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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报单位大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创办台湾第一份专业新闻周刊，担任多家媒体的发行人和社长……2000年后，他却出任了“国安会”副秘书长。简而言之，一个骂了半辈子政府的传媒人去当了特务头子！
司马文武很困惑：余纪忠是国民党大佬，名列中常委，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因为与“党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马被迫离开了《中国时报》。出国游学归来，他在岛内媒体游荡，最终还是选择投身“党外”杂志，走了一条异见者之路。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老板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无法代表台湾的民众。
1980年代初，党外杂志一共有3份——《八十年代》（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深耕》、《大地生活》。每本杂志的编辑、作者都很有限，主要是靠约来的稿子。后来的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当时就在《大地生活》当编辑，他这样写道：
“……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就请另一家庆祝，第三家作陪。3家轮流，倒也其乐融融……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党外杂志，警总早已留下记录，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江春男豪情万丈，却不愿把杂志办成党团组织，而“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施明德、吕秀莲就是以杂志社为招牌发展组织的。独派大佬郑南榕办党外杂志的理念是你既然乱禁，那我就乱写。江春男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在他心中，媒体始终独立，不能用来搞政治。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份专业媒体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戒严时代，纵然有党外友人骂他是“放水派”，他也不改其志。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江春男的信念终于得到制度认可。他先后担任《新新闻》总编辑、社长、发行人、董事长，《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台湾日报》发行人等职务。
在“国安会”当副秘书长期间，江春男彻底断绝和媒介的联系，不接受采访，不写文章。这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他笑笑说，其实没什么，只不过比大家早一点知道消息而已。
真的这么简单吗？
台湾媒体倒透露过一些消息：江春男曾以“国安会”副秘书长身份去以色列考察，试图引进先进潜艇；他还频频出访印度，和军方有过深度交流；外界还盛传他会接任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或驻加拿大代表，最后都不了了之。2004年，陈水扁连任，江春男却辞了官重回新闻界。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的梦想是“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定乾坤”，江春男的一生，已经接近这个境界。
然而对一个男人来说，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去投身一项事业，最后理想实现了，却又成了少数新权贵贪腐的途径，其中的苦痛又能向谁去说？所以他说：“我只想当一个真正的记者，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这个梦想。”
政治人物是很特别的人种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报人，为什么您会选择去“国安会”？
司马文武：那是阿扁找我去的，刚好有这个机会嘛。我对情报很好奇，“国安会”负责“国际政治”、“国际外交”嘛，经常离开台湾。我可以到中亚中东印度，以前要去很麻烦，现在全都有人安排，可以跟很多以前见不到的人见面谈事情，这是我想做的事。“国安会”还不必上班，因为上不上班没人知道。第二个是不必穿西装，不必面对记者，非常flexible（灵活），而且和记者一样，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也想为台湾做点事情嘛，也想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海峡有中线，以前想不清楚，现在搞清楚了。
