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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前国民党政府派驻美国纽约副领事金永祚和他的夫人张治敏，儿女金世芸、金济民等，举家从美国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于6日晚上到达广州，受到政府的欢迎和接待。”
上述新闻里提及的金永祚乃是金兆梓先生的独子。金兆梓（1889—1975），浙江金华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史学家。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顾问，建国后，历任苏州市副市长、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1年4月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金兆梓膝下有三女一男，金永祚虽不是老大，但作为家中的独子，金兆梓自然对他是宠爱有加。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加之诸多个人因素，金永祚被迫困居美国，父子两人分离长达8年之久。那么，金永祚在美期间如何与父亲联系？他后来是怎样回到祖国？回国后又有哪些经历？这一切还要从金永祚的职业说起。
“我相信我的父亲”
1942年，金永祚从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毕业后，考取了外交官资格。1948年，他被派往驻加拿大温尼伯（马尼托巴省省会）领事馆，担任副领事。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迫于外汇短缺、财政拮据，裁撤了不少驻外机构，驻温尼伯领馆也在其列，金永祚因此调任驻纽约领事馆副领事。
当时的台湾当局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外交危机。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与我建交，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也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使国民党政权在国际外交场合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连续欠薪长达数月，引发了外交人员的不满，一些驻欧洲的大使馆、领事馆工作人员联合发起了“索薪运动”，国民党政府驻美各外交机关同样人心惶惶，驻美大使顾维钧与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亦为之挠头。身处纽约的金永祚一时也不知所措，进退维谷。远隔重洋的父子俩从此只得依靠鸿雁传书，沟通讯息。
1950年1月5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指出“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前国民党反动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都应该认清全国解放的光明大道，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立功自效，以求见谅于人民，实为至要”。这等于是中央发出了欢迎原国民党外交人员归国的信号。从报纸上获知这一信息后，金兆梓兴奋不已。为了让儿子尽早返回祖国，他反复写信催促其子赶紧辞职。金永祚是孝子，自然不会把父亲的话当做“耳旁风”，且他早已厌倦了这种朝不保夕的职业生涯，即于当年辞去了公职。可是，回国一事却让他犯难。在给父亲的信里，金永祚叹起了苦经：一方面，一双儿女尚在襁褓之中，经不起长途颠簸；另则，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无法正常领到薪水，辞职后的他已是囊中羞涩，且又担心回来以后就业无门，无力负担家用。因此，金永祚决定寻找一份新工作，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积攒些归国费用。如此一来，回国之事只好从长计议。
此时的金兆梓仍继续在中华书局任职。1951年11月，因患高血压，退职养老。他嫌上海环境过于喧闹，遂迁居苏州静养，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相当于原薪的60%，可谓衣食无忧。按说他手头尚宽裕，接济儿子全家回国当不成问题，但看到儿子能自力更生，勇挑家庭重担，他心中暗自欢喜，欣然支持儿子的决定。
没过多久，金永祚受聘于纽约一家由华侨经营的陶瓷厂，被委以厂长职务，负责日常的生产运营。一则他大学里主修的就是经济专业，管理企业对其不是难事；二则金永祚在西南联大就学时还曾得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真传，也算是有些专业根底。因而，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浪潮，美国国内充斥着各种诬蔑新中国的流言蜚语，说什么“每个中国人回国后要被‘洗脑子’，如果实在无可救药，就要杀头”，又说“中国是‘有国无家’，回国以后，家庭要被拆散，父子也不能相聚”。每每听闻这些，金永祚不免忐忑，他唯一的求解办法就是写信询问其父。金兆梓总是循循善诱，时常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击破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他告诉儿子，自己每天上午看书、读报，下午听听弹词，过得十分安闲惬意。他还对金永祚说：“现在国内物价稳定，乞丐、小偷、妓女都没有了。上海的流氓也绝迹了。和解放前比较一下，无论从那一角度看都已有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①其后数年里，父子间的通信愈发频繁，基本上平均每月一次。
