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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多占，是指凭权势或用不正当手段侵占国家或集体利益，捞取额外收入。
“多吃多占”一词,流行于上个世纪开展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轰轰烈烈地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后来，在城乡都发展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统称为“四清运动”。也就是小说《芙蓉镇》中李国香所说的“要清理生产队近几年来的工分、账目、物资分配，要清理基层干部的贪污挪用，多吃多占，还要清查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分子的浮财，举办阶级斗争展览，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
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社会处于物质极为匮乏状态，据说当时17级以上的干部，每月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被称之为“糖豆干部”，而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是加上两斤肉，两斤蛋，那就是“肉蛋干部”了。而那时，即使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人均肉食消费全年还不到一斤。这种状况下,干部腐败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多吃多占”，“多吃多占”也因此成为“四清运动”中的流行语。
“多吃多占”现象，与当时在农村盛行的“五风”有着直接的关系。“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瞎指挥”、“大呼隆”，导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吃的用的东西大大减少。这样，就使得干部利用职权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多吃多占。人民公社期间，大刮“共产风”，提出“割掉私有制尾巴”、“打破队与队界限”、“吃饭不要钱”等。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共产风”，到一处吃一处，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摆大方，讲阔气，得到上级领导一阵赞扬而已。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
“开会”也是“多吃”的由头，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大办食堂为“多吃多占”提供了场所。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干部多吃多占，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不想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原因就在于此。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分得多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多吃多占，使许多农村干部确实沾染了腐败风气，脱离群众，作风粗暴，贪污浪费，如果再不搞运动，腐败现象会迅速蔓延膨胀。
“四清运动”初期，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基本是按照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方式发展。当时，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这自然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后来，随着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事实上剥夺了群众的参与权，把群众放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四清运动”也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为阶级斗争。某大队书记，贪污了社员的几百元钱，被清算出来了，四清工作队的人逼迫他拆了半壁房子搞了退赔，他的妻子却气愤地服毒自尽。在那时，不时传来附近生产队里某某会计上吊自杀，某某队长投河自尽，某某右派分子服毒自尽等等噩耗，让人听了也心惊肉跳，胆战心寒！大抓阶级斗争，不免搞得人人自危，闻风丧胆，风声鹤唳！
事实上，对于多吃多占的问题，农民自有他们自己朴素的哲学认识。一位老农民这样讲：在任何时候社会都是反对多吃多占的。你看那些地主老财，很多都是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家产和土地，并不是抢来的偷来的，可他们在土改时期很多人都给用石头砸死了，有的自己上吊了投井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多吃多占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办坏事，手里有钱买点地、置点房产不算什么，可就是因为他们买走了大部分的地，让很多人没有地都成了典户、长工，这些典户、长工就会自然而然地仇恨这些地主和财主，就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就会产生阶级斗争。
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反修防修的错误实践，运动的基本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运动对于多年来农村经济中账目不清、购物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加强了集体经济的管理监督工作。运动解决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经济不清的问题，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迫切要求。运动中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对于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参加工作队的各级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有二百多万人。他们与广大农民、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群众的疾苦，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但是，从清经济开始的“四清”运动，发展到政治上的“夺权斗争”，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实际上成了“文革”中夺权的预演。“四清”运动在方法上，从依靠95％以上的干部，发展到要首先解决干部问题,在指导思想上，从“追根子”发展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领导机关。同时，运动中贯彻的一套“左”倾方针，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颠倒了是非，这些错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的、理论的、舆论的、干部的准备。
说起“多吃多占”现象，人们自然联想到“四清运动”和那个年代，但是在如今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多吃多占”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村干部将集体收入不入账或少记账，直接将公款据为己有或为日后随意动用公款提供方便；巧立名目、扩大支出、开假票据、重复报销；白条入账，侵吞村集体资财。对救灾扶贫款、公益事业捐赠款、农业直补款、土地补偿款、农村提留款、农副业收入、农村办企业利润提成、罚款收入等，村干部向农户收款无正式收据，以白条代替发票，收费不入账或少入账，从中截留侵吞等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吃多占已不再是“多吃”一顿饭，“多占”一些紧缺日用品、农副产品，而是演变成了“三公消费”、多占住房等等形式。
“三公消费”，指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据统计，现在每年的“三公消费”，已经达到9000亿之巨。有一种说法：公款吃喝3700多亿元，相当于“吃”掉了我国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3000多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低保资金。
“三公消费”表面上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是，“三公消费”却更普遍，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社会、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都很坏，败坏党风政风民风。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曾撰文指出“三公消费本质上是一种多吃多占。”并进一步指出“所谓的三公消费，本质上是权力部门凭借手中的权力，为官员和官员所在部门谋取的一种福利。这种福利，其实跟官员借权力为自己谋取的灰色收入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有的话，就是更加出师有名，借着公务的招牌，办起来，更加名正言顺。“三公消费”其实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官员所在单位的“福利”，比如乘车、吃喝、公款旅游等等，够级别的，人人有份。另一部分是经手人的揩油自肥。比如因三公而造成的采购回扣，公车司机的揩油，以及公费旅游操办人的好处费等等。这两部分的消费，其实性质都是“私”。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三公消费，就其大部分而言，就是三私贪占，一种基于官家特权的多吃多占。”
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对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他讲到这一点时曾强调：“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现代“多吃多占”现象必将得到有力遏制。
