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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皮金贵，房子造得密密麻麻。出门人碰人，最先碰到的就是左邻右舍。老古话讲，“远亲不如近邻”，交关有道理。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上海生活已经超过一个甲子，真想讲讲自己所感受到的，上海街坊邻舍之间60年的变迁。
石库门的“72家房客”
上海有个滑稽戏叫“72家房客”。我小辰光住在复兴中路复兴坊，就是滑稽戏里描绘的那种房客特别多的石库门房子。虽然复兴坊没有“72家房客”那样夸张，但扳着手指头数数，一个号门住上十七八家靠廿家人家，总是有的。各式各样的房间被各式各样的材料所隔断，地形交关复杂，踏进门走几步，侬是一下子分不清自己所站的位置，属于客堂间？东厢房西厢房？前楼后楼？还是亭子间？我家住在二楼，一间用板壁隔出来的房间，不晓得是算石库门的哪一个部位？一间小得一垛垛（形容小）的房间，还是爹爹用2根金条订下来的。姆妈到现在“回忆对比”起来，还耿耿于怀，勿会忘记金条的数量。
记忆中我家的煤球风炉是放在走廊里的。姆妈烧菜时要是有人走过，她定规（必须）要侧转身体，等人家经过了才能够继续烹饪。房子里人多难免磕磕碰碰，特别是我们这些小鬼头奔来奔去，螺蛳壳里捉迷藏，难免撞翻别人家的东西（甚至是煤球风炉），掼得头破血流。不过那个辰光邻舍之间不会因为一点碰擦而吵相骂，都晓得生活在“蜗居”里，谁都不容易呀。我们石库门里住着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家，有宁波人、苏北人、山东人、广东人……甚至一度还住过一家印度人，那个当爸爸的头上缠着白布条，像顶着一只钢精锅子，交关好白相。
那个辰光，如果侬出门在外碰到落雨，根本不用担心，隔壁邻舍肯定有人会相帮侬把晾晒在晒台上的衣被什么的统统收进来。那个辰光，啥人家里包馄饨、烧汤团了，邻舍之间总会端来端去，让左邻右舍都来尝尝味道（用现在的词汇叫“共享”）。到了过年辰光就更闹猛了，街坊邻舍之间借石磨磨糯米粉，炒长生果，做松糕，孵甜酒酿……小囡能够窜来窜去，到各家人家吃各式各样的东西，最开心了。有时家里的电灯泡坏脱了，爹爹出差不在家，姆妈胆子小，就到隔壁喊一声“阿四”（阿四是单位里的电工），人家就会马上放下手里的饭碗，跑过来帮我们换上新灯泡。嘿，这种帮来帮去的事体，多得数也数不过来。那辰光年纪还小，能留下的印象少。隐隐的还能记得弄堂里的叫卖声，还有那首唱不厌的儿歌：“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然后是一阵“汪汪汪”的乱叫和“哈哈哈”的大笑。
我家是1958年搬离复兴坊的。虽然我在石库门里生活的时间不长，不过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记得我家斜对面有个剃头店，剃头师傅是个复员军人，据说会开坦克。他的剃头技术一塌糊涂（形容差），只会剃马桶头，只有小囡会被家长牵着手到那里去剃头。不过这个剃头师傅很会讲故事，专门讲打仗的故事，所以我们弄堂里的男小囡，都欢喜到他的剃头店里去，不剃头也去，专门听他讲打仗的故事。记得有一趟我去那里听故事，剃头师傅讲，今天进来的小朋友都要剃个光郎头（光头），否则就不讲故事给他听。原来最近弄堂里有个叫“中中”的小朋友生毛病，头发都脱光了。怪不得进来看不到中中。剃头师傅要把弄堂里的男小囡都剃成光郎头，这样中中就肯出来跟小伙伴们一起玩了。我们一听，全部同意把头剃成光郎头。姆妈知道了这桩事体，一点也没有骂我，反而表扬我做得对。
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住在三层阁的小皮匠。小皮匠是个单身汉，长得像只猢狲精（形容“瘦小”）。他在弄堂口摆了只皮匠摊，平时闷声不响（我曾经怀疑过他是不是哑子），手里的生活倒是“呱呱老叫”（形容“好”）。有一天几个顽皮小囡在晒台上玩火，结果烧着了一家人家搭在晒台上的储物间。火一下窜起来，烧得蛮厉害。几个头子活络的小鬼头逃了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吓得只会蹲在地上哭。那天小皮匠发寒热，没有出去摆摊头。他听到动静马上掀脱被头奔上晒台，一把夹起小姑娘就从楼梯上奔下来，一路上跌跌撞撞掼了好几跤。小姑娘身上一点也没伤，他倒跌断了腿骨。后来他走起路来一跷一跷的，人家就叫他“阿跷”了。阿跷说啥也不肯接受小姑娘爷娘资助的钞票，那辰光政府也没有什么“见义勇为奖”。阿跷还是像过去一样闷头做生活。不过弄堂里的街坊邻舍，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跑到小皮匠摊头上去修鞋子，修好了鞋子都不肯收他的找头。姆妈讲起这桩事体，眼眶里总是亮闪闪的，“好人总归会有好报咯”。
前不久我路过复兴坊，留意看了一下弄堂口。那只皮匠摊还在，却不见小皮匠的身影。是呀，如果他还健在，已经七老八十岁了。我想，好人应该会有好报的！
难忘的新工房情结
资料显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在接近沪东、沪西工业区周边，规划了9个住宅建设基地，分布在普陀、杨浦、徐汇、长宁等区，如曹杨新村、天山一村、日晖一村、长白新村、凤城新村等工人新村，解决了一批工人家庭的住房问题。这些工人新村被称作“新工房”。