尽管金永祚早早地从是非之中全身而退，但台湾当局却对他念念不忘。台湾当局外交主管部门的一些高官正是金永祚昔日的同僚，他们或是登门拜访，或是亲致信函、电话，想要劝说金永祚“回心转意”，但均被金严词回绝。时光飞逝，一晃5年过去了，金永祚的儿女渐渐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亦有所好转，原先制约他回国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而双亲的期盼以及父亲在信中所描述的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令其归心似箭。然而，回到国内后的就业问题依旧是他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在信里流露出了对此事的一丝忧虑。金兆梓在回信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党决不饿死一个人。”
就在金永祚准备举家离美前夕，不想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从半路杀出。尽管“麦卡锡主义”于1954年底就宣告终结，但其余波未平。那时凡是打算返回大陆的华人都会受到美国官方的特别“关照”。虽然金永祚不从事科研工作，也不掌握任何机密资料，但他曾经的外交官身份还是引起了美方的注意。联邦调查局三番两次传讯于他，企图阻挠他的行程。这一切吓不倒早已下定归国决心的金永祚，面对种种盘问，他泰然自若，应答如流。几度交锋后，联邦探员实在抓不住他的把柄，只好同意放行。有意思的是，当金永祚最后一次走出调查局时，一位美国官员尴尬地对他说：“希望你回国后不要责骂美国。”金礼貌地回应道：“我有什么讲什么，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②1956年仲秋的一天，金永祚携眷在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回家的归途。站在甲板上，手扶着栏杆，凝望浩瀚的大海，金永祚心潮澎湃，“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叶落归根
10月初，“克利夫兰总统”号在途经日本、菲律宾后，驶抵香港。10月6日，金永祚一家从罗湖口岸入关，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是日夜，他们抵达广州。
抵穗之后，金永祚接受了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他简要回顾了自己回国的艰辛历程：“我在1950年就辞去副领事职务，决心回到祖国来。因为一家负担很重，没有旅费。后来在纽约一家瓷器厂做厂长，积蓄到一点钱，加上接到父亲催我回来的信，到现在才回来。”有记者问道：“你是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何以敢毅然归国而无所疑虑？”他笑答：“我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祖国真实的情况，父亲将祖国建设的情况告诉我，并且催我回来。”说到这里，金永祚略显激动，“我相信我的父亲。我父亲一生从不说假话骗人，当然决不会骗我”。
金永祚全家在广州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有关方面还安排他们赴羊城各处参观考察，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让金永祚赞叹不已。10月9日，金永祚一行离开广州，北上申城。在启程回国前，他就给父亲写信，告知大致的行程。9日上午，当金兆梓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儿子一家安全到达广州的新闻后，喜逐颜开，他盘算着宝贝儿子不出几天就会回到自己身边。这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金兆梓夫妇从睡梦中唤醒，原来是邮递员送来一封发自广州的加急电报。当睡眼惺忪的金兆梓徐徐展开电报，一见“金永祚”3个字，精神顿时为之一振。急忙忙念完电文后，获知亲儿全家11日即将抵沪，金兆梓喜出望外。金妻一边裹衣起身，一边纳闷深更半夜里老头子为啥如此高兴。金兆梓遂将电报一字不漏地读给老伴听。经年未见的儿子带着儿媳和两个孙辈马上就要到家了，这从天而降的喜讯让老夫妻俩涕泪俱下，彻夜难眠，年近古稀之人谁不向往阖家团聚、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呢？
10月11日清晨，68岁的金兆梓特意起个大早，从苏州赶到上海北站。老人家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翘首以待。10时11分，从广州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车站，金永祚隔着车窗一眼就看到了站台上的老父。车门刚一打开，他就迫不及待地下得车来，快步上前，情不自禁地与父亲紧紧相拥，父子俩热泪盈眶。望着年迈的父亲依然是那样脸色红润，声音爽朗，金永祚不禁感慨：这不是梦吧！“乍听乡音信是真”，当听到父亲那一口金华土话，熟悉而又亲切，一股暖流从金永祚的心中升腾而起，“终于回家了”。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对金永祚来沪一事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不仅设宴款待，还特意安排他们全家5口下榻上海大厦，以便倾诉多年来的离情别绪。之后，金永祚又携妻儿先后前往苏州、北京，并在北京安顿了下来。
