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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前往北平。
我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他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伯父周恩来，二伯父周恩溥。
这天，在大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带领下，我进了中南海。只一小会儿，伯伯就回来了。“大爷好！”我照天津的习惯称呼道。听我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伯伯见我点点头，又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儿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行！”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
在丰泽园（这年11月搬进了西花厅），有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从中间的门进去，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张小床给我住。屋里靠西墙、南墙有两排书柜，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
我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在北京也有了一个家。
7月7日，我陪伯伯刚吃完晚饭，就听到一声甜美的“爸爸好！”随后，一个身材苗条的漂亮姐姐快步进门，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动作非常自然。
伯伯拉过漂亮姐姐给我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开学就该上中学了。”
这天晚上，为了纪念抗战12周年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天安门广场举行几万人的隆重纪念大会，还放了焰火。伯伯带着维世姐姐和我上了天安门。可是，12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只是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的兴奋状态中，寸步不离维世姐姐，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这是伯伯唯一一次带我上天安门。
伯伯总是夜晚工作，上午只睡上一小会儿就又去外面忙。白天的十多个小时，小院里安静的时间比热闹的时间多得多。我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书，感到烦闷的时候，常常用双手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呆。
有一天，我身边忽然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你是周秉德吗？我叫娇娇，就住在那边。”她指着毛主席住的房子，我猜到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你12岁对吗，我比你大，你叫我娇娇姐姐吧。我们一块出去玩好吗？”
“太好了，娇娇姐姐！”我开心地叫道。有了游戏的伙伴，而且又是个姐姐，我真是兴奋极了。
在中南海，我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娇娇。那时她还没有学名，直到9月1日上学了，毛主席才给她起了“李敏”这个学名。她因为从小跟贺子珍妈妈在苏联长大，前两年刚回到哈尔滨学着说中国话，所以说话总带着点外国腔儿。她性格活泼，爱说话，我们性格相投，一块玩得很开心。
很快，她带我认识了住得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小朋友，有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后来的学名叫叶利亚），有阎揆要将军的女儿阎笑武（她当时跟着给朱老总当秘书的姐夫潘开文和姐姐阎笑文住在中南海），都和我年龄相仿。这样，我们这5个小女孩儿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总是在一起到南海边玩，或者一起看书、唱歌和聊天。说句心里话，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爱上这片中南海。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照。
不久，江青阿姨带着9岁的李讷从莫斯科回来了。李讷从苏联回国时，带了两辆银白色的儿童自行车，这种颜色和款式的自行车国内还没见过。李讷穿着白底碎花连衣裙，左脚踩稳车蹬，右脚连续蹬地，然后右腿一缩一跨，平稳地骑上自行车，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花裙随风舞弄，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大家真是羡慕极了！我们几个顿时对别的都失去了兴趣，跃跃欲试，都想学会骑车。
春藕斋的大厅有时周末举行舞会，但白天经常没有活动，又平坦又宽阔，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学车。很快，大家都能熟练地蹬着自行车在大廳里绕弯。
8月28日，伯伯带着我到北平的前门火车站去接伯母。此次伯母是受毛主席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国是的。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随毛主席同其他首长们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
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还没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是秉德吧？”“大娘好！”我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就叫我七妈吧！好吗？”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说。
结果我听成了“亲妈”，就一直这样喊，弟弟妹妹们也跟着这样称呼。直到后来与伯母通信，伯母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出：“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以前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我这才弄清。
在丰泽园的日子里，伯伯总是很忙，所以，教我见到什么人怎么称呼，都是七妈的事。她叫我喊朱总司令“爹爹”，喊他的夫人康克清“康妈妈”，喊刘少奇副主席夫妇“少奇伯伯”“光美阿姨”。以此类推，我对陈毅元帅夫妇也就称“陈毅伯伯”“张茜阿姨”。
