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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的讲座上，我看到了披着长围巾，目光炯炯，步履坚定的戴锦华教授。她的讲座一如既往地爆满，有不少学生席地而坐。
戴锦华开场白讲了对大学课堂的理解，她认为大学的讲堂不是传授知识的空间，而是分享问题的空间。所以，她这次的讲座是想分享那些迄今为止她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大家也许到结束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困惑。她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把同学们都讲糊涂了，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戴锦华简单介绍了近年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十多年的时间，我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就性别问题开设课程、进行讲座和撰写文章。但是，性别维度、性别视点、性别思考始终是我所有关注的一个内在维度。”她曾经用没有坐标的文化地形来描述和定义自己的研究，她解释：“不是我丧失了坐标，而是我意识到我既有的坐标已经不再生效，不再是充分有效。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重新尝试把性别作为切入点，因为性别作为一个长期与社会与身体与文化与实践与生存紧密连接的一个思考点，它正在直接受到冲击。”她认为性别是始终在社会激变中遭受冲击的领域，所以它从来不能单一地展现它所遭到社会冲击的性质。同时，性别议题某种程度上和阶级、种族议题一样，自身携带着历史性的大叙述，它先在的排除了一些议题，抹杀了自己作为议题的内在差异。
碎裂，不仅是家庭、亲情、男性，也不仅是父权
戴锦华以青年导演德格娜的作品《告别》，引出关于家庭、父母与子女关系、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并从中发现了某种“碎裂”。
《告别》是一部没有进入院线发行的艺术电影，于2015年获得First青年影展的最佳影片。谈及该片的获奖，戴锦华自白这与她不遗余力地与其他四个男性评委的抗争有紧要的关系。她后来听说，三个男性评委对她的评价是，戴锦华用近乎无礼的态度争取这部影片的得奖。她争取这部影片获奖，是因为在影片中看到了被忽略掉的基本事实，即家庭的生活样态，关键词是“碎裂”。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有女导演相当清晰的自传色彩。故事中，父亲是一位濒临破产的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故事开始的时候，女孩从英国留学归来，其实没有学成，因为知道癌症晚期的父亲病危，所以回来看望父亲。这个家庭的样态是：父亲住在奶奶家，由姑姑照料；女儿在英国读书，和男朋友间有诸多纠葛和痛苦；母亲是成功的女企业家，她永远在旅途中。事实上，这个家庭已经不存在了。尽管父亲癌症晚期，但仍不断教育女儿，“你不争气”“花了这么多钱你学了什么”等等。女儿第一次爆发时说的是，“是我要你们把我送出去的嗎”“我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累赘”“你们就是这样把我甩得远远的”……这是真实的描述吗？是，也不是。如果大家观察一下周边的生活，会发现我们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的年龄越来越早。独生子女政策在两代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围绕only child建立的宇宙。这个孩子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孩子一出生就钉死在宇宙中心，想不做宇宙中心是不可能的，其它的一切都围绕这个宇宙中心旋转、运作。当我们围绕这个孩子营造了宇宙，当宇宙中心离去的时候，这个宇宙就解体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个宇宙继续追随着中心旋转。于是就出现通常是母亲一方到国外陪读了。
电影中的故事使戴锦华想到了身边的现实。她曾看到过一个家庭，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高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退休了。四个老人加上孩子的母亲，五个人轮流以探亲的方式到美国去陪伴孩子。老人家流着泪跟戴锦华说：“从他去读书我们就没过过一个团圆年，因为永远有一个人不在。”这些老人要面对语言不通、完全不会驾车的陌生世界，成为一个保姆、一个清洁工式的角色。这是在中国城市中广泛发生的事实。
另一种事实是，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工作的转换和流动变得越来越剧烈。这个意义上的“漂移”和“流动”开始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家庭的名存实亡。戴锦华通过观察发现在大都市当中，在文本和社会调查中，这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她讲到一次与家人出去游玩时的经历，当时他们不慎把车开到了一个小沟里出不来了，就找当地的几个老乡来帮忙，几个非常热情的农村中年人帮忙把车抬上来。之后她和家人被邀请到老乡家里吃晚餐。聊天后得知，这个家里的孩子去中心学区上学了，妻子跟去陪读。在山区，这种寄宿的中心学区和不同村庄之间的距离几十里到几百里不等。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离开家庭，离开土地，离开乡土文化。