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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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刻画了众多在追求田园牧歌的道路上遭遇意外事故导致死亡的人物。这些人物的非正常死亡有着深刻沉重的内涵,它是捷克民族挥之不去的焦虑和忧愁的表现,是对现实处境中永恒矛盾的绝望逃避,死亡以一种无声的强有力的方式摧毁生之希望,宣告了米兰·昆德拉笔下充满温情的生活的不可能性。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小说 非正常死亡 生活 不可能性
  “生活”一词,在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他小说中的众多主人公都在追求一种与具体的现实生活不一样的生活状态。那么,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对于“生活”一词到底是如何理解的呢?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他借用了保罗·艾吕雅在其超现实主义抨击文章《一具尸体》中的话“我一想到生活,眼中就充满了泪水。生活今天已只存在于一些仅靠温情支撑着的琐碎的小事中。”{1}现实中人们活在虚伪和谎言中,戴着面具,唯有那些温情的琐事才能让人们放下伪装,回归到那种充满温情的牧歌式的生活中。这正是萨特所强调的生活中选择的意义。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说道:“生活在没有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它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2}据此我们认为昆德拉笔下的生活是一种理想的、充满温情的、有意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本文正是基于对“生活”一词这样的理解来分析昆德拉笔下人物非正常死亡的内涵。
  一、捷克人的脆弱忧虑
  捷克位于欧洲中心区域,与波兰、德国、奥地利和斯洛伐克接壤。这片土地的特殊位置使得它在史前时期就成了很多部落种族定居以及征服与被征服的焦点。公元863年,基督教来到大摩拉维亚,从此这片土地上又增添了宗教冲突。到了近现代时期,欧洲大陆上稍有规模的战争都使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1948年捷克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又将这个国家置于苏联的压抑和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昆德拉前期的小说多以著名的政治运动“布拉格之春”为背景。
  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昆德拉将捷克定义为一个在大民族的压迫下时时看到自身遭到威胁与质疑的小小国家。在这个弱小国家里,“诗人与刽子手一起统治”{3},个人的生命变得异常脆弱无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由于写了一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而被医院辞退,然而为了躲避政治而低到尘埃里的托马斯依旧逃不掉与政治的关系。《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狂热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无比自豪地走进警察局举报了红发女友的哥哥,却使得红发女友入狱三年。《告别圆舞曲》中露辛娜死于雅库布的一次意外之举,然而雅库布将毒药放入露辛娜的药瓶中难道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偶然吗?雅库布认为露辛娜是“那个准备在刽子手举起屠刀时摁住牺牲者的女人”{4},由此可以看出,雅库布对露辛娜怀有本能的敌意。而《笑忘录》中的塔米娜的悲剧更是与政治运动直接相关:她随丈夫逃离高压政治的祖国,丈夫不幸身患重病死去。她给丈夫的朋友发去讣告却没有一个人回,因为人们都害怕遭受牵连。放在婆婆家的信件取不回来,遗忘折磨着她至死。在那个时代里,政治高于友情,高于爱情,高于亲情,高于自由,高于生命,高于一切。
  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捷克招来频繁的战争,长期在战争的摧残下生活的捷克人形成了隐忍、沉默、忧郁的气质。这导致昆德拉的小说中充满了背叛、政治迫害和流亡。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生存于忧虑的状态中直至死亡:托马斯断绝与所有人的关系移居乡村,终被卡车压死;诗人雅罗米尔被女电影家的政治诡计迷惑,在阳台上可笑地冻死;露辛娜被雅库布诡异的潜意识所迫害,服下在瞬间夺走生命的毒药;塔米娜最终没能逃脱政治迫害所带来的厄运,绝望地沉到水底。死亡无疑成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中被焦虑和忧愁笼罩的人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二、永恒矛盾的绝望逃避
  男人与女人,灵与肉,轻与重,偶然与必然,现实与理想,这一对对存在于人类历史并永恒轮回的矛盾构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人们终其一生与这些矛盾做斗争,试图寻找那个特雷莎一直向往的犹如伊甸园的回忆一般的单调却而幸福的牧歌世界。
  以忠贞为武器的特雷莎和以征服女人为乐趣的托马斯之间的爱情是一场痛苦的搏斗。托马斯站在男人的立场上试图让特雷莎明白爱情与性是根本不同的: “她把事情都看得太认真,把一切搞成了悲剧,她无法明白肉体之爱的轻松和不把肉体之爱当回事带来的乐趣。”{5}男人与女人各自以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和方式在一起生活着,因此而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的生命被死死地困住,轻与重不断转换。托马斯继续背叛,特雷莎继续袒露自己的软弱和痛苦。最终她明白托马斯的性友谊,自由,征服,万分之一的不同是她永远无法理解的世界。于是,逃避成了唯一有可能区别自己与托马斯的其他女人的方式。然而就算是低到社会的最底层,逃到乡下,爱情依旧不是她所期待的样子。于是当托马斯说“你难道没发现我在这里很幸福”{6}的时候,托马斯和特雷莎必死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正如露辛娜,当她下定决心打掉腹中作为进入未来高贵世界的筹码的孩子而投入年老的伯特莱夫的怀抱中时,一颗突如其来的毒药在一瞬间意外夺走了她的生命。托马斯和露辛娜都自以为处在真正幸福的状态,其实不然,只要他还活着,特雷莎依旧会向他投来怀疑的目光,他将无法得到梦中的清净和安宁,而露辛娜幸福和美好的投射对象伯特莱夫竟是个“生活在正义之外”{7}的人。在这里,男性与女性对于灵魂与肉体不同的理解导致灵与肉无法统一,爱情只能始终以错位的方式存在着。