我家是“大跃进”那年（1958年）搬进新工房的，从卢湾区的复兴中路搬到了虹口区靠近水电路的商业二村（水电路是当年虹口区和宝山县的边界线）。新工房是爹爹单位里分配的。爹爹工作的化工原料公司属于物资局，不知怎么会把我们分到商业二村？我一直不喜欢这个新村的名字，好像我家大人是商店里的营业员。我爹爹是坐办公室的职员，不是站柜台的（我也不知自己哪来的这种职业歧视）。商业二村起先有十几排3层楼（后来加了一层）的房子，红砖外墙，有40多个门牌号头。3家人家合用一只灶披间（厨房）和一只厕所间。比起复兴坊的“72家房客”，尽管地段差了，不过有了灶披间（不用在走廊里烧饭）和厕所间（不用倒马桶），生活起居条件好了许多，全家人都交关满意。
新村里搬來的人家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原来周边看上去的荒凉感也在逐渐消失。那辰光大人生小囡生的多，像我爹爹姆妈只生了我们兄妹俩，在当时是比较稀少的。我家一直被划入“小户”（5人以上为“大户”），在计划分配伙食品上受到一定限制。那辰光学校里作业又布置得少，放学以后，新村里到处是小鬼头的市面，大家奔来奔去，“逃将帅”（捉迷藏），捉蟋蟀，黏“夜胡子”（知了），盯橄榄核，刮刮片……闹猛得不得了。吃过夜饭到了乘风凉辰光，大人小囡都走出家门，在吹得到风的空地上，三五成群，打扑克，着象棋，吃西瓜，讲鬼故事……如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温馨得很。 不过闲话要讲回来，那些年“双职工”人家不多，家庭妇女不少，婆婆妈妈们闲在家里，难免张家长李家短，闲话搬来搬去的。在一个公用厨房的烧饭，热天的乘风凉冷天的孵太阳，邻舍之间的串门，拷酱油路上的邂逅……都是三姑六婆们嚼舌头的好地方好辰光。闲话越传越变形，后果常常是双方当事人开战。一般是开嘴战，吵相骂。打相打的事体难般（很少）发生。因为上海人不欢喜“打不动就是一拳头”的野蛮做法。据我观察，街坊邻舍之间发生“冲突”，一大半是由于传闲话，一小半是因为争一点点公用地皮、小囡之间的吵相骂（他们之间常常“打不动就是一拳头”）之类的鸡毛蒜皮引发的。
然而夫妻之间吵相骂打相打的事体并不罕见，常常引起邻舍们的围观。我们3号里的3楼住着一家山东人，丈夫是粮库里扛大包的装卸工，身坯结棍（壮实）。夫妻俩生了阿大阿二阿三阿四……7个小囡。老山东欢喜喝老酒，喝得多了就要发酒疯，一发酒疯就要打老婆，一打老婆，7个小囡就“哇啦哇啦”的穷哭阿尼头（形容哭得厉害）。有一趟老山东一脚把他老婆从3层楼踢到2层楼，这下动了众怒，邻舍们都跑了出来，围住老山东，七嘴八舌地指责起来。老山东眼乌珠一瞪，“俺的媳妇就是随俺打来随俺骂！”嘴里还不时爆粗口。这辰光住在1楼的小矮子冲了上去，一把将山东大汉的手臂拗到背后，拗得他“嗷嗷”直叫。邻舍们一见，拍手叫好：请他吃生活（揍）！把他送到派出所里去！后来我才听说那个貌不出众的小矮子，是精武体育会里教武术的，怪不得嘎煞博（厉害）。
我家隔壁邻舍宁波阿娘，独身一人。她看上去就样子很凶，不跟你吵相骂两只眼睛都瞪得像两只田螺。她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跟邻舍吵相骂。她吵起相骂来，喉咙“哇啦哇啦”的，吓得煞人。我姆妈胆子小，碰到她总是让让她，等她先洗碗，先洗衣服，等她先用公共厕所。我很不满意。姆妈总是讲，让让她，她一个人可怜来西咯。可怜？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有一趟我跟小伙伴捉迷藏，踮着脚尖走路，经过厨房间时，看到宁波阿娘正打开我家的碗橱，拿起油瓶往她家的炒菜锅里倒油。我像刘文学一样冲上前去，大喝一声：“不许动！侬敢偷阿拉屋里咯油？！”宁波阿娘飞快地把油瓶放回我家的碗橱，然后大叫：“你瞎讲点啥？眼睛打八折啦？啥人偷你家的油啦？”我继续指着她，毫不松口：“我看得清清爽爽，你！偷我家的油！”宁波阿娘瞪着田螺眼：“你再瞎讲，‘辣辣’给你两记巴掌肉！”接着便拍手拍脚拍屁股起来。姆妈听到争吵声已经出来了，她一见这场面，火了，腰一扠：“侬打打看！侬打打看！”宁波阿娘见围过来看闹猛的邻舍不少，为了扎台型（面子），她真的一步上前对准我就是一记耳光（还好我头一偏，哎，没有打着）。姆妈却感得受了奇耻大辱，她冲了上去，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于是两个女人厮打起来了。后来在邻舍们“各打五十大板”的劝架后，双方才松开，休战。不过从此我们两家进入了长期的“冷战”期。
宁波阿娘并未“休战”，她常常“阴损”（作弄）我们。我们白天听收音机时，她会把电表闸门关掉（她又不敢把闸门合上，万一真有人家在修电器呢）；她常常把厨房间的门打开，让大风把我家的煤气吹灭；至于公用信箱里“丢失”我家的信件，更是时有发生……为此，姆妈跟爹爹多次提出要调房子。跟这种人家做邻舍实在吃不消。不料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半夜里，姆妈突然心脏病发作，嘴唇皮铁青。爹爹正好出差。那个辰光又没有电话，又勿晓得救命车的电话。我们兄妹俩还是小学生，正在手足无措辰光，隔壁的宁波阿娘听到声音起了床，到我家一看，立刻背起我妈，从二楼背到一楼。又不晓得她从哪里借来了一辆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拖车），她把姆妈抱上榻车，一直拉到建工医院。全亏了宁波阿娘，姆妈脱险了！我们兄妹俩感动得眼泪水嗒嗒滴。从此以后，两家人家停止“冷战”。很长日脚我一直总觉得对宁波阿娘亏欠着什么。我家搬离商业二村时，我拉着宁波阿娘的手说：“阿娘，有啥事体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过来帮忙！”不过我一直没有接到过阿娘打来的电话。