我们如何去评价和描述这样的现实？我们对于家庭、对于血缘、对于孩子、亲情，究竟是过高估价还是过低估价血缘关系？显然我们过高估价了血缘关系，所以整个家庭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运转，人们倾其所有试图成就这个中心。我们不断地说“为了孩子”，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于是我们把孩子送到远方。戴锦华指出，人们过低估价了亲友关系，因为人们完全不把离别作为一个太大的代价和付出，完全不把离别视为伤害。同时，这里面包含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关于教育，如何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人们完全没有能力去思考或者介入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教育及其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围绕家庭、亲情、孩子，而孩子的核心议题叫做教育，又联系着整个社会的变化、进步同时是分化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国的乡村，那个被无限追求的，被视为生命意义的家庭、婚姻、生育、养育目标，以种种形式碎裂，以种种形式在漂移当中名存实亡。
戴锦华在这个青年导演带有传记性的作品当中看到了对这个问题的触摸。
诺兰系列的“爸爸要回家”
戴锦华的学生都知道她是诺兰黑的NO.1，当然戴锦华是没有功夫为了黑诺兰而黑诺兰。诺兰非常奇特地成为近年来好莱坞支柱性的导演，几乎成为与他同代的硕果仅存的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卢卡斯沉默了，甚至卡梅隆也沉默了。这是电影的数码转型造成了冲击。电影的数码转型、胶片的死亡本身是资本操纵的结果，2011年好莱坞87个电影人联名抗议的标题就是资本活埋胶片。每一次技术变化一定意味着资本的操控，同时一定意味着产业的资本洗牌，意味着电影从业人员重组，大量的人被悲惨地抛弃。电影《雨果》里的主人叫梅里埃，戴锦华在看完电影后又去读了一下那个时期的电影史，她很清楚地看到，梅里埃作为前一个阶段主导性的商业电影的制作者正是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资本洗牌中被洗出去了，他才沦落到街头卖糖果。还有格里菲斯沦落到街头冻饿身亡。那么，这一轮资本重组的过程中，诺兰是硕果仅存而屹立不倒的一个角色。有意思的是，诺兰是以反数码而著称的。 诺兰的电影《盗梦空间》，如此炫的造型，如此复杂的故事，如此奇特的想象，但是内核那么单薄、脆弱，就是一件事“爸爸要回家”。爸爸一定要回到孩子那里去，但是谁阻止了他的回家之路——妻子、母亲。这是他的这个序列的第一部，第二部就更过分了，叫《星际穿越》。史诗般的太空歌剧，请了天体物理学的专家来帮他营造黑洞、虫洞，各种各样的奇观，可歌可泣，这么伟大的电影是要讲一个什么故事——爸爸要回家。爸爸承诺了女儿就一定要回家，以致爸爸奋不顾身地跳进黑洞。跳进黑洞意味着什么，瞬间化为乌有。但是好莱坞英雄是不死的，跳进黑洞直接掉在他们家的后院了。2017年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故事中被减缩为一个怕死小兵的逃命之路，在最后被烘托到几乎要用交响乐来伴奏的辉煌程度叫回家。海陆空立体重现敦刻尔克，只为成就一个贪生怕死的小兵的回家之路，家如此的重要却在所有故事中如此残破不全。
1985年科幻类型电影中不朽之作《刀鋒行者》被重新拍成寻父寻子的故事，就是“我要爸爸”“我要儿子”的故事，而且父子关系的出现、寻夫寻子的故事整体把一个所谓后人类的故事改写为人道主义的故事，其中的父亲、父权、家庭、血缘、性别究竟在讲述什么，显然不是传统的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能不言自明的。换句话说，它们都丧失了原有的固有的位置，也被剥夺了原有的光辉、权威和权力，在不断变动中显示出苍白的挣扎。
这一轮技术革命下的冲击
最后，戴锦华以两部电影的分享来结束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电影《Her》，感人至深的小清新爱情故事。促使戴锦华走进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的是想看看西洋景的念头，但始料不及的是她被感动到了，出来以后心里暖暖的。这个故事的奇特不光是一个感人的小清新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连女主角都没有，女主角是一个电脑软件合成的声音，没有身体没有形象。
戴锦华认为数码转型、生物学革命、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改变人类自身，这个过程的令人惊心动魄之处是前所未有的完全由资本来主导。在改变过程中，曾经作为非常不着调的哲学问题的哲学表述开始成为一个逼向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议题，就是后人类和后人类主义，这个议题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关于身体、欲望，关于人类有限的自知当中自我确认项的被改变。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两个大的分支联系着我们的问题。一个是当封闭的宅、独自不孤独的生存已经在技术意义上成为绝对可能的时候，我们可以享有生命的完满、情感的完满、性爱的完满而不需要任何他人，在硬件意义上这些已经达成。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性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网络上没有人关心你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那么当各种各样的生物技术成熟的时候，身体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家庭、婚姻、身体究竟是什么？福柯所谓的“尸体”才是人学的起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人之生是人之死的时刻”。当这样一个基础开始被碎裂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答与人、人文学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命题，这是一个很学术的思考路径。