爸爸从华北大学培训出来后分配了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了个仓库管理科科长。伯伯专门交待：周同宇的工作安排，职位要低，待遇要少。因此，家里住房极小。按照伯伯的意思，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住在中南海，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从1954年起，伯伯每个月给我们家105元，后来增加到120元（6个孩子每人补贴20元）。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 随伯伯住进中南海后，我才知道我们周家亲属之多。隔三差五就有人往西花厅自报家门。我伯伯离开淮安老家时才12岁，对许多亲戚都不清楚，常叫我带条子回家问我爸爸。后来，由爸爸一房一房地说，我一笔一笔地记，列出了一张世系表，派上了不少用场。
父母都有了工作后，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中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直到1985年爸爸去世后，我才渐渐了解爸爸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
爸爸1924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他和一个姑娘谈恋爱，追去了四川。伯伯误认为他“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误会，就离开了伯伯，离开了革命队伍，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他几次想重新接上组织关系，都没有成功，但他一直为地下党工作。
解放后参加工作后，爸爸因为有严重的胃溃疡，经常请病假。伯伯认为不能拿着全额工资不正常上班，就让爸爸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当时我已参加工作，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大弟秉钧在当飞行学员。还有四个弟妹在上学，负担很重。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就在客厅里和我聊了起来。他问我，爸爸对退休想得通不，我说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些想法，认为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伯伯对妈妈的心情表示十分理解，说她是一位自立自尊的女性。他让我带话给爸妈，下星期天来吃饭，要和他们谈谈心里话。
“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娘，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如父’。”伯伯还说，他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伯伯说，从现在起，每个月从他工资里拿出200元给我家，多加的钱是给我爸爸买补养品的。我怎么推辞，伯伯都执意要给。这钱一直给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直到伯伯去世后，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伯伯的工资是400.8元，七妈的工资是347.5元。伯伯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他工资收入的很大部分。
文革中，爸爸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1968年，被秘密逮捕。
文革后，我才从办案的王金岭那里了解到内情。当时，他从野战军调到北京卫戍区，奉命来到谢富治办公室。谢交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拘捕令：立即拘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均、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二十七号。
谢富治告诉他，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处的案子，江青直送总理处，总理亲自批准办的一个案子。“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筋，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
之后，傅崇碧司令员又向王金岭具体交办了案子。傅司令员说，周同宇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他建议总理，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了“拘捕”。因为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处，拘捕当然就不同了。傅司令员交待他，一来，这个案子既不能抛开红卫兵，又不能让红卫兵左右局面;二是，拘捕必须绝对保密，以免在社会上传开后，居心不良的人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总理。
如今我回想起来，在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年代，伯伯不仅对自己的亲弟弟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对许多被造反派审查的省、部级高级干部，都亲笔批准卫戍区采用了逮捕的办法（以免落在“群众组织”手上）。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无可奈何的下策，却被事实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下策。
爸爸的案子后来被移交“刘少奇专案组”，一拖再拖，爸爸被关了整整七年多，直至1975年5月才被释放。1979年，爸爸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爸爸平反时，伯伯已去世3年多了。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