后来我家搬到了延吉新村，再后来是曲阳新村，都是煤卫独用，少了邻舍间的那份摩擦，却也少了些温馨。我还是留恋商业二村的日脚。小伙伴之间吵吵闹闹，开开心心，其中“青梅竹马”之间，也有摩擦生电，结婚生子的。最近我特意到商业二村去了一次，我们3号门28家人家，现在竟然没有一户有我们当年的邻舍（或者是邻舍的后代），唉，都搬走了。
虹镇老街人多力量大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二三十年代苏北一大批灾民到上海，在城区周边搭起草棚棚，有的竖起四方屋顶，有的搭得圆圆的就像个蒙古包，被统称为滚地龙。后来经过各家各户不断的“改造”，有的造起了油毛毡棚户，有的砌成了二层楼砖房，各家的房子造型各式各样。由于都是各家老祖宗先占地皮后盖房子，这里的路歪歪扭扭的，地形相当复杂。坐落在虹口区的虹镇老街，就是当年颇有名气的棚户区。虹镇老街离我家不算太远，不过小辰光我们是不大敢进去的。听大人说，那里的苏北人厉害，骂起人来，狗血喷头，发起火来，撩起来就是一拳头！
中学时代，班级里有个姓汪的女同学跟我关系不错，她妈在图书馆工作，她经常借书给我看。那年夏天（让我想想，应该是1967年夏天）的某一天，有个隔壁班的同学来找我，说是汪同学明天上午来取书，要我等在家里。这本她偷偷借给我的《简爱》，那些年绝对算是“禁书”。我连忙说，怎么好意思让她来取呢？那同学说，她说她来取，不要你送过去。如果你一定要送过去，建议你今天就送过去，以免双方“擦肩而过”。说得有道理。不过当他把她家的地址告诉我时，我闷脱了。汪同学家就住在大名鼎鼎的虹镇老街。“文革”中经常看到、听到武斗的事体，工总司砸联司，上体司抓流氓，还有两派武斗，流氓打群架，吓人倒怪的。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匆匆赶往汪同学家。一踏进虹镇老街，这里的風景真有点“夺人眼球”（借用今天的说法）。这里的男人，老老小小几乎全部赤膊。女人单短衫裤，胸口晃来晃去，露着白花花的大腿，在陌生人面前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感觉到四周扫视着异样的眼光。我心里有点吃慌，慌忙大喊汪同学的名字。正是吃夜饭辰光，弯弯曲曲的走道两旁，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露天吃夜饭，乘风凉。汪同学正端着饭碗在给她弟弟喂饭。她穿着花短裤，上身的单短衫有点显山露水。她看到我显然很尴尬，也有点恼怒，她一把夺过我手里包好的书，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学校里她碰到我，也总是脸上毫无表情，不再跟我多罗嗦，当然也不再借给我书看了。我心里有数，那天我不该当“不速之客”。 不过那天我在虹镇老街看到的一个场面，却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且说告别了汪同学，我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准备离开虹镇老街，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越来越响，乱哄哄的一片。我闻声寻去，看到有一家人家门口围着好多人。一批戴着藤帽拿着长矛的“文攻武卫”，像是要抓屋子里的人。门口的邻舍们堵在门口不让进，双方像是在唇枪舌战。一个戴藤帽的大块头，看上去像是小头头，嘴里叨着香烟瓮声瓮气地说：“我们要把曹阿六带到厂里去批斗，隔离审查！谁敢阻拦，一块儿抓起来！”人群里有人大声喊叫：“阿六不是坏人。人家是滴滴呱呱（正宗）的劳动模范，毛主席还跟他握过手呢。”大块头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朝地上一吐：“哼！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多了，刘少奇老早还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呢……”这时我看到汪同学挤到大块头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喝道：“你讲讲清爽，啥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敢瞎讲八讲！”此刻的汪同学一反平时在学校里温文尔雅的样子，凶得像“母夜叉”。大块头知道说错了话，面孔涨得彤彤红。这个辰光不晓得啥人把一只空啤酒瓶摔在地上，“啪”的一声巨响。一歇歇功夫，四面八方传来一阵阵脚步声。乖乖隆地咚，虹镇老街里的居民好像全踊了过来，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手里还拿着拖把、扫帚等家什，真有点“全民皆兵”的味道。大块头一看不妙，立刻像只瘟鸡，耷拉着脑袋，在人们一阵阵“喔呿——喔呿——”声中，带着“文攻武卫”们撤离了虹镇老街。
我感叹：结棍！这里的人们，团结起来像一个人！
郊区的百姓交关客气
