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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民工说他像家长、父亲，但是也有人在网上说他的公司比黑砖窑还黑。争议中的农民工司令，怎样应对失业大潮带来的攻坚战？
2009年3月5日的人民大会堂门外。距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还有半个小时，全国人大代表、被誉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一出现在广场上，立即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物。张全收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老板，做的是“卖人”的生意——把农民工介绍到企业。
这是一个注定被人关注的人物。有农民工说他像家长、父亲，但是也有人在网上说他的公司比黑砖窑还黑。从贫苦的农村少年，到拥有十多家工厂的老板，对于张全收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然而自2008年以来，在农民工失业大潮的席卷之下，曾一度红火的劳务派遣公司正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张全收的处境不仅反映了当前整个劳务派遣行业的经营困境，也与更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息息相关。
不再“全收”
“同志们好！”张全收对着扩音器大喝一声。
“老板好！”近1500名青年男女马上齐声回应。
“蹲下！”
面前的团体方阵立刻整齐地蹲下去了。
“怎么样？”张全收转身对一家来自海南的台资鞋厂的招工人员说，“我们的工人都很好用，包你们满意。”
为了彰显他带出的“兵”比较听话、团结、勤奋，张全收今年的培训更加严格。张全收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外号“农民工司令”，但他此刻并不为眼前的“兵强马壮”而自豪。他心里着急的是，尽快把这些人从公司派出去，越快越好。
往年此时，他的全顺公司就业基地拥“兵”万人，许多企业老板都会亲自到公司要人。一批批打工仔、打工妹从河南、安徽、山东南下，在深圳全顺公司住上三两天，随后被批量分派到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各个工厂里。忙完工厂的订单后，他们将再次回到全顺公司。偶尔没活干的几天，张全收管他们吃住，每人每天还发25块钱，直到将他们派往下一个工厂。然而，今年情况发生逆转，许多企业用工量减少，张全收感到处境艰难。
“从农历正月初三开始，我每天至少跑七八个工厂去推销我的农民工，每天东奔西跑，嘴上都起了泡。”张全收说。眼下，在这个就业基地滞留的农民工越来越多，2009年春节过后将近一个月时间里，全顺公司共送出去近4000人，这仅是去年同期水平的1/3。
“原来跟我们合作的有上百家企业，经常合作的也有二三十家，到今年只剩下十家左右。”张全收介绍说，现在滞留在全顺公司的农民工约有2000人，“每天还有800~1000人往这里来”。
“我控制了一下，不然来的还要比这多3倍。”张全收说。早在年前，他就跟公司员工打招呼，男工、年纪大一点的员工最好到5月份再来。现在到全顺公司的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女工，她们往往更受工厂欢迎。
公司创办多年来，张全收对前来求职的农民工从来都是来者不拒，“我全收”是他的口头语。现在，他也不敢“全收”了。这么多人在他这里吃住，每天光吃的就要花掉3万元。此外随着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的调高，每人每天的补贴也涨到了40元钱。
“3000～5000人我还能撑得住，但是再增加下去，我就顶不住了！”张全收说。
从农民工到司令
张全收的辉煌，同样是从打工开始。上世纪80年代，出身河南省上蔡县一个贫苦农村家庭的他炸过爆米花，卖过冰棒，开过饭店，跑过运输，搞过建筑，修过铁路，对农民工的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2002年，已经到深圳5年的张全收有了点积蓄，便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帮周围的大厂子做加工。
一次，张全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自己的厂子赶工，时间太紧张了，问张全收能不能把工人借给他们用。
这次合作很顺利，也让张全收打开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他开始四处奔波，联系需要招工的厂子，发现当时的深圳平湖区还有不少工厂愿意用这种“租工人”的方式用工。于是，张全收成立了全顺人力资源公司，专门给工厂招人。
2004年，珠三角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民工荒”，给了张全收绝佳的发展时机。这一年，他的公司形势大好，工人数量由几百人、几千人一下攀升到了上万人。
为了更好地组织农民工，张全收让弟弟张来收专门驻点河南。他们甚至开通了河南到深圳平湖的直达大巴，一车一车的河南人，就这样被拉到张全收的公司所在地——深圳市平湖镇大草浦一路27号，然后再从这里派到各地工厂。
