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是18年后新中国的伟大预演，举世瞩目。然而，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的许多筹备工作是在上海秘密进行的，并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神秘的南洋归侨

　　1929年秋的一天深夜，马路两旁的路灯昏暗，已泛黄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抖动。
　　坐落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口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老式洋房，悄然住入一户“南洋华侨”，他们就是扮成夫妇的林育南、张文秋，身负特殊使命。林育南年仅31岁，先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秘密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张文秋是年轻的地下党员，沉着镇静，灵活机智。两人明知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申城与敌人周旋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毫不畏惧。
　　当年，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份，有18个区域、127个县成立了拥有1400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已扩展到14个军，近10万人。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创建苏维埃中央政府顺理成章。鉴于那时中共中央机关仍驻申城，也考虑到上海有人员集散和生活安排之便，一些筹备工作就在这里进行。林育南接受重要任务后化名“赵玉卿”，与张文秋一起抵达黄浦江畔，他们经过反复察看，觉得那座三层老式洋房闹中取静，前有院墙和铁门护卫，内有树木遮掩，后有幽径可通，既气派又隐蔽，完全符合开展秘密工作的需要，便租下它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点，对外称为“赵公馆”。很快，林育南把房屋装饰得富丽堂皇：底层用于生活起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档家具；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临街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厚窗帘，两位工作人员为了便于工作，装扮成花匠和保姆。
　　在林育南的精心安排下，1930年5月5日至10日，在赵公馆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57人出席；其中，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的代表，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各赤色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
　　由于与会人数比较多，又连续忙碌数日，引起了外界注意。在第四天傍晚，一批密探前来敲门，随即气势汹汹地拥进庭院。花匠故意在楼下大叫：“你们慢一点呀，哎哟哎哟，我的脚被踩到了，哎哟哎哟，疼死啦！”
　　这些密探冲上楼时，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位穿戴讲究的老人端坐中间，有两个小孩在给他捶腿，亲友们则恭恭敬敬地向他拜寿。
　　此刻，西装革履的林育南对领头的麻脸密探说：“哟，吴探长来了。您也晓得我家老太爷今天做大寿啦？欢迎欢迎，晚上有‘燕云楼’大师傅做的寿宴，咱们一道喝几杯，热闹一下！”
　　麻脸密探愣了愣，头一歪嚷道：“有个‘包打听’来报告，说这里出现不少陌生人。兄弟端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饭碗，就管这个地段，不能不跑一趟呀！”
　　“吴探长是熟人啦，平时一直关照赵公馆！”穿着旗袍的张文秋走过来，从保姆拿来的托盘里取“大上海”牌香烟分给特务们，又塞一些钞票给麻脸密探，说：“这里都是我家亲友，没一个外人。吴探长尽管放心好了！”
　　“嘿嘿，相信赵老板是规矩的生意人。我们实在是职责所在，打扰了！”麻脸密探利索地把钞票放入口袋，皮笑肉不笑地拱了拱手，“祝赵老太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弟兄们还有别的公务，走啦！”
　　花匠看着包打听们出门离开，“呸”了一声，关上铁门。他回到楼上，轻声说：“人都走了，你们可以继续开会。我再下去盯着。”
　　林育南真是考虑得很周到，使突然闯入的密探看不出任何破绽，悻悻而去。于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顺利完成了各項议程。

