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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最新的数据预测，用购买力评价测算的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位居全球首位，尽管这一说法是否客观有待评估，但中国经济体量的快速飙升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当前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承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预示中国经济与全球的关系日益密切，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凭借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取得了较快发展，而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促使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等较大挑战。
为此，当前中国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但改革的渐进性使得改革红利短期难以大幅释放，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持续分化可能促使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的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常态化”，成为中国经济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全球持续分化构成中国经济最大不确定性
观察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尽管全球经济保持复苏增长态势，但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分化的现象未见改观。美国经济在一季度下滑之后出现反弹，日本经济改变复苏态势而重陷负增长，欧洲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处于疲软状态。
相比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危机以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减速分化现象，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以实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俄罗斯经济由于大宗商品景气周期调整及乌克兰地缘政治问题等因素交织而陷入衰退的风险上升。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分化预示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且，今年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乌克兰局势升级引发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双向制裁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日本经济前景具有不确定性，这些构成全球经济减速压力。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升级，同时促使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从下面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来看，也支撑这种观点。
美国经济分析局近期将美国2季度经济增速由早先预估的4.2%上调至4.6%，相比1季度的下滑呈现明显反弹，预示美国经济继续改善的态势没有改变，美国失业率稳步下降并且已经回落至6%以下，PMI指数持续超过50分界线及股市持续创出新高预示美国经济增长改善的态势仍在延续。
对此，美联储尽管继续缩减量化宽松规模，但依然保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同时，美国依然实施财政赤字超过3%的超常规财政政策，尽管坚持这些做法有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托辞，但难掩美国经济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
美国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剧烈下滑而后急剧反弹的大幅波动预示结构性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整，美国商业银行现金储备水平持续上升预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房地产尚处于低位复苏阶段预示房地产等相关投资增长有待观察，上述问题揭示了美国经济亟待进一步结构调整的事实。
欧洲经济遭受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影响而持续低迷，尽管去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改变了衰退而呈现微弱的复苏增长，但物价的持续下降增大了欧洲经济通缩风险。欧洲央行[微博]近期再次调低利率及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抗通缩。
然而，欧洲央行超低利率水平缩窄货币政策空间，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状况不同也制约欧洲央行制定对各国均有利的政策措施，财政债务风险较高预示财政政策空间不大，应对短期欧洲经济减速亟待政策创新，财政联盟等应对欧债危机的深层次措施未见实质性进展，欧洲经济内生动力尚未形成，加上乌克兰事件引发的欧洲与俄罗斯的双向制裁，对短期欧洲经济构成下行压力，欧洲经济前景仍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日本自安倍晋三首相上台执政推行超常规扩张性刺激计划以来，日本经济短期出现复苏增长的现象，但经济增长呈现间歇性的波动，特别是为应对财政债务高位运行难题，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份实施上调消费税的政策，此举虽然有助于财政整顿，但却引发宏观经济的剧烈调整。
今年2季度宏观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消费税上升对宏观经济影响逐步显现，而且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预示日本经济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持续高涨的财政债务水平，不仅导致财政政策空间缩窄，而且促使财政债务风险升级，中日钓鱼岛之争也对日本经济构成外部冲击，种种迹象揭示日本经济不确定性较大。
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有赖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客观评估。然而，伴随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新兴经济体分化现象日益突出。
乌克兰事件引发俄罗斯陷入制裁及战事之中，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俄罗斯经济构成减速压力，俄罗斯经济面临滞涨挑战。巴西等经济增速出现下降甚至步入负增长，印度亟待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推动。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政策及加息预期增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再像金融危机期间那样保持高增长，而是出现了持续的分化。
中国应对全球分化亟待政策创新
尽管中国今年以来持续创新定向调控政策应对宏观经济减速，但定向调控的效率有待观察，近期宏观经济减速压力呈现增大迹象，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对国内宏观政策独立性构成较大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注重宏观政策灵活性和前瞻性，平衡防风险、促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稳步推进宏观政策创新。
一是以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为突破口，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截止2014年6月份全国财政在央行国库的现金余额达到3.3万亿人民币，除了保障日常财政支出需求而必须保留适度资金余额外，其他大部分建议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国库现金管理经验，开展现金管理将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运作，由此释放的货币短期内至少相当于降低5次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
二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尤其要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冲突反映了我国金融开放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利率、汇率等行政管制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竞争优势，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刻不容缓，更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
三是注重选择国际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和突破口。中国可以借助区域治理平台重点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建设，由此促进中国外汇储备发挥较大作用并在相关治理机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未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同时这些机构的重点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中国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力，向外输出原材料及工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也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同时还提升了话语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副教授）
