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批评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冷战思维，比如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体育运动政治化，等等。表面看问题，最讲政治的是我们，而不是西方国家。有人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中国人更关注国家大事，美国人更喜欢生活小事，中国人喜欢谈政治，美国人喜欢谈体育，等等。一句话，二者间的最大差异是讲不讲政治。
　　为什么存在如此差异，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明辩的问题。因为只有辩明这一问题，才能获得批评别人的权力，才能服人。比如，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因藏独分子等方面的原因，饱受西方的指责，据此我们回击西方存在冷战思维，是在搞体育活动政治化。假如我们区别好政治差异，这种批评有理有据，如果在不作区分的情况下批评别人，结果可能导致自相矛盾的结局，因为自申办奥运成功之始，就要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办奥运”。
　　其实，我们与西方国家存在政治解读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很广泛，包括理念、话语系统、社会运行方式和规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这句话内含着他们所理解的政治，也就是政治和国家是可以分割的。在中国，政治、政党与国家是不可分的，当政治出了问题时，政党和国家都将出问题。换个角度讲，结论是相同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曾经说过，美国不需要政党，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没有政党，直到大陆会议因分权和集权而分成两派，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国，离开共产党什么都做不成。至于我们的政治权力突出在集中，西方的政治权力突出在“碎片化”，这更是制度设计的原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精神力量之源分析问题。西方社会的精神力量源自三个方面或有三大途径：政治、宗教、职业精神（不涉及法和经济规则）。也就是说，真正支撑西方人的精神大厦是宗教信仰。比如我们看电影《拯救大兵雷恩》，诺曼底登陆发起冲突的那一刻，不管是军官和士兵，都在胸前画十字，或亲吻十字架，甚至死亡前还祈求上帝保佑。到美军的阿灵顿公墓，你所看到的一定是阵亡者墓前的十字架。再者就是职业精神，这是因工业分工而来，并且注入了宗教精神，也就是基督教新教伦理。由于西方社会经历了数百年的工业分工，故而形成了深厚的职业意识，或者强烈的职业精神。至于国家意识则属于政治的范畴。
　　在中国，宗教很难产生满足社会需要的主流精神，尤其是与政治不冲突的宗教精神，因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被儒家文化改造了的佛教，都不研究本体和本源，更多的是满足人的功利需要，如此下来，宗教只是现实功利的延伸和叠加，不可能提升精神世界。至于职业精神，更因为我们脱胎于小农经济时间太短，即便工业生产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仍然无法形成职业精神，更不可能以此支撑精神世界。既然精神力量只是三个途径，而另外两个途径无法获得，就只能讲政治。这就是说，我们习惯讲政治，是需要也是必由选择。
　　正是上述原因，当代中国虽然快速走向世界，中央也不断提出与大国地位和走向世界步伐相一致的新理念，包括“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等。然而，由于我们很多人长期存在于冷战之中，形成了强烈的冷战思维，包括理论界和新闻界，乃至全社会都是这样，一直没有真正跳出旧我，话语系统中仍然充斥着“桥头堡”、“西进东进战略”、“围堵”、“公然”等充满火药味的词汇，至于思维和价值判断更无法跳出。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大国崛起很重要的反映为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哪怕是在进行着实质的对抗，表现出来的仍然是追求和平，否则，内心里希望和平，而口中全是冷战语言，是不可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和接受的。甚至因此造成中国威胁的结论。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话语系统。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实际上不会产生真正的政治，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在冲击政治，弱化政治，因为这导致了政治失去本质和严肃性。再者，过度讲政治的社会是最难治理的社会，因为经济利益诉求比较单一，政治诉求更为复杂。正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浅水区，而政治体制改革才步入深水区。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中国要改变过度政治化，必须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步伐，循序渐进，并且注意在转变过程中将打破与重建同步进行，避免出现政治真空和精神空白。这是件很难把握的事情。关键看党的理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