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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徐邦达先生于公元2012年2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一百零一周岁，可谓长寿。自2005年先生卧病在床已经七年，一般地说，在思想上应当是有所准备的，但噩耗传来，我依然感到万分悲痛。在向先生遗体告别的当天，早上八点多钟，灵堂已经布置完毕，仪式还没有开始，大厅空无一人，先生静卧于鲜花丛中，我在先生家人的陪伴下最后一次拜谒先生。我跪在地上给先生叩头，想到从此要与先生永诀，悲从中来不能自己……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长歌当哭，痛定思痛，想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每拿起笔，哀思依旧袭来，一时还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思路，不知从哪里说起。因为徐先生不仅仅是我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而且，也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恩人。思来想去，还是从我拜识先生说起吧。
我现在的学历还是“中学生”。因“文革”动乱，正在读高中时被迫中断了学业，我便自修文史，这方面曾得到吴玉如先生的指授。后拜李卿云先生为师，研习书法和碑帖赏鉴。1978年全国文物调展，书画碑帖分四期展出，近半年时间，我因经常去看，得以认识徐先生的两位朋友：国辞翰和钱容之先生。当他们了解到我在国学及书画碑帖鉴赏方面都有基本功底时，便提出要帮我找老师，以调换工作去搞专业(我时为铁路工厂的工人)。我当时说，两位老人家都是我的老师，他们说，不，我们要给你找这方面顶天的老师——徐邦达。我当时连声称谢，心里却犯疑：我有这么幸运吗?
1978年国庆节前后，钱容之先生带我到徐先生家。现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的先生，同后来人们认识的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望之令人有出尘之感的先生，除头发和听觉略有变化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瘦甚至略显文弱，但精神极好，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虽研究的是常人认为很神秘的书画真伪，却不讲玄虚，也不世故。对于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是那样认真地听我陈述看法，那样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使我浑然忘了这是第一次见大专家大学者。
从对话中我知道，先生对我的自学经历已经有所了解。谈话中先生随手拿起书桌上的几本影印本，怀素《自叙帖》、赵孟頫《九歌书画册》、《与山巨源绝交书》，还有一张先生新发现的怀素《食鱼帖》的照片，让我谈谈看法。虽然先生一再说我们是随便聊天，随便说，但我想，这肯定是先生在考察我了，心里有些紧张。先生态度平和地鼓励我说，你喜欢赵孟頫就先从赵说吧。我便尽当时所知，谈了自己对赵的这两件作品的看法：九歌，画不太懂，似乎不应画得那么程式化，小楷绝对假，风格到不了元。《绝交书》绿绢本是赵书名迹。先生问，那三希堂刻的《绝交书》呢?我说不但假，而且就是此本的临本。先生让说说根据，我说绿绢本是老故宫印的，我也有一本，此帖是赵子昂背书，所以有漏字、衍文，“愿守陋巷教养子孙”下少写了七十一字，三希堂本完全相同，所以说是此本的临本。先生现出满意的神色，问，你怎么发现的?我说，《绝交书》我也能背。先生问我怎么看到《嵇康集》的，我说是鲁迅校点本，从首都图书馆借的。先生说，听说你非常喜欢鲁迅，因为读鲁迅书，你才喜欢今古文学史，读有关历史的书的，是吗?我说是，鲁迅愤世嫉俗，受嵇康影响很大。先生又指着《自叙帖》说，我正在写《古书画过眼录》，正写到怀素，说说你的看法。我说，传《自叙帖》前六行残了，苏舜钦补书，但黄山谷时就有三种，李卿云先生说日本还有半本墨迹，莲池书院刻本称为石阳修本，契兰堂刻有苏子美跋，连同《圣母》、《律公》这些拓本，李先生都有，给我讲课时看过，同墨迹有区别。吴先生给我和苏士澍讲过书谱、草书的性质、性情问题。我认为大家草书使转总应当有提按顿挫，《食鱼帖》及《圣母》《律公》都可以看出转侧停蓄，而《自叙》墨迹，虽纵逸飞动，但过于流走，顿挫起伏不够，是小笔写大字，是临本。我说：“我是瞎说，您别笑话。”但先生非常高兴，说：“嗯，可以看出来是有名师指教过的。”又找出一本《兰亭论辩》说，听说你对兰亭问题很有兴趣?我说此书我也买了。最初是看鲁迅先生文章才关注郭沫若的，郭是诗人又要做学问，本来头脑就容易忽冷忽热，但写兰亭是受人指使，是项庄舞剑。他引李文田的话作武器，方法上也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倒退，李文田和钱大昕是不能比的。普通人平常的书写和名家的书法艺术怎么能等同呢?能把农村的告示、工厂的安全条例这样的字和郭沫若他自己的书法作品一样地挂到荣宝斋里吗?!先生大笑，笑得很开心。他对钱容之先生说：“谢谢你给我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生!”从此，我就拜在徐先生门下。由先生举荐，1979年初，我从铁路工厂调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做了徐先生的工作助手。
