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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林载爵处于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上，要么继续留在台湾东海大学教历史同时兼职做编辑，要么放弃教职全身心投入出版事业。
林载爵对于东海大学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学习生涯和二十年的教书生涯都在那里度过，还曾在教书之余著有《东海大学校史，1955—1980》。
让他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第二条道路的重要原因，是来自黄仁宇的信任。黄仁宇在生前用英文写有一本自传式的回忆录，但一直没有出版。在林载爵赴美看望黄仁宇的一个宴会上，黄仁宇亲口对夫人嘱咐说在自己百年之后，要把这本英文回忆录托付给林载爵先生出版。
于是就有了《黄河青山》这本书的诞生，也使林载爵看到了学术书在两岸三地整个华人书界的轰动和畅销。
“是黄仁宇让我觉得从事出版比教书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林载爵感慨地回忆说。
于是，从2001年起，林载爵开始全职担任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编辑，2004年升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并一直延续至今。
从严复、剑到联经
在东海大学的学习中，林载爵选择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主修科目。
从谭嗣同到严复，林载爵一直在探寻西方思想对于中国晚清甚至之后时代的影响。
“尤其是严复，他是第一个引入西方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学者，但到了晚期，他自身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进入近现代的思想轨迹，林载爵一直孜孜以求，并于1984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主修19世纪末英国思想史，希望能研究同时期西方思想源头的历史。
这种对学术的执著，使得林载爵一开始就对以出版学术书籍著称的联经出版公司产生强烈的共鸣。1978年，在林载爵26岁那年，他开始了在联经担任图书编辑的第一份兼职。
“我当时几乎没有考虑过去别的地方找兼职，这种认同几乎是天然的，我的许多同事也是因为精神和原则上的认同来到了联经。”那次的兼职虽然只有每周一到两天，但奠定了以后林载爵和联经长达二十余年的缘分。
联经出版公司是台湾唯一一家以出版学术书为特色的出版公司，每年新出的120种新书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学术书籍，曾荣获22次金鼎奖和各类文化基金奖、新闻学术奖。钱穆、余英时、黄仁宇等一大批台湾学者的书都独家授权联经负责出版。
1987年，林载爵从剑桥大学博士班毕业回到台湾，开始兼职担任联经的总编辑。之后一年，台湾放开了出版业，林载爵开始一身轻松地编辑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接触好的学者、接触不同的思想、接触最新的好书，成了林载爵二十余年投身出版事业的最大乐趣。
学术书=有稳定的收益
“其实我们也做F4的书。”林载爵笑说打破联经的“学术神话”。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书联经都会做，林载爵的标准是内容决定一切。“比如这本关于F4的艺人书，在编排、文字等处理上对于之前的同类书有重大的突破，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以后艺人书的风格。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决定做。”
由于出版学术书的编辑成本是大众读物的两倍左右，而销量则比较少，所以大多数出版社出于利润的考量很少做学术书籍。即便是以此为特色的联经，也需要大众读物产生的利润“养”着这些书。
林载爵承认，从经营的角度说，出版学术书的确是一个“大负担”。
但同样是这些学术书，使得联经每年再版书的种类和册数都是新书的两倍甚至更多。
“学术书的生命力就在于永远不会被淘汰，销量一直可以细水长流，甚至一版再版。”
对于联经而言，这是自己生存的生命线。
从总编辑到兼任发行人，林载爵悄然完成了从学者到经营者身份的转变，更多的时候他需要把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考虑。即便这样，林载爵仍有自己的坚持。
“畅销书不仅意味着利润，也意味着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只出畅销书的出版社都倒了，而我们还在的原因。”在林载爵看来，畅销书的风险难以控制，既可能短期大卖，也可能瞬间消失。
而相比之下，学术书的收益是长期而稳定的，在这个交汇点上，学术的追求和商业的利益结合到了一起，而林载爵，正好站在这个交汇点上。
联手季风的杰作
2005年2月在台北繁华的商业区忠孝东路开业的“上海书店”，对于林载爵和联经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上海书店由上海季风书园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合作成立，季风书园负责采购，联经公司提供管理、销售。上海书店的经营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经营品种近3万种、6．8万册，是目前台湾经营大陆简体书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书店。
