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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院儿里住着，最让人怀念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股热乎劲儿。一个院儿的邻居住得都像亲人。出了院门，整条胡同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碰见谁都会笑嘻嘻地打个招呼，问一句，“您吃了吗？”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居无定所，到处借宿，住的都是破宿舍和筒子楼，基本没啥好地儿。后来租房住，搬来搬去的，一不留神就把北京城四个角儿都住遍了。当时心里想，啥时候能在故宫旁边住几天，在中央城区睡一下，那该是何等的荣光。
没承想，还真让我给睡着了。
那年的秋天，我们告别了青龙桥菜地旁的房子。房东二哥帮着找了辆货车，我们收拾了半天，破杯子烂碗，啥都不舍得扔，堆了小半车家当，然后带着二哥二嫂的祝福，风风光光地进了城。
那时四环还没修，“城”的概念是二环以里，货车晚上8点以后才让进城。我们在西直门外猫了一会儿，赶8点整开上二环，晃晃悠悠快9点才到新家外头。新租的房子在北京饭店向北不远的磁器库胡同北巷，明朝时宫里在这儿堆放过瓷器。胡同南头向西走几步，有座普度寺，明代叫东苑，是太子住的地方，清初成了铁帽子亲王多尔衮的府邸，后来才改成了大庙。再往西，就是故宫了。所以，说我们和皇帝是邻居，也不算吹牛。
这是一处大杂院。院门朝东，外头就是胡同。院子是瘦长的一溜，南北走向，很窄，住人的屋子都靠西，隔着一条步道，东墙下挤满了高矮参差的厨房和杂物间。我们把头儿，住北房。门口有一处凹进去的空间，我们拿它做了厨房，立上一架灶台，炒锅一口，蒸锅一口，连门儿都没有，就用块塑料布一苫。穷家也得先把日子过起来。
搬家那天也是惊心动魄。因为胡同太窄，货车开不进去，只能停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二三百米的距离，背扛肩挎，一趟一趟搬吧。这一通闹哄哄，院儿里竟没半个人出来瞧一眼的。搬完快10点，招呼大家吃完饭，回来已经11点多了。一推门，嘿，打里面锁上了。拍了半天门，没人搭理。我这暴脾气！爷可是交了租子的，我就不信进不去了。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一句话来，狗急跳墙。对！垫上几块砖头我就翻上院墙，底下黑咕隆咚的啥也瞅不见，一闭眼跳下去，落地就踩倒了一个硬家伙，“叮了咣啷” 滚好远，一摸索，好像是个垃圾桶。从里头把院门打开，女朋友探进头来，小声嘟囔了一句，“这都住了些啥人啊？”
管他呢。收拾铺盖，先睡觉，这一天累的。我俩把床板搭上，铺好垫子褥子，都没顾上洗漱，就躺下了。半夜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就听“咣当”一声，耳边响起一记炸雷，撕裂了黑夜，也把我俩炸蒙了。回过神儿来，已经在地上了，原来是床板没搭严实，塌下来了。又起来重新搭好，接着睡下，这才到天亮。后来隔壁胖婶儿告诉我们，我们搬来的第二天，她就和李奶奶一阵儿嘀咕。李奶奶说，这户人家不简单，是厉害人物，咱们可别惹。我们就这么立了威，直到搬走，大家都对我们客客气气的。当然，后来是处出了感情。
胖婶儿是高久雷蒙制衣厂的下岗工人，她说算是内退。她老头儿张叔是裕龙大酒店的厨子，据说炒得一手好菜，可除了酱爆鸭丝，我们就没见过他在家里做过饭。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去王府井西头儿的一家烤鸭店买鸭架子，两块钱一只外卖，便宜到难以置信。买回来撕巴撕巴就一盘子鸭肉，张叔要是在家，就会用葱丝和甜面酱给我们酱爆着吃，香极了。
张叔性子好，从来不和胖婶儿拌嘴，就是总开玩笑挤对胖婶儿爱犯迷糊。其实他说得倒也没错。有天下午，我们出门回来，见胖婶儿一个人在家门口低头呆立着，好像午睡才起来，还没醒透，但看上去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嗯……好像肚子比平时大了好多。再一细看，哈哈，原来是裤子穿反了，屁股跑到前面，鼓了一个大包。她低着脑袋，估计也正琢磨这事儿呢。看见我们笑，她这才反应过来，哎哟一声，红着脸儿闪进屋里，乐得我们肚子疼。
住在院子南头儿的李奶奶就从不犯迷糊，可她都快80了。李奶奶总戴着一副老式黑边眼镜，镜片得有瓶子底那么厚，头发一丝不苟，油亮油亮的，看上去既精明又利索。她是天津人，老了才搬来和儿子住，妞妞是她的孙女，那时才上小学。我们都喜欢妞妞。她梳着两条小辫儿，总是咧着大嘴笑，啥时候都那么开心。我们有时会和她在胡同口一起玩一会儿，踢毽子啊、蹦蹦杆儿啊、跳格子啊，每次妞妞都拽着不让我们走。我们偶尔会给她补补课，带着她做作业。李奶奶瞧见了，准会洗俩大苹果，或者拿点儿什么别的吃食，塞我们手里，并不多說话。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正做着饭，就见李奶奶从对面儿端着个盘子，急匆匆地穿过院子，走到我们家门口，探身进屋把盘子一撂，二话不说，又快步走回去了。我们低头一看，是盘儿侉炖小黄鱼，还冒着热乎气儿，看着就好吃。估计是没做胖婶儿家那份儿，这才悄悄地递给我们。