侬晓得吗？那些年在市郊，除非这家人家要出门一段辰光，平时家家户户白天都不锁门的。侬到人家屋里穿来穿去，碰到了，人家也不会讲侬是“贼骨头”（小偷）。我姆妈的老家在青浦朱家角，是滴滴呱呱的上海本地人。其实朱家角原来属于江苏省，记得我们小辰光给外婆写信，信封上写的是“江苏省青浦县朱家角镇西湖街某某号”。每年暑假里我总是会去外婆家住上一二个礼拜，在淀山湖里游游泳，跟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讲讲上海事体，吹吹牛皮。我发觉这里家家户户白天都不锁门的，我就问外婆：你们不锁门，就不怕贼骨头进来偷东西？外婆笑笑，反问我：贼骨头进来，有啥可以偷的？偷只矮凳？还是偷条毛巾？ 那里的小囡吃饭，都喜欢端着饭碗（上面夹一筷菜），穿东家跑西家的。不过在城里就不行，我爹爹是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走出自家房间的，“又不是讨饭瓜子（乞丐）”。
外婆家住的绞圈房子，属于典型的上海本地民居。俯瞰呈“回”字形结构，一圈一圈的（当地人称为“一进一进”的），最里面一进有个天井，天井里有一口井，是提供给这幢房子里的人家饮用的（洗衣服就到河滩头去洗。这里是水乡，水资源丰富得很）。我们小囡都喜欢在这种地形复杂的房子里捉迷藏。外婆家的客堂间里摆着八仙桌，墙壁上贴着山水字画，天长日久，黑糊糊的一片，看大不清爽画的是啥。灶披间里有烧柴的灶头，有一只很大的缸（就是那种可以藏起人来的“司马光砸缸”里的缸），用来装水。
外婆家有个邻舍老太，大家都叫“程家婆婆”，胖胖的身子胖胖的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外婆告诉过我，程家婆婆的老公解放前是这里的镇长，解放后被镇压（枪毙）了。不过我从程家婆婆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白毛女》里黄世仁老妈的腔调。她笑眯眯的，反倒有一种慈祥的感觉。“文化大革命”当中，闲在家里没事，我去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那辰光客堂间里的山水字画，已经换成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八仙桌还在。灶头间里的灶头拆掉了，换成了小巧的煤球炉。这里已经接上了自来水，水缸里也不用盛水了。奇怪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人家外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里好像是世外桃源，一点阶级斗争的气息都没有。程家婆婆家门口没有大幅标语和认罪书，程家婆婆也没有被剃阴阳头，没有被监督劳动扫马路。她依然白白胖胖的，坐在藤椅子上捧着茶壶喝喝茶，乘乘风凉。她看到我，笑眯眯地打招呼：“这不是上海的大伟吗？又到角里（朱家角人都习惯称他们的家乡为‘角里’，以至与‘乡下’作区别）来白相啦？”我还是有点“阶级觉悟”的，装着没听到，跟她擦肩而过。我觉得奇怪，问外婆，她属于反革命家属，怎么没有人斗她？外婆白了我一眼：人家又没有做啥坏事体，斗她做啥？我发觉这里的人，邻舍之间交关客气，特别是对年纪大的老人更是非常尊重。程家婆婆在这条街上也算是高寿者了，我亲眼看到，有一家人家兄弟俩分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请程家婆婆“摆一句话”，才解决纷争的。
后来学校里组织我们到郊区奉贤参加“三秋”劳动，那里更加“民风淳朴”。农忙休息辰光，贫下中农照样跟地主、富农说说笑笑，香烟掼来掼去。农村人跟城里人还是有明显差别的。
屈指算来，我在一个甲子里先后搬了9次家。虽然房子是越搬越好了，可街坊邻舍之间的关系却是越来越疏远，甚至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地步。如今房子装修得考究，隔音效果好，恐怕连“鸡犬之声”都“闻”大不到了。我问侬，侬讲得出侬的左邻右舍姓啥叫啥有几个人在哪里工作吗？过去户籍警来调查户口，只要到隔壁人家一问，侬家里的所有信息都可以一网打尽。今非昔比，现在即使是楼上空调滴水弄湿了侬家的衣裳，侬也勿会去敲楼上人家的房门，只需一只电话打给物业，由他们去联络、处理。现在不要说街坊邻舍，就是一家门聚在一起的辰光，也是各人看各人欢喜看的电视，各人上各人的朋友圈发各人的微信。
过去听人家讲，在国外有的老头老太死在家里一二个月都没人发觉，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现在晓得这种事体在中国大城市里也时有发生。前不久上海电视台《新闻坊》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无缘社会’离我们有多远？”节目信息显示：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一人户”占比最高的是上海，每四户中就有一个“一人户”，社会常见的“空巢、独居”“无缘老人”已经出现。记者采用街头采访的方式进行小型调查，“您的‘人際往来’依然丰富多彩吗？”受访者坦言“没有特别的时间”“微信群里聊天多见面少”“‘压力山大’节奏快，‘人际关系’受挤压”“中青年精力透支‘人情往来’难兼顾”。记者通过微信调查，统计出“事业和家庭优先，压力下放弃‘交往’”的选项竟占91%的数据。