另一个思考路径，戴锦华用电影《Repo Men》来作为结束。这个故事是对未来的想象，2040年以后的未来，是人类已经战胜死亡、疾病、战胜一切的年代。人们什么都可以换，从姑娘们需要的电眼丰唇到坏掉的器官，只不过极端昂贵。这部电影2009年拍的，是针对金融海啸，电影当中每个人为了健康和美丽都变成负债者，如果还不上怎么办，回收员就来收回。有段对白就是：“还不起房贷的收房，还不起车贷的收车，还不起肝贷的收肝。”通过回收加快运转。电影的首页有个链接做的非常真切，打开这个链接是器官公司，当然是假的，但里面标明每一种器官的价格，皮肤多少钱，脊柱多少钱，每一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
戴锦华关注这部电影，是因为它表现了这一轮技术革命对于人类身体的改造、冲击，这一轮技术革命承诺的问鼎死亡。人类战胜死亡的预期与今天世界的基本实际联系在一起，就是资本的推动和金钱的占有，它意味着无论大脑的上传和下载，任何一种技术革命所提供的超越身体、战胜死亡的前提都意味着人类分化的前所未有的推进。就是有一些人可以不老不死，就是堂吉诃德的名言将被改变，最后的公平将被剥夺……当然，不是不老不死，但是可以活两百年。当这样的问题真正开始出现并且已经在变为我们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讨论人、生命、社会、家庭、性别、亲情？如果说这种传统的结构、议题、形态将继续成为某一部分中低层社会的现实，而另一拨人永远超离了这种现实的话，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去处理和讨论这些作为人类社会的议题？这是困扰着戴锦华的一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轮的新技术革命同时遭遇到了现代主义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不仅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而且现代主义自身全面危机，在这样一个危机状态和文明冲顶状态的相遇时刻，我们整个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立论的角度究竟可能在什么意义上被确认。戴锦华认为，所有问题都在被一个资本主导的强大的技术革命浪潮所冲击。
责任编辑：张蕾磊
戴锦华开场白讲了对大学课堂的理解，她认为大学的讲堂不是传授知识的空间，而是分享问题的空间。所以，她这次的讲座是想分享那些迄今为止她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大家也许到结束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困惑。她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把同学们都讲糊涂了，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戴锦华简单介绍了近年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十多年的时间，我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就性别问题开设课程、进行讲座和撰写文章。但是，性别维度、性别视点、性别思考始终是我所有关注的一个内在维度。”她曾经用没有坐标的文化地形来描述和定义自己的研究，她解释：“不是我丧失了坐标，而是我意识到我既有的坐标已经不再生效，不再是充分有效。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重新尝试把性别作为切入点，因为性别作为一个长期与社会与身体与文化与实践与生存紧密连接的一个思考点，它正在直接受到冲击。”她认为性别是始终在社会激变中遭受冲击的领域，所以它从来不能单一地展现它所遭到社会冲击的性质。同时，性别议题某种程度上和阶级、种族议题一样，自身携带着历史性的大叙述，它先在的排除了一些议题，抹杀了自己作为议题的内在差异。
碎裂，不仅是家庭、亲情、男性，也不仅是父权
戴锦华以青年导演德格娜的作品《告别》，引出关于家庭、父母与子女关系、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并从中发现了某种“碎裂”。
《告别》是一部没有进入院线发行的艺术电影，于2015年获得First青年影展的最佳影片。谈及该片的获奖，戴锦华自白这与她不遗余力地与其他四个男性评委的抗争有紧要的关系。她后来听说，三个男性评委对她的评价是，戴锦华用近乎无礼的态度争取这部影片的得奖。她争取这部影片获奖，是因为在影片中看到了被忽略掉的基本事实，即家庭的生活样态，关键词是“碎裂”。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有女导演相当清晰的自传色彩。故事中，父亲是一位濒临破产的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故事开始的时候，女孩从英国留学归来，其实没有学成，因为知道癌症晚期的父亲病危，所以回来看望父亲。这个家庭的样态是：父亲住在奶奶家，由姑姑照料；女儿在英国读书，和男朋友间有诸多纠葛和痛苦；母亲是成功的女企业家，她永远在旅途中。事实上，这个家庭已经不存在了。