自美国归来后，不少亲友都向金永祚问起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来？”其实这个问题也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反复询问他的。金永祚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我的父母都在中国，我不能忘本。俗话常说‘叶落归根’，今天我归根了，让我流一些汗在这‘根’上吧。”③在金永祚看来，既然回到了祖国，就要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出力。因此，工作问题成为他归国后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据金兆梓之侄金永礼先生回忆，考虑到金永祚以往的经历，有关部门曾提出两个去向供他选择：一是外交部。金永祚是原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外事经验丰富。若此番进入外交部工作，很快便可独挡一面。另一去处是轻工业部。在纽约生活的5年多时间里，金永祚一直在与陶瓷打交道，不啻为制瓷方面的行家里手。因此，轻工业部为他提供了陶瓷工艺研究方面的岗位。按照金永祚本人的意思，是想重返外交界。但他拿不定主意，金兆梓也没有倾向性的建议。这时，金永祚想起了大学时代的老师曾昭抡。
曾昭抡虽是西南联大化学系的教授，但他热心爱国运动，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一同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西南文化研究会。1938年12月9日，曾昭抡在西南联大纪念“一二九”运动3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当时还是新生的金永祚坐在台下听得热血沸腾。曾昭抡的个人魅力不仅使金永祚记住了这位戴眼镜的先生，也让他对曾老师的化学课产生了浓厚兴趣。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前去旁听曾昭抡的课。曾昭抡对这个编外弟子亦格外关照，得遇空闲，还一对一专门为金永祚答疑解惑。毕业后，由于工作的关系，金永祚与曾昭抡多年未有联系。
很快，金永祚找到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时隔十余载，师生重逢，自然格外欣喜。在得知金永祚的来意后，曾昭抡沉思片刻，建议金还是去轻工业部工作。这位老科学家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亦能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听从老师的意见，金永祚毅然前往轻工业部报道。其妻张治敏则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英语。
金永祚一家回国的消息经新闻媒体报道后，金家各地亲友纷纷驰书慰问，这让金兆梓感愧交集，特意赋诗，将其儿返国的经过描述得一清二楚，这篇名为《金兆梓未是稿》的诗文刊于1956年12月11日的《文汇报》上：
吾儿不择食，糊口不遐陬。岁月聿云迈，忽忽遂八秋。非不欲遄归，资斧苦无筹。毅然掷轩冕，学为盏与瓯。贤哉儿妇张，佣力成夫谋。积储复积储，仅足买归舟。挚如与二子，翩然谢国仇。驰电远相慰，聊作寄书邮。电书午夜至，揉眼启衾裯。读之毕三夏，不觉开眉头。老妻裹衾问，何物宁解忧。告之书中语，涕泗交相酬。频频相催促，未雨当绸缪。行馆今何在，床衾足用不。更复促上道，远迓毋稽留。侵晨犯晓露，捷于江水流。月台晤归人，无端泪盈眸。两孙皆童穉，玉燕怀中投。呀呀习西语，强效楚人咻。闻之为失笑，一笑消百愁。
一从解放后，我便促归鞧。我儿复书来，谓已预有筹。挂冠先见意，萍迹姑浪浮。埋首为瓯盏，从兹谢交游。有时横逆来，遇之如狎鸥。一冺心与迹，相忘为敌仇。虽曰寄虎口，处身自优优。家书月一至，惟兔脱是谋。谓是吾道孤，此邦不可留。光华虽耀眼，落日已平畴。上下交征利，人欲看横流。欲海不可泳，悟者殊寡俦。况职在觇国，宜思赎愆尤。一旦举室行，敌为醒睡眸。逻者再三至，讯归如讯囚。谈笑不为屈，浩然登归舟。儿辈明此义，老夫夫何求。
余 音
1957年，金兆梓奉调重返中华书局，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翌年，他又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组成员。1961年4月，出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由于金永祚长期在京工作，这对父子一年到头也难得团圆几回。
1964年，金兆梓罹患脑血栓，不得不离职休养。因他的夫人去世得早，中风之后，金兆梓的衣食住行主要由保姆照料。金兆礼等在沪亲属也时常上门嘘寒问暖，帮助老人料理家务。“文革”期间，金兆梓横遭迫害，健康每况愈下。金永祚也一度被下放农村劳动。1970年，金永祚将父亲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就近照料。1975年6月15日，金兆梓在京逝世。4年后，上海市政协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由于感情原因，金永祚在“文革”前就与张治敏离婚，重新组织了家庭。金永祚的两个子女都出生于美国，顺理成章地拥有美国国籍，因此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去往大洋彼岸的人。张治敏女士也于“文革”后移居香港。
对于工作，金永祚始终投入极大的热情。退休后，他仍继续发挥余热，在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情报所从事国外陶瓷工业科技资料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赴美与子女团聚。2008年，金永祚在纽约去世。临终前，张治敏还去探望过前夫。遵照金永祚的遗愿，子女们将他的骨灰归葬金华老家。
从1956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到2008年客死异乡后，仍回葬祖籍。金永祚的经历恰似一个缩影，说明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叶落归根都是每一个海外炎黄子孙的夙愿。
（本文承蒙金永礼先生提供不少宝贵线索，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馆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参见金兆梓：《十年感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②③ 参见舒泽淞：《叶落归根》，《文汇报》1956年10月15日。