保健醫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坚持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已患膀胱癌。在中央工作了几年的张大夫很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编者注：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伯伯听完张大夫的话，脸上丝毫看不出慌乱。他平静地让张大夫详细讲述了膀胱癌的发展和治疗方法，就像他平时了解其他领导人的患病情况那样，问得十分细。谈完，他又请张大夫把所谈内容写下来，“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1973年3月2日，伯伯约来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三天后，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送走客人后，叶帅对毛主席讲了我伯伯病情的严重，并拿出了装着伯伯血尿的瓶子让他看。毛主席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疗。3月6日，伯伯去“游泳池”开会，会前，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
3月10日，是伯伯从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进行对症检查治疗。
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伯伯确诊膀胱癌已经10个月了，原本发现是最早期，拖到如今，已经是耽误太久，再耽误不起了。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的癌症病灶！
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伯伯十分相信科学，尤其对专家里手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医生从来不向伯伯隐瞒病情，所以伯伯给毛主席的报告总是写得十分准确和具体，那种冷静镇定的口吻，仿佛不是在說自己的病情而是说的别人。
1975年12月，康生病逝。医生和伯伯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相约，唯一一次向伯伯隐瞒了真相：他们为伯伯专门印制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替代了当天第一版上康生病逝的消息。因为伯伯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病情严重时，他总要让值班的张树迎、高振普或张佐良大夫给他念报纸。而伯伯与康生患的同是膀胱癌，伯伯对康生病情的每一步发展可谓了如指掌，大家担心伯伯看了这条消息后产生联想，受到刺激。其实，那天伯伯一直在昏睡，并没有要求读报。
伯伯去世后，七妈也亲口对我说过：“你伯伯是很坚强的，大无畏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他的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确切，他要修改。到（1975年）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症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1976年1月18日，我和大弟秉钧如约前往西花厅。一进门，七妈就说我们：“怎么还戴着黑纱？纪念没必要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我们这里的同志都不戴了。”我们也只好把黑纱取下。
七妈先是讲了伯父的病情，说从发现癌细胞到去世，大大小小做了十几次手术。1975年9月20日，在膀胱底部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更毒的癌细胞，这种癌细胞在2000例病人中才会出现一例。因此，就没有再动手术，病确实是治不好了。“外面有任何传言都不要相信！”七妈这样特意解释，是怕医务人员承担压力。
然后，七妈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秉钧是军人，不敢随便乱问。我比较胆大一些，就问道：“伯伯病重时，主席究竟有没有去探望？”
七妈说：“你们都知道主席和伯伯是多年的战友，对伯伯是多么器重。但是，你们不知道伯伯病重时的样子，而且，主席身体也不好，见了面刺激太大，对两人的心情和身体都没有好处。”
我又问道：“告别时，江青为何不脱帽？朱老总那么大岁数了，都还敬了个军礼。”
七妈解释说：“江青同志有病，不方便脱帽吧。”
伯伯去世时，爸爸却没有能够与他最后诀别。
当时，爸爸刚获释，但由于没得到最后结论，还是失去与亲哥哥最后诀别的权利，只能在自家设立的灵堂前，面对着哥哥的遗像肝肠寸断，痛哭失声：“哥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
伯伯过世后，我常去看望陪伴七妈。
有一次，七妈在教育我们要正确对待公平问题时，难得地跟我们说起了她的委屈。她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
1988年8月19日下午，七妈又把我找回西花厅后客厅。当着秘书赵炜和卫士高振普的面，让我看了她在1984年改写的遗嘱。她谈起自己现在一身是病，冠心病常发作，植物神经失调，失眠，遇事就紧张，牙痛到不能吃饭，眼睛不好没法看报，小便常失禁。又谈起经济问题，说自己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代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红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经没钱了！’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个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说实话，经过十几年的交往和了解，我和许多与伯伯、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些，更重感情一些。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因为伯伯更多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对此她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2015年10月，我随团前往莫斯科，在俄罗斯国家政治档案馆查阅了伯伯和七妈的资料，其中有一篇1940年2月七妈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所写的《关于周恩来同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952年，周秉德与大伯父周恩来合影。
在汇报的最后，七妈谈到了伯伯的长处和缺点。