写到此地，我突然对妻子说，其实我还是欢喜老底子（过去）街坊邻舍之间吵相骂打相打的日脚，欢喜三家人家合用一只灶披间一只厕所间的新工房日脚。妻子瞪了我一眼，有毛病。我继续发表我的观点：如今的社区活动室、睦邻点、广场舞……其实都是在改变和修复曾经的街坊邻舍关系，“远亲不如近邻”，不应该翻篇。
石库门的“72家房客”
上海有个滑稽戏叫“72家房客”。我小辰光住在复兴中路复兴坊，就是滑稽戏里描绘的那种房客特别多的石库门房子。虽然复兴坊没有“72家房客”那样夸张，但扳着手指头数数，一个号门住上十七八家靠廿家人家，总是有的。各式各样的房间被各式各样的材料所隔断，地形交关复杂，踏进门走几步，侬是一下子分不清自己所站的位置，属于客堂间？东厢房西厢房？前楼后楼？还是亭子间？我家住在二楼，一间用板壁隔出来的房间，不晓得是算石库门的哪一个部位？一间小得一垛垛（形容小）的房间，还是爹爹用2根金条订下来的。姆妈到现在“回忆对比”起来，还耿耿于怀，勿会忘记金条的数量。
记忆中我家的煤球风炉是放在走廊里的。姆妈烧菜时要是有人走过，她定规（必须）要侧转身体，等人家经过了才能够继续烹饪。房子里人多难免磕磕碰碰，特别是我们这些小鬼头奔来奔去，螺蛳壳里捉迷藏，难免撞翻别人家的东西（甚至是煤球风炉），掼得头破血流。不过那个辰光邻舍之间不会因为一点碰擦而吵相骂，都晓得生活在“蜗居”里，谁都不容易呀。我们石库门里住着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家，有宁波人、苏北人、山东人、广东人……甚至一度还住过一家印度人，那个当爸爸的头上缠着白布条，像顶着一只钢精锅子，交关好白相。
那个辰光，如果侬出门在外碰到落雨，根本不用担心，隔壁邻舍肯定有人会相帮侬把晾晒在晒台上的衣被什么的统统收进来。那个辰光，啥人家里包馄饨、烧汤团了，邻舍之间总会端来端去，让左邻右舍都来尝尝味道（用现在的词汇叫“共享”）。到了过年辰光就更闹猛了，街坊邻舍之间借石磨磨糯米粉，炒长生果，做松糕，孵甜酒酿……小囡能够窜来窜去，到各家人家吃各式各样的东西，最开心了。有时家里的电灯泡坏脱了，爹爹出差不在家，姆妈胆子小，就到隔壁喊一声“阿四”（阿四是单位里的电工），人家就会马上放下手里的饭碗，跑过来帮我们换上新灯泡。嘿，这种帮来帮去的事体，多得数也数不过来。那辰光年纪还小，能留下的印象少。隐隐的还能记得弄堂里的叫卖声，还有那首唱不厌的儿歌：“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然后是一阵“汪汪汪”的乱叫和“哈哈哈”的大笑。
我家是1958年搬离复兴坊的。虽然我在石库门里生活的时间不长，不过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记得我家斜对面有个剃头店，剃头师傅是个复员军人，据说会开坦克。他的剃头技术一塌糊涂（形容差），只会剃马桶头，只有小囡会被家长牵着手到那里去剃头。不过这个剃头师傅很会讲故事，专门讲打仗的故事，所以我们弄堂里的男小囡，都欢喜到他的剃头店里去，不剃头也去，专门听他讲打仗的故事。记得有一趟我去那里听故事，剃头师傅讲，今天进来的小朋友都要剃个光郎头（光头），否则就不讲故事给他听。原来最近弄堂里有个叫“中中”的小朋友生毛病，头发都脱光了。怪不得进来看不到中中。剃头师傅要把弄堂里的男小囡都剃成光郎头，这样中中就肯出来跟小伙伴们一起玩了。我们一听，全部同意把头剃成光郎头。姆妈知道了这桩事体，一点也没有骂我，反而表扬我做得对。
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住在三层阁的小皮匠。小皮匠是个单身汉，长得像只猢狲精（形容“瘦小”）。他在弄堂口摆了只皮匠摊，平时闷声不响（我曾经怀疑过他是不是哑子），手里的生活倒是“呱呱老叫”（形容“好”）。有一天几个顽皮小囡在晒台上玩火，结果烧着了一家人家搭在晒台上的储物间。火一下窜起来，烧得蛮厉害。几个头子活络的小鬼头逃了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吓得只会蹲在地上哭。那天小皮匠发寒热，没有出去摆摊头。他听到动静马上掀脱被头奔上晒台，一把夹起小姑娘就从楼梯上奔下来，一路上跌跌撞撞掼了好几跤。小姑娘身上一点也没伤，他倒跌断了腿骨。后来他走起路来一跷一跷的，人家就叫他“阿跷”了。阿跷说啥也不肯接受小姑娘爷娘资助的钞票，那辰光政府也没有什么“见义勇为奖”。阿跷还是像过去一样闷头做生活。不过弄堂里的街坊邻舍，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跑到小皮匠摊头上去修鞋子，修好了鞋子都不肯收他的找头。姆妈讲起这桩事体，眼眶里总是亮闪闪的，“好人总归会有好报咯”。
前不久我路过复兴坊，留意看了一下弄堂口。那只皮匠摊还在，却不见小皮匠的身影。是呀，如果他还健在，已经七老八十岁了。我想，好人应该会有好报的！
难忘的新工房情结
资料显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在接近沪东、沪西工业区周边，规划了9个住宅建设基地，分布在普陀、杨浦、徐汇、长宁等区，如曹杨新村、天山一村、日晖一村、长白新村、凤城新村等工人新村，解决了一批工人家庭的住房问题。这些工人新村被称作“新工房”。