三十年来，先生不仅言传身教，从业务学术上指导我，而且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三十年的培育、信任、呵护，可以说师生如父子。下面的几件小事或可见师徒情谊之深。
刚到故宫时，为上班方便，研究室领导给争取了一张自行车票，先生知道后问我，买车需要多少钱，我回答一百七十多元。先生说，将近你工资的四倍了，我支持一百吧!我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但先生只是笑着叮咛我注意安全。
先生为了了解学生的知识程度，常常先让学生讲对所看书画的看法，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讲解。同样是刚到故宫不久，先生带我同其他故宫同仁去文物总店看画。针对一件王维的《江干雪意图》及其后的题跋，先生要听听我的看法。我说完之后，不想先生说了句，你对此画的认识比某某还强。我连连说，不能这么说，我还没入门，怎么同老专家比呢!没想到，故宫领导就听到反映，说王连起很狂，自称比某某先生强。先生知道后，亲自找院领导澄清事实，并要求同去看画的人替我作证。先生向来对无事生非的人很反感，说，有这工夫多学点业务本领好不好!
正式做先生的工作助手后不久，先生就告诉我，你帮我做《古书画过眼录》和《伪讹考辨》，有问题就问。我调你来，不只是找一个干活的，你文史底子好，要有自己的研究。你对赵孟頫有兴趣，赵有书有画有碑有帖，承上探源晋唐宋，启下寻流明清。慢慢来，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成为赵孟頫专家。我给你写了个赵孟頫的作品简表，供你参考。先生从他常用的年代表书中抽出叠着的稿纸，打开是三张稿纸粘成的一长条，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如绿豆大小，按时间顺序写明赵孟頫有款的书画作品，并标出赵大概的行藏经历，如何时为何官及在何地等等。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憋出一句：“先生，我要成不了赵孟頫专家，我对不起您!”说完自感有些孟浪，赶紧补充一句：“您千万不要对别人讲，免得人家又说我狂。”先生听后哈哈大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级考虑到“文革”中成长的年轻职工一般在学业上欠缺，要评职称了，还要讲学历，当时曾给业务部门一些报考专业高校的名额，如行政管理学院的文博专业之类。我当时表态，我已错过读书的年龄，这个机会应当让给适龄者，我通过自学如不胜任本职工作就把我调离。但还是有好心的领导征求先生意见，希望我能拿个文凭。先生说：“连起自学成才，我信他才调他来。我就是喜欢他的不图虚名。让他上这种学校，谁教谁呢!”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我写了一篇《赵孟頫为妻子代笔》的小文，被推荐给《紫禁城》，但被这位领导压下了。后来他看到我写的《赵孟頫道教碑真伪考》发表在《文物》月刊上，又有先生的上述表态，于是乎，我凡有文章，无论《紫禁城》或院刊就都能发表了。这同先生的指教培育和支持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很多文章在谈到先生为全国博物馆古书画做鉴定和培养人才时，都讲到1983年的全国书画小组，先生是名列其中的。但先生带着学生和助手全国各博物馆阅看古书画是始于“文革”结束后不久，要早于鉴定组看画六年。全同书画鉴定小组成立时，先生已将全国博物馆藏画的绝大多数都看过。书画小组是鉴定真伪，亦区别好坏(如“入目”还是“入录”)。徐先生不仅鉴定真伪优劣，还要帮助各博物馆判定文物级别。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徐先生存全国书画小组只到1985年9月，这有《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985年9月以后的“编后记”为证。两书都是这样记载的：“山于工作及身体方面的原因，启功同志、徐邦达同志未能参与第四期第五期鉴定工作的全过程。”或“由于身体欠佳及其他原因，启功同志、徐邦达同志未能参加本期鉴定工作。”从此以后，这两书注释中，也就再没有两位先生的鉴定意见了。其原因见1985年9月徐先生给各博物馆的三点声明。其实不同的鉴定理念和为人处事方法，同先生离开鉴定小组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以培养人才为例，鉴定小组成立伊始，故宫就排出了九个随专家学习人员的名单，先生当即指出，这其中有的人年岁已大，如果想学，在故宫这么多年就应当显现出来了。其日常工作做得也不错，应当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启功先生也提出，找几本书画影印本，用报纸挖个洞，盖住款印，考考。此时有人居然说，启先生，您的办法不就是不让我参加吗?事实是说这话的人是从始至终参加了的，但过后不久就去世了。更有专家，所带之高龄助手，鉴定组工作未结束，便已魂归道山。这些，在一心要为国家培养书画鉴定人才、而又不讲什么关系情面的徐先生看来是根本小能理解的。