张全收不再免费推销工人。全顺的主要业务就是将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培训基地，照拿工资，将工人“库存”起来。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必须为此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张全收赚的就是这种管理费和部分加班费。这种操作方式后来被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于建嵘称为“全顺模式”。
用全顺的工人，工厂不用管人，淡季还能“退人”，客户非常乐意多付那笔管理费。“在保证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个小时再加2毛钱作为管理费。”一个工厂负责人透露。
正是这2毛钱，一年算下来，为全顺带来了上千万元的收入。从2003年至2008年，张全收公司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仅靠管理费，便获利几千万元。2008年，全顺的员工达到了1.8万人，张全收被媒体称为“农民工司令”。
“全顺”牌员工
在全顺的人力资源模式中，最少是以50名农民工为建制送入用人单位，每50人配一个领班负责，自成体系组织完成生产任务，并以公司名义同每家企业签订了包括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等十几项内容的协议，用工单位同公司进行经济结算，确保每一个农民工的收入。
每一批新员工进入全顺，张全收都要亲自给他们进行一次“培训”。 “培训”内容以“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抽烟喝酒、打架斗殴，不准谈恋爱，不准互相借钱，不准穿奇装异服”等训条为主。张全收说要教他们做人，这些都是全顺公司的“规矩”。
全顺还建立了农民工“准军事化”管理机制：早上集体出操，中午，大家在同一个工厂食堂吃饭。工人宿舍每间屋子6张上下床，物品摆放整齐，被子叠得方正。
然而这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以及全顺的赢利模式，一度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有人在网上说，张全收的公司比“黑砖窑”还黑，无非是靠压榨员工赚钱。对此，张全收说，公司每个月可以从一个进厂员工手上拿50、100、200元不等的管理费，但是，全顺公司最起码保证不欠工资。2005年10月，和全顺合作了一年的一家玩具厂，老板在拖欠了全顺500名工人一年的工资之后消失了。对方拖欠工资高达240万元，张全收几乎动用了全部家底，又找朋友借钱，才终于付清。类似情况他不止遇到一次。
此外，这些管理费还被用于建立工人的保障体系。“我们的员工来自全国各地，都是短期工，很多不愿意买长期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要求每个员工每月拿出十元钱，不足部分由公司补足，建立起内部保险资金。从2007年5月开始，日常医疗、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都正式纳入了内部保险体系。
攻坚时刻
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大批农民工的返乡。而作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比任何一个农民工个体都更能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压力。
就在2008年10月，张全收还放出豪言，2009年，要将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然而话音未落，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
首先遭遇的便是退工。
2008年12月5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电话，说要退回400名工人。第二天，张全收凌晨4点就起床出发，这一天他要连跑四地，而原因都是相同的：工厂退工，他要亲自处理善后。而此后，他接到的类似电话越来越多。
2009年春节过后，更大的压力向张全收袭来。刚过初十，他的公司就来了5000多名农民工。
在公司的招工简章上，记者看到张全收的承诺：免费为农民工找工作，包吃包住，跟踪管理，保证每位农民工每年有15000~18000元的收入，计件工资每年可拿到20000~25000元。员工待工期间公司包吃包住，每人每天均可领取40元工资。他的这种托底经营模式给农民工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也因此，眼下企业的压力格外沉重。
为了尽快让工人上班，张全收四处联系，一次次打电话或亲自跑到合作企业商量，甚至降低了一些管理费。此时，他当初的信誉以及多年积累下来的品牌效应帮上了忙，对方都愿意尽力帮忙多消化一些。
不仅如此，他还四处寻找以前没有合作的新客户，热情地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基地来看看，终于又“推销”出一批工人。
四处奔走后，已经到2009年2月底了，还有1800人呆在宿舍区里。连吃带住，张全收每天要花费近10万元。
张全收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对抗金融危机的战争。至于这一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节点在5月。张全收对自己的推理很自信：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不久就会大量返乡，而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为此，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全收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