我家是“大跃进”那年（1958年）搬进新工房的，从卢湾区的复兴中路搬到了虹口区靠近水电路的商业二村（水电路是当年虹口区和宝山县的边界线）。新工房是爹爹单位里分配的。爹爹工作的化工原料公司属于物资局，不知怎么会把我们分到商业二村？我一直不喜欢这个新村的名字，好像我家大人是商店里的营业员。我爹爹是坐办公室的职员，不是站柜台的（我也不知自己哪来的这种职业歧视）。商业二村起先有十几排3层楼（后来加了一层）的房子，红砖外墙，有40多个门牌号头。3家人家合用一只灶披间（厨房）和一只厕所间。比起复兴坊的“72家房客”，尽管地段差了，不过有了灶披间（不用在走廊里烧饭）和厕所间（不用倒马桶），生活起居条件好了许多，全家人都交关满意。
新村里搬來的人家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原来周边看上去的荒凉感也在逐渐消失。那辰光大人生小囡生的多，像我爹爹姆妈只生了我们兄妹俩，在当时是比较稀少的。我家一直被划入“小户”（5人以上为“大户”），在计划分配伙食品上受到一定限制。那辰光学校里作业又布置得少，放学以后，新村里到处是小鬼头的市面，大家奔来奔去，“逃将帅”（捉迷藏），捉蟋蟀，黏“夜胡子”（知了），盯橄榄核，刮刮片……闹猛得不得了。吃过夜饭到了乘风凉辰光，大人小囡都走出家门，在吹得到风的空地上，三五成群，打扑克，着象棋，吃西瓜，讲鬼故事……如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温馨得很。 不过闲话要讲回来，那些年“双职工”人家不多，家庭妇女不少，婆婆妈妈们闲在家里，难免张家长李家短，闲话搬来搬去的。在一个公用厨房的烧饭，热天的乘风凉冷天的孵太阳，邻舍之间的串门，拷酱油路上的邂逅……都是三姑六婆们嚼舌头的好地方好辰光。闲话越传越变形，后果常常是双方当事人开战。一般是开嘴战，吵相骂。打相打的事体难般（很少）发生。因为上海人不欢喜“打不动就是一拳头”的野蛮做法。据我观察，街坊邻舍之间发生“冲突”，一大半是由于传闲话，一小半是因为争一点点公用地皮、小囡之间的吵相骂（他们之间常常“打不动就是一拳头”）之类的鸡毛蒜皮引发的。
然而夫妻之间吵相骂打相打的事体并不罕见，常常引起邻舍们的围观。我们3号里的3楼住着一家山东人，丈夫是粮库里扛大包的装卸工，身坯结棍（壮实）。夫妻俩生了阿大阿二阿三阿四……7个小囡。老山东欢喜喝老酒，喝得多了就要发酒疯，一发酒疯就要打老婆，一打老婆，7个小囡就“哇啦哇啦”的穷哭阿尼头（形容哭得厉害）。有一趟老山东一脚把他老婆从3层楼踢到2层楼，这下动了众怒，邻舍们都跑了出来，围住老山东，七嘴八舌地指责起来。老山东眼乌珠一瞪，“俺的媳妇就是随俺打来随俺骂！”嘴里还不时爆粗口。这辰光住在1楼的小矮子冲了上去，一把将山东大汉的手臂拗到背后，拗得他“嗷嗷”直叫。邻舍们一见，拍手叫好：请他吃生活（揍）！把他送到派出所里去！后来我才听说那个貌不出众的小矮子，是精武体育会里教武术的，怪不得嘎煞博（厉害）。
我家隔壁邻舍宁波阿娘，独身一人。她看上去就样子很凶，不跟你吵相骂两只眼睛都瞪得像两只田螺。她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跟邻舍吵相骂。她吵起相骂来，喉咙“哇啦哇啦”的，吓得煞人。我姆妈胆子小，碰到她总是让让她，等她先洗碗，先洗衣服，等她先用公共厕所。我很不满意。姆妈总是讲，让让她，她一个人可怜来西咯。可怜？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有一趟我跟小伙伴捉迷藏，踮着脚尖走路，经过厨房间时，看到宁波阿娘正打开我家的碗橱，拿起油瓶往她家的炒菜锅里倒油。我像刘文学一样冲上前去，大喝一声：“不许动！侬敢偷阿拉屋里咯油？！”宁波阿娘飞快地把油瓶放回我家的碗橱，然后大叫：“你瞎讲点啥？眼睛打八折啦？啥人偷你家的油啦？”我继续指着她，毫不松口：“我看得清清爽爽，你！偷我家的油！”宁波阿娘瞪着田螺眼：“你再瞎讲，‘辣辣’给你两记巴掌肉！”接着便拍手拍脚拍屁股起来。姆妈听到争吵声已经出来了，她一见这场面，火了，腰一扠：“侬打打看！侬打打看！”宁波阿娘见围过来看闹猛的邻舍不少，为了扎台型（面子），她真的一步上前对准我就是一记耳光（还好我头一偏，哎，没有打着）。姆妈却感得受了奇耻大辱，她冲了上去，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于是两个女人厮打起来了。后来在邻舍们“各打五十大板”的劝架后，双方才松开，休战。不过从此我们两家进入了长期的“冷战”期。
宁波阿娘并未“休战”，她常常“阴损”（作弄）我们。我们白天听收音机时，她会把电表闸门关掉（她又不敢把闸门合上，万一真有人家在修电器呢）；她常常把厨房间的门打开，让大风把我家的煤气吹灭；至于公用信箱里“丢失”我家的信件，更是时有发生……为此，姆妈跟爹爹多次提出要调房子。跟这种人家做邻舍实在吃不消。不料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半夜里，姆妈突然心脏病发作，嘴唇皮铁青。爹爹正好出差。那个辰光又没有电话，又勿晓得救命车的电话。我们兄妹俩还是小学生，正在手足无措辰光，隔壁的宁波阿娘听到声音起了床，到我家一看，立刻背起我妈，从二楼背到一楼。又不晓得她从哪里借来了一辆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拖车），她把姆妈抱上榻车，一直拉到建工医院。全亏了宁波阿娘，姆妈脱险了！我们兄妹俩感动得眼泪水嗒嗒滴。从此以后，两家人家停止“冷战”。很长日脚我一直总觉得对宁波阿娘亏欠着什么。我家搬离商业二村时，我拉着宁波阿娘的手说：“阿娘，有啥事体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过来帮忙！”不过我一直没有接到过阿娘打来的电话。