上述新闻里提及的金永祚乃是金兆梓先生的独子。金兆梓（1889—1975），浙江金华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史学家。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顾问，建国后，历任苏州市副市长、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1年4月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金兆梓膝下有三女一男，金永祚虽不是老大，但作为家中的独子，金兆梓自然对他是宠爱有加。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加之诸多个人因素，金永祚被迫困居美国，父子两人分离长达8年之久。那么，金永祚在美期间如何与父亲联系？他后来是怎样回到祖国？回国后又有哪些经历？这一切还要从金永祚的职业说起。
“我相信我的父亲”
1942年，金永祚从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毕业后，考取了外交官资格。1948年，他被派往驻加拿大温尼伯（马尼托巴省省会）领事馆，担任副领事。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迫于外汇短缺、财政拮据，裁撤了不少驻外机构，驻温尼伯领馆也在其列，金永祚因此调任驻纽约领事馆副领事。
当时的台湾当局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外交危机。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与我建交，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也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使国民党政权在国际外交场合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连续欠薪长达数月，引发了外交人员的不满，一些驻欧洲的大使馆、领事馆工作人员联合发起了“索薪运动”，国民党政府驻美各外交机关同样人心惶惶，驻美大使顾维钧与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亦为之挠头。身处纽约的金永祚一时也不知所措，进退维谷。远隔重洋的父子俩从此只得依靠鸿雁传书，沟通讯息。
1950年1月5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指出“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前国民党反动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都应该认清全国解放的光明大道，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立功自效，以求见谅于人民，实为至要”。这等于是中央发出了欢迎原国民党外交人员归国的信号。从报纸上获知这一信息后，金兆梓兴奋不已。为了让儿子尽早返回祖国，他反复写信催促其子赶紧辞职。金永祚是孝子，自然不会把父亲的话当做“耳旁风”，且他早已厌倦了这种朝不保夕的职业生涯，即于当年辞去了公职。可是，回国一事却让他犯难。在给父亲的信里，金永祚叹起了苦经：一方面，一双儿女尚在襁褓之中，经不起长途颠簸；另则，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无法正常领到薪水，辞职后的他已是囊中羞涩，且又担心回来以后就业无门，无力负担家用。因此，金永祚决定寻找一份新工作，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积攒些归国费用。如此一来，回国之事只好从长计议。
此时的金兆梓仍继续在中华书局任职。1951年11月，因患高血压，退职养老。他嫌上海环境过于喧闹，遂迁居苏州静养，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相当于原薪的60%，可谓衣食无忧。按说他手头尚宽裕，接济儿子全家回国当不成问题，但看到儿子能自力更生，勇挑家庭重担，他心中暗自欢喜，欣然支持儿子的决定。
没过多久，金永祚受聘于纽约一家由华侨经营的陶瓷厂，被委以厂长职务，负责日常的生产运营。一则他大学里主修的就是经济专业，管理企业对其不是难事；二则金永祚在西南联大就学时还曾得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真传，也算是有些专业根底。因而，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浪潮，美国国内充斥着各种诬蔑新中国的流言蜚语，说什么“每个中国人回国后要被‘洗脑子’，如果实在无可救药，就要杀头”，又说“中国是‘有国无家’，回国以后，家庭要被拆散，父子也不能相聚”。每每听闻这些，金永祚不免忐忑，他唯一的求解办法就是写信询问其父。金兆梓总是循循善诱，时常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击破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他告诉儿子，自己每天上午看书、读报，下午听听弹词，过得十分安闲惬意。他还对金永祚说：“现在国内物价稳定，乞丐、小偷、妓女都没有了。上海的流氓也绝迹了。和解放前比较一下，无论从那一角度看都已有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①其后数年里，父子间的通信愈发频繁，基本上平均每月一次。
