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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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对乡村人际交往的影响已经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甚至对于乡村居民网络人际交往和具体现实人际交往缺乏深入研究。因此,论文基于问卷调研和焦点小组访谈,从关系传播理论视角出发,重点探讨了社交网络使用对乡村居民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居民在社交网络使用、现实人际交往质量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上的表现较为突出。数据分析显示,在宏观视角上,社交网络使用的社会心理因素(网络社会临场感)和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网络自我表露、网络信息分享、网络娱乐活动)均对乡村居民现实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具有显著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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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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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健康社区的运行机制及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BXW08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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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对乡村人际交往的影响已经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甚至对于乡村居民网络人际交往和具体现实人际交往缺乏深入研究。因此,论文基于问卷调研和焦点小组访谈,从关系传播理论视角出发,重点探讨了社交网络使用对乡村居民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居民在社交网络使用、现实人际交往质量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上的表现较为突出。数据分析显示,在宏观视角上,社交网络使用的社会心理因素(网络社会临场感)和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网络自我表露、网络信息分享、网络娱乐活动)均对乡村居民现实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访谈分析表明,在微观角度上,社交网络使用对乡村居民的现实人际交往(亲子交往/亲密交往/友谊交往/老乡交往)和网络陌生人交往起着积极调适作用,但对现实邻里交往存在失调效应。
其他文献
论文基于1848-1849年《新莱茵报》的报道文本和相关史料,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办的《新莱茵报》是如何实践客观性原则同时又体现其立场的。文章认为,《新莱茵报》在遵循客观性方面,超过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报纸。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新闻业通行的“公正惯例”(common fairness),在《新莱茵报》编辑部得到贯彻。该报用超脱的情感和第三方视角公平地对待不同观点、不同对象,确保了一种总体姿态上的客观。在此基础上,该报通过使用严谨克制的语词、多方信源的引述、专业独到的版面语言等一系列“客观”的做法,在业务操
原版德文《新莱茵报》合订本(复制件),1959年在中国仅发行158套;加之德语人才稀少,我国以往的《新莱茵报》研究,大多集中在马克思的个人特质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文本层面,没有深入涉及到他们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更谈不上分析其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论文基于新闻时效视角,以全套原版《新莱茵报》为基础,考察马克思恩格斯1848-1849年办报活动各方面新旧史料。作者逐版翻阅,发现《新莱茵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出版正刊301号外,还有第二刊30期和各类附刊207期,其报道已经以“天/时”为时间单位,紧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是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的机关报。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新闻实践中唯一一次完全掌握了报纸的编辑权和实际经营权。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学界把《新莱茵报》完整地翻译为本国文字,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壮举。鉴于《新莱茵报》十分之九的内容没有翻译为中文且几乎没有中国人根据原版进行过研究,编译《新莱茵报》中文版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显然不言而喻。我国《新莱茵报》的研究,
本次增刊的主题为"《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内容包括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第1号(创刊号)、第2号和第301号(终刊号)的完整中文翻译(含这3期报纸的版面示意图),以及研究《新莱茵报》的4篇论文。这项翻译和研究工作由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中心组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主持,8个单位20余位学者参与,历时近两年完成。
记者角色是由丰富的地方性实践建构的,但记者比较的三种范式分别以不同方式消解了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在西方新闻业的差异中提炼属于西方文化精神的“公约数”,进而化约为记者角色的规范性表述,遮蔽西方的多样性记者角色;在“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固化地方记者角色的差异性,以地方中心主义遮蔽地方与地方之间记者角色的多样性联系;通过属性测量贯通西方与非西方新闻实践,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被概念化、类型化的分析所消解。论文倡导建构以跨文化理解为导向的比较范式,还原地方性新闻实践中那些被化约的文化意义,包括三种具体的研究路径
传播学存在挥之不去的正当性焦虑,焦点涣散,边界模糊,这在学科碰撞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论文以媒介社会学为个案,运用“边界工作”概念,考察英美学界如何通过反思式话语实践界定这个交叉领域,并谋求正当性。个案探讨有助于把握传播研究与社会学的互动,并从话语实践角度增进对知识生产和学科分化的理解。研究发现,英美媒介社会学从各个学科的“十字路口”踏入传播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话语实践始终强调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愈发凸显“社会学敏感性”。这套话语实践为媒介社会学者在学科互动场域拓展出知识和制度空间,但也
传统媒体“倒贴钱”实习常态化背后实习生“同意的制造”如何成为可能,这是论文探讨的起点。论文沿劳动过程理论脉络,解释“实习生为何自愿倒贴钱实习”的内在逻辑。(1)劳资博弈中的力量不平衡、新闻教育规模扩张下的劳动力供需失衡等成为实习生“劳动同意”的条件性因素。(2)编排差异化身份下的不稳定感、人际关系中的归属需求、“灵活自由”工作方式背后的自我规训、情怀激励下的赶工、追求“好名声”的自我管控等制造出了实习生的自愿“同意”,构成隐蔽劳动控制机制,将其概括为“理想游戏”。(3)“倒贴钱”实习潜藏的矛盾表现为实习生
近代以降,“缺乏常识”长期被视为国人通病,构成反思国民特征的重要内容。以报刊话语为中心,论文试图理清该现象形成脉络。20世纪初,“常识”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缺乏常识”成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共享的观念前提,尤其在前者的政治构想中占据重要地位;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缺乏常识”进入官方话语,成为清廷立宪行动的重要表达,具备了政治合法性,这一方面促使海内外立宪派展开大规模灌输常识的传播实践,另一方面也在官方教育体系中催生了各类常识传播活动;民初,新政权的一项使命便是锻造有常识的新国民,“缺乏常识”成为政治界与
1934年,学者钱端升出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其间积极批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该报因而遭遇“停邮”处分。回顾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诸种关系缠绕交错,当局制裁举措引而缓发;派系政治隐现其间,报刊言论空间随之起伏。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党国政权与民营报刊关系的动态与复杂:在“结构性紧张”的基调下,因行动者在权力网络中的具体位置而有着微妙分际。此个案显示出“关系取向”是“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新闻统制政策“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
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有大量研究涉及“录像”,主要表现为“以录像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录像呈现研究成果”。论文介绍一种与此二者相比有诸多不同的录像研究——“以录像数据作为经验研究的素材”。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录像分析”,它起源于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在西方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其讨论却相对欠缺。论文旨在介绍录像分析的理论缘起和理论贡献,展示录像分析的经典经验研究案例,并阐释录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进路的区别。最后,结合中国时代背景,提出录像分析可为中国社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