大院里头居住条件虽说不好，可除了时不时顶棚上掉俩臭大姐下来，也没见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的。屋子小，取暖不是问题，再加上那时候也皮实，就算夏天热个几天，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公共厕所也够宽敞，碰见熟人还能唠几句，并不耽误你方便。邻居们也爱聚在一块儿侃大山。夏天晚上吃完饭，一个个就摇着蒲扇，拎着马扎溜达出来。胡同路灯下边靠墙一坐，就天南地北地侃开来。我那几年没少去凑热闹，听他们马海毛、叶利钦、索罗斯的一路侃着，学了不少东西。
其实大院儿里住着，最让人怀念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股热乎劲儿。一个院儿的邻居住得都像亲人。出了院门，整条胡同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碰见谁都会笑嘻嘻地打个招呼，问一句，“您吃了吗？” 家里但凡有点儿什么事儿，邻居间相互搭把手，分分钟就解决了。这时候你要是指望打个长途电话把亲戚叫来，黄花菜都凉了，远亲不如近邻啊。虽说也免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可到哪儿不是这样呢？
住了快三年，我们攒了点儿钱在通州买了房。临走那天大家送到胡同口。妞妞拽着我们不撒手，哭着要把她的蹦蹦杆儿送给我们。胖婶儿和张叔忙着帮忙搬东西，李奶奶不说话，眼圈却红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月前回去过一次，快不认识了。胡同还在，院子都拆了，盖起了灰砖的二层小楼。漂亮是漂亮，可紧闭着的院门，透着一股子疏离。往外走到胡同口，迎面过来一辆摩拜，一个姑娘扭着铃铛“丁零零”地骑了过去，帽子下面依稀垂着两条大辫子。我一路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好像又看见了妞妞在蹦蹦杆儿上的笑脸，还有她临别时的那汪眼泪。
希望李奶奶、胖婶儿、张叔他们都好，祝你们健康幸福。
“天下，暂时相聚，忽然云散水空流”。
北京似乎留不住我的兄弟朋友。唯有书，常相伴。可是我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一本《梵高自传》。还是借大学同学的。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居无定所，到处借宿，住的都是破宿舍和筒子楼，基本没啥好地儿。后来租房住，搬来搬去的，一不留神就把北京城四个角儿都住遍了。当时心里想，啥时候能在故宫旁边住几天，在中央城区睡一下，那该是何等的荣光。
没承想，还真让我给睡着了。
那年的秋天，我们告别了青龙桥菜地旁的房子。房东二哥帮着找了辆货车，我们收拾了半天，破杯子烂碗，啥都不舍得扔，堆了小半车家当，然后带着二哥二嫂的祝福，风风光光地进了城。
那时四环还没修，“城”的概念是二环以里，货车晚上8点以后才让进城。我们在西直门外猫了一会儿，赶8点整开上二环，晃晃悠悠快9点才到新家外头。新租的房子在北京饭店向北不远的磁器库胡同北巷，明朝时宫里在这儿堆放过瓷器。胡同南头向西走几步，有座普度寺，明代叫东苑，是太子住的地方，清初成了铁帽子亲王多尔衮的府邸，后来才改成了大庙。再往西，就是故宫了。所以，说我们和皇帝是邻居，也不算吹牛。
这是一处大杂院。院门朝东，外头就是胡同。院子是瘦长的一溜，南北走向，很窄，住人的屋子都靠西，隔着一条步道，东墙下挤满了高矮参差的厨房和杂物间。我们把头儿，住北房。门口有一处凹进去的空间，我们拿它做了厨房，立上一架灶台，炒锅一口，蒸锅一口，连门儿都没有，就用块塑料布一苫。穷家也得先把日子过起来。
搬家那天也是惊心动魄。因为胡同太窄，货车开不进去，只能停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二三百米的距离，背扛肩挎，一趟一趟搬吧。这一通闹哄哄，院儿里竟没半个人出来瞧一眼的。搬完快10点，招呼大家吃完饭，回来已经11点多了。一推门，嘿，打里面锁上了。拍了半天门，没人搭理。我这暴脾气！爷可是交了租子的，我就不信进不去了。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一句话来，狗急跳墙。对！垫上几块砖头我就翻上院墙，底下黑咕隆咚的啥也瞅不见，一闭眼跳下去，落地就踩倒了一个硬家伙，“叮了咣啷” 滚好远，一摸索，好像是个垃圾桶。从里头把院门打开，女朋友探进头来，小声嘟囔了一句，“这都住了些啥人啊？”
