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重新定位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本文拟在女性主义翻译背景下探讨翻译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女性和翻译处于“他者”、“第二性”的尴尬局面，翻译则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解构“忠实”，发挥译者的主体性等方面探讨翻译是种政治行为，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女性主义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起初的核心内容是反抗男权，由反抗男权压迫和男权中心，拓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一次新的浪潮。它借鉴法国解构主义思潮理论，并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试图颠覆父权文化，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主张，以提高女性社会及政治地位。女性主义者将这些理论及其影响带进翻译中，并对翻译加以探索和思考，形成了今天独树一帜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是站在女性立场上，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实践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谢丽·赛蒙、路易斯·冯·福露窦、罗特宾尼儿·哈伍德等。她们认为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消除对女性的歧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综观女性主义翻译观形成和发展，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影响很大，从宏观上看，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并且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从微观上看，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性，消除翻译研究中性别歧视以及强调翻译是种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着渐进过程。20世纪初，Feminism始传中国时，曾被译成“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子主义”等等，但是很快“女权主义”占了上风。这是由于在当时的中国情况下，妇女在各个方面需要争取与男子平等权利，译成“女权主义”很适合当时社会形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西方新时期女性主义由社科院朱虹教授引介到中国时，研究者们觉得在中国男女在法律上已经平等，再翻译成“女权主义”，就显得有点过时，译成“女性主义”更合时宜。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基本取代“女权主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使用。
二、女性与翻译的政治性
以女性主义进行翻译活动和实践，本身就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通过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早在19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者德·斯泰尔夫人、埃琳娜·马克思、玛格丽特·富勒等都曾提出翻译是政治行为的观点，但是没有进行系统阐释或详尽讨论。直到1970年，凯特·米里特的一部经典理论著作《性政治》问世，标志着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系统结合。该书从政治角度审视两性关系，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男性和女性关系一直是权利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该著作从阶级、经济、意识形态、教育、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性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理，它为女性主义的“翻译是政治行为”观点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女性主义者大力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
（一）女性译者打破了长期以来女性和翻译处于“第二性”尴尬局面，寻求政治平等。
纵观人类史，千百年来，受到父权社会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如同译作与原作、译者与作者，一直被定为“他者”、“第二性”。长期以来女性被边缘化了，被排斥在社会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及文学创作领域之外，国家、社会管理到文学创作等一系列活动均被男性独占，而女性毫无缘由的被认为不具备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而男性“统治”女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是语言。因为语言的生成和发布都由当时的社会权力机构操纵，作为权力机构的掌管者，男性自然而然获得了语言的合法性操控，这样的语言只是描述男性世界生话，女性无奈地沦为沉默者。18世纪以前，欧洲女性一直没有著书的权利，发表文学作品是男性特权。女性只被允许进行翻译，而且她们的文学活动被限制在宗教文本翻译活动中，只能从事圣经翻译，人们冠冕堂皇的认为在这极为有限的文学活动中不会使女性接触到更复杂的思想，显得比较“安全”。在当时，女性自己似乎也很“自然”地“认同”作为女性和译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女翻译家哈伍德曾说过：“我翻译因为我是女性”。然而，研究者们却发现早期哲学译者并未完全按照习俗和传统对译者的要求——绝对忠实地对宗教文本进行翻译，而是在翻译活动中，“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也就是自己的一些意愿。女性在受到世俗的严格限制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在这狭小有限的空间里积极做着最大程度的反抗，表达了女性以翻译宗教作品为一种手段，试图摆脱文化歧视和性别压迫，达到女性解放的愿望，以求政治上的平等。
一些女性主义翻译家们在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的。哈伍德在译完L·Gauvin的名作Lettres d'une Autre后，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因此，我若在一个译本上署名，那么，这意味着我在该译本中尽量使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本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她的这一宣称强调了女性主义翻译具有政治性。
（二）翻译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反奴隶制历史中，不仅有无数女作家，也涌现了众多女翻译家。如英国小说女性先驱阿芙拉·本恩的法文译本《王子的奴隶生涯》就是一部反奴隶制作品，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另外，把翻译作为政治革命武器的女翻译家有德·斯泰尔夫人、玛格丽特·富勒以及埃琳娜·马克思。斯泰尔夫人反对拿破仑专制统治，曾翻译歌德的《浮士德》，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及其同代人就是读了她的翻译而非原著，从而喷涌出激昂的革命热情。富勒女士以斯泰尔夫人为榜样，极投身到欧洲的民族独立和争取女权的运动，其译作有埃克曼的《与歌德的谈话》《塔索》与《埃格蒙特》。埃琳娜是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她最有影响的译作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译本序言中她并不掩饰自己翻译此书的政治动机，她说，《包法利夫人》被拿破仑三世定为禁书是福楼拜永恒的荣耀。她欲以翻译此书向传统道德标准发起挑战，对作品主人公爱玛抱有深深的同情。1876年，朱莉娅·史密斯由于受到强加于自己不平等苛税的影响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她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独自翻译《圣经》的先河，这种单枪匹马的女性翻译之举，本身就是对当时保守主义和男性优先权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虽然她的翻译初衷并没有抱女性主义目的，但她的译文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其译文中妇女形象以及其语言都成为后来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译者的蓝本。正如赛蒙所说，《圣经》翻译从来都是一项政治活动，为某一个特殊政治目的而改写并为少数人服务。
