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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奈保尔早期作品中的狂欢化品格与后来他倡导的普世文明有何联系呢？奈保尔首部出版作品《通灵的按摩师》中遵循了西方文学传统带有“社会喜剧”色彩，但喜剧只是表面，深层却反映了殖民地移民这类边缘人心理深层结构中的焦虑，是奈保尔普世文明观的动因和情感出发点。
关键词：狂欢化；《通灵的按摩师》；奈保尔；身份焦虑
作者简介：李妍，女，汉，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1
奈保尔是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对其研究可谓林林总总，褒贬不一，但对研究大多绕不开“后殖民”、“身份认同”等关键词，鲜有学者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其思想意识流变。最初的身份焦虑是奈保尔普世文明观提出的动因和情感出发点，其家园意识不断变化发展，观照第三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奈保尔思想、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历史现状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1957年，《通灵的按摩师》出版后《星期日快报》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是“我这几年读过的最灵巧与最欢快的讽刺作品。”[1]这部作品具有明显的狂欢化精神，但荒唐和戏谑的“社会喜剧”背后暗示着后殖民时期的身份焦虑和生活困境，透过现象反映社会真实内核，这也是贯穿奈保尔后来创作的重要主线之一。
一、狂欢化的社会生活
狂欢化理论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之一，源自欧洲中世纪“狂欢节”型的庆典活动，人们崇尚酒神精神纵情享乐。文学中的狂欢式颇具象征意义，是对官方秩序、等级和世界观等的讽刺和颠覆。奈保尔自幼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创作初期也顺承了西方文学的狂欢化传统。
在狂欢式文学中小丑、傻瓜、骗子一类典型人物，广场这一展开狂欢的场所，加冕/脱冕的形式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通灵的按摩师》中在以村庄、街道为隐喻的狂欢广场中，狂欢表演不断上演，狂欢已经成了生活本身。主人公格涅沙被设定成了小丑一类的角色，从一个失业的教师到按摩师，突然掌握通灵本领名声大噪，成为国会议员，最后甚至被授予大英帝国最高荣誉勋爵，充满传奇色彩的发家史更增加了荒唐和戏谑。教育中，格涅沙成为代课老师后，却被告知学校“教规矩，而不是教知识”[2]，暗示了特立尼达教育的无前途；求职中，对医术一窍不通的格涅沙荒唐从医，并被加冕为远近闻名的通灵神医，成为权力与知识的代表，模拟出殖民地愚民的狂欢形象；政治中，格涅沙等人胡乱组建党派，竞选也似儿戏，上演了一出丑态毕露的政治狂欢。
根据巴赫金的理论，给国王加冕、脱冕是狂欢节中最具象征性的仪式，这一过程包含着矛盾对立，也包含着诞生和灭亡的象征意义。格涅沙的个人历史，就是时代历史的缩影，他在一次次意外与狂欢中不断被加冕，入学不久父亲为其举行婆罗门仪式，头发剃光、小束藏红花象征着皇冠，让他因读过书而被人知晓；成为按摩师后偶然的驱魔仪式使他从人被加冕成神。但在故事最后，殖民总督的宴会上，即使衣着包装和礼仪加持也难掩黑人、印度人的窘态，在宴会这一象征着广场的地方，帝国与殖民地的差异被显露无遗。
二、内心的困境与焦虑
文本的狂欢难掩奈保尔的悲观主义底蕴，作为印裔英国作家，这种身份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同文化体系的区分。在《我们的普世文明》中，奈保尔认为父亲给了他成为作家的野心，但野心的实现还需要社会文明的配合。奈保尔将普世文明描述为，“既能促使人去以文学为志业，也能提供关于文学志业的理念；同时它还能促使人去实现这种志业的途径”[3]。
小说中格涅沙渴望写作，但第一部作品《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充满了荒唐和可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涅沙充当了当时印度教的化身，经过迁移后，印度教已不再是完整的信仰体系，而仅弱化为一种风俗习惯。格涅沙“为自己的印度名字感到羞愧”，最终他改名为莱姆萨·缪尔，好让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个英国人。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存在于殖民地移民们心理深层结构中的一种自卑感。
故事发生时间与特立尼达脱离英国殖民争取独立的背景相契合，急速轉型社会中传统、宗教、巫术、大众传媒等多重因素杂糅在一起。格涅沙由外部因素推动，在各种偶然和巧合中完成了一举成名的神话。这种剧情的设置除了增加了狂欢化的喜剧成分外，也蕴含着殖民地人们生活的焦虑与困惑。这也是奈保尔内心真实世界的写照，更是后殖民语境中的社会文化概括，揭示了移民边缘人心理中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其后来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如追寻、焦虑、忧患等都可以在《通灵的按摩师》中找到端倪。虽然早期的这类狂欢化作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开创了奈保尔的创作之旅，为后来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出普世文明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英]帕特里克·弗伦奇：《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周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2][英]V.S.奈保尔：《通灵的按摩师》，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吴正译，第15页。
[3][英]V.S.奈保尔：《我们的普世文明》，南海出版社2014年版，翟鹏晓译，第597页。
参考文献：
[1][英]V.S.奈保尔：《通灵的按摩师》，吴正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
[2][英]V.S.奈保尔：《我们的普世文明》，翟鹏霄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版。
