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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口到街尾不过短短800多米的老街，隐藏在繁华的上清寺转盘支路上。山城深秋时分的阳光，穿过葱郁的树木投下斑驳的金黄影子。数度春去秋回，年年岁岁景物相似，让人不经意间难以察觉光阴流转。如果不是数幢风格不一的建筑悄然默示，谁会料到，悠然而逝的岁月已在这里跨过了3个世纪。时光的残片投影在青灰色的砖石之间，镌刻下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的沧桑往事。
从开埠到民国早期，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直辖之后，造型各异的东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山四路交织着，记录下了重庆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全部发展轨迹，呈现出不同时代特有的风貌。这里是名人荟萃的历史剧场，也是承载重大事件的一页史书。
开埠时代的遗迹
整个渝中半岛犹如一只巨大的龙首，位于龙脑中心之际的中山四路占据着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之地。这里街道平直，经年的繁盛林木将许多年深日久的小楼掩映起来，加上略显古旧的机关大院庭院深深，整条街显得特别洁净沉谧，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厚重与神秘，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还能保有这样一条幽静的街道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光绪十六年(1890)，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彼时，这里只是嘉陵江南岸、热闹市区城外的一处小码头，甚至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正式名称。渔船在江中往来，野草闲花迎风摇曳，在几处外来商旅设立的会馆中遇上特别的日子，隐约传来些鼓乐戏曲之音，方显出几分闹热。
从云南经西藏、川西逐渐流布进西南腹地的天主教会，在开埠之后进一步活跃。他们开始郑重地在新商埠择地落脚，用温情脉脉的传教方式设教堂，办学校、医院，以无形的外来文化理念渗透传统的中国习俗。于是，江边之地的山野风光中初次染上了西化的色彩。
最初来到这里的是法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卫理公会美籍牧师锐璞。法式天主教真原堂建筑与教会学校在这里修建起来，成为开埠时代鲜明的欧式符号保留至今。巴洛克式的老教堂建筑以连环拱券、细腻的雕花栏杆和通体的洁白，展示了天主教堂的圣洁感。这座教堂建筑似乎最得天主庇佑，谁也不曾料到它会从此扎中山四路老街一角根于此，不管朝代如何变更，时间如何飞逝，它始终挺拔着，穿透了历史的阴霾，走过了抗战的硝烟，历经日本人轰炸的炮火、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也不改容颜，迄今依然是市委机关醒目的办公楼之一，百多年的风雨也没有损害它最初的形态。这所殖民建筑几乎可以说是整个中山四路的元老级大楼，它从最初孤零零地矗立在曾家岩的小山坡上，变成今时今日的树木环绕。
当年与其遥遥相望，如今隔着一条街的求精中学校舍，则是另一种风格。作为文明教化的产物，创办求精学堂的美国传教士鹿伊士选择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飞檐翘角加老虎窗，西式骨架之外中国传统的楼阁元素装点着这些校舍。秋来春去，数年之后，碧绿的爬藤缓缓攀援上墙，遮盖了高大的粉墙，西方风骨即刻被赋予了古中国的诗意。
一直到进人民国初年，这里还是嘉陵江畔固有的乡野宁静风光，西式的教堂与校园和北岸的村落隔江遥对，在雾霭江风中迎送每—个晨昏。
军阀时代的公馆宝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川中军阀势力割据，地处巴蜀联通内外之地的重庆更是各方争夺之要地。随着重庆正式设市，新城区开始向北扩张，曾经远离闹市的僻静之处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风水宝地，川军将领们纷纷借机在此新建公馆。
刘湘在李子坝，潘文华在曾家岩，彭诚孚在牛角沱，范绍增在上清寺，各占一处。其中，以中山四路一带的“范庄”——范绍增公馆，在所有川军宅院建筑中首屈一指，特别豪华，占了国府路半条街，一直延伸到中山四路。范庄主人——传奇川军将领“范哈儿”一度将公馆部分对外开放，作为公园供百姓游玩，人称上清花园。关于范庄为何如此阔绰，其间流传着四川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收买对方下属的插曲，傻人傻福的范绍增以大智若愚的处世态度成为最大赢家，而后才有了这座神仙府邸。
范绍增作为刘湘的部下，修建上清花园的巨额资金却来自刘湘的对手、其最小的叔叔刘文辉。刘文辉占据了四川最大的地盘，拥有产盐区、兵工厂、造币厂，在川军将领中最为富足，曾创下一出手就收买邓锡侯一个师的豪放纪录。在扩张自己实力，大力收买骨干和抢夺军队的过程中，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自己的大侄子刘湘，对于刘湘的得力助手范绍增和蓝文彬，刘文辉同样出大手笔，分别许以重金。拿到钱的范却立即向刘湘汇报：“幺爸给了我35万!”傻乎乎中透露出难得的直白和坦诚，刘湘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份坦荡，也毫不追究地将大手一挥：“自己拿去用!”
