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简称“新发地”）西北方向，沿四环路行驶13公里，就是北京京丰岳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简称“岳各庄批发市场”）。新发地因疫情于6月13日暂时休市后，岳各庄批发市场承接了新发地的部分功能。
　　岳各庄批发市场面积约为新发地的四分之一，其诞生要比后者早两年。
　　对比二者的发展历程，能找到它们初期的相似之处：都由自然形成的农贸集市发展而来，且于村集体企业起步，正式建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还发生过农批行业的另一大事件——在山东一个名叫寿光的县城，一个巨型的产地农批市场悄然崛起。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农批市场已成为中国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也是连接中国城乡的重要场域，它的上游是田间地头，下游是都市餐桌，每一次变革都发轫于两端，也牵动两端。
　　多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谈论农批市场及其下游零售端社区菜市场的经营管理问题，绕不开整个农批行业的发展史。从城乡结合部的集市，到传统业态农批市场，再到规范化和集聚化的大型农批市场，进而向“智慧农批”迭代，农批市场的变迁，一直围绕着城市的需求而动，在未来也将如是。

“大包干”催生“菜篮子”工程

　　1983年，山东半岛莱州湾，因种植白菜、韭黄和大葱而在历史上享有美誉的寿光县，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8600公顷，总产量猛增到5亿公斤。
　　这场大丰收的背景，是全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大包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并通过蔬果种植业、畜牧和水产养殖业等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悄悄拉开。
　　但在1983年丰收季，寿光农民的焦虑远大于喜悦，因销售渠道不畅，不少人将成堆的菜倒进水沟。农产品滞销在1984年全国部分地区再次上演，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市场上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城市居民餐桌上蔬菜种类贫乏。
　　改革开放后，位于北京城区西南的岳各庄村聚集了越来越多摆摊的菜农，其中不乏来自河北的面孔。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在中国遍地开花。在市场化农产品流通体系诞生前，这成为农产品在城乡间流通的“土方法”。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土方法”已不能满足时代需求。
　　作为产地的寿光县尤能感受到打通渠道的迫切。
　　1984年，当地政府将城区西南九巷村的农贸集市改造为二十多亩的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当年蔬菜成交量达3亿斤，交易额5500多万元。这是寿光作为全国最大蔬菜集散中心的起点。
　　1986年，在丰台区的支持之下，岳各庄村将集体所有的一处废旧养殖场地块改造为农批市场。
　　此时，新发地村集体企业新发地农商联公司的农业经理张玉玺正头痛于村前马路市场带来的拥堵和环境问题，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驱赶菜贩，丰台区工商所找到张玉玺，告诉他不如因势利导，建一个农批市场。
　　新发地村划出15亩地，在张玉玺带领下，15个本村青年用15万元，于1988年建起了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如今，新发地有15道大门，有人说和当年这“三个15”的创业史有关。
　　彼时中国走到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农村的“大包干”正热火朝天，指向城市农副产品供应保障的“菜篮子工程”正式提上日程。适应农产品集散和大宗交易的农批市场在集市基础上脱胎而生，离不开这二者的联姻。

　　很多地方政府實施“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低，销地农批市场出现过热发展、恶性竞争的现象，规划粗放、硬件基础设施简陋，尤其缺乏冷藏保鲜设施。

　　在广州、西安、武汉等城市，“菜篮子”产品沿续几十年的统购派购、统一包销和低价分配供应体制已率先改革，水产品和蔬菜的价格与经营得以放开。这一改革让“菜篮子”产品价格产生了一段时间的上涨，经供需再平衡，市场供应很快就丰富活跃起来，价格回落。此后，越来越多的城市跟进，改革覆盖到肉类、禽蛋等所有“菜篮子”产品。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牵头，以稳定保障城市农副产品供应、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实现增收致富为目标的“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明确要求各地大力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据国家工商部门统计，1986年至1991年，全国农批市场由892个增加到1509个，增长69.2%;全国农批市场年成交总额由28.35亿元增加到153.09亿元，增长4.4倍。

“大集市”带来“脏乱差”

　　“我国现有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购统销体系，经过市场化改革逐步演变而来的。”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晓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农批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70% 以上农产品需要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集散，是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而农批市场的一些发展困局，则与整个链条所积累的问题密不可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农批市场与社区农贸市场在全国快速“遍地开花”。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多，城镇居民自然想吃得更好，这使得“菜篮子”产品的消费需求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一大批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的农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迅速崛起。例如，1989年寿光县“冬暖式蔬菜大棚”试验成功并推广开来，更多品种的精细菜涌向市场，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地批发市场，打出了“中国第一菜市”的名号。
　　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的扩大，拉动了城市销售地和农村产地相关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
　　根据《中国工商管理年鉴》历年各卷的统计，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批市场的数量以年均14.2%的速度增长，1995年更是出现42.3%的高峰;1994年到1995年间，全国增加一千余家农批市场。
　　这一千余家农批市场中，有一家后来在华南农产品交易领域举足轻重。
　　1990年4月，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个体蔬菜批发部，背后的“个体户”叫叶灿江。1994年11月，他创建了广州石井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这是广州市第一家“单一民营”的批发市场，也是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的前身。

