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红帽”的故事告诉我们狼是凶残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告诉我们蛇是恶毒的；“狐狸与乌鸦”的故事告诉我们狐狸是奸诈的……道德评价、情感认同、价值判断与年龄相伴生长。当我们的思维方式被知识和观念驯化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读懂周晓枫的《斑纹》（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
　　文化是一种启蒙，但文化也会成为一种遮蔽。文化在我们的人格中建立起了种种观念：美丑、善恶、是非、强弱、尊卑、荣辱、公正、秩序、自由、道德……然而这些观念只能管辖到人类文明所能管辖到的领地。超出这个领地，文化其实无能为力。周晓枫的这篇随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化的藩篱，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表达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意义和价值。她竭力摆脱情感的干扰，去除文化的遮蔽，用尽量客观冷静的态度，为我们写出了一篇别样的文字，带我们重新认识我们原以为很熟悉的世界。
　　“斑纹”，是一个没有情感温度的字眼，是对世界上的一个特征的客观描述，或者是冷静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从标题开始，作者就摆出这样一个姿态：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喜无忧，无欲无厌，尽量不留下道德评价和感情痕迹。
　　道德从来不能败坏后者的食欲，尊严也不曾给前者裸露的脖颈以适当的遮护。
　　在自然界，弱肉强食并不违反道德，因为未被人类文明规范过的自然界根本不存在道德，“道德”“尊严”等字眼，仅适用于人类文明。的确，我们不妨重新认真想一想：道德文明与丛林法则，究竟哪个才是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最本质的原则？
　　我们容易忽略，善恶之间也在秘密地接壤，而且离这条交集地带最远的善将最早被消灭。也许，统治善恶两界的，是同一个王。因为弱者需要格外的保护，所以只要这个王是公正的，他就已经偏袒了强悍的一方。
　　在文明的世界里，没有比善恶、公正更重要的标准了，因为每个人的价值都需要它们来衡量，社会需要它们来规范和平衡。然而在自然界，善恶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颠倒的。自然界的“公正”，是偏袒强者去猎食弱者，而人类文明中的“公正”，则是保护弱者一方免受伤害。两种“公正”迥然不同，哪种“公正”的力量更强大？后者只能保护人类社会的平衡，而前者却保护了自然平衡。
　　冰雪融化，春天的斑纹将再次浮现，象征秩序，以及新的循环。
　　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人类文明建立的秩序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人类永远也无力掌控的宇宙自然的秩序。被人类文明规范的世界并非世界的全部，文化内外的世界的结合才是完整的世界。我们以文化的视野去阅读世界，很有可能是误读了世界。作者异乎寻常的视野，仿佛庄子笔下的那只大鹏鸟，从九万里的高空俯瞰世界：“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不同的视野，带给我们重新发现的惊喜，这样的眼界，超越了文化的视野，也超越了文化的惯性思维。
　　想看到自然真实的一面，不仅要将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驱逐出去，而且还要排除感情对文字表达的干扰，既不对弱者的死亡表现出悲伤，也不对强者的杀戮表现出愤怒。因此，在《斑纹》中出现了这样的叙述：
　　一头鹿的衰老是幸福的，意味着无数次的成功脱逃，意味着无数次另一头鹿作为替身去死——深水晶似的柔顺的眼睛逐渐闭合，缀满梅花图案的工艺的身体被自己的鲜血浸透。
　　此种情景，在纪录片《动物世界》中恐怕是会配上低沉的大提琴音乐的，赵忠祥老师的解说也必定会格外动情，但是，周晓枫的文字竭力让感情降到冰点，以尽量客观冷静的表达来描述发生在自然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杀戮和无可奈何的死亡。在自然界，杀戮和死亡都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周晓枫还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美”的观念，提出质疑。
　　为了更有效的传播，罪恶常常藏在美的内胆，就像甜蜜的果肉包裹着匕首那样尖、夜晚那样黑、坏人的头脑那样深陷在迂回沟壑里的核。什么最大程度地呼应潜在的欲念？端庄的美，带来的是生活的平衡、稳定，至多还有庸常的满足；而自由到野性、狂热到成瘾、放纵到邪恶的美才能引领我们抵达快感的巅峰，让我们幸福得缺氧，震撼之下感到虚弱。最鲜的肉质是河豚，最猛烈的毒液含在她淫乱的红唇里。（《斑纹》原文）
　　“美”的极致究竟是善还是恶？这种令人脊背发凉的追问，撞击着我们固有的“美”的观念。我们所信奉的“美”，究竟是不是我们内心最深刻最真实的表达？假如我们内心的欲望被允许毫无禁忌地裸裎，我们是否还能保持“美”的端庄仪态？或许相反，届时我们表现出的恰恰是极端的丑——罪恶。那么，在我们欲望最隐秘的地带，美与丑的界线十分模糊。善，未必就是心的本色，“美”，不过是劝善的戒律，它规范人们的内心，就像堤坝规范着潮水的走向，至于潮的野心在哪里，不得而知。
　　在《斑纹》中，周晓枫这样描述一位狂热的蝴蝶爱好者。
　　一枚大头针从背部垂直插入，穿透到腹面，蝴蝶胸腔的硬壳发出轻微的破裂声……就这样，然后无声无息，永远被固定在展翅板沟槽的针孔上……爱好者的级别，以制造并拥有多少蝴蝶的死为划分原则。运用一只更换数次纱袋的捕虫网，他营造出奢华的蝴蝶公墓，这座由美和死双重镶嵌的地下宝藏。（《斑纹》原文）