人物周刊：党外时期，您是情报部门的眼中钉，后来反而成了他们的上司，双方什么感觉？
司马文武：那些局长啊将军啊，以前不敢见面的都变成同事了。我就想看以前的档案，看他们怎么跟踪，他们在想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同行的想法都差不多。
党外戒严时代，民主国家很少。像很多东欧国家，捷克、波兰，我跟他们很熟，布拉格的总编辑说他们跟台湾党外媒体很像，他们也是在挣扎，要民主化。所谓“化”是很长的过程，台湾也是一样啊。
人物周刊：以您的观察，哪些台湾政治人物值得称许？
司马文武：政治人物各有所长。记者本是批评家，很容易看到缺点问题困难。但你不要忽视另外一面，政治人物很不简单啊，他是很特别的人种。
以前最有魅力的应该是施明德。他开始不大会讲话，越讲越会讲，有说服人鼓舞人心的力量，就像看希腊悲剧一样。不管他讲什么，大家会莫名感动。他一生都为了政治活，钱财无所谓，生活无所谓，睡在哪里都可以，一无所有。他有英雄气概，浪漫。当然，他照顾小孩太太那是另一回事。
李登辉也很特别，我骂他很多，黑金政治之类。但若讲到他的处境，带着秘书进“总统府”，就两个人而已啊。“总统府”全是军人，文人就那么两个啊，那个党跟他格格不入。
他非常日本化，不懂中国文化，但会花很多时间做功课，让人崇拜他，比如说他喜欢找将军打高尔夫，在这上面证明他比他们高大、体力好。
他学问好，每个月都在政府开会，请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讲完他再给下级讲解，谈历史、科学、农业，都比你懂，这你能不服气吗？
比如说李登辉和一个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见面后吃饭。谈了两个钟头全都是他（李登辉）讲话，饭后科学家说受教良多。李登辉为跟他谈话把书看了两个礼拜，要当众表现他的学问。他有战略观，当年蒋经国小看他了。
人物周刊：陈水扁这样的曾经的战友被权力腐化，您有什么感受或启示？
司马文武：更了解政治的本质，更了解权力和人性。 任何政权都需要更替。我没有那么失望，人在民主面前要谦虚，权力都不是你天生就有的，都是因缘际会。刚好你有机会做做看，下次别人有机会别人做。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自己4年的从政经历？
司马文武：没有什么贡献。不过作为记者永远没办法了解的黑箱，现在都了解了。买武器怎么决策的，军事怎么部署的，“外交”怎么做的，这都是秘密。我以前也搞不清楚，慢慢就知道了。这段经历对记者生涯有帮助，外行怎么也写不到要点。政治里外看差不多，但是军事部署不一样。
宋楚瑜说，假的有什么关系
人物周刊：从业以来哪段时间最开心？
司马文武：党外时代。那个时候有使命感，而不是成就感，很多人都支持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就没有人做了，所以很有意义。很多事情没有人敢写出来，只有我们敢写。
人物周刊：海外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司马文武：就觉得国民党不算什么，台湾不算什么。一次准备走丝路，从土耳其走到印度，申请土耳其的签证，土耳其的大使馆说，从来没有听过（台湾）啊。国民党一直骗我们，也骗自己，国际社会怎么看台湾我们一直不知道。没人知道台湾是在哪里，代表中国那是愚民政策，是笑话。
宋楚瑜当“新闻局长”时，越战结束了，南越难民很多。国民党突然拿出一个血书，说这是南海的越南人用血写的。他们用那个宣传，国家很重要啊，个人不算什么。我们就批：什么个人不重要啊，你那个东西是假的嘛，骗人也不是这样骗的啊。宋就找我吃饭，他说假的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也是假的。
这不是愚民政策嘛？社会慢慢开放，information进来了，他还很害怕我们知道，但information是挡不住的啊。
人物周刊：做党外媒体有效推动了社会开放，而台湾媒体现状堪忧，您怎么看？
司马文武：一代不如一代、世风日下是老人家普遍的想法，但这是必经的过程，过程比结果重要。民主也是一样，争取过程充满浪漫色彩，得到后就很无聊。当民主斗士很有意思，等到民主时你变成政客了。
争取新闻自由时很有意思。比如菲律宾，20年前就非常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台湾现在也乱七八糟，就像暴发户一样，一下子有钱了怎么办？就乱花。等后来知道理财才明白。
台湾的新闻有点像香港的新闻，香港的新闻是从英国来的小报、八卦报。现在的乱象不要紧，社会有自我复苏能力。比如最乱的是电视，搞电视的人其实充满了负罪感，他也不想这么做，但欲罢不能，只有看着收视率一点点掉才会慢慢改变。
人物周刊：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待记者角色的变化？
司马文武：现在讲media（媒体），是media industry（媒体工业）。有些报纸要关门，不得了，好像快世界末日的样子，但为什么对工厂关门大家不觉得怎么样？报纸跟工厂、公司一样 ，公司不好要关门哪。
当记者不是浪漫的事，要有个性，跟作家、艺术家一样，不大在乎名利。这行业没办法升迁，每天都是同样的事，也没办法累积，又没有钱，颠沛流离，看不到明天。但这又是个很特别的行业，越不自由的地方就越该有人做，也越有意义；越民主越开放的国家这个行业越没意思。