　　叶灿江对于广州本地农批市场的判断颇具前瞻性，他看出了南方“春淡秋淡”的季节性吃菜难、吃菜贵和冬季蔬菜滞销等问题，和当时的国营批发市场“统购包销”有关，而上世纪90年代初农副产品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就需要一个供应更丰富、集散更高效的农批市场。
　　经过几年发展，2001年，石井江南市场日成交量超过4000吨，已成为广州最大的农批市场。
　　据国家工商部门统计，2000年全国农批市场增加到4387个，比1991年增长1.9倍;年成交总额3350.9亿元，比1991年增长20.9倍;平均每个农批市场的年成交额增加到7638.0万元，比1991年增长6.5倍——无论是农批市场的数量还是单个市场年成交额，均呈快速增长态势。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逐步形成跨区域、大范围、多品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承担起农产品大市场、大流通的主要任务。农批市场成为中国农产品大流通的枢纽，其在农产品市场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基本确立。
　　但农批市场的快速扩张也伴随着野蛮生长下的无序。很多地方政府实施“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低，销地农批市场出现过热发展、恶性竞争的现象，规划粗放、硬件基础设施简陋，尤其缺乏冷藏保鲜设施。整体管理理念落后、服务功能单一，农批市场更像是租摊位的“大集市”，“脏乱差”成了普遍现象。

整体性“质变”仍未到来

　　“在发展早期，大多数市场没有规划，都是自发产生的，由原来空间较小的马路市场成长起来。”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应恒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直到新世纪之后，农批市场才开始逐渐规范，有了一些相关条例、指引。”
　　当时，“菜市脏乱差”已成为城市心头之患，农业部、商务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着力扶持推进以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2005年，商务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工作的通知》，以贯彻此前发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改造、规范和升级。
　　由此，农批市场也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統计，自2001年以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数量稳定在四千余家，而单体市场的交易规模明显扩大。
　　在国家专项资金的引导扶持下，一大批农批市场一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另一方面，重点完善市场信息化、质量安全监管等现代物流功能。

农产品消费决策因素变化

农产品购买渠道变化

　　一些大中城市的销地批发市场，则根据城市建设需要，进行了市场搬迁，这些迁建的新市场在基础设施方面普遍加大了投入。
　　2002年1月，广州石井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与广州蔬果集团属下的国营“越秀市场”合并组建，变成了今天的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简称“江南市场”），总面积逐步增至40万平米;10月，江南市场率先在全国实施了升级改造。
　　也是在新世纪后，一些规范化、集聚性的农批市场发展起来，配套服务功能也逐步完善，例如建立了市场信息收集发布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系统，为进场商户提供餐饮、居住等配套设施;部分市场发展了农产品冷藏加工、分级包装和统一配送等业务，有些市场建立了垃圾污水处理系统。
　　不过，整体性的“质变”还并未到来。大多数农批市场仍未具备商品分级整理、加工包装、质量验证、结算服务、委托购销、代理储运、信息提供、代办保险等全面功能配套，甚至很多大城市中的农批市场也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发展状态。 　　从经营主体来看，2000年以前，全国农批市場中，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市场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与市场开发部经理郭智勇对本刊记者介绍，如今全国农批市场约4500家，其中亿元以上的1500家，年交易额5万亿元左右，民营企业以及村集体企业占比60%以上。
　　郭智勇认为，由于准入门槛较低，产品特性差异不是很明显，农批市场之间竞争激烈，导致“成本怎么低怎么来”，忽略了公益性，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例如，一些民营企业以及村集体企业“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掌控了一批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市场，以获取租金收入（含交易费）为主，低成本低水平运作，管理粗放;在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收集、质量安全检测、农产品准入和溯源、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方面，长期投入不足，市场公益性缺失，脏乱差普遍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卫生防疫等公共安全得不到保障。”

　　“农批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缺乏总体布局规划，缺乏科学管理和规范指导，管理不到位导致批发市场功能弱化;交易方式落后，农产品流通追溯体系不完善;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差强人意。”王晓平说。
　　中国农产品流通的链条一般是：农户生产的产品运送到附近的产地农批市场出售，或由市场收购商直接到地头收购，然后由长途运销商运到大中城市销地农批市场，一些大城市还形成了一级、二级、三级批发市场，经过这些批发市场将农产品扩散到社区农贸市场、超市及团体消费单位。
　　在这一链条中，农批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70%以上农产品需要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集散，是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而农批市场的一些发展困局，则与整个链条所积累的问题密不可分。
　　周应恒认为，由于农民个体商贩或农村经纪人是目前承担农产品运销的主要力量，作为农产品流通渠道中枢的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没有确立公益性主体的定位，停留在提供交易场所，以收取场租为主的盈利性物业商的地位。批发流通体系也存在流通主体组织化程度低，经营规模小、功能单一的问题。这也使得农批市场长期批发和零售混杂，加大了农批市场的管理难度。“即使在新世纪到来，城镇化速度加快后，这一问题也没有在城市农批市场上得到有效解决。”周应恒说。
　　马增俊近日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采访时表示，第一代批发市场的特征是“圈地、圈院子、盖围墙”，硬件设施不健全。第二代批发市场虽然硬件设施基本健全，但功能发挥不完善。第三代批发市场则应该是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管理科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化市场，其升级版就是“智慧农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