在中国，也有无数女性翻译家通过翻译，为社会做出贡献。在教育领域，女翻译家们译介了很多教材，例如革命家秋瑾曾从日语翻译了《看护学教程》。她翻译此书的目的，除了发展当时中国的医疗护理事业外，还想为中国妇女创造就业渠道之意。在外交领域，有不少从事口译的女性，她们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如传奇女性龚澎，革命时期担任周总理的翻译，建设时期是活跃在外交战线上的风云人物。
（三）解构“忠实”，发挥译者主体性。
传统翻译理论将“忠实”或“信”视为翻译的首要原则。以“忠实”为基础的传统翻译只重视作者，否定了译者的主体性，过分强调了译者“隐形”。女性主义者对传统发起了挑战，她（他）们认为，要求译文绝对忠实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性，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译者彼此构成对方，彼此生成对方，彼此都不是独立主体，原文和译文都是人们思想智慧的结晶，应享有同等价值地位。“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翻译既然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是重写，那么，忠实就不再是翻译绝对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原文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女性主义翻译者认为，翻译绝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转译，也不仅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乃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是反抗原文男性中心和对女性歧视，使语言替女性说话。所以，解构了翻译标准，也就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中心地位，译者和译文地位得到提高，译者运用种种手段凸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以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例如：
If your brother sins against you， go and show him his fault， just between the two of you. If he listens to you， you have won your brother over.
这个例句选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例中，以男性涵盖了男女两性，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耶稣∕上帝的博爱只施给男性，不是女性。感到愤愤不平的女性主义者觉得有必要对原文进行干涉并做出重写。于是，将带有男权意识的“your brother”改成了“a brother or sister”、“show him his fault”改成了“point out the fault”和“he”改成了中性词“they”和“them”。这样，上文例子则变成：
If a brother or sister sins against you， go and point out the fault， just between the two of you. If they listen to you， you have won them over.
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由此看来，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更是为女性获取话语权利，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的主体性，即意味着强调女性主义译者的创造性和其劳动成果——译文的创造性。通过这种方式，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体现。
三、结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千头万绪，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最富挑战性，也最具争议的翻译研究学派之一，它不仅使我们注意到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身份特征和性别特征，而且从政治立场来看男性与女性、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从理论上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对于译文、男性对于女性的霸权地位。女性主义者的翻译主张和翻译实践常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思考和探索方兴未艾，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女性主义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起初的核心内容是反抗男权，由反抗男权压迫和男权中心，拓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一次新的浪潮。它借鉴法国解构主义思潮理论，并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试图颠覆父权文化，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主张，以提高女性社会及政治地位。女性主义者将这些理论及其影响带进翻译中，并对翻译加以探索和思考，形成了今天独树一帜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是站在女性立场上，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实践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谢丽·赛蒙、路易斯·冯·福露窦、罗特宾尼儿·哈伍德等。她们认为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消除对女性的歧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综观女性主义翻译观形成和发展，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影响很大，从宏观上看，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并且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从微观上看，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性，消除翻译研究中性别歧视以及强调翻译是种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着渐进过程。20世纪初，Feminism始传中国时，曾被译成“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子主义”等等，但是很快“女权主义”占了上风。这是由于在当时的中国情况下，妇女在各个方面需要争取与男子平等权利，译成“女权主义”很适合当时社会形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西方新时期女性主义由社科院朱虹教授引介到中国时，研究者们觉得在中国男女在法律上已经平等，再翻译成“女权主义”，就显得有点过时，译成“女性主义”更合时宜。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基本取代“女权主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使用。
二、女性与翻译的政治性
以女性主义进行翻译活动和实践，本身就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通过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早在19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者德·斯泰尔夫人、埃琳娜·马克思、玛格丽特·富勒等都曾提出翻译是政治行为的观点，但是没有进行系统阐释或详尽讨论。直到1970年，凯特·米里特的一部经典理论著作《性政治》问世，标志着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系统结合。该书从政治角度审视两性关系，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男性和女性关系一直是权利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该著作从阶级、经济、意识形态、教育、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性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理，它为女性主义的“翻译是政治行为”观点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女性主义者大力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
（一）女性译者打破了长期以来女性和翻译处于“第二性”尴尬局面，寻求政治平等。