2009年3月5日的人民大会堂门外。距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还有半个小时，全国人大代表、被誉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一出现在广场上，立即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物。张全收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老板，做的是“卖人”的生意——把农民工介绍到企业。
这是一个注定被人关注的人物。有农民工说他像家长、父亲，但是也有人在网上说他的公司比黑砖窑还黑。从贫苦的农村少年，到拥有十多家工厂的老板，对于张全收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然而自2008年以来，在农民工失业大潮的席卷之下，曾一度红火的劳务派遣公司正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张全收的处境不仅反映了当前整个劳务派遣行业的经营困境，也与更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息息相关。
不再“全收”
“同志们好！”张全收对着扩音器大喝一声。
“老板好！”近1500名青年男女马上齐声回应。
“蹲下！”
面前的团体方阵立刻整齐地蹲下去了。
“怎么样？”张全收转身对一家来自海南的台资鞋厂的招工人员说，“我们的工人都很好用，包你们满意。”
为了彰显他带出的“兵”比较听话、团结、勤奋，张全收今年的培训更加严格。张全收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外号“农民工司令”，但他此刻并不为眼前的“兵强马壮”而自豪。他心里着急的是，尽快把这些人从公司派出去，越快越好。
往年此时，他的全顺公司就业基地拥“兵”万人，许多企业老板都会亲自到公司要人。一批批打工仔、打工妹从河南、安徽、山东南下，在深圳全顺公司住上三两天，随后被批量分派到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各个工厂里。忙完工厂的订单后，他们将再次回到全顺公司。偶尔没活干的几天，张全收管他们吃住，每人每天还发25块钱，直到将他们派往下一个工厂。然而，今年情况发生逆转，许多企业用工量减少，张全收感到处境艰难。
“从农历正月初三开始，我每天至少跑七八个工厂去推销我的农民工，每天东奔西跑，嘴上都起了泡。”张全收说。眼下，在这个就业基地滞留的农民工越来越多，2009年春节过后将近一个月时间里，全顺公司共送出去近4000人，这仅是去年同期水平的1/3。
“原来跟我们合作的有上百家企业，经常合作的也有二三十家，到今年只剩下十家左右。”张全收介绍说，现在滞留在全顺公司的农民工约有2000人，“每天还有800~1000人往这里来”。
“我控制了一下，不然来的还要比这多3倍。”张全收说。早在年前，他就跟公司员工打招呼，男工、年纪大一点的员工最好到5月份再来。现在到全顺公司的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女工，她们往往更受工厂欢迎。
公司创办多年来，张全收对前来求职的农民工从来都是来者不拒，“我全收”是他的口头语。现在，他也不敢“全收”了。这么多人在他这里吃住，每天光吃的就要花掉3万元。此外随着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的调高，每人每天的补贴也涨到了40元钱。
“3000～5000人我还能撑得住，但是再增加下去，我就顶不住了！”张全收说。
从农民工到司令
张全收的辉煌，同样是从打工开始。上世纪80年代，出身河南省上蔡县一个贫苦农村家庭的他炸过爆米花，卖过冰棒，开过饭店，跑过运输，搞过建筑，修过铁路，对农民工的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2002年，已经到深圳5年的张全收有了点积蓄，便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帮周围的大厂子做加工。
一次，张全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自己的厂子赶工，时间太紧张了，问张全收能不能把工人借给他们用。
这次合作很顺利，也让张全收打开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他开始四处奔波，联系需要招工的厂子，发现当时的深圳平湖区还有不少工厂愿意用这种“租工人”的方式用工。于是，张全收成立了全顺人力资源公司，专门给工厂招人。
2004年，珠三角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民工荒”，给了张全收绝佳的发展时机。这一年，他的公司形势大好，工人数量由几百人、几千人一下攀升到了上万人。
为了更好地组织农民工，张全收让弟弟张来收专门驻点河南。他们甚至开通了河南到深圳平湖的直达大巴，一车一车的河南人，就这样被拉到张全收的公司所在地——深圳市平湖镇大草浦一路27号，然后再从这里派到各地工厂。
张全收不再免费推销工人。全顺的主要业务就是将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培训基地，照拿工资，将工人“库存”起来。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必须为此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张全收赚的就是这种管理费和部分加班费。这种操作方式后来被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于建嵘称为“全顺模式”。