管他呢。收拾铺盖，先睡觉，这一天累的。我俩把床板搭上，铺好垫子褥子，都没顾上洗漱，就躺下了。半夜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就听“咣当”一声，耳边响起一记炸雷，撕裂了黑夜，也把我俩炸蒙了。回过神儿来，已经在地上了，原来是床板没搭严实，塌下来了。又起来重新搭好，接着睡下，这才到天亮。后来隔壁胖婶儿告诉我们，我们搬来的第二天，她就和李奶奶一阵儿嘀咕。李奶奶说，这户人家不简单，是厉害人物，咱们可别惹。我们就这么立了威，直到搬走，大家都对我们客客气气的。当然，后来是处出了感情。
胖婶儿是高久雷蒙制衣厂的下岗工人，她说算是内退。她老头儿张叔是裕龙大酒店的厨子，据说炒得一手好菜，可除了酱爆鸭丝，我们就没见过他在家里做过饭。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去王府井西头儿的一家烤鸭店买鸭架子，两块钱一只外卖，便宜到难以置信。买回来撕巴撕巴就一盘子鸭肉，张叔要是在家，就会用葱丝和甜面酱给我们酱爆着吃，香极了。
张叔性子好，从来不和胖婶儿拌嘴，就是总开玩笑挤对胖婶儿爱犯迷糊。其实他说得倒也没错。有天下午，我们出门回来，见胖婶儿一个人在家门口低头呆立着，好像午睡才起来，还没醒透，但看上去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嗯……好像肚子比平时大了好多。再一细看，哈哈，原来是裤子穿反了，屁股跑到前面，鼓了一个大包。她低着脑袋，估计也正琢磨这事儿呢。看见我们笑，她这才反应过来，哎哟一声，红着脸儿闪进屋里，乐得我们肚子疼。
住在院子南头儿的李奶奶就从不犯迷糊，可她都快80了。李奶奶总戴着一副老式黑边眼镜，镜片得有瓶子底那么厚，头发一丝不苟，油亮油亮的，看上去既精明又利索。她是天津人，老了才搬来和儿子住，妞妞是她的孙女，那时才上小学。我们都喜欢妞妞。她梳着两条小辫儿，总是咧着大嘴笑，啥时候都那么开心。我们有时会和她在胡同口一起玩一会儿，踢毽子啊、蹦蹦杆儿啊、跳格子啊，每次妞妞都拽着不让我们走。我们偶尔会给她补补课，带着她做作业。李奶奶瞧见了，准会洗俩大苹果，或者拿点儿什么别的吃食，塞我们手里，并不多說话。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正做着饭，就见李奶奶从对面儿端着个盘子，急匆匆地穿过院子，走到我们家门口，探身进屋把盘子一撂，二话不说，又快步走回去了。我们低头一看，是盘儿侉炖小黄鱼，还冒着热乎气儿，看着就好吃。估计是没做胖婶儿家那份儿，这才悄悄地递给我们。
大院里头居住条件虽说不好，可除了时不时顶棚上掉俩臭大姐下来，也没见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的。屋子小，取暖不是问题，再加上那时候也皮实，就算夏天热个几天，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公共厕所也够宽敞，碰见熟人还能唠几句，并不耽误你方便。邻居们也爱聚在一块儿侃大山。夏天晚上吃完饭，一个个就摇着蒲扇，拎着马扎溜达出来。胡同路灯下边靠墙一坐，就天南地北地侃开来。我那几年没少去凑热闹，听他们马海毛、叶利钦、索罗斯的一路侃着，学了不少东西。
其实大院儿里住着，最让人怀念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股热乎劲儿。一个院儿的邻居住得都像亲人。出了院门，整条胡同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碰见谁都会笑嘻嘻地打个招呼，问一句，“您吃了吗？” 家里但凡有点儿什么事儿，邻居间相互搭把手，分分钟就解决了。这时候你要是指望打个长途电话把亲戚叫来，黄花菜都凉了，远亲不如近邻啊。虽说也免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可到哪儿不是这样呢？
住了快三年，我们攒了点儿钱在通州买了房。临走那天大家送到胡同口。妞妞拽着我们不撒手，哭着要把她的蹦蹦杆儿送给我们。胖婶儿和张叔忙着帮忙搬东西，李奶奶不说话，眼圈却红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月前回去过一次，快不认识了。胡同还在，院子都拆了，盖起了灰砖的二层小楼。漂亮是漂亮，可紧闭着的院门，透着一股子疏离。往外走到胡同口，迎面过来一辆摩拜，一个姑娘扭着铃铛“丁零零”地骑了过去，帽子下面依稀垂着两条大辫子。我一路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好像又看见了妞妞在蹦蹦杆儿上的笑脸，还有她临别时的那汪眼泪。
希望李奶奶、胖婶儿、张叔他们都好，祝你们健康幸福。
“天下，暂时相聚，忽然云散水空流”。
北京似乎留不住我的兄弟朋友。唯有书，常相伴。可是我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一本《梵高自传》。还是借大学同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