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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跃进”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它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外部环境的紧迫性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环境；摆脱苏联束缚，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不足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毛泽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
【关键词】大跃进 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几个角度对“大跃进”产生的诸种因素作一剖析，以求更合理地解释论题。
一、外部环境的紧迫性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环境
自朝鲜战争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加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极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这就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全新课题，即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困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呈现勃勃生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模式，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掀起了一股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加速经济建设的热潮，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而苏联则宣称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政府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且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切“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使“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1]这也给毛泽东很大压力，表示要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六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2]
总之，国际环境的压力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急躁冒进的社会心理的形成。从国内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成绩斐然。在重重困难面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把不可一世的美国逼到谈判桌旁，并在这过程中完成了土改和“镇反”，到1957年又在完成“三大改造”的基础上全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巨变激励着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加速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先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3]的口号。不久，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4]随着赶超时间的不断缩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来越高。以钢为例，八大二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710万吨，而8月的北戴河会议则要求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翻一番；1959年再努力一把，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为了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只能促进经济以超乎寻常速度发展的“大跃进”。
二、摆脱苏联经验的束缚、选择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缺乏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和时空视野的限制，建国之初我们客观地选择了一种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的发展模式，而当时选择这一模式时，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是苏联，这固然因为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在50年代又是最亲密的盟友，但更主要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有30多年的建设经验，而与此相比，当时中国缺乏必要的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及国民经济的经验，所以照搬苏联经验模式，的确是当年中国一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这种选择又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面也形成了我国经济过分依赖苏联的弊端。
同时，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断膨胀，并想利用我国经济上的弱点，从军事上控制我们，这对从战争年代中走过来具有深切体验的建设的独立性问题，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工业化道路的标志。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寻找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原始动机。
三、毛泽东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
人民战争要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投身革命，使革命源源不断地获得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是通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当然也要依靠群众，因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对于其解放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是最宝贵的财富。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建设可以全部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可以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如果这样，必将导致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现有的物质条件，忘却理智的科学精神，过分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使出于真诚情怀的“大跃进”最后实实在在地造成了一场巨大灾难。
因此，科学地认识和阐释“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健康的社会心理，以便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58，1，1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91
[3]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M].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296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96
[5]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M].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367
作者简介：杨永涛（1979-），男，西安工业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关键词】大跃进 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几个角度对“大跃进”产生的诸种因素作一剖析，以求更合理地解释论题。
一、外部环境的紧迫性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环境
自朝鲜战争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加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极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这就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全新课题，即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困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呈现勃勃生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模式，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掀起了一股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加速经济建设的热潮，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而苏联则宣称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政府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且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切“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使“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1]这也给毛泽东很大压力，表示要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六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2]
总之，国际环境的压力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急躁冒进的社会心理的形成。从国内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成绩斐然。在重重困难面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把不可一世的美国逼到谈判桌旁，并在这过程中完成了土改和“镇反”，到1957年又在完成“三大改造”的基础上全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巨变激励着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加速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先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3]的口号。不久，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4]随着赶超时间的不断缩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来越高。以钢为例，八大二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710万吨，而8月的北戴河会议则要求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翻一番；1959年再努力一把，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为了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只能促进经济以超乎寻常速度发展的“大跃进”。
二、摆脱苏联经验的束缚、选择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缺乏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和时空视野的限制，建国之初我们客观地选择了一种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的发展模式，而当时选择这一模式时，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是苏联，这固然因为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在50年代又是最亲密的盟友，但更主要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有30多年的建设经验，而与此相比，当时中国缺乏必要的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及国民经济的经验，所以照搬苏联经验模式，的确是当年中国一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这种选择又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面也形成了我国经济过分依赖苏联的弊端。
同时，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断膨胀，并想利用我国经济上的弱点，从军事上控制我们，这对从战争年代中走过来具有深切体验的建设的独立性问题，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工业化道路的标志。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寻找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原始动机。
三、毛泽东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
人民战争要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投身革命，使革命源源不断地获得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是通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当然也要依靠群众，因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对于其解放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是最宝贵的财富。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建设可以全部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可以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如果这样，必将导致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现有的物质条件，忘却理智的科学精神，过分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使出于真诚情怀的“大跃进”最后实实在在地造成了一场巨大灾难。
因此，科学地认识和阐释“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健康的社会心理，以便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58，1，1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91
[3]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M].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296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96
[5]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M].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367
作者简介：杨永涛（1979-），男，西安工业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