在我拜徐先生为师之例，先生就对于培养书画研究鉴定人才倾注了极大热情。先生对其所喜爱的人才津津乐道。如先生讲，故宫之外，黄涌泉是他最早的学生。“文革”后，南京看画又收萧平。让先生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他很早就看上了薛永年，可惜被中央美院留下了。八十年代初，先生在苏州博物馆看画时，认为该馆的一个年轻人很有悟性，也收在门下，小仅那几年带他看画，而且向方闻先生推荐，并请傅熹年先生从中促成他到美国大学深造。以傅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特立独行的性格，傅先生为了玉成此事，竞在《中国美术全集》元代绘画卷的前言上，将其名字同自己一同M署名。事虽不果，但先生同傅先生为国家培养后进之无私和热忱令人感佩。我在1999年祝贺先生九十寿诞的文章中还记有这样一段。“故宫有一位年轻人，眼力不错，而且肯于用功读书，能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先生很关心他，常问我他怎么样啦。当先生听到其人周围的一些关系曾处理得不协调时，就告诉我，你帮帮他，说说他，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他的发展。”可惜的是，先生的担忧后来果然变成现实，2002年，此人断然辞职，离开故宫。先生听到后，亲自打电话给在南京开会的我，表示了他老人家的爱才焦虑：“书画部没有这样用功而有眼力的人了。连起，你找院长把他调到研究室来，就说我要他。这个家伙你也劝劝他。”后来此人去意已决，先生很长时间提到他，都连叹可惜。相较于那种为了关系而全不计能否培养国家可用之才的人，先牛的高尚还用言辞来评述吗?!
徐先牛治学的科学态度、对文物的热爱、对原则的坚持同样体现在平常的工作中，凡人情世故、关系势力，皆不能动摇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今举例证之：
徐先生和一位红学专家老先生诗词唱和，交谊很深。二十几年前，在历史博物馆开会讨论曹雪芹小像问题。先生“早就断定此所谓陆厚信者题语印记，乃是后人伪造伪添的，并且时间不会太远，应在近世‘红学’盛行后。而此像根本不是曹雪芹本人”。当时与会者特别想听听权威鉴定家的意见，但这位老先生一上午会议始终挽着徐先生的手，不时恭维先生的学问渊博，才思敏捷，慧眼独具，弄得先生欲说不能。不得已，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中途退场，面对大家的期待目光，先生边走边拱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写文章吧。”后来先生写了文章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并收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明清小像画被改头换面》之五。这应当是在鉴定问题上，先生最给人面子的事了，但先生还是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徐先生在古书画研究鉴定方面，能受人尊重景仰，并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治学方法和坚持原则的态度，而与鉴定本身无关的事他全不放在心上。否则，也就不是徐邦达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随先生到山西鉴阅书画。最后一天，晚上九点的火车回京，七点省长请饭送行，下午五点多钟还在文物商店看画。最后经理说：“没有了，就地下库房里还剩下点破烂的东西。徐先生快走吧，省长还等您吃饭呢!”先生坚持让把地下室的东西取出。一件确实破得很厉害的轴子，撕开很长的口子，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卷开，看到画心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像王若水。“什么?”坐在桌旁的先生一下子跑过来，帮助将画打开，“果然是王渊!”先生兴奋地说道。同时，先生一反平时的温和儒雅，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商店领导说：“我告诉你，此画要拿到北京故宫裱，在这之前，我和霍省长签字封好，谁也不能看!再动就真毁了，就是破坏文物!”此时有人提醒先生，省长的饭局要误了。先生说，饭可以不吃，但画不能不看! 1982年夏，我随先生到吉林省博看画，时遇一些地方高官来欣赏画。打画的时候，一个高官将画面都划上了指痕。徐先生勃然大怒：“你不许动!”有人赶紧介绍说这是某某领导。先生说：“就是天王老子乱动损伤文物也不行!以后你们馆要记住，特别重要的珍品，出库要有一定时间间隔，什么领导也不能自己乱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发火。在场有人小声说，这个徐邦达，不仅鉴定眼力好，学问好，保护文物安全还真一点情面不留!是的，先生为书画从不将人情世故放在眼里。回来我将此事告诉启功先生，启先生笑着说：“从来如此，老书呆子。这一点，正是贵老师的可爱之处。”
从1979年起，我跟随徐先生到全国各省市博物馆阅看书画，凡有疑难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先生是有问必答，这在那时或之前的文物界中是不多见的。而徐先生既不保守，也不文过饰非，没有一点江湖气，更没有门户之见。这一点，在介绍我拜启功先生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初到故宫，徐先生知道我喜欢碑帖，主动跟我说，碑帖过去叫黑老虎，真懂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写封信你带着找启功先生，元白学问非常好，你的李先生不介意吧?我说，李先生早就希望我能认识您和启功先生，您都不介意，李先生更不介意了。先生笑了。我是持先生手书，拜识启功先生的，从此，我便得到了启先生的悉心指教。先生鉴考古书画，法眼燃犀，多么复杂的作伪手段都能一一辨析明白，但在人际关系上却是如此的诚恳单纯。
