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航空器所有权变动多采取交付生效的立法模式,其登记公示力仅为＂对抗效力＂。中国《民用航空法》第14条对登记效力的规定存在理解上的歧义,但可通过体系解释方法予以阐明。航空器的登记效力得到明确后,登记对抗理论中的＂对抗＂和＂第三人＂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在中国法律语境下,航空器所有权登记对抗中＂对抗＂一词的内涵采日本学说中的＂相对无效说＂较为适宜。在对于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方面,中国《民用航空法》不妨借鉴《法国民法典》和中国《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对其施加更谨慎的注意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