尽管父亲癌症晚期，但仍不断教育女儿，“你不争气”“花了这么多钱你学了什么”等等。女儿第一次爆发时说的是，“是我要你们把我送出去的嗎”“我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累赘”“你们就是这样把我甩得远远的”……这是真实的描述吗？是，也不是。如果大家观察一下周边的生活，会发现我们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的年龄越来越早。独生子女政策在两代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围绕only child建立的宇宙。这个孩子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孩子一出生就钉死在宇宙中心，想不做宇宙中心是不可能的，其它的一切都围绕这个宇宙中心旋转、运作。当我们围绕这个孩子营造了宇宙，当宇宙中心离去的时候，这个宇宙就解体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个宇宙继续追随着中心旋转。于是就出现通常是母亲一方到国外陪读了。
电影中的故事使戴锦华想到了身边的现实。她曾看到过一个家庭，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高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退休了。四个老人加上孩子的母亲，五个人轮流以探亲的方式到美国去陪伴孩子。老人家流着泪跟戴锦华说：“从他去读书我们就没过过一个团圆年，因为永远有一个人不在。”这些老人要面对语言不通、完全不会驾车的陌生世界，成为一个保姆、一个清洁工式的角色。这是在中国城市中广泛发生的事实。
另一种事实是，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工作的转换和流动变得越来越剧烈。这个意义上的“漂移”和“流动”开始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家庭的名存实亡。戴锦华通过观察发现在大都市当中，在文本和社会调查中，这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她讲到一次与家人出去游玩时的经历，当时他们不慎把车开到了一个小沟里出不来了，就找当地的几个老乡来帮忙，几个非常热情的农村中年人帮忙把车抬上来。之后她和家人被邀请到老乡家里吃晚餐。聊天后得知，这个家里的孩子去中心学区上学了，妻子跟去陪读。在山区，这种寄宿的中心学区和不同村庄之间的距离几十里到几百里不等。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离开家庭，离开土地，离开乡土文化。我们如何去评价和描述这样的现实？我们对于家庭、对于血缘、对于孩子、亲情，究竟是过高估价还是过低估价血缘关系？显然我们过高估价了血缘关系，所以整个家庭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运转，人们倾其所有试图成就这个中心。我们不断地说“为了孩子”，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于是我们把孩子送到远方。戴锦华指出，人们过低估价了亲友关系，因为人们完全不把离别作为一个太大的代价和付出，完全不把离别视为伤害。同时，这里面包含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关于教育，如何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人们完全没有能力去思考或者介入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教育及其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围绕家庭、亲情、孩子，而孩子的核心议题叫做教育，又联系着整个社会的变化、进步同时是分化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国的乡村，那个被无限追求的，被视为生命意义的家庭、婚姻、生育、养育目标，以种种形式碎裂，以种种形式在漂移当中名存实亡。
戴锦华在这个青年导演带有传记性的作品当中看到了对这个问题的触摸。
诺兰系列的“爸爸要回家”
戴锦华的学生都知道她是诺兰黑的NO.1，当然戴锦华是没有功夫为了黑诺兰而黑诺兰。诺兰非常奇特地成为近年来好莱坞支柱性的导演，几乎成为与他同代的硕果仅存的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卢卡斯沉默了，甚至卡梅隆也沉默了。这是电影的数码转型造成了冲击。电影的数码转型、胶片的死亡本身是资本操纵的结果，2011年好莱坞87个电影人联名抗议的标题就是资本活埋胶片。每一次技术变化一定意味着资本的操控，同时一定意味着产业的资本洗牌，意味着电影从业人员重组，大量的人被悲惨地抛弃。电影《雨果》里的主人叫梅里埃，戴锦华在看完电影后又去读了一下那个时期的电影史，她很清楚地看到，梅里埃作为前一个阶段主导性的商业电影的制作者正是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资本洗牌中被洗出去了，他才沦落到街头卖糖果。还有格里菲斯沦落到街头冻饿身亡。那么，这一轮资本重组的过程中，诺兰是硕果仅存而屹立不倒的一个角色。有意思的是，诺兰是以反数码而著称的。 诺兰的电影《盗梦空间》，如此炫的造型，如此复杂的故事，如此奇特的想象，但是内核那么单薄、脆弱，就是一件事“爸爸要回家”。爸爸一定要回到孩子那里去，但是谁阻止了他的回家之路——妻子、母亲。这是他的这个序列的第一部，第二部就更过分了，叫《星际穿越》。史诗般的太空歌剧，请了天体物理学的专家来帮他营造黑洞、虫洞，各种各样的奇观，可歌可泣，这么伟大的电影是要讲一个什么故事——爸爸要回家。爸爸承诺了女儿就一定要回家，以致爸爸奋不顾身地跳进黑洞。跳进黑洞意味着什么，瞬间化为乌有。但是好莱坞英雄是不死的，跳进黑洞直接掉在他们家的后院了。2017年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故事中被减缩为一个怕死小兵的逃命之路，在最后被烘托到几乎要用交响乐来伴奏的辉煌程度叫回家。海陆空立体重现敦刻尔克，只为成就一个贪生怕死的小兵的回家之路，家如此的重要却在所有故事中如此残破不全。
