与书画界朋友交往，切磋书艺，精研历代书家短长：有更多机会从事书法实践，发挥个性才能，推敲、提升自己的书法向更高境界。在这个阶段的书作里，更加可见颜体的端庄大气，柳字的坚实雄健，楷书的沉稳严谨，行书的从容随意，隶书的古朴凝重，篆书的圆润遒劲，草书的开张飞动，还有他特别偏爱的何绍基的神采风韵。但也可以说，这些因素都溶入了另一种统一的风格里去。无论颜柳楷行草隶篆何，都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因为另一种统一的属于舒同自己的东西，更强烈地表现出来，使得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最抢人眼的书作不是出自别人，只能是舒同。一次，在书画家关友声谈到曾任河南范县七品县令的郑板桥称自己的书法为六分半体时，舒同一时兴起，称自己的书法可谓“七分半”：颜柳楷行草隶篆各一分，何绍基半分。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还有意地尝试将这七分半的成分组合而成一种“七分半体”。

　　年纪渐长之后，特别是经历了“文革”风雨，舒安才看到父亲性格外柔内刚的全部。“对他的书法也由阅历及艺术的更深涉足而感受到独特的魅力。看到那么多人对舒体字的热爱，更感觉到父亲人格精神的可贵、可爱，其个性的独特风采，是与那代人经历的风风雨雨相联系的。当我写着他独创的舒体字时，觉得与他的性灵重又融合在一起了，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与众多舒体爱好者的交流切磋，更觉仿佛回到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从中汲取了力量，更积极地面对人生。”舒安说，在自己经营的绘画园地里也有意无意地显现出父亲书法的神韵与精神——毕竟是书画同源，子承父业，一脉相袭。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在舒安寓所，有一张父母的结婚照片被放在醒目的地方。“那是1942年9月1日，在延安五家坪的一孔窑洞里，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彭真同志为我父母主持了婚礼，总政宣传部副部长萧向荣拍下了这对革命情侣的新婚照。这张照片曾经丢失过，‘文革’后从归还的材料中找到，此后我母亲就一直精心保存着，照片上，久经征战的父亲面庞黝黑，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时在革命根据地读书的母亲则依偎在父亲身上，笑得十分灿烂美丽。父亲长征到达陕北后，抗战初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此后就到了晋察冀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才返回延安，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学习期间邂逅了我的母亲。母亲出生于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一农民家庭，20岁那年已在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毕业做教员的她，为追求独立自由的人生之路，远离家乡，报考到福建省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在福州市一个教育实验区当了一名教师。抗战爆发后，母亲愤然离开福州，如同‘长征’一样穿过兵荒马乱的半个中国，经福建、湖南、湖北、陕西等地，来到延安，先后入抗大、女大，又考入中央研究院读研究生，成为当时革命队伍中出类拔萃的女性。今天看来，父母这段婚姻得来真的很不容易。”舒安认为，他父母的结合，既有共同革命理想、精神追求的相互吸引，又有首长同志们的美意撮合，更有互相对人品、才学的欣赏。
　　舒同与石澜成家后，先后生育有李君桐、舒关关、舒均均和舒安。1982年由于性格等原因，两人离婚。“婚姻虽然结束了，但父母的情感还在，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本来生活中的一些矛盾也逐渐化解了，感情倒是越来越深了。记得在1992年，母亲在西安听说父亲病重的消息，就去北京探望，当看到父亲时，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母亲一声声呼唤父亲，父亲口不能言，眼泪却不停地流下来，这让我们子女品味到了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感情。”
　　舒同从不借个人书法炫耀自己，或为自己换取财富。据舒安讲：“晚年的母亲去二哥的新居居住，在哥哥那里她翻阅《辞海》，发现‘舒同’辞条有不准确的地方，父亲的许多经历没有写进去，她就抱病写了洋洋万言的信，题目就是《替‘从不炫耀自己的人’说几句话》。这封信寄到了《辞海》编辑部，并得到了编辑的感谢答复。当母亲知道‘舒同’条目将在《辞海》修订时得到修改的消息，感到很欣慰。此后不久，母亲便被发现患胰腺癌，回西安住院治疗了。这封信是她的最后一篇文章，竟成了母亲此生的绝笔！”
　　1982年中国书协成立，舒同当选第一任主席，并努力推动全国各地书协相继成立，在举国上下形成了一个“书法热”。舒安说，晚年的父亲以他遍布全国各地的书法作品，表达着对祖国、人民的真情。1993年开始制出的电脑“仿舒体”软件，更把作为“当代代表性书体”的舒体书法推广到海内外，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
　　受父亲影响最深的舒安，继承家传，自幼便习字作画。他在研习、吸取父亲舒同的书艺精髓的同时，又在传统与西洋的画风中进行创新拓展，孜孜以求地探索中西文化，表达内心精神追求的书画之路。作为舒家研习舒体艺术的直系传人，舒安目前不少精力放在了對父亲舒同的书体与生平思想研究方面，现任陕西省舒同书画研究院院长、舒同书法研究会会长。 　　让舒安非常欣慰的是，全国许多书友爱好舒体，特别是刘茂林、吴统福等书法家坚持传承舒体，卓有成就，书法作品已颇具舒体的风骨神韵，让舒体书法艺术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舒安说：“生前他从来没有让人为他的书法艺术做任何宣传。但在去世后，全国许多人不约而同的喜欢他的书法，并形成舒体风格，不胫而走。特别是模仿和学习他书法的人也遍及各地。前几年，我们在山东举办全国舒体字书法大赛，要求参赛者每人限交一件作品。没有料到的是，最后寄送作品竟有7000多人。其次，在全国各地名胜古迹、楼台馆所等，处处可见舒同的墨迹，有人说，这是神州大地为舒同书法开的永不闭馆的展览会。另外，在当代书法家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舒体字，被报刊、电视、网络及所有媒体、广告设计等领域广泛使用，这也是一种少见的文化景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舒同留给儿子舒安惟一的一件书法作品。采访时，舒安将其视之为传家宝，言这不是自金钱角度衡量的，而是自父辈的墨宝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侧面考量的。人生，是一场长途旅行，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走不到头的路，只有执着努力前行，拼他个春夏秋冬，才能赢一个无悔之人生。这一精神传家宝，成为舒安的人生哲学。如今，硕果满枝的他更是懂得，一颗果实的成熟，是需要经历多少次风吹雨打、日晒雨淋。
　　透过舒安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与艺术追求，感受到一种精神生命的律动。正如画家闻立鹏所說，舒安的画，没有华丽的铺陈，没有精巧的修饰，从他的画中，你能感受到这位走过人生坎坷历程的画家对历史的沉思与忧虑，对命运的抗争与呼唤。艺术家孙宜生则说，舒同的字内刚外柔，更注重内在的刚强张力；而舒安的字同样内刚外柔，但注重于外在的圆融和张扬形式美。这是因为父子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也因为舒安是绘画专业实践者。
　　舒安不喜欢别人介绍自己时过于强调是“舒同的儿子”，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想生活在父亲盛名的影子里，但是他又如何能与父亲脱得了干系？他的作品无不透出父亲作品的影子，他的个性特质也与父亲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尽管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物质上的财富，但是给他的生命与艺术生涯留有别样的印痕，这是他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滋养着他的人生与他的艺术。他坦陈：“此生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父亲，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与成就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同时也影响到我，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新君子人格，他的外柔内刚的秉性，他的大气磅礴、含蓄内敛、雅俗共赏的书法精神，潜移默化地引导了我人生与艺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