她认为，伯伯的长处是：为人和个性真挚谨严，克己自律，有坚定坚决的意志和自信心，对党和阶级忠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军事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例如凡是我不应当知道的事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有组织的才能，有高强的记忆力。不计及危险，不怕困难，不知疲倦，亦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稍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从来没听他发过牢骚。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然而不徇情的。他的生活和行动，举凡一切，都注意影响。 而他的缺点，在于工作领导方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过问，这样是会妨碍一些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和发展的。还有，顽强的斗争性有时还不够，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不够。
我永远忘不掉伯伯生前说过的一些未曾实现的心愿。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我想，以他从小的切身经历，以他的生动的文笔，以他性格的那份执著和毅力，如果他能正常退休，他一定给后世留下这本不敢说一定超过巴金的《家》、但一定会是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房》。
我妈妈喜欢收藏东西， 20世纪90年代末期她老人家交给我一些几十年前我写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1957年2月21日我给在无锡疗养的爸爸写的信，白纸黑字，是真实往事的记载。
信中我告诉爸爸，星期天我和维世姐去看伯伯。伯伯讲起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的趣事，我们说：你现在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我们有些不敢，他却说，没什么关系。
我们商量去个僻静一些的小馆子，就坐车到了东单新开路的“康乐”。但那里已满座，还有人站着等位，我们就出来了。伯伯临时想起东华门的“萃华楼”，说1946年军调三人小组工作时期与马歇尔等到这里吃过一次，去年吴努来也在这里请吃的饭，“我第三次在这儿吃是请你们！”
我们五个人点了五菜一汤，还有米饭、馒头，一共是十元零二角。伯伯说：这可比重庆时贵，那次六人，六菜一汤有酒，菜还较好，只有三块四角六分。
这天可真不容易，伯伯说：“今天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是呀，他很少如此。
在谈话中，伯伯说起，自己在发奋读《家》，已读了36页了！发奋读才读了36页，大家都笑了。
伯伯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再读剧本。他很爱好艺术，与文艺界的很多人都熟悉，对很多剧目都懂得。他看了电影《家》后，说演三少爷的就是过去演连长的，没有生活。他说，我要去演觉新，要比他演得好。这时七妈说：“让周同宇去演觉新才好呢，一定好。”伯伯又说：“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他说自己演戏还行，还说要向当导演的维世姐学习。
最后我告诉爸爸，伯伯是很活泼的，现在也仍然注意运动，身体真算健康的。“他的身体好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可惜，用伯伯自己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10年！”直至去世，他也没能正常退休，没有一个休闲幸福的晚年，當然，也就没有写长篇小说《房》和演戏的机会了。
（经授权摘编自金城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的《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我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他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伯父周恩来，二伯父周恩溥。
这天，在大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带领下，我进了中南海。只一小会儿，伯伯就回来了。“大爷好！”我照天津的习惯称呼道。听我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伯伯见我点点头，又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儿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行！”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
在丰泽园（这年11月搬进了西花厅），有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从中间的门进去，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张小床给我住。屋里靠西墙、南墙有两排书柜，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
我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在北京也有了一个家。
“亲妈”
7月7日，我陪伯伯刚吃完晚饭，就听到一声甜美的“爸爸好！”随后，一个身材苗条的漂亮姐姐快步进门，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动作非常自然。
伯伯拉过漂亮姐姐给我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开学就该上中学了。”
这天晚上，为了纪念抗战12周年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天安门广场举行几万人的隆重纪念大会，还放了焰火。伯伯带着维世姐姐和我上了天安门。可是，12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只是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的兴奋状态中，寸步不离维世姐姐，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这是伯伯唯一一次带我上天安门。
伯伯总是夜晚工作，上午只睡上一小会儿就又去外面忙。白天的十多个小时，小院里安静的时间比热闹的时间多得多。我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书，感到烦闷的时候，常常用双手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呆。
有一天，我身边忽然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你是周秉德吗？我叫娇娇，就住在那边。”她指着毛主席住的房子，我猜到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你12岁对吗，我比你大，你叫我娇娇姐姐吧。我们一块出去玩好吗？”
“太好了，娇娇姐姐！”我开心地叫道。有了游戏的伙伴，而且又是个姐姐，我真是兴奋极了。