纵观人类史，千百年来，受到父权社会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如同译作与原作、译者与作者，一直被定为“他者”、“第二性”。长期以来女性被边缘化了，被排斥在社会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及文学创作领域之外，国家、社会管理到文学创作等一系列活动均被男性独占，而女性毫无缘由的被认为不具备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而男性“统治”女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是语言。因为语言的生成和发布都由当时的社会权力机构操纵，作为权力机构的掌管者，男性自然而然获得了语言的合法性操控，这样的语言只是描述男性世界生话，女性无奈地沦为沉默者。18世纪以前，欧洲女性一直没有著书的权利，发表文学作品是男性特权。女性只被允许进行翻译，而且她们的文学活动被限制在宗教文本翻译活动中，只能从事圣经翻译，人们冠冕堂皇的认为在这极为有限的文学活动中不会使女性接触到更复杂的思想，显得比较“安全”。在当时，女性自己似乎也很“自然”地“认同”作为女性和译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女翻译家哈伍德曾说过：“我翻译因为我是女性”。然而，研究者们却发现早期哲学译者并未完全按照习俗和传统对译者的要求——绝对忠实地对宗教文本进行翻译，而是在翻译活动中，“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也就是自己的一些意愿。女性在受到世俗的严格限制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在这狭小有限的空间里积极做着最大程度的反抗，表达了女性以翻译宗教作品为一种手段，试图摆脱文化歧视和性别压迫，达到女性解放的愿望，以求政治上的平等。
一些女性主义翻译家们在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的。哈伍德在译完L·Gauvin的名作Lettres d'une Autre后，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因此，我若在一个译本上署名，那么，这意味着我在该译本中尽量使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本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她的这一宣称强调了女性主义翻译具有政治性。
（二）翻译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反奴隶制历史中，不仅有无数女作家，也涌现了众多女翻译家。如英国小说女性先驱阿芙拉·本恩的法文译本《王子的奴隶生涯》就是一部反奴隶制作品，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另外，把翻译作为政治革命武器的女翻译家有德·斯泰尔夫人、玛格丽特·富勒以及埃琳娜·马克思。斯泰尔夫人反对拿破仑专制统治，曾翻译歌德的《浮士德》，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及其同代人就是读了她的翻译而非原著，从而喷涌出激昂的革命热情。富勒女士以斯泰尔夫人为榜样，极投身到欧洲的民族独立和争取女权的运动，其译作有埃克曼的《与歌德的谈话》《塔索》与《埃格蒙特》。埃琳娜是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她最有影响的译作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译本序言中她并不掩饰自己翻译此书的政治动机，她说，《包法利夫人》被拿破仑三世定为禁书是福楼拜永恒的荣耀。她欲以翻译此书向传统道德标准发起挑战，对作品主人公爱玛抱有深深的同情。1876年，朱莉娅·史密斯由于受到强加于自己不平等苛税的影响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她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独自翻译《圣经》的先河，这种单枪匹马的女性翻译之举，本身就是对当时保守主义和男性优先权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虽然她的翻译初衷并没有抱女性主义目的，但她的译文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其译文中妇女形象以及其语言都成为后来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译者的蓝本。正如赛蒙所说，《圣经》翻译从来都是一项政治活动，为某一个特殊政治目的而改写并为少数人服务。
在中国，也有无数女性翻译家通过翻译，为社会做出贡献。在教育领域，女翻译家们译介了很多教材，例如革命家秋瑾曾从日语翻译了《看护学教程》。她翻译此书的目的，除了发展当时中国的医疗护理事业外，还想为中国妇女创造就业渠道之意。在外交领域，有不少从事口译的女性，她们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如传奇女性龚澎，革命时期担任周总理的翻译，建设时期是活跃在外交战线上的风云人物。
（三）解构“忠实”，发挥译者主体性。
传统翻译理论将“忠实”或“信”视为翻译的首要原则。以“忠实”为基础的传统翻译只重视作者，否定了译者的主体性，过分强调了译者“隐形”。女性主义者对传统发起了挑战，她（他）们认为，要求译文绝对忠实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性，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译者彼此构成对方，彼此生成对方，彼此都不是独立主体，原文和译文都是人们思想智慧的结晶，应享有同等价值地位。“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翻译既然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是重写，那么，忠实就不再是翻译绝对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原文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女性主义翻译者认为，翻译绝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转译，也不仅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乃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是反抗原文男性中心和对女性歧视，使语言替女性说话。所以，解构了翻译标准，也就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中心地位，译者和译文地位得到提高，译者运用种种手段凸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以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例如：
If your brother sins against you， go and show him his fault， just between the two of you. If he listens to you， you have won your brother over.
这个例句选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例中，以男性涵盖了男女两性，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耶稣∕上帝的博爱只施给男性，不是女性。感到愤愤不平的女性主义者觉得有必要对原文进行干涉并做出重写。于是，将带有男权意识的“your brother”改成了“a brother or sister”、“show him his fault”改成了“point out the fault”和“he”改成了中性词“they”和“them”。这样，上文例子则变成：
If a brother or sister sins against you， go and point out the fault， just between the two of you. If they listen to you， you have won them over.
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由此看来，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更是为女性获取话语权利，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的主体性，即意味着强调女性主义译者的创造性和其劳动成果——译文的创造性。通过这种方式，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体现。
三、结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千头万绪，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最富挑战性，也最具争议的翻译研究学派之一，它不仅使我们注意到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身份特征和性别特征，而且从政治立场来看男性与女性、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从理论上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对于译文、男性对于女性的霸权地位。女性主义者的翻译主张和翻译实践常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思考和探索方兴未艾，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