关于徐先生在古书画鉴定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我有一篇文章叫《古书画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在庆祝先生百年华诞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言及先生的著作对古书画研究的年轻一代，是一个最全面、最系统的教科书。待我心情平静后，我将更详实地再作评述。但现在只能抄录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表达我对先生这方面贡献的崇敬和纪念。
先生将古书画鉴定当作学间研究，从而将它提升到学术的层面，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早在1960年，先生编了《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表》，这个表，对清宫旧藏书画的存佚状况皆有调查，存世者皆注明藏地，凡先生过眼者，其真伪都做了判断，并以符号标明。这是对二十六年前，初看故宫书画时的宿愿的初步偿还。六十年代初，先生还依据各种著录书或目睹的实物中有作者生卒或作品年代的，编成《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此书分甲乙两部，目的先生前言有所交待：甲部按作者创作纪年先后排列，“可以看出各个书画家生平创作活动的发展过程”。乙部按朝代年号干支排列，“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美术创作的倾向”。二表为古书画研究鉴定者，从时间顺序上了解文献记载和实物存亡的方面，提供较全面的资料讯息。
《古书画鉴定概论》是先生积数十年书画鉴定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概述。只要看看此书目录的章节分类，便可见其书的系统全面。《古书画过眼要录》是先生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是对历代书画著录继承总结后的发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大大地超越前人的，对每件作品所下的按语，有作品年代风格的判断，有内容史实所涉典故的考证，以及对前人题跋著录错误的纠正，简明精确，真可谓拆骨见髓，字字精金。而《古书画伪讹考辫》则是对传世有影响的书画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眼。正是由于徐先生的《过眼录》和《考辨》，人们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存世及真伪、流传和鉴藏情况。先生其他著述，也都是围绕着古书画研究鉴定工作撰写的。如《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先生还曾计划着手辑录一个历代书画题跋索引，我曾见过他亲手抄录的一批卡片。徐先生多次谦虚地讲，他对碑帖没什么研究。但从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澄清堂帖综谈》一文可知，他对碑帖真伪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一些所谓的碑帖专家。由此可见，先生的研究与著述，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珍赏万千年”(先生有文《名画欣得所，人民珍赏万千年》1959.10《美术》)，即让人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古代书画作品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古书画研究体系。
先生的这些丰富著述，对学习和从事古书画研究的年轻一代，可以说是一个最全面、最系统的教科书，不管是学校，还是文博单位，以至个人，凡讲书画鉴定，都跳不出徐先生《古书画鉴定概论》所定的纲目内容秩序。这一点，从事古书画专业工作的年轻专家们是最清楚的。
行文至此，抬头看见书架上我同先牛和肩功先生的合影，那是1999年我应方闻先生之邀，将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访问工作前，二位先生为我饯行时照的。席间，先生几次向启功先生表达他的关切：连起不会外语，怎么走，到那边怎么活动、生活，等等。启先生说，我让我在康奈尔渎书的亲戚送他过去，那边方先生给他配了助手。先生这才放心。
而墙上挂着的徐先生赐我的自书诗轴，更引起我对先生的深深怀念。在先生八十岁时，我曾替朋友求先生写一张字。先生说，也给你写一张吧。看着先生劲媚的书法和鹤发童颜的容貌，我心中的祝愿油然而生，便对先生说，那您从八十一岁开始，每年给我写一张字吧，最少要二十张!先生听了笑道，那时我就一百零一岁了。自此，每到岁末，先生部赐我一张墨宝。1999年年底我在美国纽约人都会博物馆，参加“董源《溪岸图》研讨会”的故宫副院长、杨新师兄，带来先生的一封信，启封看到的就是现在挂在墙上的这幅字：“一年又到将除夕，旧约应偿敢不偿。二十八言间佳汛，云天浩荡寄西方。岁云暮矣，征人犹在远地。书此问好，亦偿旧约也。连起老弟鉴之。一九九九午冬未，八十九叟徐邦达书。”唐人有诗“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没想到我的祝愿竟成了一句谶语，先生驾鹤西去，正是一百零一岁。
写到此处，先牛的音容笑貌、先生的娓娓而谈……无限的往事一时又都涌到眼前，无限悲思使我又一次停笔。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夜已深，怀着这样的思绪，希望今晚在梦中能见到先生，倾诉我的无限思念!