后来我家搬到了延吉新村，再后来是曲阳新村，都是煤卫独用，少了邻舍间的那份摩擦，却也少了些温馨。我还是留恋商业二村的日脚。小伙伴之间吵吵闹闹，开开心心，其中“青梅竹马”之间，也有摩擦生电，结婚生子的。最近我特意到商业二村去了一次，我们3号门28家人家，现在竟然没有一户有我们当年的邻舍（或者是邻舍的后代），唉，都搬走了。
虹镇老街人多力量大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二三十年代苏北一大批灾民到上海，在城区周边搭起草棚棚，有的竖起四方屋顶，有的搭得圆圆的就像个蒙古包，被统称为滚地龙。后来经过各家各户不断的“改造”，有的造起了油毛毡棚户，有的砌成了二层楼砖房，各家的房子造型各式各样。由于都是各家老祖宗先占地皮后盖房子，这里的路歪歪扭扭的，地形相当复杂。坐落在虹口区的虹镇老街，就是当年颇有名气的棚户区。虹镇老街离我家不算太远，不过小辰光我们是不大敢进去的。听大人说，那里的苏北人厉害，骂起人来，狗血喷头，发起火来，撩起来就是一拳头！
中学时代，班级里有个姓汪的女同学跟我关系不错，她妈在图书馆工作，她经常借书给我看。那年夏天（让我想想，应该是1967年夏天）的某一天，有个隔壁班的同学来找我，说是汪同学明天上午来取书，要我等在家里。这本她偷偷借给我的《简爱》，那些年绝对算是“禁书”。我连忙说，怎么好意思让她来取呢？那同学说，她说她来取，不要你送过去。如果你一定要送过去，建议你今天就送过去，以免双方“擦肩而过”。说得有道理。不过当他把她家的地址告诉我时，我闷脱了。汪同学家就住在大名鼎鼎的虹镇老街。“文革”中经常看到、听到武斗的事体，工总司砸联司，上体司抓流氓，还有两派武斗，流氓打群架，吓人倒怪的。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匆匆赶往汪同学家。一踏进虹镇老街，这里的風景真有点“夺人眼球”（借用今天的说法）。这里的男人，老老小小几乎全部赤膊。女人单短衫裤，胸口晃来晃去，露着白花花的大腿，在陌生人面前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感觉到四周扫视着异样的眼光。我心里有点吃慌，慌忙大喊汪同学的名字。正是吃夜饭辰光，弯弯曲曲的走道两旁，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露天吃夜饭，乘风凉。汪同学正端着饭碗在给她弟弟喂饭。她穿着花短裤，上身的单短衫有点显山露水。她看到我显然很尴尬，也有点恼怒，她一把夺过我手里包好的书，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学校里她碰到我，也总是脸上毫无表情，不再跟我多罗嗦，当然也不再借给我书看了。我心里有数，那天我不该当“不速之客”。 不过那天我在虹镇老街看到的一个场面，却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且说告别了汪同学，我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准备离开虹镇老街，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越来越响，乱哄哄的一片。我闻声寻去，看到有一家人家门口围着好多人。一批戴着藤帽拿着长矛的“文攻武卫”，像是要抓屋子里的人。门口的邻舍们堵在门口不让进，双方像是在唇枪舌战。一个戴藤帽的大块头，看上去像是小头头，嘴里叨着香烟瓮声瓮气地说：“我们要把曹阿六带到厂里去批斗，隔离审查！谁敢阻拦，一块儿抓起来！”人群里有人大声喊叫：“阿六不是坏人。人家是滴滴呱呱（正宗）的劳动模范，毛主席还跟他握过手呢。”大块头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朝地上一吐：“哼！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多了，刘少奇老早还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呢……”这时我看到汪同学挤到大块头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喝道：“你讲讲清爽，啥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敢瞎讲八讲！”此刻的汪同学一反平时在学校里温文尔雅的样子，凶得像“母夜叉”。大块头知道说错了话，面孔涨得彤彤红。这个辰光不晓得啥人把一只空啤酒瓶摔在地上，“啪”的一声巨响。一歇歇功夫，四面八方传来一阵阵脚步声。乖乖隆地咚，虹镇老街里的居民好像全踊了过来，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手里还拿着拖把、扫帚等家什，真有点“全民皆兵”的味道。大块头一看不妙，立刻像只瘟鸡，耷拉着脑袋，在人们一阵阵“喔呿——喔呿——”声中，带着“文攻武卫”们撤离了虹镇老街。
我感叹：结棍！这里的人们，团结起来像一个人！
郊区的百姓交关客气