在不民主的国家，记者充满了使命感。拉美的记者、作家、民主斗士是在一起的，我们在党外时代也是，现在不一样了，慢慢变成专业记者就不一样了。
司马文武很困惑：余纪忠是国民党大佬，名列中常委，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因为与“党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马被迫离开了《中国时报》。出国游学归来，他在岛内媒体游荡，最终还是选择投身“党外”杂志，走了一条异见者之路。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老板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无法代表台湾的民众。
1980年代初，党外杂志一共有3份——《八十年代》（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深耕》、《大地生活》。每本杂志的编辑、作者都很有限，主要是靠约来的稿子。后来的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当时就在《大地生活》当编辑，他这样写道：
“……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就请另一家庆祝，第三家作陪。3家轮流，倒也其乐融融……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党外杂志，警总早已留下记录，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江春男豪情万丈，却不愿把杂志办成党团组织，而“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施明德、吕秀莲就是以杂志社为招牌发展组织的。独派大佬郑南榕办党外杂志的理念是你既然乱禁，那我就乱写。江春男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在他心中，媒体始终独立，不能用来搞政治。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份专业媒体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戒严时代，纵然有党外友人骂他是“放水派”，他也不改其志。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江春男的信念终于得到制度认可。他先后担任《新新闻》总编辑、社长、发行人、董事长，《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台湾日报》发行人等职务。
在“国安会”当副秘书长期间，江春男彻底断绝和媒介的联系，不接受采访，不写文章。这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他笑笑说，其实没什么，只不过比大家早一点知道消息而已。
真的这么简单吗？
台湾媒体倒透露过一些消息：江春男曾以“国安会”副秘书长身份去以色列考察，试图引进先进潜艇；他还频频出访印度，和军方有过深度交流；外界还盛传他会接任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或驻加拿大代表，最后都不了了之。2004年，陈水扁连任，江春男却辞了官重回新闻界。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的梦想是“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定乾坤”，江春男的一生，已经接近这个境界。
然而对一个男人来说，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去投身一项事业，最后理想实现了，却又成了少数新权贵贪腐的途径，其中的苦痛又能向谁去说？所以他说：“我只想当一个真正的记者，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这个梦想。”
政治人物是很特别的人种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报人，为什么您会选择去“国安会”？
司马文武：那是阿扁找我去的，刚好有这个机会嘛。我对情报很好奇，“国安会”负责“国际政治”、“国际外交”嘛，经常离开台湾。我可以到中亚中东印度，以前要去很麻烦，现在全都有人安排，可以跟很多以前见不到的人见面谈事情，这是我想做的事。“国安会”还不必上班，因为上不上班没人知道。第二个是不必穿西装，不必面对记者，非常flexible（灵活），而且和记者一样，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也想为台湾做点事情嘛，也想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海峡有中线，以前想不清楚，现在搞清楚了。
人物周刊：党外时期，您是情报部门的眼中钉，后来反而成了他们的上司，双方什么感觉？