同时，当前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承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预示中国经济与全球的关系日益密切，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凭借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取得了较快发展，而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促使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等较大挑战。
为此，当前中国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但改革的渐进性使得改革红利短期难以大幅释放，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持续分化可能促使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的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常态化”，成为中国经济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全球持续分化构成中国经济最大不确定性
观察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尽管全球经济保持复苏增长态势，但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分化的现象未见改观。美国经济在一季度下滑之后出现反弹，日本经济改变复苏态势而重陷负增长，欧洲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处于疲软状态。
相比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危机以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减速分化现象，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以实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俄罗斯经济由于大宗商品景气周期调整及乌克兰地缘政治问题等因素交织而陷入衰退的风险上升。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分化预示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且，今年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乌克兰局势升级引发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双向制裁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日本经济前景具有不确定性，这些构成全球经济减速压力。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升级，同时促使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从下面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来看，也支撑这种观点。
美国经济分析局近期将美国2季度经济增速由早先预估的4.2%上调至4.6%，相比1季度的下滑呈现明显反弹，预示美国经济继续改善的态势没有改变，美国失业率稳步下降并且已经回落至6%以下，PMI指数持续超过50分界线及股市持续创出新高预示美国经济增长改善的态势仍在延续。
对此，美联储尽管继续缩减量化宽松规模，但依然保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同时，美国依然实施财政赤字超过3%的超常规财政政策，尽管坚持这些做法有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托辞，但难掩美国经济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
美国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剧烈下滑而后急剧反弹的大幅波动预示结构性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整，美国商业银行现金储备水平持续上升预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房地产尚处于低位复苏阶段预示房地产等相关投资增长有待观察，上述问题揭示了美国经济亟待进一步结构调整的事实。
欧洲经济遭受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影响而持续低迷，尽管去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改变了衰退而呈现微弱的复苏增长，但物价的持续下降增大了欧洲经济通缩风险。欧洲央行[微博]近期再次调低利率及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抗通缩。
然而，欧洲央行超低利率水平缩窄货币政策空间，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状况不同也制约欧洲央行制定对各国均有利的政策措施，财政债务风险较高预示财政政策空间不大，应对短期欧洲经济减速亟待政策创新，财政联盟等应对欧债危机的深层次措施未见实质性进展，欧洲经济内生动力尚未形成，加上乌克兰事件引发的欧洲与俄罗斯的双向制裁，对短期欧洲经济构成下行压力，欧洲经济前景仍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日本自安倍晋三首相上台执政推行超常规扩张性刺激计划以来，日本经济短期出现复苏增长的现象，但经济增长呈现间歇性的波动，特别是为应对财政债务高位运行难题，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份实施上调消费税的政策，此举虽然有助于财政整顿，但却引发宏观经济的剧烈调整。
今年2季度宏观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消费税上升对宏观经济影响逐步显现，而且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预示日本经济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持续高涨的财政债务水平，不仅导致财政政策空间缩窄，而且促使财政债务风险升级，中日钓鱼岛之争也对日本经济构成外部冲击，种种迹象揭示日本经济不确定性较大。
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有赖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客观评估。然而，伴随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新兴经济体分化现象日益突出。
乌克兰事件引发俄罗斯陷入制裁及战事之中，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俄罗斯经济构成减速压力，俄罗斯经济面临滞涨挑战。巴西等经济增速出现下降甚至步入负增长，印度亟待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推动。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政策及加息预期增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再像金融危机期间那样保持高增长，而是出现了持续的分化。
中国应对全球分化亟待政策创新
尽管中国今年以来持续创新定向调控政策应对宏观经济减速，但定向调控的效率有待观察，近期宏观经济减速压力呈现增大迹象，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对国内宏观政策独立性构成较大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注重宏观政策灵活性和前瞻性，平衡防风险、促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稳步推进宏观政策创新。
一是以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为突破口，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截止2014年6月份全国财政在央行国库的现金余额达到3.3万亿人民币，除了保障日常财政支出需求而必须保留适度资金余额外，其他大部分建议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国库现金管理经验，开展现金管理将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运作，由此释放的货币短期内至少相当于降低5次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
二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尤其要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冲突反映了我国金融开放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利率、汇率等行政管制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竞争优势，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刻不容缓，更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
三是注重选择国际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和突破口。中国可以借助区域治理平台重点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建设，由此促进中国外汇储备发挥较大作用并在相关治理机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未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同时这些机构的重点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中国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力，向外输出原材料及工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也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同时还提升了话语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