上海书店开业头一天的销售额就高达24万新台币(约人民币5万余)，售出九百多种图书，其中文学艺术类和社科类共卖了3000多册。
这是自2003年7月8日台湾地区正式开放大陆图书销售之后，联经公司甩出的最大手笔。
而身为联经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的林载爵，则出任了“上海书店”的董事长。
除了上海书店，联经还继而在台湾高雄设立了两个经销处，专门负责经销来自大陆的简体字书籍。
这次的合作，犹如在林载爵面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同年，联经再次与上海季风合作，在上海成立了一家文化咨询公司，专门给大陆的出版社策划图书。自成立至今，这家公司已经策划了四五十种图书，林载爵希望这家咨询公司能为联经将来进入大陆出版市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至此，联经与大陆的合作遍布了出版业的上中下游，在出版、发行和书店都有涉及。
“包括我们在内的台湾所有出版公司，在刚结束的厦门书展上，共售出200万元人民币的图书，这对于我们进入大陆市场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在这次的书展上，联经出版公司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尤其是大陆出版社都没有购买过版权的学术书籍占了不少的比例，这让林载爵增强了进军大陆的信心。目前在与大陆各出版社的版权交易中，联经出版社一直处于顺差。
“我最高兴的就是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能够在大陆生根开花。”
华文出版界的通路
林载爵的梦想是整个汉字世界能形成通路。
为了这个梦想，他积极地来往于上海、北京和台北之间。
“上海书店”在台湾发起的“我最喜爱的小说”网上评选中，《红楼梦》终于在最后一刻战胜《哈里波特》成为“最爱”，使得林载爵欣慰不已，这说明两岸三地的华文出版界有一个最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文化的认同。
林载爵最近两年在不同的场合一直提到“一中二字”，即一种中文两个写法。不论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都是中文的组成部分，不能成为阻碍两岸三地出版合作的障碍。
在林载爵的想法里，这个出版通路的形成，必须以交易方式的渠道畅通作为基础。两岸三地，包括新马地区的华文出版商都可以借助当地的书店资源，把自己的新书发行到整个汉字世界。
“这是我的一个长远的愿景，希望它能在五年之后得以实现。”也许，从事华文书籍的出版，能够间接地实现林载爵当年学习晚清历史时就怀揣着的梦想。
林载爵对于东海大学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学习生涯和二十年的教书生涯都在那里度过，还曾在教书之余著有《东海大学校史，1955—1980》。
让他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第二条道路的重要原因，是来自黄仁宇的信任。黄仁宇在生前用英文写有一本自传式的回忆录，但一直没有出版。在林载爵赴美看望黄仁宇的一个宴会上，黄仁宇亲口对夫人嘱咐说在自己百年之后，要把这本英文回忆录托付给林载爵先生出版。
于是就有了《黄河青山》这本书的诞生，也使林载爵看到了学术书在两岸三地整个华人书界的轰动和畅销。
“是黄仁宇让我觉得从事出版比教书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林载爵感慨地回忆说。
于是，从2001年起，林载爵开始全职担任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编辑，2004年升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并一直延续至今。
从严复、剑到联经
在东海大学的学习中，林载爵选择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主修科目。
从谭嗣同到严复，林载爵一直在探寻西方思想对于中国晚清甚至之后时代的影响。
“尤其是严复，他是第一个引入西方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学者，但到了晚期，他自身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进入近现代的思想轨迹，林载爵一直孜孜以求，并于1984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主修19世纪末英国思想史，希望能研究同时期西方思想源头的历史。
这种对学术的执著，使得林载爵一开始就对以出版学术书籍著称的联经出版公司产生强烈的共鸣。1978年，在林载爵26岁那年，他开始了在联经担任图书编辑的第一份兼职。
“我当时几乎没有考虑过去别的地方找兼职，这种认同几乎是天然的，我的许多同事也是因为精神和原则上的认同来到了联经。”那次的兼职虽然只有每周一到两天，但奠定了以后林载爵和联经长达二十余年的缘分。
联经出版公司是台湾唯一一家以出版学术书为特色的出版公司，每年新出的120种新书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学术书籍，曾荣获22次金鼎奖和各类文化基金奖、新闻学术奖。钱穆、余英时、黄仁宇等一大批台湾学者的书都独家授权联经负责出版。