尽管金永祚早早地从是非之中全身而退，但台湾当局却对他念念不忘。台湾当局外交主管部门的一些高官正是金永祚昔日的同僚，他们或是登门拜访，或是亲致信函、电话，想要劝说金永祚“回心转意”，但均被金严词回绝。时光飞逝，一晃5年过去了，金永祚的儿女渐渐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亦有所好转，原先制约他回国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而双亲的期盼以及父亲在信中所描述的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令其归心似箭。然而，回到国内后的就业问题依旧是他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在信里流露出了对此事的一丝忧虑。金兆梓在回信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党决不饿死一个人。”
就在金永祚准备举家离美前夕，不想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从半路杀出。尽管“麦卡锡主义”于1954年底就宣告终结，但其余波未平。那时凡是打算返回大陆的华人都会受到美国官方的特别“关照”。虽然金永祚不从事科研工作，也不掌握任何机密资料，但他曾经的外交官身份还是引起了美方的注意。联邦调查局三番两次传讯于他，企图阻挠他的行程。这一切吓不倒早已下定归国决心的金永祚，面对种种盘问，他泰然自若，应答如流。几度交锋后，联邦探员实在抓不住他的把柄，只好同意放行。有意思的是，当金永祚最后一次走出调查局时，一位美国官员尴尬地对他说：“希望你回国后不要责骂美国。”金礼貌地回应道：“我有什么讲什么，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②1956年仲秋的一天，金永祚携眷在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回家的归途。站在甲板上，手扶着栏杆，凝望浩瀚的大海，金永祚心潮澎湃，“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叶落归根
10月初，“克利夫兰总统”号在途经日本、菲律宾后，驶抵香港。10月6日，金永祚一家从罗湖口岸入关，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是日夜，他们抵达广州。
抵穗之后，金永祚接受了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他简要回顾了自己回国的艰辛历程：“我在1950年就辞去副领事职务，决心回到祖国来。因为一家负担很重，没有旅费。后来在纽约一家瓷器厂做厂长，积蓄到一点钱，加上接到父亲催我回来的信，到现在才回来。”有记者问道：“你是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何以敢毅然归国而无所疑虑？”他笑答：“我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祖国真实的情况，父亲将祖国建设的情况告诉我，并且催我回来。”说到这里，金永祚略显激动，“我相信我的父亲。我父亲一生从不说假话骗人，当然决不会骗我”。
金永祚全家在广州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有关方面还安排他们赴羊城各处参观考察，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让金永祚赞叹不已。10月9日，金永祚一行离开广州，北上申城。在启程回国前，他就给父亲写信，告知大致的行程。9日上午，当金兆梓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儿子一家安全到达广州的新闻后，喜逐颜开，他盘算着宝贝儿子不出几天就会回到自己身边。这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金兆梓夫妇从睡梦中唤醒，原来是邮递员送来一封发自广州的加急电报。当睡眼惺忪的金兆梓徐徐展开电报，一见“金永祚”3个字，精神顿时为之一振。急忙忙念完电文后，获知亲儿全家11日即将抵沪，金兆梓喜出望外。金妻一边裹衣起身，一边纳闷深更半夜里老头子为啥如此高兴。金兆梓遂将电报一字不漏地读给老伴听。经年未见的儿子带着儿媳和两个孙辈马上就要到家了，这从天而降的喜讯让老夫妻俩涕泪俱下，彻夜难眠，年近古稀之人谁不向往阖家团聚、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呢？
10月11日清晨，68岁的金兆梓特意起个大早，从苏州赶到上海北站。老人家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翘首以待。10时11分，从广州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车站，金永祚隔着车窗一眼就看到了站台上的老父。车门刚一打开，他就迫不及待地下得车来，快步上前，情不自禁地与父亲紧紧相拥，父子俩热泪盈眶。望着年迈的父亲依然是那样脸色红润，声音爽朗，金永祚不禁感慨：这不是梦吧！“乍听乡音信是真”，当听到父亲那一口金华土话，熟悉而又亲切，一股暖流从金永祚的心中升腾而起，“终于回家了”。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对金永祚来沪一事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不仅设宴款待，还特意安排他们全家5口下榻上海大厦，以便倾诉多年来的离情别绪。之后，金永祚又携妻儿先后前往苏州、北京，并在北京安顿了下来。
自美国归来后，不少亲友都向金永祚问起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来？”其实这个问题也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反复询问他的。金永祚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我的父母都在中国，我不能忘本。俗话常说‘叶落归根’，今天我归根了，让我流一些汗在这‘根’上吧。”③在金永祚看来，既然回到了祖国，就要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出力。因此，工作问题成为他归国后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据金兆梓之侄金永礼先生回忆，考虑到金永祚以往的经历，有关部门曾提出两个去向供他选择：一是外交部。金永祚是原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外事经验丰富。若此番进入外交部工作，很快便可独挡一面。另一去处是轻工业部。在纽约生活的5年多时间里，金永祚一直在与陶瓷打交道，不啻为制瓷方面的行家里手。因此，轻工业部为他提供了陶瓷工艺研究方面的岗位。按照金永祚本人的意思，是想重返外交界。但他拿不定主意，金兆梓也没有倾向性的建议。这时，金永祚想起了大学时代的老师曾昭抡。