于是，看似犯傻其实不傻的举动让范绍增心安理得地将这笔巨资投入了公馆的修筑计划。这座占地广阔的豪华公馆内除了常见的鸟语花香，林木繁盛，亭台楼榭，还有当时少见的网球场和游泳池，设施极尽当时之现代奢华，安放下了范绍增的几十位姨太太，留下坊间无数恩爱情仇的传奇故事，成为山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同样收受重金的蓝文彬则没那么幸运还没来得及享受钱财带来的愉悦，这笔私底下的交易就被刘湘知晓了，与信任感一同丧失的还有兵权，蓝文彬被剥夺兵权之后旋即被软禁。
一段长街见证的却是两种沉浮人生。
范庄和后来的大溪别墅相继成为上清寺中山四路一带的标考陛公馆建筑。同时也为后来国民政府迁往此地办公打下了物质基础，各处公馆也成为政要权贵征用、租借的首选之所。这条满街冠盖顶戴的街巷日益显出不同往日的特色来。
抗战时期的风云际会
20世纪30年代，民国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中山四路的名称；但从它一出现，就注定了这条街巷与旧中国密不可分的命运。那些仿佛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名宅，其实依然在老街周围散布着残留的屋宇痕迹；有它们在，中山四路就走不出历史的影子。
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山四路成为“陪都”的政治中心。如果说，1938年的重庆是被4万万同胞仰望着的耶路撒冷；那么，中山四路便是圣殿。这里的风云变幻随时影响着中国时局乃至世界格局：没有哪一条街能像当日的中山四路一般，既是政府的核心所在，又是无数党派与各国使馆、国际盟军指挥中心汇聚之地。
街口的小山坡上还完整保留着特园建筑中的康庄与平庐。这是著名的“民主之家”旧迹。曾经的故主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鲜英(特生)，此为其家宅，故称特园。20世纪20年代，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的鲜英买下了这块靠近嘉陵江边江西会馆拥有的70余亩坡地，在此地修建了自己的花园别墅，它占地广阔，在中山四路上清寺公馆群中颇为醒目。国民政府迁都至此之后，特园附近一带更是触目皆为贵胄之家，张骧公馆、戴笠公馆、潘文华旧居，一干政要汇集于此，一片富贵锦绣丛，遮盖不住的迥异政治风潮在其中暗流汹涌。
抗战艰难时节，鲜英慷慨为国，开放私邸，战时，荷兰、意大利使馆和苏联、盟军军 事代表团先后借住于他家，他同时也为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活动联系提供场所，故而其宅被冯玉祥称为“民主之家”，1945年重庆谈判的众多重要细节即在此酝酿形成，东北停战协定在此签订，“民盟”的很多重要政治活动也在这里举行。成年开着流水席的特园宾客盈门，鲜英也被赞为在世之孟尝君。
可惜特园原有的十几幢砖木结构房舍历经抗战时期的大轰炸和“文革”破坏，主楼达观楼已化为灰烬，仅存以鲜英二女名字命名的“康庄”和“平庐”兀立山头。站在街口仰望，两座姐妹楼的人字坡屋顶，深色墙砖，中西合璧的尖顶、廊柱、窗户、多棱角楼与传统川东民居的雕花窗棂、小青瓦相结合，带着浓厚的抗战时期典型的民国建筑特色，挥之不去的旧时风云扑面而来。
此时的求精中学校舍也被征，用作同盟军远东战区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中、美、英国际军事联盟事务，指挥协调远在滇缅的中国远征军抗击日军，支援欧洲与苏联反法西斯战场的重大战役。“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即在这里提出，振奋着“陪都”每一个有为青年的血性神经。
借着特园余韵步入街中，沿途必经之地是张治中桂园公馆，这所在中共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二层小楼，在白浆勾缝的青水砖墙与石拱门的围护下，院内桂树暗香盈然。这种朴素而典雅的格调将中山四路800米长街上固有的气韵一直延伸进寻常人难窥真容的德安里。青灰格调，砖墙，欧式门窗、露台门廊，木檐脚，质朴内敛的抗战陪都建筑风格时至今日依然流露出其独特的品味。没有特别的夸张与炫目的华丽，就在这里，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国共谈判的重要文件《双十协定》。