用全顺的工人，工厂不用管人，淡季还能“退人”，客户非常乐意多付那笔管理费。“在保证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个小时再加2毛钱作为管理费。”一个工厂负责人透露。
正是这2毛钱，一年算下来，为全顺带来了上千万元的收入。从2003年至2008年，张全收公司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仅靠管理费，便获利几千万元。2008年，全顺的员工达到了1.8万人，张全收被媒体称为“农民工司令”。
“全顺”牌员工
在全顺的人力资源模式中，最少是以50名农民工为建制送入用人单位，每50人配一个领班负责，自成体系组织完成生产任务，并以公司名义同每家企业签订了包括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等十几项内容的协议，用工单位同公司进行经济结算，确保每一个农民工的收入。
每一批新员工进入全顺，张全收都要亲自给他们进行一次“培训”。 “培训”内容以“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抽烟喝酒、打架斗殴，不准谈恋爱，不准互相借钱，不准穿奇装异服”等训条为主。张全收说要教他们做人，这些都是全顺公司的“规矩”。
全顺还建立了农民工“准军事化”管理机制：早上集体出操，中午，大家在同一个工厂食堂吃饭。工人宿舍每间屋子6张上下床，物品摆放整齐，被子叠得方正。
然而这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以及全顺的赢利模式，一度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有人在网上说，张全收的公司比“黑砖窑”还黑，无非是靠压榨员工赚钱。对此，张全收说，公司每个月可以从一个进厂员工手上拿50、100、200元不等的管理费，但是，全顺公司最起码保证不欠工资。2005年10月，和全顺合作了一年的一家玩具厂，老板在拖欠了全顺500名工人一年的工资之后消失了。对方拖欠工资高达240万元，张全收几乎动用了全部家底，又找朋友借钱，才终于付清。类似情况他不止遇到一次。
此外，这些管理费还被用于建立工人的保障体系。“我们的员工来自全国各地，都是短期工，很多不愿意买长期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要求每个员工每月拿出十元钱，不足部分由公司补足，建立起内部保险资金。从2007年5月开始，日常医疗、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都正式纳入了内部保险体系。
攻坚时刻
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大批农民工的返乡。而作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比任何一个农民工个体都更能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压力。
就在2008年10月，张全收还放出豪言，2009年，要将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然而话音未落，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
首先遭遇的便是退工。
2008年12月5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电话，说要退回400名工人。第二天，张全收凌晨4点就起床出发，这一天他要连跑四地，而原因都是相同的：工厂退工，他要亲自处理善后。而此后，他接到的类似电话越来越多。
2009年春节过后，更大的压力向张全收袭来。刚过初十，他的公司就来了5000多名农民工。
在公司的招工简章上，记者看到张全收的承诺：免费为农民工找工作，包吃包住，跟踪管理，保证每位农民工每年有15000~18000元的收入，计件工资每年可拿到20000~25000元。员工待工期间公司包吃包住，每人每天均可领取40元工资。他的这种托底经营模式给农民工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也因此，眼下企业的压力格外沉重。
为了尽快让工人上班，张全收四处联系，一次次打电话或亲自跑到合作企业商量，甚至降低了一些管理费。此时，他当初的信誉以及多年积累下来的品牌效应帮上了忙，对方都愿意尽力帮忙多消化一些。
不仅如此，他还四处寻找以前没有合作的新客户，热情地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基地来看看，终于又“推销”出一批工人。
四处奔走后，已经到2009年2月底了，还有1800人呆在宿舍区里。连吃带住，张全收每天要花费近10万元。
张全收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对抗金融危机的战争。至于这一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节点在5月。张全收对自己的推理很自信：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不久就会大量返乡，而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为此，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全收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