在中南海，我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娇娇。那时她还没有学名，直到9月1日上学了，毛主席才给她起了“李敏”这个学名。她因为从小跟贺子珍妈妈在苏联长大，前两年刚回到哈尔滨学着说中国话，所以说话总带着点外国腔儿。她性格活泼，爱说话，我们性格相投，一块玩得很开心。
很快，她带我认识了住得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小朋友，有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后来的学名叫叶利亚），有阎揆要将军的女儿阎笑武（她当时跟着给朱老总当秘书的姐夫潘开文和姐姐阎笑文住在中南海），都和我年龄相仿。这样，我们这5个小女孩儿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总是在一起到南海边玩，或者一起看书、唱歌和聊天。说句心里话，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爱上这片中南海。
不久，江青阿姨带着9岁的李讷从莫斯科回来了。李讷从苏联回国时，带了两辆银白色的儿童自行车，这种颜色和款式的自行车国内还没见过。李讷穿着白底碎花连衣裙，左脚踩稳车蹬，右脚连续蹬地，然后右腿一缩一跨，平稳地骑上自行车，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花裙随风舞弄，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大家真是羡慕极了！我们几个顿时对别的都失去了兴趣，跃跃欲试，都想学会骑车。
春藕斋的大厅有时周末举行舞会，但白天经常没有活动，又平坦又宽阔，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学车。很快，大家都能熟练地蹬着自行车在大廳里绕弯。
8月28日，伯伯带着我到北平的前门火车站去接伯母。此次伯母是受毛主席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国是的。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随毛主席同其他首长们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
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还没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是秉德吧？”“大娘好！”我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就叫我七妈吧！好吗？”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说。
结果我听成了“亲妈”，就一直这样喊，弟弟妹妹们也跟着这样称呼。直到后来与伯母通信，伯母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出：“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以前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我这才弄清。
在丰泽园的日子里，伯伯总是很忙，所以，教我见到什么人怎么称呼，都是七妈的事。她叫我喊朱总司令“爹爹”，喊他的夫人康克清“康妈妈”，喊刘少奇副主席夫妇“少奇伯伯”“光美阿姨”。以此类推，我对陈毅元帅夫妇也就称“陈毅伯伯”“张茜阿姨”。
“长兄如父”
爸爸从华北大学培训出来后分配了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了个仓库管理科科长。伯伯专门交待：周同宇的工作安排，职位要低，待遇要少。因此，家里住房极小。按照伯伯的意思，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住在中南海，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从1954年起，伯伯每个月给我们家105元，后来增加到120元（6个孩子每人补贴20元）。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 随伯伯住进中南海后，我才知道我们周家亲属之多。隔三差五就有人往西花厅自报家门。我伯伯离开淮安老家时才12岁，对许多亲戚都不清楚，常叫我带条子回家问我爸爸。后来，由爸爸一房一房地说，我一笔一笔地记，列出了一张世系表，派上了不少用场。
父母都有了工作后，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中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直到1985年爸爸去世后，我才渐渐了解爸爸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
爸爸1924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他和一个姑娘谈恋爱，追去了四川。伯伯误认为他“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误会，就离开了伯伯，离开了革命队伍，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他几次想重新接上组织关系，都没有成功，但他一直为地下党工作。
解放后参加工作后，爸爸因为有严重的胃溃疡，经常请病假。伯伯认为不能拿着全额工资不正常上班，就让爸爸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当时我已参加工作，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大弟秉钧在当飞行学员。还有四个弟妹在上学，负担很重。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就在客厅里和我聊了起来。他问我，爸爸对退休想得通不，我说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些想法，认为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伯伯对妈妈的心情表示十分理解，说她是一位自立自尊的女性。他让我带话给爸妈，下星期天来吃饭，要和他们谈谈心里话。
“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娘，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如父’。”伯伯还说，他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伯伯说，从现在起，每个月从他工资里拿出200元给我家，多加的钱是给我爸爸买补养品的。我怎么推辞，伯伯都执意要给。这钱一直给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直到伯伯去世后，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伯伯的工资是400.8元，七妈的工资是347.5元。伯伯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他工资收入的很大部分。