  而对于《不朽》中的阿涅丝来说,爱情的存在成了一个模糊的点。阿涅丝讨厌这样一个与之无法和谐的世界。她终于得到了一个去瑞士工作的机会,这样她就能找个恰当的理由抛开丈夫与女儿过上独居生活了。在她死前的那个下午,她将车子开到一条小路,来到小溪旁,躺在草丛中,在大自然的沐浴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并且确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东西了。在这里,浮士德与魔鬼的约定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出现,阿涅丝在这一瞬间里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在下一秒里迎来意外的车祸,生命消逝。   比起特雷莎、托马斯和阿涅丝,雅罗米尔还未抵达牧歌的世界,一个活在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一个试图找寻已逝的记忆。诗人雅罗米尔自以为和克萨维尔“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生灵”{8},克萨维尔最终还是背叛了他,将雅罗米尔抛回那个被妈妈宠坏的、懦弱的童男世界。
  爱情世界里关于男女人性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巨大落差是压在每个人身上的不能承受的重担,人类终其一生试图调和解决这些矛盾,期望达到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状态。然而一切努力终将被证明是徒劳的,就像《玩笑》里路德维克对泽马内克的报复一样,终会只是一个把人显得更加可悲的玩笑。人只要活着就会以为“真实的生活在别处,完全在别处”{9}。于是,昆德拉安排了这些人物的死亡,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告诫人们,别处没有真实的生活,眼下的生活就是最真实的,迁徙、移情都无法解决这些永恒的矛盾,唯有死亡能让这一切化为乌有,因为肉体一旦消亡,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三、生活的不可能性
  在生活还存在希望之时,昆德拉安排这些人突然死去。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只要活着,就会像《座谈会》中的护士伊丽莎白一样,深深地体会到生活的不可能性:“她充满激情地脱着衣服,却始终没有摆脱她那护士服可咒的重负。她在脱衣服,但她又无法脱掉衣服。她明知道她脱不掉衣服,却依然在脱衣服,因为她想让我们明白她那忧愁的和无法实现的脱衣愿望。”{10}死亡使一切变得无意义。托马斯和特雷莎几经周折终于逃离到了乡下,然而就算到了乡下,特雷莎怀疑的目光还是挥之不去,“布拉格之春”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创伤依然如影随形。弗兰克怀着崇高的理想去参加“伟大的进军”,然而从启蒙主义学者开始倡导的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已然无法生存。阿涅丝带着美好的希冀移居瑞士,她能暂时逃离丈夫、女儿和妹妹洛拉,却无法逃离这个充斥着人脸、摄像机、喧哗诡异的世界;雅罗米尔在生理层面告别了童男,然而心理层面终究还是妈妈的怀抱中那个胆小懦弱的男孩;露辛娜放弃高攀小号手的幻想,以一颗单纯的心投入伯特莱夫的怀抱,但她却不曾想到,伯特莱夫是个“生活在正义之外”的人;塔米娜逃到国外,逃到儿童孤岛,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让她从逝去丈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通过死亡找到了一种慰藉与解脱,然而死亡是真正的解脱吗?
  托马斯死了,还有千千万万个托马斯。《永恒欲望的金苹果》中狂热于追求女性的马丁,《生活在别处》中的四十岁的男人,都属于托马斯式的人物。特蕾莎的武器——软弱,在洛拉身上出现,她的怀疑嫉妒与《玩笑》中的兹德娜、《告别圆舞曲》中的克利玛夫人如出一辙。阿涅丝死了,《身份》中的香黛儿依然被别人的目光、照相机、侦探困扰,《谁都笑不出来》的克拉拉还生活在“一个四壁玻璃的房间”{11},她与保罗相爱的孤独在让马克与香黛儿之间存在。雅罗米尔活在伯特莱夫式的吹嘘中;塔米娜死了,雅库布还在流亡。《无知》中的伊莱娜的一生都打上了流亡的烙印,无论是继续漂泊还是回归祖国,世界上没有她落脚的地方。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死亡使生命的苦难得以解脱,让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但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死亡只不过是生命及苦难的轮回形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在每个人身上以惊人相似的方式重现,“就像你死了以后也也没办法躲一样”{12},香黛儿如是说。
  幻想、流亡、迁徙、移情,都无法消除焦虑、解决矛盾,死亡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呢?生活是《座谈会》伊丽莎白口中的“一曲脱衣舞的哀歌,吟唱的是关于脱衣服的不可能性,是做爱的不可能性,是生活的不可能性!”{13}在摧毁生之希望以后,昆德拉以一种严肃的口吻发出了最终宣告:死亡只是代表了生活的不可能性,不意味着死亡的可能性,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我们无处可逃。
  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非正常死亡内涵丰富,它不仅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生活在捷克这片战乱频仍的土地上人们内心的脆弱和忧虑,而且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揭示了人类对永恒矛盾的无能为力和生活的不可能性。昆德拉给人物安排的非正常死亡的结局,更体现了作家本人对于生活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的深刻理解和对于人类悲剧命运的伟大的预见性。他的小说是“关于毁灭的小说”{14},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苦难的观照,更是对生命群体存在的观照,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174页。
  {2}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3}{8}{9}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页,第386页,第397页。
  {4}{7} 米兰·昆德拉:《告别圆舞曲》,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第320页。
  {5}{6}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第407页。
  {10}{11}{13} 米兰·昆德拉:《好笑的爱》,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第41页,第171页。
  {12} 米兰·昆德拉:《身份》,邱瑞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14} 弗朗索瓦·里卡尔:《玩笑》后记。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2] [美]马奥尼.捷克和斯洛伐克史[M].陈静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
  [3] 李凤亮.诗·思·史:冲突 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J].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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