曾昭抡虽是西南联大化学系的教授，但他热心爱国运动，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一同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西南文化研究会。1938年12月9日，曾昭抡在西南联大纪念“一二九”运动3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当时还是新生的金永祚坐在台下听得热血沸腾。曾昭抡的个人魅力不仅使金永祚记住了这位戴眼镜的先生，也让他对曾老师的化学课产生了浓厚兴趣。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前去旁听曾昭抡的课。曾昭抡对这个编外弟子亦格外关照，得遇空闲，还一对一专门为金永祚答疑解惑。毕业后，由于工作的关系，金永祚与曾昭抡多年未有联系。
很快，金永祚找到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时隔十余载，师生重逢，自然格外欣喜。在得知金永祚的来意后，曾昭抡沉思片刻，建议金还是去轻工业部工作。这位老科学家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亦能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听从老师的意见，金永祚毅然前往轻工业部报道。其妻张治敏则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英语。
金永祚一家回国的消息经新闻媒体报道后，金家各地亲友纷纷驰书慰问，这让金兆梓感愧交集，特意赋诗，将其儿返国的经过描述得一清二楚，这篇名为《金兆梓未是稿》的诗文刊于1956年12月11日的《文汇报》上：
吾儿不择食，糊口不遐陬。岁月聿云迈，忽忽遂八秋。非不欲遄归，资斧苦无筹。毅然掷轩冕，学为盏与瓯。贤哉儿妇张，佣力成夫谋。积储复积储，仅足买归舟。挚如与二子，翩然谢国仇。驰电远相慰，聊作寄书邮。电书午夜至，揉眼启衾裯。读之毕三夏，不觉开眉头。老妻裹衾问，何物宁解忧。告之书中语，涕泗交相酬。频频相催促，未雨当绸缪。行馆今何在，床衾足用不。更复促上道，远迓毋稽留。侵晨犯晓露，捷于江水流。月台晤归人，无端泪盈眸。两孙皆童穉，玉燕怀中投。呀呀习西语，强效楚人咻。闻之为失笑，一笑消百愁。
一从解放后，我便促归鞧。我儿复书来，谓已预有筹。挂冠先见意，萍迹姑浪浮。埋首为瓯盏，从兹谢交游。有时横逆来，遇之如狎鸥。一冺心与迹，相忘为敌仇。虽曰寄虎口，处身自优优。家书月一至，惟兔脱是谋。谓是吾道孤，此邦不可留。光华虽耀眼，落日已平畴。上下交征利，人欲看横流。欲海不可泳，悟者殊寡俦。况职在觇国，宜思赎愆尤。一旦举室行，敌为醒睡眸。逻者再三至，讯归如讯囚。谈笑不为屈，浩然登归舟。儿辈明此义，老夫夫何求。
余 音
1957年，金兆梓奉调重返中华书局，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翌年，他又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组成员。1961年4月，出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由于金永祚长期在京工作，这对父子一年到头也难得团圆几回。
1964年，金兆梓罹患脑血栓，不得不离职休养。因他的夫人去世得早，中风之后，金兆梓的衣食住行主要由保姆照料。金兆礼等在沪亲属也时常上门嘘寒问暖，帮助老人料理家务。“文革”期间，金兆梓横遭迫害，健康每况愈下。金永祚也一度被下放农村劳动。1970年，金永祚将父亲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就近照料。1975年6月15日，金兆梓在京逝世。4年后，上海市政协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由于感情原因，金永祚在“文革”前就与张治敏离婚，重新组织了家庭。金永祚的两个子女都出生于美国，顺理成章地拥有美国国籍，因此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去往大洋彼岸的人。张治敏女士也于“文革”后移居香港。
对于工作，金永祚始终投入极大的热情。退休后，他仍继续发挥余热，在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情报所从事国外陶瓷工业科技资料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赴美与子女团聚。2008年，金永祚在纽约去世。临终前，张治敏还去探望过前夫。遵照金永祚的遗愿，子女们将他的骨灰归葬金华老家。
从1956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到2008年客死异乡后，仍回葬祖籍。金永祚的经历恰似一个缩影，说明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叶落归根都是每一个海外炎黄子孙的夙愿。
（本文承蒙金永礼先生提供不少宝贵线索，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馆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参见金兆梓：《十年感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②③ 参见舒泽淞：《叶落归根》，《文汇报》1956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