文革中，爸爸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1968年，被秘密逮捕。
文革后，我才从办案的王金岭那里了解到内情。当时，他从野战军调到北京卫戍区，奉命来到谢富治办公室。谢交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拘捕令：立即拘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均、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二十七号。
谢富治告诉他，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处的案子，江青直送总理处，总理亲自批准办的一个案子。“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筋，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
之后，傅崇碧司令员又向王金岭具体交办了案子。傅司令员说，周同宇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他建议总理，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了“拘捕”。因为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处，拘捕当然就不同了。傅司令员交待他，一来，这个案子既不能抛开红卫兵，又不能让红卫兵左右局面;二是，拘捕必须绝对保密，以免在社会上传开后，居心不良的人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总理。
如今我回想起来，在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年代，伯伯不仅对自己的亲弟弟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对许多被造反派审查的省、部级高级干部，都亲笔批准卫戍区采用了逮捕的办法（以免落在“群众组织”手上）。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无可奈何的下策，却被事实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下策。
爸爸的案子后来被移交“刘少奇专案组”，一拖再拖，爸爸被关了整整七年多，直至1975年5月才被释放。1979年，爸爸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很清楚”
爸爸平反时，伯伯已去世3年多了。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
保健醫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坚持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已患膀胱癌。在中央工作了几年的张大夫很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编者注：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伯伯听完张大夫的话，脸上丝毫看不出慌乱。他平静地让张大夫详细讲述了膀胱癌的发展和治疗方法，就像他平时了解其他领导人的患病情况那样，问得十分细。谈完，他又请张大夫把所谈内容写下来，“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1973年3月2日，伯伯约来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三天后，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送走客人后，叶帅对毛主席讲了我伯伯病情的严重，并拿出了装着伯伯血尿的瓶子让他看。毛主席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疗。3月6日，伯伯去“游泳池”开会，会前，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
3月10日，是伯伯从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进行对症检查治疗。
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伯伯确诊膀胱癌已经10个月了，原本发现是最早期，拖到如今，已经是耽误太久，再耽误不起了。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的癌症病灶！
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伯伯十分相信科学，尤其对专家里手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医生从来不向伯伯隐瞒病情，所以伯伯给毛主席的报告总是写得十分准确和具体，那种冷静镇定的口吻，仿佛不是在說自己的病情而是说的别人。
1975年12月，康生病逝。医生和伯伯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相约，唯一一次向伯伯隐瞒了真相：他们为伯伯专门印制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替代了当天第一版上康生病逝的消息。因为伯伯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病情严重时，他总要让值班的张树迎、高振普或张佐良大夫给他念报纸。而伯伯与康生患的同是膀胱癌，伯伯对康生病情的每一步发展可谓了如指掌，大家担心伯伯看了这条消息后产生联想，受到刺激。其实，那天伯伯一直在昏睡，并没有要求读报。
伯伯去世后，七妈也亲口对我说过：“你伯伯是很坚强的，大无畏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他的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确切，他要修改。到（1975年）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症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1976年1月18日，我和大弟秉钧如约前往西花厅。一进门，七妈就说我们：“怎么还戴着黑纱？纪念没必要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我们这里的同志都不戴了。”我们也只好把黑纱取下。
七妈先是讲了伯父的病情，说从发现癌细胞到去世，大大小小做了十几次手术。1975年9月20日，在膀胱底部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更毒的癌细胞，这种癌细胞在2000例病人中才会出现一例。因此，就没有再动手术，病确实是治不好了。“外面有任何传言都不要相信！”七妈这样特意解释，是怕医务人员承担压力。
