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在眼下的出国境旅游中，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像新加坡那样，不用顾忌和担心有语言障碍、行动不便。华语在新加坡的应用之广、掌握程度之好，超过想象。
　　飞机一落地办理入境手续时，立刻就得到了验证。因为入境卡信息不完整，我们被告知需要重新补充填写内容方可通行。起初还担心交流会有问题，但一开口就完全释然了，机场工作人员不管是哪国人，一般都会讲中文，看得出都受过专门培训。之后，在很多公共场合，如商店、邮局、餐馆等地，都享受到了可用中文直接交流的礼遇。尤其是在旅游景点，工作人员像是专门为中国游客配备似的，无论哪个环节都不用担心沟通问题。一天去海洋馆，看到的服务员多是清一色的华人小姑娘、小伙子，感觉就像在国内一样。在水母区参观时，还碰到一位地道的新加坡老太太，竟然也能流利地用中文主动和我们交谈，说是因为政府一直号召大家学中文，所以从小就会。起初我们还把她当成了台湾人。
　　新加坡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第二个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华人人口占居民总数的七成以上，开国总理李光耀就是位土生华人。新加坡的中华缘的确深厚，不仅思想体系、管理理念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等中华文化精髓的深刻影响，就连很多传统习惯、民间风俗都沿用中国的行事形态。如那里的华人农历新年，也就是春节，同样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气氛和形式欢欣多彩，不亚于中国；每年的清明节，人们慎终追远，也纷纷举家出门扫墓，祭奠先人；还有端午、中秋等，有些传统节日的氛围，因为一直延续下来，没有遭受什么破坏，甚至超过我们；风水说在新加坡也很盛行，建筑设计、室内布置、婚丧嫁娶，常常会按其行事；更有各种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艺术，也是新加坡人的高雅爱好，如书法、瓷器、景泰蓝等，或习作、或收藏、或把玩。在国家美术馆参观时，就看到那里专门设了一个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的永久画展，其中许多作品曾在杭州的展览中看到过，但数量和精品大没有国内展览的层次；有的还是从法国、香港、上海、杭州等地借租来的，到期只能还回去，所以个别地方还开了“天窗”。尽管收集困难，却已竭尽全能，足见新加坡人对中國文化的重视和喜爱。
　　在最繁华的乌节路商业街中段，有一条闹中取静、环境极好的支路——翡翠山路，这里是土生华人打造的酒吧一条街，很有特色。路面不宽，却很整洁，整条街道用石砖铺地，沿路保留了一间紧挨一间，风格别致的店房、老屋，还有古迹。小店门口多有绿植、花坛小品点缀，偶有几株高大的椰子树、槟榔树相衬托，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相得益彰。店铺有中式的茶肆、旅店、古玩铺，更多的则是西式的酒吧、咖啡屋，充满浪漫的气息。我们经过的时候，正有三五一拨的客人在酒吧、咖啡屋的户外休闲区悠闲地喝咖啡、品酒、聊天，十分惬意。可以想见，当你在热闹、快节奏的商业街上走累了、听烦了，立刻能找到这么一处僻静、休闲的一隅歇一歇、躲一躲，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翡翠山路的氛围和风格，与同是小有名气的“小印度”街区正好形成对比，后者可是车水马龙，极尽嘈杂和疾促。
　　翡翠山路上，还有一座名为“chatsworth”的私立国际学校，也算是新加坡的一所贵族学校了，规模不大，学生人数不多，但课程很齐全，还有专门的中文教学。学校选址在这么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足见老板的实力。新加坡对华文教育十分重视，从开创华侨私塾崇文阁算起，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虽然新加坡的第一官方语言为英语，但政府一贯在所有学校推行中文教学，所有华人都需要学华语，被称为第二语言和母语。有了这样的教育体制，华语在新加坡的普及程度之高就不足为奇了。
　　说到土生华人，也就是早年下南洋闯荡创业的那些华人，数量不少，到如今已延续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基础，才使得中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新加坡代代相传、生根发芽。早期华人中，较有名的如华侨领袖陈嘉庚，出生在中国福建厦门的同安县集美社，17岁随父赴新加坡经商创业，后成为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既为新加坡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也不忘报国之心，慷慨出资在家乡创办了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集美学校”，接着又兴办了厦门大学。直到如今，这些教育机构，不仅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国家建设的人才，也成为当地独特的一道自然和人文风景。
　　新加坡对那些早年艰辛创业的先驱们，也是喝水不忘挖井人。为纪念他们的功绩，将一批街道和地区，以华人的名字来命名，如成宝路、金炎路、阿佛路、有进街、振兴街、义顺区等。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还有不少华籍成功人士跻身于政府高层，成为国家精英。这大大提高了华人在新加坡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使得新加坡的中华情缘更加牢固和深厚。
　　从精英高层，到普通百姓；从思想理念，到行为习俗，新加坡的中华情缘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如此而言，新加坡至于中国，就完全如同是一门国际大家庭中的“皇亲国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