我现在的学历还是“中学生”。因“文革”动乱，正在读高中时被迫中断了学业，我便自修文史，这方面曾得到吴玉如先生的指授。后拜李卿云先生为师，研习书法和碑帖赏鉴。1978年全国文物调展，书画碑帖分四期展出，近半年时间，我因经常去看，得以认识徐先生的两位朋友：国辞翰和钱容之先生。当他们了解到我在国学及书画碑帖鉴赏方面都有基本功底时，便提出要帮我找老师，以调换工作去搞专业(我时为铁路工厂的工人)。我当时说，两位老人家都是我的老师，他们说，不，我们要给你找这方面顶天的老师——徐邦达。我当时连声称谢，心里却犯疑：我有这么幸运吗?
1978年国庆节前后，钱容之先生带我到徐先生家。现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的先生，同后来人们认识的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望之令人有出尘之感的先生，除头发和听觉略有变化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瘦甚至略显文弱，但精神极好，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虽研究的是常人认为很神秘的书画真伪，却不讲玄虚，也不世故。对于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是那样认真地听我陈述看法，那样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使我浑然忘了这是第一次见大专家大学者。
从对话中我知道，先生对我的自学经历已经有所了解。谈话中先生随手拿起书桌上的几本影印本，怀素《自叙帖》、赵孟頫《九歌书画册》、《与山巨源绝交书》，还有一张先生新发现的怀素《食鱼帖》的照片，让我谈谈看法。虽然先生一再说我们是随便聊天，随便说，但我想，这肯定是先生在考察我了，心里有些紧张。先生态度平和地鼓励我说，你喜欢赵孟頫就先从赵说吧。我便尽当时所知，谈了自己对赵的这两件作品的看法：九歌，画不太懂，似乎不应画得那么程式化，小楷绝对假，风格到不了元。《绝交书》绿绢本是赵书名迹。先生问，那三希堂刻的《绝交书》呢?我说不但假，而且就是此本的临本。先生让说说根据，我说绿绢本是老故宫印的，我也有一本，此帖是赵子昂背书，所以有漏字、衍文，“愿守陋巷教养子孙”下少写了七十一字，三希堂本完全相同，所以说是此本的临本。先生现出满意的神色，问，你怎么发现的?我说，《绝交书》我也能背。先生问我怎么看到《嵇康集》的，我说是鲁迅校点本，从首都图书馆借的。先生说，听说你非常喜欢鲁迅，因为读鲁迅书，你才喜欢今古文学史，读有关历史的书的，是吗?我说是，鲁迅愤世嫉俗，受嵇康影响很大。先生又指着《自叙帖》说，我正在写《古书画过眼录》，正写到怀素，说说你的看法。我说，传《自叙帖》前六行残了，苏舜钦补书，但黄山谷时就有三种，李卿云先生说日本还有半本墨迹，莲池书院刻本称为石阳修本，契兰堂刻有苏子美跋，连同《圣母》、《律公》这些拓本，李先生都有，给我讲课时看过，同墨迹有区别。吴先生给我和苏士澍讲过书谱、草书的性质、性情问题。我认为大家草书使转总应当有提按顿挫，《食鱼帖》及《圣母》《律公》都可以看出转侧停蓄，而《自叙》墨迹，虽纵逸飞动，但过于流走，顿挫起伏不够，是小笔写大字，是临本。我说：“我是瞎说，您别笑话。”但先生非常高兴，说：“嗯，可以看出来是有名师指教过的。”又找出一本《兰亭论辩》说，听说你对兰亭问题很有兴趣?我说此书我也买了。最初是看鲁迅先生文章才关注郭沫若的，郭是诗人又要做学问，本来头脑就容易忽冷忽热，但写兰亭是受人指使，是项庄舞剑。他引李文田的话作武器，方法上也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倒退，李文田和钱大昕是不能比的。普通人平常的书写和名家的书法艺术怎么能等同呢?能把农村的告示、工厂的安全条例这样的字和郭沫若他自己的书法作品一样地挂到荣宝斋里吗?!先生大笑，笑得很开心。他对钱容之先生说：“谢谢你给我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生!”从此，我就拜在徐先生门下。由先生举荐，1979年初，我从铁路工厂调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做了徐先生的工作助手。
三十年来，先生不仅言传身教，从业务学术上指导我，而且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三十年的培育、信任、呵护，可以说师生如父子。下面的几件小事或可见师徒情谊之深。
刚到故宫时，为上班方便，研究室领导给争取了一张自行车票，先生知道后问我，买车需要多少钱，我回答一百七十多元。先生说，将近你工资的四倍了，我支持一百吧!我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但先生只是笑着叮咛我注意安全。
先生为了了解学生的知识程度，常常先让学生讲对所看书画的看法，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讲解。同样是刚到故宫不久，先生带我同其他故宫同仁去文物总店看画。针对一件王维的《江干雪意图》及其后的题跋，先生要听听我的看法。我说完之后，不想先生说了句，你对此画的认识比某某还强。我连连说，不能这么说，我还没入门，怎么同老专家比呢!没想到，故宫领导就听到反映，说王连起很狂，自称比某某先生强。先生知道后，亲自找院领导澄清事实，并要求同去看画的人替我作证。先生向来对无事生非的人很反感，说，有这工夫多学点业务本领好不好!