然后，七妈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秉钧是军人，不敢随便乱问。我比较胆大一些，就问道：“伯伯病重时，主席究竟有没有去探望？”
七妈说：“你们都知道主席和伯伯是多年的战友，对伯伯是多么器重。但是，你们不知道伯伯病重时的样子，而且，主席身体也不好，见了面刺激太大，对两人的心情和身体都没有好处。”
我又问道：“告别时，江青为何不脱帽？朱老总那么大岁数了，都还敬了个军礼。”
七妈解释说：“江青同志有病，不方便脱帽吧。”
伯伯去世时，爸爸却没有能够与他最后诀别。
当时，爸爸刚获释，但由于没得到最后结论，还是失去与亲哥哥最后诀别的权利，只能在自家设立的灵堂前，面对着哥哥的遗像肝肠寸断，痛哭失声：“哥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
空前绝后的“牢骚”
伯伯过世后，我常去看望陪伴七妈。
有一次，七妈在教育我们要正确对待公平问题时，难得地跟我们说起了她的委屈。她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
1988年8月19日下午，七妈又把我找回西花厅后客厅。当着秘书赵炜和卫士高振普的面，让我看了她在1984年改写的遗嘱。她谈起自己现在一身是病，冠心病常发作，植物神经失调，失眠，遇事就紧张，牙痛到不能吃饭，眼睛不好没法看报，小便常失禁。又谈起经济问题，说自己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代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红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经没钱了！’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个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说实话，经过十几年的交往和了解，我和许多与伯伯、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些，更重感情一些。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因为伯伯更多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对此她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2015年10月，我随团前往莫斯科，在俄罗斯国家政治档案馆查阅了伯伯和七妈的资料，其中有一篇1940年2月七妈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所写的《关于周恩来同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汇报的最后，七妈谈到了伯伯的长处和缺点。
她认为，伯伯的长处是：为人和个性真挚谨严，克己自律，有坚定坚决的意志和自信心，对党和阶级忠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军事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例如凡是我不应当知道的事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有组织的才能，有高强的记忆力。不计及危险，不怕困难，不知疲倦，亦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稍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从来没听他发过牢骚。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然而不徇情的。他的生活和行动，举凡一切，都注意影响。 而他的缺点，在于工作领导方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过问，这样是会妨碍一些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和发展的。还有，顽强的斗争性有时还不够，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不够。
未曾实现的心愿
我永远忘不掉伯伯生前说过的一些未曾实现的心愿。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我想，以他从小的切身经历，以他的生动的文笔，以他性格的那份执著和毅力，如果他能正常退休，他一定给后世留下这本不敢说一定超过巴金的《家》、但一定会是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房》。
我妈妈喜欢收藏东西， 20世纪90年代末期她老人家交给我一些几十年前我写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1957年2月21日我给在无锡疗养的爸爸写的信，白纸黑字，是真实往事的记载。
信中我告诉爸爸，星期天我和维世姐去看伯伯。伯伯讲起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的趣事，我们说：你现在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我们有些不敢，他却说，没什么关系。
我们商量去个僻静一些的小馆子，就坐车到了东单新开路的“康乐”。但那里已满座，还有人站着等位，我们就出来了。伯伯临时想起东华门的“萃华楼”，说1946年军调三人小组工作时期与马歇尔等到这里吃过一次，去年吴努来也在这里请吃的饭，“我第三次在这儿吃是请你们！”
我们五个人点了五菜一汤，还有米饭、馒头，一共是十元零二角。伯伯说：这可比重庆时贵，那次六人，六菜一汤有酒，菜还较好，只有三块四角六分。
这天可真不容易，伯伯说：“今天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是呀，他很少如此。
在谈话中，伯伯说起，自己在发奋读《家》，已读了36页了！发奋读才读了36页，大家都笑了。
伯伯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再读剧本。他很爱好艺术，与文艺界的很多人都熟悉，对很多剧目都懂得。他看了电影《家》后，说演三少爷的就是过去演连长的，没有生活。他说，我要去演觉新，要比他演得好。这时七妈说：“让周同宇去演觉新才好呢，一定好。”伯伯又说：“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他说自己演戏还行，还说要向当导演的维世姐学习。
最后我告诉爸爸，伯伯是很活泼的，现在也仍然注意运动，身体真算健康的。“他的身体好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可惜，用伯伯自己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10年！”直至去世，他也没能正常退休，没有一个休闲幸福的晚年，當然，也就没有写长篇小说《房》和演戏的机会了。
（经授权摘编自金城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的《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