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都有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不相称的情况，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有些规则，需要与崛起大国的磨合来改变。
　　今天的中国人对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正在提高，尤其是对他者。不文明的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指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时认为，这是社会中产阶级化的结果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需要一个新的国民形象，而结构发生变化的社会也需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规则。
　　

中产阶级扩大的结果

　　《南风窗》：中国人似乎对不文明行为的敏感度比以前高了，无论是国内公共场合发生的摩擦，还是出国游客的行为都可能被放大看待，发生这一改变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张颐武：我认为这是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一个结果，而且80、90后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长大的，对文明、礼仪一向是比较注意的，这是社会背景的很大一个变化，经济发展的结果带来了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所以对不文明行为的敏感度和关注度比以前高了。
　　其实，世界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都有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不相称的情况，这种现象比较普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在游船上、在欧洲表现得一塌糊涂，大声喧哗、粗俗，因为经济实力强了、有钱了。美国的作家很多都在自我否定，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知识分子也都是到欧洲去寻找真理，觉得美国是粗俗的暴发户，而欧洲人优雅高贵。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都是在写这些东西，海明威那样的大作家也都是跑到欧洲去，觉得本国的文化粗鲁，不适合居住。二战之后，美国的心态才逐渐调整。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人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他们倒不是像中国人那样被批评声音大、喧哗，而是因为到处照相、买东西之类的，80年代韩国人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必然跟西方社会形成的规矩产生一种很复杂的关系。我认为这里面应该分成两个部分谈。一部分确实是不好的，比如闯红灯等比较粗野的行为，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的不同。
　　有些规则，需要与崛起大国的磨合来改变。比如喝红酒的规则，原来西方人都是浅饮慢酌，但是现在很多人也都开始干杯，因为喝红酒本来也没有一定之规，而且中国的市场大，买的人多，那就得按照中国人的规则来玩，原来的规矩也不一定就是对的。还有大声喧哗的问题，有些地方是可以接受的，比如中国人习惯吃饭就是要热闹，需要喧哗，西方人的餐厅往往是安静的，入乡随俗当然是有道理，但是西方人也开始慢慢适应，在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一点上，是可以相互改变的，美国崛起之后，他们的一些曾经被视作粗俗的习惯也开始为欧洲人所接受，改变了欧洲人的很多生活习惯，所以不能单向度地谈文明和规则。
　　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增长，西方的有些规则就是根据我们改的，过去欧洲的服务业周末一定是关门的，但是现在周六日也营业。所以说，只要遵守严格的法律制度，尊重道德底线，中国人可以去改变很多不是天经地义的规则。一方面是根据别人的规则改变自己，另一方面也要去改变别人。文化自信和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是相关的，自信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同步的。文明程度并没有绝对标准，是一个互相改变规则的过程。

权利意识和审美的提升

　　《南风窗》：当我们谈起日常行为规范、文明的时候，对老人和小孩可能要宽容得多，觉得他们不必受到最严格的约束，但是现在似乎不是这样，比如“熊孩子”这样一种称呼的出现。
　　张颐武：这个首先还是因为大家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另外，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大家都有房产了，就会发现很多公共空间的事情跟他有关了。小区里面的不文明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环境，随便吐痰、乱倒垃圾的话，小区就贬值了。所以说，文明和私有财产、和利益有关。社会中产阶级化的结果就是人人对自己的利益都非常关切，这种关切引起对文明程度的要求。
　　“熊孩子”这一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年轻人觉得他们碍眼，观感上讨厌，觉得很烦。小孩子的粗俗状态、莫名其妙、不讲理让他们非常厌恶。这不光是基于道德上的一种判断，更重要的是跟审美提高了有很大关系。
　　社会中产阶级化后要求环境干净，大家有一定的身体距离，厌恶身体的密切接触，见不得邋邋遢遢的人对良好的环境形成侵扰。尤其是对一些污秽品有非常强烈的厌恶感，比如小区里看到狗便、小孩子在飞机过道解手这种事情，大家的情绪就非常强烈。在传统社会里，随地大小便是很正常的事情，1900年之后，中国才有公共厕所。明朝时的北京城常常臭气熏天，不要以为那时候山清水秀，很多江南的官员调到京城来都觉得很烦，因为江南有活水，而北京水流不畅，靠大量的拉粪车才行。很多记载都提到过这个现象。随着公共设施越来越提高，这种不洁净的东西已经很少能看到了，所以当它出现在城市当中的时候，人们的厌恶感就会尤其强烈。