“多吃多占”一词,流行于上个世纪开展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轰轰烈烈地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后来，在城乡都发展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统称为“四清运动”。也就是小说《芙蓉镇》中李国香所说的“要清理生产队近几年来的工分、账目、物资分配，要清理基层干部的贪污挪用，多吃多占，还要清查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分子的浮财，举办阶级斗争展览，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
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社会处于物质极为匮乏状态，据说当时17级以上的干部，每月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被称之为“糖豆干部”，而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是加上两斤肉，两斤蛋，那就是“肉蛋干部”了。而那时，即使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人均肉食消费全年还不到一斤。这种状况下,干部腐败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多吃多占”，“多吃多占”也因此成为“四清运动”中的流行语。
“多吃多占”现象，与当时在农村盛行的“五风”有着直接的关系。“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瞎指挥”、“大呼隆”，导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吃的用的东西大大减少。这样，就使得干部利用职权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多吃多占。人民公社期间，大刮“共产风”，提出“割掉私有制尾巴”、“打破队与队界限”、“吃饭不要钱”等。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共产风”，到一处吃一处，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摆大方，讲阔气，得到上级领导一阵赞扬而已。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
“开会”也是“多吃”的由头，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大办食堂为“多吃多占”提供了场所。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干部多吃多占，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不想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原因就在于此。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分得多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多吃多占，使许多农村干部确实沾染了腐败风气，脱离群众，作风粗暴，贪污浪费，如果再不搞运动，腐败现象会迅速蔓延膨胀。
“四清运动”初期，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基本是按照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方式发展。当时，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这自然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后来，随着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事实上剥夺了群众的参与权，把群众放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四清运动”也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为阶级斗争。某大队书记，贪污了社员的几百元钱，被清算出来了，四清工作队的人逼迫他拆了半壁房子搞了退赔，他的妻子却气愤地服毒自尽。在那时，不时传来附近生产队里某某会计上吊自杀，某某队长投河自尽，某某右派分子服毒自尽等等噩耗，让人听了也心惊肉跳，胆战心寒！大抓阶级斗争，不免搞得人人自危，闻风丧胆，风声鹤唳！
事实上，对于多吃多占的问题，农民自有他们自己朴素的哲学认识。一位老农民这样讲：在任何时候社会都是反对多吃多占的。你看那些地主老财，很多都是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家产和土地，并不是抢来的偷来的，可他们在土改时期很多人都给用石头砸死了，有的自己上吊了投井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多吃多占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办坏事，手里有钱买点地、置点房产不算什么，可就是因为他们买走了大部分的地，让很多人没有地都成了典户、长工，这些典户、长工就会自然而然地仇恨这些地主和财主，就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就会产生阶级斗争。
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反修防修的错误实践，运动的基本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运动对于多年来农村经济中账目不清、购物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加强了集体经济的管理监督工作。运动解决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经济不清的问题，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迫切要求。运动中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对于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参加工作队的各级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有二百多万人。他们与广大农民、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群众的疾苦，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但是，从清经济开始的“四清”运动，发展到政治上的“夺权斗争”，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实际上成了“文革”中夺权的预演。“四清”运动在方法上，从依靠95％以上的干部，发展到要首先解决干部问题,在指导思想上，从“追根子”发展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领导机关。同时，运动中贯彻的一套“左”倾方针，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颠倒了是非，这些错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的、理论的、舆论的、干部的准备。
说起“多吃多占”现象，人们自然联想到“四清运动”和那个年代，但是在如今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多吃多占”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村干部将集体收入不入账或少记账，直接将公款据为己有或为日后随意动用公款提供方便；巧立名目、扩大支出、开假票据、重复报销；白条入账，侵吞村集体资财。对救灾扶贫款、公益事业捐赠款、农业直补款、土地补偿款、农村提留款、农副业收入、农村办企业利润提成、罚款收入等，村干部向农户收款无正式收据，以白条代替发票，收费不入账或少入账，从中截留侵吞等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吃多占已不再是“多吃”一顿饭，“多占”一些紧缺日用品、农副产品，而是演变成了“三公消费”、多占住房等等形式。
“三公消费”，指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据统计，现在每年的“三公消费”，已经达到9000亿之巨。有一种说法：公款吃喝3700多亿元，相当于“吃”掉了我国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3000多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低保资金。
“三公消费”表面上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是，“三公消费”却更普遍，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社会、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都很坏，败坏党风政风民风。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曾撰文指出“三公消费本质上是一种多吃多占。”并进一步指出“所谓的三公消费，本质上是权力部门凭借手中的权力，为官员和官员所在部门谋取的一种福利。这种福利，其实跟官员借权力为自己谋取的灰色收入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有的话，就是更加出师有名，借着公务的招牌，办起来，更加名正言顺。“三公消费”其实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官员所在单位的“福利”，比如乘车、吃喝、公款旅游等等，够级别的，人人有份。另一部分是经手人的揩油自肥。比如因三公而造成的采购回扣，公车司机的揩油，以及公费旅游操办人的好处费等等。这两部分的消费，其实性质都是“私”。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三公消费，就其大部分而言，就是三私贪占，一种基于官家特权的多吃多占。”
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对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他讲到这一点时曾强调：“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现代“多吃多占”现象必将得到有力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