[3][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5]郑志华：《矛盾与困境：奈保尔早期小说狂欢化品格初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4期。
关键词：狂欢化；《通灵的按摩师》；奈保尔；身份焦虑
作者简介：李妍，女，汉，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1
奈保尔是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对其研究可谓林林总总，褒贬不一，但对研究大多绕不开“后殖民”、“身份认同”等关键词，鲜有学者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其思想意识流变。最初的身份焦虑是奈保尔普世文明观提出的动因和情感出发点，其家园意识不断变化发展，观照第三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奈保尔思想、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历史现状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1957年，《通灵的按摩师》出版后《星期日快报》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是“我这几年读过的最灵巧与最欢快的讽刺作品。”[1]这部作品具有明显的狂欢化精神，但荒唐和戏谑的“社会喜剧”背后暗示着后殖民时期的身份焦虑和生活困境，透过现象反映社会真实内核，这也是贯穿奈保尔后来创作的重要主线之一。
一、狂欢化的社会生活
狂欢化理论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之一，源自欧洲中世纪“狂欢节”型的庆典活动，人们崇尚酒神精神纵情享乐。文学中的狂欢式颇具象征意义，是对官方秩序、等级和世界观等的讽刺和颠覆。奈保尔自幼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创作初期也顺承了西方文学的狂欢化传统。
在狂欢式文学中小丑、傻瓜、骗子一类典型人物，广场这一展开狂欢的场所，加冕/脱冕的形式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通灵的按摩师》中在以村庄、街道为隐喻的狂欢广场中，狂欢表演不断上演，狂欢已经成了生活本身。主人公格涅沙被设定成了小丑一类的角色，从一个失业的教师到按摩师，突然掌握通灵本领名声大噪，成为国会议员，最后甚至被授予大英帝国最高荣誉勋爵，充满传奇色彩的发家史更增加了荒唐和戏谑。教育中，格涅沙成为代课老师后，却被告知学校“教规矩，而不是教知识”[2]，暗示了特立尼达教育的无前途；求职中，对医术一窍不通的格涅沙荒唐从医，并被加冕为远近闻名的通灵神医，成为权力与知识的代表，模拟出殖民地愚民的狂欢形象；政治中，格涅沙等人胡乱组建党派，竞选也似儿戏，上演了一出丑态毕露的政治狂欢。
根据巴赫金的理论，给国王加冕、脱冕是狂欢节中最具象征性的仪式，这一过程包含着矛盾对立，也包含着诞生和灭亡的象征意义。格涅沙的个人历史，就是时代历史的缩影，他在一次次意外与狂欢中不断被加冕，入学不久父亲为其举行婆罗门仪式，头发剃光、小束藏红花象征着皇冠，让他因读过书而被人知晓；成为按摩师后偶然的驱魔仪式使他从人被加冕成神。但在故事最后，殖民总督的宴会上，即使衣着包装和礼仪加持也难掩黑人、印度人的窘态，在宴会这一象征着广场的地方，帝国与殖民地的差异被显露无遗。
二、内心的困境与焦虑
文本的狂欢难掩奈保尔的悲观主义底蕴，作为印裔英国作家，这种身份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同文化体系的区分。在《我们的普世文明》中，奈保尔认为父亲给了他成为作家的野心，但野心的实现还需要社会文明的配合。奈保尔将普世文明描述为，“既能促使人去以文学为志业，也能提供关于文学志业的理念；同时它还能促使人去实现这种志业的途径”[3]。
小说中格涅沙渴望写作，但第一部作品《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充满了荒唐和可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涅沙充当了当时印度教的化身，经过迁移后，印度教已不再是完整的信仰体系，而仅弱化为一种风俗习惯。格涅沙“为自己的印度名字感到羞愧”，最终他改名为莱姆萨·缪尔，好让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个英国人。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存在于殖民地移民们心理深层结构中的一种自卑感。
故事发生时间与特立尼达脱离英国殖民争取独立的背景相契合，急速轉型社会中传统、宗教、巫术、大众传媒等多重因素杂糅在一起。格涅沙由外部因素推动，在各种偶然和巧合中完成了一举成名的神话。这种剧情的设置除了增加了狂欢化的喜剧成分外，也蕴含着殖民地人们生活的焦虑与困惑。这也是奈保尔内心真实世界的写照，更是后殖民语境中的社会文化概括，揭示了移民边缘人心理中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其后来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如追寻、焦虑、忧患等都可以在《通灵的按摩师》中找到端倪。虽然早期的这类狂欢化作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开创了奈保尔的创作之旅，为后来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出普世文明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英]帕特里克·弗伦奇：《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周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2][英]V.S.奈保尔：《通灵的按摩师》，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吴正译，第15页。
[3][英]V.S.奈保尔：《我们的普世文明》，南海出版社2014年版，翟鹏晓译，第597页。
参考文献：
[1][英]V.S.奈保尔：《通灵的按摩师》，吴正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
[2][英]V.S.奈保尔：《我们的普世文明》，翟鹏霄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版。
[3][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5]郑志华：《矛盾与困境：奈保尔早期小说狂欢化品格初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