1987年，林载爵从剑桥大学博士班毕业回到台湾，开始兼职担任联经的总编辑。之后一年，台湾放开了出版业，林载爵开始一身轻松地编辑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接触好的学者、接触不同的思想、接触最新的好书，成了林载爵二十余年投身出版事业的最大乐趣。
学术书=有稳定的收益
“其实我们也做F4的书。”林载爵笑说打破联经的“学术神话”。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书联经都会做，林载爵的标准是内容决定一切。“比如这本关于F4的艺人书，在编排、文字等处理上对于之前的同类书有重大的突破，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以后艺人书的风格。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决定做。”
由于出版学术书的编辑成本是大众读物的两倍左右，而销量则比较少，所以大多数出版社出于利润的考量很少做学术书籍。即便是以此为特色的联经，也需要大众读物产生的利润“养”着这些书。
林载爵承认，从经营的角度说，出版学术书的确是一个“大负担”。
但同样是这些学术书，使得联经每年再版书的种类和册数都是新书的两倍甚至更多。
“学术书的生命力就在于永远不会被淘汰，销量一直可以细水长流，甚至一版再版。”
对于联经而言，这是自己生存的生命线。
从总编辑到兼任发行人，林载爵悄然完成了从学者到经营者身份的转变，更多的时候他需要把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考虑。即便这样，林载爵仍有自己的坚持。
“畅销书不仅意味着利润，也意味着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只出畅销书的出版社都倒了，而我们还在的原因。”在林载爵看来，畅销书的风险难以控制，既可能短期大卖，也可能瞬间消失。
而相比之下，学术书的收益是长期而稳定的，在这个交汇点上，学术的追求和商业的利益结合到了一起，而林载爵，正好站在这个交汇点上。
联手季风的杰作
2005年2月在台北繁华的商业区忠孝东路开业的“上海书店”，对于林载爵和联经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上海书店由上海季风书园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合作成立，季风书园负责采购，联经公司提供管理、销售。上海书店的经营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经营品种近3万种、6．8万册，是目前台湾经营大陆简体书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书店。
上海书店开业头一天的销售额就高达24万新台币(约人民币5万余)，售出九百多种图书，其中文学艺术类和社科类共卖了3000多册。
这是自2003年7月8日台湾地区正式开放大陆图书销售之后，联经公司甩出的最大手笔。
而身为联经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的林载爵，则出任了“上海书店”的董事长。
除了上海书店，联经还继而在台湾高雄设立了两个经销处，专门负责经销来自大陆的简体字书籍。
这次的合作，犹如在林载爵面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同年，联经再次与上海季风合作，在上海成立了一家文化咨询公司，专门给大陆的出版社策划图书。自成立至今，这家公司已经策划了四五十种图书，林载爵希望这家咨询公司能为联经将来进入大陆出版市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至此，联经与大陆的合作遍布了出版业的上中下游，在出版、发行和书店都有涉及。
“包括我们在内的台湾所有出版公司，在刚结束的厦门书展上，共售出200万元人民币的图书，这对于我们进入大陆市场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在这次的书展上，联经出版公司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尤其是大陆出版社都没有购买过版权的学术书籍占了不少的比例，这让林载爵增强了进军大陆的信心。目前在与大陆各出版社的版权交易中，联经出版社一直处于顺差。
“我最高兴的就是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能够在大陆生根开花。”
华文出版界的通路
林载爵的梦想是整个汉字世界能形成通路。
为了这个梦想，他积极地来往于上海、北京和台北之间。
“上海书店”在台湾发起的“我最喜爱的小说”网上评选中，《红楼梦》终于在最后一刻战胜《哈里波特》成为“最爱”，使得林载爵欣慰不已，这说明两岸三地的华文出版界有一个最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文化的认同。
林载爵最近两年在不同的场合一直提到“一中二字”，即一种中文两个写法。不论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都是中文的组成部分，不能成为阻碍两岸三地出版合作的障碍。
在林载爵的想法里，这个出版通路的形成，必须以交易方式的渠道畅通作为基础。两岸三地，包括新马地区的华文出版商都可以借助当地的书店资源，把自己的新书发行到整个汉字世界。
“这是我的一个长远的愿景，希望它能在五年之后得以实现。”也许，从事华文书籍的出版，能够间接地实现林载爵当年学习晚清历史时就怀揣着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