新开的私立医院

　　当晚，林育南躺在床上无法入眠，心里想着下一步工作。卡德路上蓦地传来一阵嘈杂的警车怪叫声，有点令人恐怖。他索性披上衣服，到隔壁房间敲了敲门。
　　“我正要找你呢。”张文秋也未睡，马上开门说，“有些事，还需要再好好商量一下！”
　　林育南说：“我们开预备会议时已引起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密探的怀疑，我觉得应改变原来的计划，把正式会议移到更安全的地点。”
　　两人谈了一会儿，都觉得对会场的选择，必须慎重考虑；对会场的掩护，必须万无一失。他们决定尽快与中央特科总务科联系，说明情况。
　　数日后，林育南负责的会议筹备小组和中央特科总务科在赵公馆举行紧急碰头会。中央特科总务科的老张通报：“由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涉及面广，可能走漏了一点风声；近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派出大批特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密探也四处活动，企图搞清会议的确切日期和地点。”他的神情很严肃。
　　林育南谈了自己的设想：“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妨‘险中求安’，把会场放在闹市中心的楼房里。”
　　经讨论，大家都表示同意。
　　对于如何伪装会场，中央特科总务科的老张说：“采用以前用过的方法，如办旅馆、舞厅、咖啡馆等，我看都不稳妥。因为，那样难以回绝涌入的顾客。”他的额上沁出了汗。
　　林育南想了想，提出：“我看，用私立医院名义来掩护会场比较合适。这样，既有人上门，却又不多，还可找理由打发值得怀疑的对象。”大家认为，这个建议比较可行。
　　1930年5月中旬，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到50年代初更名长江剧场）背后的一座四层楼房悄然挂出“私立医院”牌子。它的底层是挂号和门诊间，由中央特科总务科成员驻守；楼上则有病房，医生和护士都是工作人员。与会代表装扮成求医者，陆续入院，有的戴着口罩坐祥生出租车过来，有的额头绑着绷带坐黄包车过来，有的撑着拐杖走过来，有的躺在担架上由家属抬过来……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就在这个私立医院里召开，与会代表约50人。代表们在开会时，装成集中“听保健讲座”的样子；用餐时，吃的是附近小饭店代加工的“病号饭”；休息时，入住病房。在会场四周，中央特科总务科则安排了一些“香烟小贩”“擦鞋匠”“黄包车夫”，负责警戒。
　　在会议间隙，一位红军将领诙谐地说：“国民党当局恐怕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就在大上海的密探、特务眼皮底下开会，商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一位工会干部幽默地说：“虽然马路上到处是密探、特务，但这些家伙在久经考验的地下党组织面前，只能成为一群乱转的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
　　一位农会女干部风趣地说：“我看，这帮饭桶唯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会议结束时来为大家送行，哈哈！”
　　这些话，把代表们都逗乐了。林育南笑道：“我们虽然作了周密布置，但情况是复杂的，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大家表示赞同，并自觉严格执行会议纪律。
　　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期间，未到会的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等10人，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由项英、周恩来、李立三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宣布了全国苏维埃政府的十大政纲，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 领导“一苏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还审议通过了一些文件。
　　由于安排得当、守护严密，直至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顺利结束，疯狂的密探、特务才发现会场位置，偷偷摸过来。然而，大部分代表已疏散，仅部分代表另有工作尚未离开。
　　林育南接到望风的同志所发信号，就用几根木柱把前门牢牢顶住，随即胸有成竹地组织大家撤到后门弄堂里停着的卡车上。中央特科总务科成员点燃预先准备的汽油、酒精桶，把它们滚向持枪守在弄堂口的敌人。在敌人的鬼哭狼嚎之际，卡车猛然冲了出去，但警车和摩托车很快追上来。卡车突然拐入附近的一条小街，埋伏于街口民房里的同志马上开枪阻击敌人。
　　这时，卡车上的同志迅速跳下，从居民家的后门奔向苏州河边，登上了接应的小火轮，顺流而下。

默契的大家庭

　　1930年7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革命互济总会、上海总工会、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9名代表在沪组成“中准会”临时常委会，李求实担任党团书记，林育南担任秘书长，工作人员有张文秋、彭砚耕、李平心、胡毓秀、冯铿等。
　　“中准会”机关设于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这里位于静安寺旁边，是林育南以化名“李敬塘”租下的，系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屋，面积160多平方米。为了便于隐蔽，这里按照阔绰皮货商的排场来布置，并在表面像个大家庭，工作人员对外皆称亲戚，如李平心、胡毓秀夫妇以李老板的表妹夫妇名义寓居于此。大家庭的成员们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有一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密探到庆云里转悠，还挨家挨户检查，大家庭的成员们装着在一起打麻将，巧妙应付过去。

　　在险恶环境中，林育南既坚持原则，又机智果断，他出门办事时或装成服饰考究的学者名流，或装成衣衫褴褛的工人，巧妙和灵活地与敌人周旋。由于静安寺香客众多，他曾在此与江西瑞金来的同志接头；在“当当当”的洪亮钟声中，顺利交换了重要工作信息。
　　“中准会”临時常委会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一系列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庆云里常夜以继日地忙碌。
　　这天中午，一位老板模样的人走进来，问这里有没有空房出租，有没有人可做保姆。“李老板”客气地进行寒暄，回答得滴水不漏。
　　“哈哈，好一个‘李老板’！”老板模样的人拿下墨镜、扯掉假胡子说，“林育南同志，你的警惕性很高，这里确实比较安全呀！”
　　林育南这才发觉，站在面前的竟是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连忙握紧他那双有力的手：“您来了，太好啦！”此后，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又多次前来指导文件起草，对主要内容和具体条款都提出过明确意见，还曾亲自动手作修改。
　　1930年9月12日，“中准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林育南把这个会议伪装成一个公司的董事会，桌上特意放置一些账册、报表，以防不测。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以及《劳动保护法》《土地暂行法令》草案等文件；又鉴于准备不充分，决定把原计划于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一苏大”日期推迟，并为确保安全改在江西瑞金举行。至此，林育南已出色地完成了特殊使命。

英勇牺牲于魔窟

　　1931年1月17日至21日，一批党的重要干部和左翼作家先后在上海三马路222号东方旅社等处被捕，随即被转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虽在“魔窟”受尽酷刑，依然坚贞不屈；2月7日，林育南等同志英勇牺牲，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
　　“中准会”机关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立即离开庆云里。尽管如此，林育南主持起草的文件最终被完整地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并由同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一苏大”审议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当人们肃立于“龙华二十四烈士”墓前，凝视着林育南像，都不禁会想起这位革命先烈当年在上海勤奋为党工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