　　“美”的观念，对自然来说，不是好消息。以上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在“美”的驱使下营造了一座死亡的公墓。对人来说，是美，是宫殿；对蝴蝶来说，是死亡，是公墓。而在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却浑然不觉。当观念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左右了人的行为时，自然的灾难或许就开始了。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
　　当美的观念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强加到一个不适合的对象上时，即使最善意的爱也会变成罪恶的伤害，这种美丽的错误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发生，司空见惯。如果将自己看作自然的主宰，以一种规范者的心态去观自然，人的眼中其实只有控制众生的欲望。没有绝对的平等，就没有真正的爱。任何名义、任何方式的占有或控制，都是伤害。 　　二
　　可以说，周晓枫这种对自然的观照方式是对文化传统的一次小小的“越轨”。
　　在中国文学中，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文可谓多矣，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唐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宋词“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到元曲“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以及从唐宋八大家到现当代的散文，可以说没有自然就没有文章。以上种种意境，都可以称为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所谓“移情于景”，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作者在观察和表现自然时，都是以“我”的感情或道德评价以及价值观为坐标对自然作出价值判断的，“我”始终是世界的中心，心始终是自然的主宰。所以，这种审美观照，审的其实是人的内心，观的其实是人的情感，写作是心灵的映射和表达，得到尊重的，只是人。自然之所以得以进入文学，是因为它对表现情感有价值。进入了文学的自然大多是被人的情感、价值观、道德感命名过的、改造过的自然，是作者人格的写照，并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化含义，陈陈相因。自然进入了文学，即意味着被圈进了情感的领地，已不再是本色的自然。在这种审美状态下，人与物是不平等的，物是从属的，是为表现人的感情服务的，是人的感情的外化，不是独立的自然本身，作家将人的情感欲望以热忱的态度投射到自然万物上，或以奴仆命风月，或与花鸟共忧乐。
　　然而，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道德感与价值观是人的，不是自然的，是人心的好恶喜欲取舍，是情感的裹挟体。然而情感是变幻的，无定的，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到绝对统一的道德与价值观，以情感去认识世界，以道德去规范世界，以价值观去评价世界，有时候可能让我们离世界的真相愈来愈远。故而，在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另一种境界，即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审美不必是移情于景式的心灵外化，也可以摆脱人间价值观念的规范，以冷静的态度对审美对象进行“静观”，还自然以本来面目，这是一种有“高致”的审美境界。
　　《斑纹》这种别样的表达，或许会给我们观察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感觉。它去除了文化的遮蔽，去除了情感的存在，让世界自在、从容，不再以文化的方式去体验自然，而是用以物观物的方式去体验自然，通过这种方式的转变，再现自然的内在精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王维笔下，花就是花，它有它的生命的形式及生命的过程，它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无须人来命名。未经文明干预的世界依然是个圆融的生命世界，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怜？拭去情感的痕迹，撤去文明的罗网，让文化的踪迹远离世界，人还原成这大千世界中的一物，没有文化干预的世界，依然是活泼泼的生机世界。看世界活，让世界活，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去除知识的云障，还世界以本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情之情”。无情是最彻底的尊重方式。北宋理学的奠基者程颢有句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静观，是一种超越文化、超越功利的自然观，不让自己的心情投影到物上，所以程颢看到的万物是自由自在、自生自灭的。在《斑纹》这篇随笔中，周晓枫观察世界的方式就是这样一种“静观”的方式，作者也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本色的、非文学的、无情感的、无观念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