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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淮党争是晚清最突出的朋党之争。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毁人又误国。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湘淮党争不仅耗去了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有限才华，同时，还直接导致了人才选拔上的腐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亦与用人腐败有关。
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从国外购置了多艘战舰，日日操习。北洋水师由于未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一时无法让舰队形成实际的战斗力。面对海军人才匮乏的现状，李鸿章不得不借才异域，聘请时为英国海军军官的琅威理为北洋水师总教习，逐渐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虎狼之师”。醇亲王奕 阅军时看到水师训练卓有成效，授予琅威理“提督”荣誉名衔。
1890年初，时为总兵的刘步蟾提出从旗舰“定远”号上降下提督旗，升上自己的总兵旗。琅威理觉得这样做法不妥，与刘步蟾发生激烈争吵。事情报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考虑到琅威理毕竟是外国人，担心他拥兵自重;而刘步蟾是本国将领，且为自己的亲信，就在信中回复“以刘为是”，等于直接应允了刘步蟾的请求。
李鸿章的意见挫伤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当年8月，舰队返回威海卫后，琅威理辞职离去。此后，北洋海军军纪日渐松弛。许多官兵在靠岸后起屋纳妾、赌博、嫖妓，再也无心治军，以致战舰上铁锈堆积，许多武器都无法使用。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又想到了琅威理，数次发函请琅威理返华帮助北洋水师抵御日军，被琅威理断然拒绝。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仅凭出身淮军而被李鸿章委以重任。丁汝昌是安徽庐江县人，是李鸿章的嫡系部将。在筹建北洋水师的过程中，尽管丁汝昌对于新式海军懵然无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这个丁汝昌确实做到了，至于其駕驭海战的能力，却差在千里之外。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主要目的是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做样子，一点儿实战性没有，上操场可以，一上战场就不灵了。
和平时期的松懈腐败，在真正的战场上立即得到了报应。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所在的旗舰“定远号”第一轮舰炮齐射，把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也跌落摔伤，足见军舰平常保养、维护极差。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九分之一，可见平时训练极差。正是这种平时积累下来的弊病，抵消了大多数将士的浴血奋战，乃至以死报国。
海军统帅丁汝昌虽然用错了，但他好歹同日军真刀真枪地大战了一番，并最终以死殉国。而陆军统帅叶志超则完全是一个十足的庸才和贪生怕死、无德无能之辈，仅凭出身“淮系”，而PK掉了众多能征惯战的陆军老将，成为“小材”“大用”的典型，最终葬送了朝鲜三千里江山。
1894年，朝鲜东学党之乱爆发后，朝鲜政府向清政府请求援军。李鸿章令叶志超进驻牙山，但叶志超迟留不进，为李鸿章所责，只得出发。而日军已据朝鲜王京要隘，初战成欢不利后，叶志超随即弃守公州，退守平壤，并伪称成欢一役获胜请功，得赏银二万两。
平壤是朝鲜北部水陆交通枢纽和战略重镇，山环水抱，地势险要，城墙高峻，本是遏制日军北上的要隘。但叶志超在平壤每日置酒高会，坐待日军来攻。而且，叶志超对敌情了解甚少，临战又突然改变决心，就在其仓促作出防御部署的同时，日军已完成对平壤的合围。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着想，叶深以为然。
在平壤之战中，回族将领左宝贵奋战至死，而叶志超一见形势危急，竟让部将在城头竖起白旗，乘雨夜弃城逃跑。清军从平壤城七星门和静海门蜂拥而出，沿义州大道向北溃退，于城北山隘遭日军伏击，人马自相践踏，死伤2000余人，被俘数百人。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在7天时间内，叶志超率残部狂奔250公里，放弃朝鲜北部义州等战略要地，全部退过鸭绿江，撤至境内。日军随之占领朝鲜全境，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平壤之战，前后不过两天，日军伤亡仅700余人，而清军阵亡2000余人、被俘683人。清军的惨败，与叶志超贪生怕死、庸懦怯敌、不思奋战、率部溃逃有着莫大的关系。追究战争责任时，叶志超被革职，判斩监候，赖李鸿章力保得以不死。
李鸿章用人腐败，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有据可查的便有如下事项：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从中牟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贩卖军火给日军，得银数十万两，事败后被革职。李鸿章的另一个外甥、军械局书办刘芬，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大量清军情报，事败后“斩首处决”。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在华四处刺探情报，但李鸿章对抓获的间谍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回国。