走过桂园，便可遥望深藏在高墙大院内的蒋介石战时市区宫邸德安里——现在的市委机关大院。旧时王谢堂其实并无太多奢华迹象，依旧是青灰格调，内敛的二、三层小楼，石砌的大露台已算带有锋芒，中正楼与美龄楼既是官邸，也是办公场所，重要的政治活动、外交接待、谈判都在这里举行。青砖小路、红木地板，蒋介石走过，宋美龄走过，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走过，毛泽东也走过，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不时漫过这里的天空，山城冬季挥之不去的浓雾让这里的日子显得格外阴暗潮湿。直到1949年西南局进驻中山四路，这里才似乎有了一抹生机与亮色。
曾家岩周公馆是中共南方局旧地，也是中山四路街尾的休止符。这里上演的是国共双方特殊时代的艰难博弈。“抗战”最艰苦的时段，南方局在这里设立，维护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援助是这里最大的使命。依岩而建的周公馆是典型的川东民居建筑，青灰色调，可堪入画，三层小楼一面临江，一面临巷，屋内天井围合，楼阁青瓦铺顶，自楼上眺望，江景入目，豁然开朗，一条道路在屋前辗转铺开，成为新街区入口。
新中国的红色记忆
1949年，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做出挺进大西南的决定。同年12月8日，解放军进驻重庆，中山四路迎来了新的主人。神秘的蒋介石德安里官邸也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工农兵的形象被镌刻在了新的办公楼顶，明快的建筑色调照亮了中山四路素目的深沉，人民政权的建立使得老街焕发出盎然生机。
这里依旧是建国后重庆乃至大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数改变老城和西南地区的重大变革在此酝酿出炉，邓小平主政大西南两年多的时间，“天下未治蜀先治”，在中山四路36号大院内，他主持召开了70多次西南局常委会，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研究部署了有关西南的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少数民族问题，做出了修建西南行政礼堂(今人民大礼堂)、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重要决定。全新的城市景象从中山四路开始延伸，重庆全新的城市面貌由此奠定。
时光匆匆，跨越3个时代的老街中山四路从历史的尘烟中走来，始终不曾改变它的静默与深沉，不管是军阀沉浮，抗战风云，还是解放战争的豪迈，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激情，迎接直辖的振奋，老街都以其特有的包容气度，接纳着每—个时代的变化，显出云卷云舒的淡然气度。
100多年后，属于又一个全新时代的人们踱步到此，难免会沉醉于它的幽深宁静，也会感叹它的超然，只有当那些个抹不去痕迹的小楼带着自己时代的标记进入视野，才会让人想起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被满大街成荫老树装点的中山四路由此才呈现出被光阴雕刻的真实面目，流露出岁月的真相。
从开埠到民国早期，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直辖之后，造型各异的东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山四路交织着，记录下了重庆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全部发展轨迹，呈现出不同时代特有的风貌。这里是名人荟萃的历史剧场，也是承载重大事件的一页史书。
开埠时代的遗迹