司马文武：那些局长啊将军啊，以前不敢见面的都变成同事了。我就想看以前的档案，看他们怎么跟踪，他们在想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同行的想法都差不多。
党外戒严时代，民主国家很少。像很多东欧国家，捷克、波兰，我跟他们很熟，布拉格的总编辑说他们跟台湾党外媒体很像，他们也是在挣扎，要民主化。所谓“化”是很长的过程，台湾也是一样啊。
人物周刊：以您的观察，哪些台湾政治人物值得称许？
司马文武：政治人物各有所长。记者本是批评家，很容易看到缺点问题困难。但你不要忽视另外一面，政治人物很不简单啊，他是很特别的人种。
以前最有魅力的应该是施明德。他开始不大会讲话，越讲越会讲，有说服人鼓舞人心的力量，就像看希腊悲剧一样。不管他讲什么，大家会莫名感动。他一生都为了政治活，钱财无所谓，生活无所谓，睡在哪里都可以，一无所有。他有英雄气概，浪漫。当然，他照顾小孩太太那是另一回事。
李登辉也很特别，我骂他很多，黑金政治之类。但若讲到他的处境，带着秘书进“总统府”，就两个人而已啊。“总统府”全是军人，文人就那么两个啊，那个党跟他格格不入。
他非常日本化，不懂中国文化，但会花很多时间做功课，让人崇拜他，比如说他喜欢找将军打高尔夫，在这上面证明他比他们高大、体力好。
他学问好，每个月都在政府开会，请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讲完他再给下级讲解，谈历史、科学、农业，都比你懂，这你能不服气吗？
比如说李登辉和一个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见面后吃饭。谈了两个钟头全都是他（李登辉）讲话，饭后科学家说受教良多。李登辉为跟他谈话把书看了两个礼拜，要当众表现他的学问。他有战略观，当年蒋经国小看他了。
人物周刊：陈水扁这样的曾经的战友被权力腐化，您有什么感受或启示？
司马文武：更了解政治的本质，更了解权力和人性。 任何政权都需要更替。我没有那么失望，人在民主面前要谦虚，权力都不是你天生就有的，都是因缘际会。刚好你有机会做做看，下次别人有机会别人做。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自己4年的从政经历？
司马文武：没有什么贡献。不过作为记者永远没办法了解的黑箱，现在都了解了。买武器怎么决策的，军事怎么部署的，“外交”怎么做的，这都是秘密。我以前也搞不清楚，慢慢就知道了。这段经历对记者生涯有帮助，外行怎么也写不到要点。政治里外看差不多，但是军事部署不一样。
宋楚瑜说，假的有什么关系
人物周刊：从业以来哪段时间最开心？
司马文武：党外时代。那个时候有使命感，而不是成就感，很多人都支持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就没有人做了，所以很有意义。很多事情没有人敢写出来，只有我们敢写。
人物周刊：海外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司马文武：就觉得国民党不算什么，台湾不算什么。一次准备走丝路，从土耳其走到印度，申请土耳其的签证，土耳其的大使馆说，从来没有听过（台湾）啊。国民党一直骗我们，也骗自己，国际社会怎么看台湾我们一直不知道。没人知道台湾是在哪里，代表中国那是愚民政策，是笑话。
宋楚瑜当“新闻局长”时，越战结束了，南越难民很多。国民党突然拿出一个血书，说这是南海的越南人用血写的。他们用那个宣传，国家很重要啊，个人不算什么。我们就批：什么个人不重要啊，你那个东西是假的嘛，骗人也不是这样骗的啊。宋就找我吃饭，他说假的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也是假的。
这不是愚民政策嘛？社会慢慢开放，information进来了，他还很害怕我们知道，但information是挡不住的啊。
人物周刊：做党外媒体有效推动了社会开放，而台湾媒体现状堪忧，您怎么看？
司马文武：一代不如一代、世风日下是老人家普遍的想法，但这是必经的过程，过程比结果重要。民主也是一样，争取过程充满浪漫色彩，得到后就很无聊。当民主斗士很有意思，等到民主时你变成政客了。
争取新闻自由时很有意思。比如菲律宾，20年前就非常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台湾现在也乱七八糟，就像暴发户一样，一下子有钱了怎么办？就乱花。等后来知道理财才明白。
台湾的新闻有点像香港的新闻，香港的新闻是从英国来的小报、八卦报。现在的乱象不要紧，社会有自我复苏能力。比如最乱的是电视，搞电视的人其实充满了负罪感，他也不想这么做，但欲罢不能，只有看着收视率一点点掉才会慢慢改变。
人物周刊：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待记者角色的变化？
司马文武：现在讲media（媒体），是media industry（媒体工业）。有些报纸要关门，不得了，好像快世界末日的样子，但为什么对工厂关门大家不觉得怎么样？报纸跟工厂、公司一样 ，公司不好要关门哪。
当记者不是浪漫的事，要有个性，跟作家、艺术家一样，不大在乎名利。这行业没办法升迁，每天都是同样的事，也没办法累积，又没有钱，颠沛流离，看不到明天。但这又是个很特别的行业，越不自由的地方就越该有人做，也越有意义；越民主越开放的国家这个行业越没意思。
在不民主的国家，记者充满了使命感。拉美的记者、作家、民主斗士是在一起的，我们在党外时代也是，现在不一样了，慢慢变成专业记者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