李鸿章的干儿子盛宣怀是晚清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干了一辈子洋务，仕途上亦官运亨通。在办洋务的过程中，盛宣怀出卖大量国家利益，并以“酬劳费”为名，从中大捞特捞。自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盛宣怀共修筑铁路2200多公里，从外国借了英金1065万镑，盛宣怀从中吃回扣5%，折合中国白银达440万两。盛宣怀死后，其遗产经粗略估计，已超过两千万两白银，大多都是巧取豪夺所致。
（责编/彭澜）
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从国外购置了多艘战舰，日日操习。北洋水师由于未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一时无法让舰队形成实际的战斗力。面对海军人才匮乏的现状，李鸿章不得不借才异域，聘请时为英国海军军官的琅威理为北洋水师总教习，逐渐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虎狼之师”。醇亲王奕 阅军时看到水师训练卓有成效，授予琅威理“提督”荣誉名衔。
1890年初，时为总兵的刘步蟾提出从旗舰“定远”号上降下提督旗，升上自己的总兵旗。琅威理觉得这样做法不妥，与刘步蟾发生激烈争吵。事情报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考虑到琅威理毕竟是外国人，担心他拥兵自重;而刘步蟾是本国将领，且为自己的亲信，就在信中回复“以刘为是”，等于直接应允了刘步蟾的请求。
李鸿章的意见挫伤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当年8月，舰队返回威海卫后，琅威理辞职离去。此后，北洋海军军纪日渐松弛。许多官兵在靠岸后起屋纳妾、赌博、嫖妓，再也无心治军，以致战舰上铁锈堆积，许多武器都无法使用。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又想到了琅威理，数次发函请琅威理返华帮助北洋水师抵御日军，被琅威理断然拒绝。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仅凭出身淮军而被李鸿章委以重任。丁汝昌是安徽庐江县人，是李鸿章的嫡系部将。在筹建北洋水师的过程中，尽管丁汝昌对于新式海军懵然无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这个丁汝昌确实做到了，至于其駕驭海战的能力，却差在千里之外。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主要目的是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做样子，一点儿实战性没有，上操场可以，一上战场就不灵了。
和平时期的松懈腐败，在真正的战场上立即得到了报应。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所在的旗舰“定远号”第一轮舰炮齐射，把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也跌落摔伤，足见军舰平常保养、维护极差。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九分之一，可见平时训练极差。正是这种平时积累下来的弊病，抵消了大多数将士的浴血奋战，乃至以死报国。
海军统帅丁汝昌虽然用错了，但他好歹同日军真刀真枪地大战了一番，并最终以死殉国。而陆军统帅叶志超则完全是一个十足的庸才和贪生怕死、无德无能之辈，仅凭出身“淮系”，而PK掉了众多能征惯战的陆军老将，成为“小材”“大用”的典型，最终葬送了朝鲜三千里江山。
1894年，朝鲜东学党之乱爆发后，朝鲜政府向清政府请求援军。李鸿章令叶志超进驻牙山，但叶志超迟留不进，为李鸿章所责，只得出发。而日军已据朝鲜王京要隘，初战成欢不利后，叶志超随即弃守公州，退守平壤，并伪称成欢一役获胜请功，得赏银二万两。
平壤是朝鲜北部水陆交通枢纽和战略重镇，山环水抱，地势险要，城墙高峻，本是遏制日军北上的要隘。但叶志超在平壤每日置酒高会，坐待日军来攻。而且，叶志超对敌情了解甚少，临战又突然改变决心，就在其仓促作出防御部署的同时，日军已完成对平壤的合围。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着想，叶深以为然。
在平壤之战中，回族将领左宝贵奋战至死，而叶志超一见形势危急，竟让部将在城头竖起白旗，乘雨夜弃城逃跑。清军从平壤城七星门和静海门蜂拥而出，沿义州大道向北溃退，于城北山隘遭日军伏击，人马自相践踏，死伤2000余人，被俘数百人。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在7天时间内，叶志超率残部狂奔250公里，放弃朝鲜北部义州等战略要地，全部退过鸭绿江，撤至境内。日军随之占领朝鲜全境，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平壤之战，前后不过两天，日军伤亡仅700余人，而清军阵亡2000余人、被俘683人。清军的惨败，与叶志超贪生怕死、庸懦怯敌、不思奋战、率部溃逃有着莫大的关系。追究战争责任时，叶志超被革职，判斩监候，赖李鸿章力保得以不死。
李鸿章用人腐败，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有据可查的便有如下事项：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从中牟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贩卖军火给日军，得银数十万两，事败后被革职。李鸿章的另一个外甥、军械局书办刘芬，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大量清军情报，事败后“斩首处决”。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在华四处刺探情报，但李鸿章对抓获的间谍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回国。
李鸿章的干儿子盛宣怀是晚清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干了一辈子洋务，仕途上亦官运亨通。在办洋务的过程中，盛宣怀出卖大量国家利益，并以“酬劳费”为名，从中大捞特捞。自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盛宣怀共修筑铁路2200多公里，从外国借了英金1065万镑，盛宣怀从中吃回扣5%，折合中国白银达440万两。盛宣怀死后，其遗产经粗略估计，已超过两千万两白银，大多都是巧取豪夺所致。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