整个渝中半岛犹如一只巨大的龙首，位于龙脑中心之际的中山四路占据着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之地。这里街道平直，经年的繁盛林木将许多年深日久的小楼掩映起来，加上略显古旧的机关大院庭院深深，整条街显得特别洁净沉谧，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厚重与神秘，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还能保有这样一条幽静的街道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光绪十六年(1890)，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彼时，这里只是嘉陵江南岸、热闹市区城外的一处小码头，甚至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正式名称。渔船在江中往来，野草闲花迎风摇曳，在几处外来商旅设立的会馆中遇上特别的日子，隐约传来些鼓乐戏曲之音，方显出几分闹热。
从云南经西藏、川西逐渐流布进西南腹地的天主教会，在开埠之后进一步活跃。他们开始郑重地在新商埠择地落脚，用温情脉脉的传教方式设教堂，办学校、医院，以无形的外来文化理念渗透传统的中国习俗。于是，江边之地的山野风光中初次染上了西化的色彩。
最初来到这里的是法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卫理公会美籍牧师锐璞。法式天主教真原堂建筑与教会学校在这里修建起来，成为开埠时代鲜明的欧式符号保留至今。巴洛克式的老教堂建筑以连环拱券、细腻的雕花栏杆和通体的洁白，展示了天主教堂的圣洁感。这座教堂建筑似乎最得天主庇佑，谁也不曾料到它会从此扎中山四路老街一角根于此，不管朝代如何变更，时间如何飞逝，它始终挺拔着，穿透了历史的阴霾，走过了抗战的硝烟，历经日本人轰炸的炮火、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也不改容颜，迄今依然是市委机关醒目的办公楼之一，百多年的风雨也没有损害它最初的形态。这所殖民建筑几乎可以说是整个中山四路的元老级大楼，它从最初孤零零地矗立在曾家岩的小山坡上，变成今时今日的树木环绕。
当年与其遥遥相望，如今隔着一条街的求精中学校舍，则是另一种风格。作为文明教化的产物，创办求精学堂的美国传教士鹿伊士选择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飞檐翘角加老虎窗，西式骨架之外中国传统的楼阁元素装点着这些校舍。秋来春去，数年之后，碧绿的爬藤缓缓攀援上墙，遮盖了高大的粉墙，西方风骨即刻被赋予了古中国的诗意。
一直到进人民国初年，这里还是嘉陵江畔固有的乡野宁静风光，西式的教堂与校园和北岸的村落隔江遥对，在雾霭江风中迎送每—个晨昏。
军阀时代的公馆宝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川中军阀势力割据，地处巴蜀联通内外之地的重庆更是各方争夺之要地。随着重庆正式设市，新城区开始向北扩张，曾经远离闹市的僻静之处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风水宝地，川军将领们纷纷借机在此新建公馆。
刘湘在李子坝，潘文华在曾家岩，彭诚孚在牛角沱，范绍增在上清寺，各占一处。其中，以中山四路一带的“范庄”——范绍增公馆，在所有川军宅院建筑中首屈一指，特别豪华，占了国府路半条街，一直延伸到中山四路。范庄主人——传奇川军将领“范哈儿”一度将公馆部分对外开放，作为公园供百姓游玩，人称上清花园。关于范庄为何如此阔绰，其间流传着四川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收买对方下属的插曲，傻人傻福的范绍增以大智若愚的处世态度成为最大赢家，而后才有了这座神仙府邸。
范绍增作为刘湘的部下，修建上清花园的巨额资金却来自刘湘的对手、其最小的叔叔刘文辉。刘文辉占据了四川最大的地盘，拥有产盐区、兵工厂、造币厂，在川军将领中最为富足，曾创下一出手就收买邓锡侯一个师的豪放纪录。在扩张自己实力，大力收买骨干和抢夺军队的过程中，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自己的大侄子刘湘，对于刘湘的得力助手范绍增和蓝文彬，刘文辉同样出大手笔，分别许以重金。拿到钱的范却立即向刘湘汇报：“幺爸给了我35万!”傻乎乎中透露出难得的直白和坦诚，刘湘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份坦荡，也毫不追究地将大手一挥：“自己拿去用!”