加强公共治理

　　《南风窗》：“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是上世纪80年代最经典的口号之一，文明的塑造和建设是可以通过运动来完成的吗？
　　张颐武：我认为运动是需要的，这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民国的时候也有新生活运动。这跟工业化的赶超心理一样，也体现了新兴国家现代化的紧迫感，不搞运动怎么能赶超呢？新加坡也是通过几次运动改变了面貌。新兴国家的赶超心态就是把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进程压缩进行。8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的物质条件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只能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让人们控制，在条件不够的时候加快进程。物质条件具备了之后，运动的进程就没有那么紧迫了。现在我们比起西方还是弱一些，但是提升速度还是挺快的。
　　《南风窗》：我们现在还是以教化为主，制度为辅，如何让中国人的文明行为与大国地位相符合？ 　　张颐武：文明主要靠教化，但是还得有严格的规范。比如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是把严格的制度和教化联系起来。中国人现在对不文明的行为是双重性，社会对此有高度共识，说起来人人都讨厌，慷慨激昂，但是如果对自己造成不方便的话，他就会破坏规则，会说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我们有严格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又往往得不到执行，法不责众。所以，最有效的就是严格管理和道德教化的结合。国民素质是建立在一个有效的管理基础之上，现在看来，公共治理还是要加强，有一些规则和习惯我们已经做得比较好、比较快了，比如排队的时候站在一米线外;还有，过去绿皮车的时候大家挤来挤去，每个城市的火车站几乎都是最肮脏的地方，犯罪率也很高。但是现在的高铁站大家都井然有序，里面干干净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高铁站的设施好了，供给不足、硬件跟不上的时候，只能是脏乱差。所以说，公共设施的不断提升很重要，文明程度也会随之很快提升。这个东西并不难做到，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中国人国民性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
　　《南风窗》：但是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很多人还是保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中国人对公共秩序的维护意识是不是的确要差一些？
　　张颐武：我觉得还是管理机制问题。新加坡也是华人社会，但是它秩序井然，没有人说新加坡的国民素质差。有时候文明程度没到是因为物质程度没到，你看中国的有些老大妈拼命地争抢，但是80后、90后很少去争抢。因为原来没有资源的时候他们过着极度节俭的生活，很多老大妈还是保留了经济非常穷困时候的生活习性，比如占小便宜，把公共洗手间的免费厕纸全部拿走等非常不文明的行为，80、90后是根本不屑于去占这种小便宜的。所以说，有时候不守秩序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
　　最重要的还是治理，而且，我们现在的文明标准越来越高了，比如禁烟越来越严格，北京规定任何公共室内场所都不可以抽烟。这个制度制定了之后，关键是怎么执行，怎么有效实施。目前，有些措施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被人举报了之后，罚餐馆的钱，而不是罚抽烟的人，这个就比较有效。服务员、经理就会去主动维护这项制度。再比如酒驾，原来也是屡禁不止，现在执行最严格的酒驾处罚之后，代驾这个行业都起来了。过去可能大家就凑合着开回去了，但是现在有硬件、有服务之后，照样喝酒，但是可以避免违反法律，而且还扩大了就业。这样文明程度自然就提高了。现在，城市里很少有喝了酒开车的，已经变成了社会共识。如果把这种严格的制度运用到其他地方，改变也可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