1985年科幻类型电影中不朽之作《刀鋒行者》被重新拍成寻父寻子的故事，就是“我要爸爸”“我要儿子”的故事，而且父子关系的出现、寻夫寻子的故事整体把一个所谓后人类的故事改写为人道主义的故事，其中的父亲、父权、家庭、血缘、性别究竟在讲述什么，显然不是传统的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能不言自明的。换句话说，它们都丧失了原有的固有的位置，也被剥夺了原有的光辉、权威和权力，在不断变动中显示出苍白的挣扎。
这一轮技术革命下的冲击
最后，戴锦华以两部电影的分享来结束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电影《Her》，感人至深的小清新爱情故事。促使戴锦华走进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的是想看看西洋景的念头，但始料不及的是她被感动到了，出来以后心里暖暖的。这个故事的奇特不光是一个感人的小清新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连女主角都没有，女主角是一个电脑软件合成的声音，没有身体没有形象。
戴锦华认为数码转型、生物学革命、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改变人类自身，这个过程的令人惊心动魄之处是前所未有的完全由资本来主导。在改变过程中，曾经作为非常不着调的哲学问题的哲学表述开始成为一个逼向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议题，就是后人类和后人类主义，这个议题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关于身体、欲望，关于人类有限的自知当中自我确认项的被改变。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两个大的分支联系着我们的问题。一个是当封闭的宅、独自不孤独的生存已经在技术意义上成为绝对可能的时候，我们可以享有生命的完满、情感的完满、性爱的完满而不需要任何他人，在硬件意义上这些已经达成。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性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网络上没有人关心你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那么当各种各样的生物技术成熟的时候，身体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家庭、婚姻、身体究竟是什么？福柯所谓的“尸体”才是人学的起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人之生是人之死的时刻”。当这样一个基础开始被碎裂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答与人、人文学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命题，这是一个很学术的思考路径。
另一个思考路径，戴锦华用电影《Repo Men》来作为结束。这个故事是对未来的想象，2040年以后的未来，是人类已经战胜死亡、疾病、战胜一切的年代。人们什么都可以换，从姑娘们需要的电眼丰唇到坏掉的器官，只不过极端昂贵。这部电影2009年拍的，是针对金融海啸，电影当中每个人为了健康和美丽都变成负债者，如果还不上怎么办，回收员就来收回。有段对白就是：“还不起房贷的收房，还不起车贷的收车，还不起肝贷的收肝。”通过回收加快运转。电影的首页有个链接做的非常真切，打开这个链接是器官公司，当然是假的，但里面标明每一种器官的价格，皮肤多少钱，脊柱多少钱，每一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
戴锦华关注这部电影，是因为它表现了这一轮技术革命对于人类身体的改造、冲击，这一轮技术革命承诺的问鼎死亡。人类战胜死亡的预期与今天世界的基本实际联系在一起，就是资本的推动和金钱的占有，它意味着无论大脑的上传和下载，任何一种技术革命所提供的超越身体、战胜死亡的前提都意味着人类分化的前所未有的推进。就是有一些人可以不老不死，就是堂吉诃德的名言将被改变，最后的公平将被剥夺……当然，不是不老不死，但是可以活两百年。当这样的问题真正开始出现并且已经在变为我们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讨论人、生命、社会、家庭、性别、亲情？如果说这种传统的结构、议题、形态将继续成为某一部分中低层社会的现实，而另一拨人永远超离了这种现实的话，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去处理和讨论这些作为人类社会的议题？这是困扰着戴锦华的一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轮的新技术革命同时遭遇到了现代主义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不仅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而且现代主义自身全面危机，在这样一个危机状态和文明冲顶状态的相遇时刻，我们整个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立论的角度究竟可能在什么意义上被确认。戴锦华认为，所有问题都在被一个资本主导的强大的技术革命浪潮所冲击。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