于是，看似犯傻其实不傻的举动让范绍增心安理得地将这笔巨资投入了公馆的修筑计划。这座占地广阔的豪华公馆内除了常见的鸟语花香，林木繁盛，亭台楼榭，还有当时少见的网球场和游泳池，设施极尽当时之现代奢华，安放下了范绍增的几十位姨太太，留下坊间无数恩爱情仇的传奇故事，成为山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同样收受重金的蓝文彬则没那么幸运还没来得及享受钱财带来的愉悦，这笔私底下的交易就被刘湘知晓了，与信任感一同丧失的还有兵权，蓝文彬被剥夺兵权之后旋即被软禁。
一段长街见证的却是两种沉浮人生。
范庄和后来的大溪别墅相继成为上清寺中山四路一带的标考陛公馆建筑。同时也为后来国民政府迁往此地办公打下了物质基础，各处公馆也成为政要权贵征用、租借的首选之所。这条满街冠盖顶戴的街巷日益显出不同往日的特色来。
抗战时期的风云际会
20世纪30年代，民国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中山四路的名称；但从它一出现，就注定了这条街巷与旧中国密不可分的命运。那些仿佛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名宅，其实依然在老街周围散布着残留的屋宇痕迹；有它们在，中山四路就走不出历史的影子。
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山四路成为“陪都”的政治中心。如果说，1938年的重庆是被4万万同胞仰望着的耶路撒冷；那么，中山四路便是圣殿。这里的风云变幻随时影响着中国时局乃至世界格局：没有哪一条街能像当日的中山四路一般，既是政府的核心所在，又是无数党派与各国使馆、国际盟军指挥中心汇聚之地。
街口的小山坡上还完整保留着特园建筑中的康庄与平庐。这是著名的“民主之家”旧迹。曾经的故主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鲜英(特生)，此为其家宅，故称特园。20世纪20年代，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的鲜英买下了这块靠近嘉陵江边江西会馆拥有的70余亩坡地，在此地修建了自己的花园别墅，它占地广阔，在中山四路上清寺公馆群中颇为醒目。国民政府迁都至此之后，特园附近一带更是触目皆为贵胄之家，张骧公馆、戴笠公馆、潘文华旧居，一干政要汇集于此，一片富贵锦绣丛，遮盖不住的迥异政治风潮在其中暗流汹涌。
抗战艰难时节，鲜英慷慨为国，开放私邸，战时，荷兰、意大利使馆和苏联、盟军军 事代表团先后借住于他家，他同时也为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活动联系提供场所，故而其宅被冯玉祥称为“民主之家”，1945年重庆谈判的众多重要细节即在此酝酿形成，东北停战协定在此签订，“民盟”的很多重要政治活动也在这里举行。成年开着流水席的特园宾客盈门，鲜英也被赞为在世之孟尝君。
可惜特园原有的十几幢砖木结构房舍历经抗战时期的大轰炸和“文革”破坏，主楼达观楼已化为灰烬，仅存以鲜英二女名字命名的“康庄”和“平庐”兀立山头。站在街口仰望，两座姐妹楼的人字坡屋顶，深色墙砖，中西合璧的尖顶、廊柱、窗户、多棱角楼与传统川东民居的雕花窗棂、小青瓦相结合，带着浓厚的抗战时期典型的民国建筑特色，挥之不去的旧时风云扑面而来。
此时的求精中学校舍也被征，用作同盟军远东战区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中、美、英国际军事联盟事务，指挥协调远在滇缅的中国远征军抗击日军，支援欧洲与苏联反法西斯战场的重大战役。“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即在这里提出，振奋着“陪都”每一个有为青年的血性神经。