正式做先生的工作助手后不久，先生就告诉我，你帮我做《古书画过眼录》和《伪讹考辨》，有问题就问。我调你来，不只是找一个干活的，你文史底子好，要有自己的研究。你对赵孟頫有兴趣，赵有书有画有碑有帖，承上探源晋唐宋，启下寻流明清。慢慢来，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成为赵孟頫专家。我给你写了个赵孟頫的作品简表，供你参考。先生从他常用的年代表书中抽出叠着的稿纸，打开是三张稿纸粘成的一长条，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如绿豆大小，按时间顺序写明赵孟頫有款的书画作品，并标出赵大概的行藏经历，如何时为何官及在何地等等。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憋出一句：“先生，我要成不了赵孟頫专家，我对不起您!”说完自感有些孟浪，赶紧补充一句：“您千万不要对别人讲，免得人家又说我狂。”先生听后哈哈大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级考虑到“文革”中成长的年轻职工一般在学业上欠缺，要评职称了，还要讲学历，当时曾给业务部门一些报考专业高校的名额，如行政管理学院的文博专业之类。我当时表态，我已错过读书的年龄，这个机会应当让给适龄者，我通过自学如不胜任本职工作就把我调离。但还是有好心的领导征求先生意见，希望我能拿个文凭。先生说：“连起自学成才，我信他才调他来。我就是喜欢他的不图虚名。让他上这种学校，谁教谁呢!”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我写了一篇《赵孟頫为妻子代笔》的小文，被推荐给《紫禁城》，但被这位领导压下了。后来他看到我写的《赵孟頫道教碑真伪考》发表在《文物》月刊上，又有先生的上述表态，于是乎，我凡有文章，无论《紫禁城》或院刊就都能发表了。这同先生的指教培育和支持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很多文章在谈到先生为全国博物馆古书画做鉴定和培养人才时，都讲到1983年的全国书画小组，先生是名列其中的。但先生带着学生和助手全国各博物馆阅看古书画是始于“文革”结束后不久，要早于鉴定组看画六年。全同书画鉴定小组成立时，先生已将全国博物馆藏画的绝大多数都看过。书画小组是鉴定真伪，亦区别好坏(如“入目”还是“入录”)。徐先生不仅鉴定真伪优劣，还要帮助各博物馆判定文物级别。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徐先生存全国书画小组只到1985年9月，这有《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985年9月以后的“编后记”为证。两书都是这样记载的：“山于工作及身体方面的原因，启功同志、徐邦达同志未能参与第四期第五期鉴定工作的全过程。”或“由于身体欠佳及其他原因，启功同志、徐邦达同志未能参加本期鉴定工作。”从此以后，这两书注释中，也就再没有两位先生的鉴定意见了。其原因见1985年9月徐先生给各博物馆的三点声明。其实不同的鉴定理念和为人处事方法，同先生离开鉴定小组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以培养人才为例，鉴定小组成立伊始，故宫就排出了九个随专家学习人员的名单，先生当即指出，这其中有的人年岁已大，如果想学，在故宫这么多年就应当显现出来了。其日常工作做得也不错，应当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启功先生也提出，找几本书画影印本，用报纸挖个洞，盖住款印，考考。此时有人居然说，启先生，您的办法不就是不让我参加吗?事实是说这话的人是从始至终参加了的，但过后不久就去世了。更有专家，所带之高龄助手，鉴定组工作未结束，便已魂归道山。这些，在一心要为国家培养书画鉴定人才、而又不讲什么关系情面的徐先生看来是根本小能理解的。
在我拜徐先生为师之例，先生就对于培养书画研究鉴定人才倾注了极大热情。先生对其所喜爱的人才津津乐道。如先生讲，故宫之外，黄涌泉是他最早的学生。“文革”后，南京看画又收萧平。让先生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他很早就看上了薛永年，可惜被中央美院留下了。八十年代初，先生在苏州博物馆看画时，认为该馆的一个年轻人很有悟性，也收在门下，小仅那几年带他看画，而且向方闻先生推荐，并请傅熹年先生从中促成他到美国大学深造。以傅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特立独行的性格，傅先生为了玉成此事，竞在《中国美术全集》元代绘画卷的前言上，将其名字同自己一同M署名。事虽不果，但先生同傅先生为国家培养后进之无私和热忱令人感佩。我在1999年祝贺先生九十寿诞的文章中还记有这样一段。“故宫有一位年轻人，眼力不错，而且肯于用功读书，能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先生很关心他，常问我他怎么样啦。当先生听到其人周围的一些关系曾处理得不协调时，就告诉我，你帮帮他，说说他，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他的发展。”可惜的是，先生的担忧后来果然变成现实，2002年，此人断然辞职，离开故宫。先生听到后，亲自打电话给在南京开会的我，表示了他老人家的爱才焦虑：“书画部没有这样用功而有眼力的人了。连起，你找院长把他调到研究室来，就说我要他。这个家伙你也劝劝他。”后来此人去意已决，先生很长时间提到他，都连叹可惜。相较于那种为了关系而全不计能否培养国家可用之才的人，先牛的高尚还用言辞来评述吗?!