侬晓得吗？那些年在市郊，除非这家人家要出门一段辰光，平时家家户户白天都不锁门的。侬到人家屋里穿来穿去，碰到了，人家也不会讲侬是“贼骨头”（小偷）。我姆妈的老家在青浦朱家角，是滴滴呱呱的上海本地人。其实朱家角原来属于江苏省，记得我们小辰光给外婆写信，信封上写的是“江苏省青浦县朱家角镇西湖街某某号”。每年暑假里我总是会去外婆家住上一二个礼拜，在淀山湖里游游泳，跟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讲讲上海事体，吹吹牛皮。我发觉这里家家户户白天都不锁门的，我就问外婆：你们不锁门，就不怕贼骨头进来偷东西？外婆笑笑，反问我：贼骨头进来，有啥可以偷的？偷只矮凳？还是偷条毛巾？ 那里的小囡吃饭，都喜欢端着饭碗（上面夹一筷菜），穿东家跑西家的。不过在城里就不行，我爹爹是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走出自家房间的，“又不是讨饭瓜子（乞丐）”。
外婆家住的绞圈房子，属于典型的上海本地民居。俯瞰呈“回”字形结构，一圈一圈的（当地人称为“一进一进”的），最里面一进有个天井，天井里有一口井，是提供给这幢房子里的人家饮用的（洗衣服就到河滩头去洗。这里是水乡，水资源丰富得很）。我们小囡都喜欢在这种地形复杂的房子里捉迷藏。外婆家的客堂间里摆着八仙桌，墙壁上贴着山水字画，天长日久，黑糊糊的一片，看大不清爽画的是啥。灶披间里有烧柴的灶头，有一只很大的缸（就是那种可以藏起人来的“司马光砸缸”里的缸），用来装水。
外婆家有个邻舍老太，大家都叫“程家婆婆”，胖胖的身子胖胖的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外婆告诉过我，程家婆婆的老公解放前是这里的镇长，解放后被镇压（枪毙）了。不过我从程家婆婆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白毛女》里黄世仁老妈的腔调。她笑眯眯的，反倒有一种慈祥的感觉。“文化大革命”当中，闲在家里没事，我去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那辰光客堂间里的山水字画，已经换成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八仙桌还在。灶头间里的灶头拆掉了，换成了小巧的煤球炉。这里已经接上了自来水，水缸里也不用盛水了。奇怪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人家外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里好像是世外桃源，一点阶级斗争的气息都没有。程家婆婆家门口没有大幅标语和认罪书，程家婆婆也没有被剃阴阳头，没有被监督劳动扫马路。她依然白白胖胖的，坐在藤椅子上捧着茶壶喝喝茶，乘乘风凉。她看到我，笑眯眯地打招呼：“这不是上海的大伟吗？又到角里（朱家角人都习惯称他们的家乡为‘角里’，以至与‘乡下’作区别）来白相啦？”我还是有点“阶级觉悟”的，装着没听到，跟她擦肩而过。我觉得奇怪，问外婆，她属于反革命家属，怎么没有人斗她？外婆白了我一眼：人家又没有做啥坏事体，斗她做啥？我发觉这里的人，邻舍之间交关客气，特别是对年纪大的老人更是非常尊重。程家婆婆在这条街上也算是高寿者了，我亲眼看到，有一家人家兄弟俩分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请程家婆婆“摆一句话”，才解决纷争的。
后来学校里组织我们到郊区奉贤参加“三秋”劳动，那里更加“民风淳朴”。农忙休息辰光，贫下中农照样跟地主、富农说说笑笑，香烟掼来掼去。农村人跟城里人还是有明显差别的。
屈指算来，我在一个甲子里先后搬了9次家。虽然房子是越搬越好了，可街坊邻舍之间的关系却是越来越疏远，甚至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地步。如今房子装修得考究，隔音效果好，恐怕连“鸡犬之声”都“闻”大不到了。我问侬，侬讲得出侬的左邻右舍姓啥叫啥有几个人在哪里工作吗？过去户籍警来调查户口，只要到隔壁人家一问，侬家里的所有信息都可以一网打尽。今非昔比，现在即使是楼上空调滴水弄湿了侬家的衣裳，侬也勿会去敲楼上人家的房门，只需一只电话打给物业，由他们去联络、处理。现在不要说街坊邻舍，就是一家门聚在一起的辰光，也是各人看各人欢喜看的电视，各人上各人的朋友圈发各人的微信。
过去听人家讲，在国外有的老头老太死在家里一二个月都没人发觉，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现在晓得这种事体在中国大城市里也时有发生。前不久上海电视台《新闻坊》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无缘社会’离我们有多远？”节目信息显示：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一人户”占比最高的是上海，每四户中就有一个“一人户”，社会常见的“空巢、独居”“无缘老人”已经出现。记者采用街头采访的方式进行小型调查，“您的‘人際往来’依然丰富多彩吗？”受访者坦言“没有特别的时间”“微信群里聊天多见面少”“‘压力山大’节奏快，‘人际关系’受挤压”“中青年精力透支‘人情往来’难兼顾”。记者通过微信调查，统计出“事业和家庭优先，压力下放弃‘交往’”的选项竟占91%的数据。
写到此地，我突然对妻子说，其实我还是欢喜老底子（过去）街坊邻舍之间吵相骂打相打的日脚，欢喜三家人家合用一只灶披间一只厕所间的新工房日脚。妻子瞪了我一眼，有毛病。我继续发表我的观点：如今的社区活动室、睦邻点、广场舞……其实都是在改变和修复曾经的街坊邻舍关系，“远亲不如近邻”，不应该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