借着特园余韵步入街中，沿途必经之地是张治中桂园公馆，这所在中共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二层小楼，在白浆勾缝的青水砖墙与石拱门的围护下，院内桂树暗香盈然。这种朴素而典雅的格调将中山四路800米长街上固有的气韵一直延伸进寻常人难窥真容的德安里。青灰格调，砖墙，欧式门窗、露台门廊，木檐脚，质朴内敛的抗战陪都建筑风格时至今日依然流露出其独特的品味。没有特别的夸张与炫目的华丽，就在这里，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国共谈判的重要文件《双十协定》。
走过桂园，便可遥望深藏在高墙大院内的蒋介石战时市区宫邸德安里——现在的市委机关大院。旧时王谢堂其实并无太多奢华迹象，依旧是青灰格调，内敛的二、三层小楼，石砌的大露台已算带有锋芒，中正楼与美龄楼既是官邸，也是办公场所，重要的政治活动、外交接待、谈判都在这里举行。青砖小路、红木地板，蒋介石走过，宋美龄走过，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走过，毛泽东也走过，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不时漫过这里的天空，山城冬季挥之不去的浓雾让这里的日子显得格外阴暗潮湿。直到1949年西南局进驻中山四路，这里才似乎有了一抹生机与亮色。
曾家岩周公馆是中共南方局旧地，也是中山四路街尾的休止符。这里上演的是国共双方特殊时代的艰难博弈。“抗战”最艰苦的时段，南方局在这里设立，维护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援助是这里最大的使命。依岩而建的周公馆是典型的川东民居建筑，青灰色调，可堪入画，三层小楼一面临江，一面临巷，屋内天井围合，楼阁青瓦铺顶，自楼上眺望，江景入目，豁然开朗，一条道路在屋前辗转铺开，成为新街区入口。
新中国的红色记忆
1949年，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做出挺进大西南的决定。同年12月8日，解放军进驻重庆，中山四路迎来了新的主人。神秘的蒋介石德安里官邸也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工农兵的形象被镌刻在了新的办公楼顶，明快的建筑色调照亮了中山四路素目的深沉，人民政权的建立使得老街焕发出盎然生机。
这里依旧是建国后重庆乃至大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数改变老城和西南地区的重大变革在此酝酿出炉，邓小平主政大西南两年多的时间，“天下未治蜀先治”，在中山四路36号大院内，他主持召开了70多次西南局常委会，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研究部署了有关西南的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少数民族问题，做出了修建西南行政礼堂(今人民大礼堂)、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重要决定。全新的城市景象从中山四路开始延伸，重庆全新的城市面貌由此奠定。
时光匆匆，跨越3个时代的老街中山四路从历史的尘烟中走来，始终不曾改变它的静默与深沉，不管是军阀沉浮，抗战风云，还是解放战争的豪迈，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激情，迎接直辖的振奋，老街都以其特有的包容气度，接纳着每—个时代的变化，显出云卷云舒的淡然气度。
100多年后，属于又一个全新时代的人们踱步到此，难免会沉醉于它的幽深宁静，也会感叹它的超然，只有当那些个抹不去痕迹的小楼带着自己时代的标记进入视野，才会让人想起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被满大街成荫老树装点的中山四路由此才呈现出被光阴雕刻的真实面目，流露出岁月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