徐先牛治学的科学态度、对文物的热爱、对原则的坚持同样体现在平常的工作中，凡人情世故、关系势力，皆不能动摇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今举例证之：
徐先生和一位红学专家老先生诗词唱和，交谊很深。二十几年前，在历史博物馆开会讨论曹雪芹小像问题。先生“早就断定此所谓陆厚信者题语印记，乃是后人伪造伪添的，并且时间不会太远，应在近世‘红学’盛行后。而此像根本不是曹雪芹本人”。当时与会者特别想听听权威鉴定家的意见，但这位老先生一上午会议始终挽着徐先生的手，不时恭维先生的学问渊博，才思敏捷，慧眼独具，弄得先生欲说不能。不得已，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中途退场，面对大家的期待目光，先生边走边拱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写文章吧。”后来先生写了文章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并收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明清小像画被改头换面》之五。这应当是在鉴定问题上，先生最给人面子的事了，但先生还是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徐先生在古书画研究鉴定方面，能受人尊重景仰，并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治学方法和坚持原则的态度，而与鉴定本身无关的事他全不放在心上。否则，也就不是徐邦达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随先生到山西鉴阅书画。最后一天，晚上九点的火车回京，七点省长请饭送行，下午五点多钟还在文物商店看画。最后经理说：“没有了，就地下库房里还剩下点破烂的东西。徐先生快走吧，省长还等您吃饭呢!”先生坚持让把地下室的东西取出。一件确实破得很厉害的轴子，撕开很长的口子，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卷开，看到画心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像王若水。“什么?”坐在桌旁的先生一下子跑过来，帮助将画打开，“果然是王渊!”先生兴奋地说道。同时，先生一反平时的温和儒雅，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商店领导说：“我告诉你，此画要拿到北京故宫裱，在这之前，我和霍省长签字封好，谁也不能看!再动就真毁了，就是破坏文物!”此时有人提醒先生，省长的饭局要误了。先生说，饭可以不吃，但画不能不看! 1982年夏，我随先生到吉林省博看画，时遇一些地方高官来欣赏画。打画的时候，一个高官将画面都划上了指痕。徐先生勃然大怒：“你不许动!”有人赶紧介绍说这是某某领导。先生说：“就是天王老子乱动损伤文物也不行!以后你们馆要记住，特别重要的珍品，出库要有一定时间间隔，什么领导也不能自己乱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发火。在场有人小声说，这个徐邦达，不仅鉴定眼力好，学问好，保护文物安全还真一点情面不留!是的，先生为书画从不将人情世故放在眼里。回来我将此事告诉启功先生，启先生笑着说：“从来如此，老书呆子。这一点，正是贵老师的可爱之处。”
从1979年起，我跟随徐先生到全国各省市博物馆阅看书画，凡有疑难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先生是有问必答，这在那时或之前的文物界中是不多见的。而徐先生既不保守，也不文过饰非，没有一点江湖气，更没有门户之见。这一点，在介绍我拜启功先生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初到故宫，徐先生知道我喜欢碑帖，主动跟我说，碑帖过去叫黑老虎，真懂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写封信你带着找启功先生，元白学问非常好，你的李先生不介意吧?我说，李先生早就希望我能认识您和启功先生，您都不介意，李先生更不介意了。先生笑了。我是持先生手书，拜识启功先生的，从此，我便得到了启先生的悉心指教。先生鉴考古书画，法眼燃犀，多么复杂的作伪手段都能一一辨析明白，但在人际关系上却是如此的诚恳单纯。
关于徐先生在古书画鉴定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我有一篇文章叫《古书画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在庆祝先生百年华诞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言及先生的著作对古书画研究的年轻一代，是一个最全面、最系统的教科书。待我心情平静后，我将更详实地再作评述。但现在只能抄录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表达我对先生这方面贡献的崇敬和纪念。
