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勘探需要合理配置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宋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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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在即,围绕能源和矿产资源地质勘查,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等问题,尚有不少待解的难题。
  如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重新认识矿产勘探行、加强矿产勘探行业的队伍建设,《地球》记者专访了原地质矿产部部长、国家地震局原局长宋瑞祥。同时,宋部长也谈到了“地震预报”的相关话题。
  
  建立国家资源储备体系
  
  《地球》:“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能源和矿产资源地质勘查、保护、合理开发,形成能源和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您怎样理解这些表述?
  宋瑞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总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是人民向小康社会再前进一大步。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靠我们如何科学地制定发展规划。而发展规划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好环境的问题,让环境更加适合人们的居住。环境的问题说到底,是如何科学地建立资源的后备接续和储备体系的问题。
  从中国的资源现状上看,石油进口有多少?铁矿石进口有多少?把这些数据摆出来分析,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依赖什么?是自力更生,还是很大一块依赖国际市场?事实说明,我们国家目前对于石油和铁矿石等急缺能源,还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
  那么,这样一个大国长期依赖外国,行不行?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说,国外的市场、国外的资源我们肯定要用,但是如果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不利于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因此我们既要任这个比较好的和平发展机遇期充分运用国外资源,充分“走出去”,更要将本国资源优势尽量发挥出来。
  如何重新界定和建立国家资源储备体系,必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
  
  地质工作的重要性
  
  《地球》:您投身地矿工作40多年,对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改革开放以来,地质工作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您怎样认识这项艰巨的改革?
  宋瑞祥:改革开放以来,地质工作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地勘队伍适应市场谋求生存与发展,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矿系统形成了43万人的地勘队伍,加上工业部门的地质队伍,大约是78万人。这支队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国家提交了大量的矿产资源基地和基础地质资料,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整个地勘业中存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原有的地质勘查机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过去地质工作长期依靠中央财政,随着同拨地勘费相对减少,地勘单位工作和职工生活出现了困难,地勘单位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支队伍的出路只有一条:必须坚持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化整为零,分步突围,用市场来弥补国家经费的不足,用市场来安排富余的职工。
  《地球》:您如何认识地质工作在市场经济中的转型?
  宋瑞祥:我担任国家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及部长期间提出,要想搞好地质工作、建好这支队伍,就必须先搞活队伍、激活队伍,必须从地质队抓起。
  搞好地勘队伍,不仅是把队伍养起来,还要让队伍有所作为,充满活力。怎样搞活队伍?其中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着力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一体化,争取地勘队伍的勘探权和开采权,比如石油、天然气。我们在油气勘查领域活动空间有限,没有开采权。我提出在石油勘探中测试,进而再发展到试采。这项工作推进得相当艰难,队伍内部意见不一,外部也反对。我们的地勘队伍在苏北微型油田、吉林四平梨树气田、塔北雅合气田、塔河油田的勘探开采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是对地质部门石油队伍不能搞开采的突破。
  1978年到1997年,地勘队伍通过大力推进基桩工程、水工环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一体化,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合作进行矿产勘查开发、矿业权转让,积极探索各种适应商业性地质工作机制转变的投资方式和途径,形成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和以社会资金为主体的新运行机制,同时建立了面向市场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开放之初,地勘单位之间差距并不很大,所处的内外环境也大致相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情况大不一样了。地勘队伍之间,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有了明显差别。一些地勘队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及时改变观念,闯出了走市场的新路子,经济实力有了显著提升。
  目前,地矿队伍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我最近到西藏去作了考察。西藏地质队最多的时候有6000多人,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只剩下1300多人,而且仅剩的这些人所在地质队还要搞事业化改革,向企业化转轨。西藏地勘局局长、国土资源厅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等多人跟我讨论,他们说:“像西藏这种情况就不能再搞所谓的地质队伍企业化,应该整体上划为国家。”
  现在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加强地质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要加强,社会公众也要理解地质工作,支持地质工作。这其中,应当正视的问题是,地勘队伍转轨需要重新考量,需要因地制宜。
  《地球》:现在地质工作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钱的问题,还是机制的问题?
  宋瑞祥:目前地质工作面临的瓶颈问题,除了队伍建设的问题,还有找矿机制、找矿外部环境、找矿法律保证的问题等等。我不太赞成搞探矿权的招投标。这种机制实际上就是,谁出钱多,谁就拥有探矿权。地质队没钱,就没有地方找矿。而买走探矿权的一些个人和企业,实际上并不具备探矿能力。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出于利益驱动,将探矿权“押宝”,不管是否具备探矿能力,也不管是否有矿,打多少矿产储备,都期望通过转让的方式换取差价牟利。
  在这种背景下,地质队工作很难进行,国家的矿产资源安全也无形中受到极大的威胁。
  说实话,我们地质队找矿技术,虽说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也不落后,我们找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过去找矿都是在300-500米中浅部,而现在山东金矿能打到地下1000多米,下面还有好矿。只有理顺地质勘查外部环境,才能考虑地质工作如何加强,才能保证国家矿产安全高效开发利用,才能够保证“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所谓资源后备接续和资源储备体系的建立。
  
  如何认识地震预报
  
  《地球》:近年来,大家都认为中国大陆已进入地震活跃期,未来我们如何应对?
  宋瑞祥:消灭地震是不可能的,这是地球内在的规律,它需要释放能量,不释放就会出问题。地震起到了平衡的作用,是动力平衡,它总要消解自身积蓄的能量。
  我认为现在处于一个高危时期,地震相对比较多。我们可以看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多少次大地震。2001年昆仑山口8.1级地震,2003年新疆巴楚、伽师6.8级地震,然后就是200g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要重视大地震的频繁出现,这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
  我们应该加强工作,以预防为主,从思想预防到工作预防,再到我们的科学预防。地震工作的科普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新西兰南岛7.0级的地震是零死亡?日本有一次7级地震也是零死亡。我还到现场去看了,人家的预警预报、公民的意识、采取的防护措施都很完备。
  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人们的防震意识特别强,晚上睡觉时身边会放两瓶矿泉永、一袋面包,相比之下我们的防震意识太差了。
  《地球》:现实情况下,如何解决地震预报这一世界难题?
  宋瑞祥:从历史来看,中国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目前的现实需要地震预报,群众需要,社会需要。
  社会公众也要理解,不能因为地震预报不好,就骂人,地震预报不准了,会引起社会问题。地震预报,需努力攻关。
  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成功了,人们就说好,如果你预报了地震,人家就要采取措施,供电部门要拉闸,煤气供应要中断,居民要住到室外等。
  地震预测信息还会引起心理上的恐慌,所以地震预报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地震预报要做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主要是三个方面:笫一,地震专业部门,科学家要有一个准确的信息或者比较准确的信息;第二,政府,要有果断、科学的决策;第三,在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公众要支持理解。
  目前,地震预报人才梯队出现了断层,老一代地震工作者退下来了,新的一代地震工作者还没经历大地震的考验,经验积累得不多。地震的预测预报是地震局承担的社会责任。科学家要保证信息的正确性,政府要有科学的决策,公众要有客观的态度来参与,才能把地震预报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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