先生将古书画鉴定当作学间研究，从而将它提升到学术的层面，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早在1960年，先生编了《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表》，这个表，对清宫旧藏书画的存佚状况皆有调查，存世者皆注明藏地，凡先生过眼者，其真伪都做了判断，并以符号标明。这是对二十六年前，初看故宫书画时的宿愿的初步偿还。六十年代初，先生还依据各种著录书或目睹的实物中有作者生卒或作品年代的，编成《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此书分甲乙两部，目的先生前言有所交待：甲部按作者创作纪年先后排列，“可以看出各个书画家生平创作活动的发展过程”。乙部按朝代年号干支排列，“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美术创作的倾向”。二表为古书画研究鉴定者，从时间顺序上了解文献记载和实物存亡的方面，提供较全面的资料讯息。
《古书画鉴定概论》是先生积数十年书画鉴定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概述。只要看看此书目录的章节分类，便可见其书的系统全面。《古书画过眼要录》是先生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是对历代书画著录继承总结后的发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大大地超越前人的，对每件作品所下的按语，有作品年代风格的判断，有内容史实所涉典故的考证，以及对前人题跋著录错误的纠正，简明精确，真可谓拆骨见髓，字字精金。而《古书画伪讹考辫》则是对传世有影响的书画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眼。正是由于徐先生的《过眼录》和《考辨》，人们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存世及真伪、流传和鉴藏情况。先生其他著述，也都是围绕着古书画研究鉴定工作撰写的。如《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先生还曾计划着手辑录一个历代书画题跋索引，我曾见过他亲手抄录的一批卡片。徐先生多次谦虚地讲，他对碑帖没什么研究。但从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澄清堂帖综谈》一文可知，他对碑帖真伪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一些所谓的碑帖专家。由此可见，先生的研究与著述，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珍赏万千年”(先生有文《名画欣得所，人民珍赏万千年》1959.10《美术》)，即让人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古代书画作品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古书画研究体系。
先生的这些丰富著述，对学习和从事古书画研究的年轻一代，可以说是一个最全面、最系统的教科书，不管是学校，还是文博单位，以至个人，凡讲书画鉴定，都跳不出徐先生《古书画鉴定概论》所定的纲目内容秩序。这一点，从事古书画专业工作的年轻专家们是最清楚的。
行文至此，抬头看见书架上我同先牛和肩功先生的合影，那是1999年我应方闻先生之邀，将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访问工作前，二位先生为我饯行时照的。席间，先生几次向启功先生表达他的关切：连起不会外语，怎么走，到那边怎么活动、生活，等等。启先生说，我让我在康奈尔渎书的亲戚送他过去，那边方先生给他配了助手。先生这才放心。
而墙上挂着的徐先生赐我的自书诗轴，更引起我对先生的深深怀念。在先生八十岁时，我曾替朋友求先生写一张字。先生说，也给你写一张吧。看着先生劲媚的书法和鹤发童颜的容貌，我心中的祝愿油然而生，便对先生说，那您从八十一岁开始，每年给我写一张字吧，最少要二十张!先生听了笑道，那时我就一百零一岁了。自此，每到岁末，先生部赐我一张墨宝。1999年年底我在美国纽约人都会博物馆，参加“董源《溪岸图》研讨会”的故宫副院长、杨新师兄，带来先生的一封信，启封看到的就是现在挂在墙上的这幅字：“一年又到将除夕，旧约应偿敢不偿。二十八言间佳汛，云天浩荡寄西方。岁云暮矣，征人犹在远地。书此问好，亦偿旧约也。连起老弟鉴之。一九九九午冬未，八十九叟徐邦达书。”唐人有诗“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没想到我的祝愿竟成了一句谶语，先生驾鹤西去，正是一百零一岁。
写到此处，先牛的音容笑貌、先生的娓娓而谈……无限的往事一时又都涌到眼前，无限悲思使我又一次停笔。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夜已深，怀着这样的思绪，希望今晚在梦中能见到先生，倾诉我的无限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