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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后，内地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国家分裂，民族危机甚于昔日。在这激烈的社会变乱中，封建军阀杨增新出于政权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而羁縻与牵制政策，是其中心政策。虽然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客观上却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使新疆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
关键词：杨增新；羁縻；牵制；民族
中图分类号：J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88-02
新疆虽孤悬西陲，向为荒芜之地。然诚以其东扞长城，南达西藏，北接蒙古，西依葱岭，为中国之前门，居旧大陆之中心。左宗棠谓：“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1911－1928年)间，正值我国近代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所谓，“今民国成立，民生凋敝，甚于前清”[2]，且“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7]。杨增新氏，以铁肩担起新疆危局，一身兼统军民两政，迭经变乱，饱尝风波，赖其才智过人，手腕灵敏，分裂者统一之，枭雄者削平之，实行门罗主义，力求民生安乐，对于中央，无论政权谁属，概听拥戴，因而关内政变频仍，新疆独能偏安，居民熙熙攘攘，有如世外桃源,[8]终力挽既往之狂澜。这与其在督新期间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宗教种族问题，为新疆各种问题之最重大者”[9]，杨增新亦对此问题认识较为深刻，“新疆问题非在民族而在政治”[10]，因此，羁縻与牵制则是他的政策中心。
一、新疆僻处西陲，民族杂居。曾问吾说，天山南北自古为各民族驰骋角逐之场、往来迁徙之径。民国以来，新疆人口最多的为维吾尔族，其次为蒙古族、哈萨克族，布鲁特又次之，回、汉、满及其他各族又次之[11]。政策稍有不慎，则会造成汉族与当地民族的矛盾与隔阂，林竞在《西北丛编》中写道：“新疆祸起箫墙，彼此仇杀，至今思之尤有余栗”。而且自左宗棠平定甘陕新之回乱以来，汉回仇视汉人，恨之刺骨[11]。对于来新的汉人，杨增新认为，新疆“凡内地出关之游民，大部无赖之徒，绝少善良。班超谓任尚云：来西域者多非孝子顺孙。自古已然，于今尤甚。”而这些外来游民的“游兵”。多参加会党，难于驾驭，不可依恃。其“聚則为兵，散则为匪”，最易发生事端，辟如民国元年，南疆一带处戕官，大抵皆游官、游勇、游民之自为纷扰[1]。杨增新掌权之初，曾设想改土归流，以扩大自己对人民的直接统治，但最终以“羁縻”、“牵制”措新疆于一时之安。
二、新疆由于满清政府遗留下的民族政策，而仅以蒙回各族为优先，杨增新不得不遵循过去既定办法而迁就事实。[10]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例，包括王公世爵概仍其旧[10]。他重视笼络蒙、哈两族王公贵族，沿袭蒙古的扎萨克制，准许蒙古等少数民族王公世袭其爵。杨增新说，以后对于蒙哈王公须以联络感情为第一要义，否则一事不能办，呼应不灵[6]。他以北洋政府大总统或者蒙藏院名义对这些上层贵族加以晋封、嘉奖和抚恤。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九日，旧土尔扈特汗布彦孟库之母嫡妃阿格扎萨氏于在该部落玉通碧里地方逝世，杨增新请照汗亲王病故例从优恩恤。又，民国六年（1917）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汗布彦孟库去世后除按旧例蒙古汗病故致祭外，并送专银五千两。杨增新以汗王之子满楚克扎布为辅国公。由此，蒙、哈、维等族王公依靠他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十分信赖杨增新。民国十一年（1922），杨增新表示倦勤，向北京政府试探．而各族首脑即发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颂杨功德。北京政府不得不向新疆各族王公表示，决无更调杨的意图。杨增新认为，通过当地的贵族来控制他们属下的人民，比通过他直接派出的官吏更方便，更有利。这也就是他经常说的，羁縻了头目人，也就羁縻了老百姓。而羁縻王公、头目人的主要手段，是不触动这些人的既得权益，但限他们继续扩张。[12]对于如何管理当地的官员和部署，他在一则公犊里说：“土著之入政界者，则当以农商为正业，而以官为副，万不可抛弃农商，专望作宫为生活。……至外籍之官于新疆者，虽以官为正业，若薪俸所人，有富余，即应兼管商业或农业，以为之队若于做官之外，别无一业，便是走入绝路，难以存活。”[4]当年在新疆的高官，绝大多数部成了大地主或资本家(如刘文龙等之广有田宅)，并对促成他们得此收获的杨将军感戴不已，希望永远保持这个小康局面。
杨增新并不单纯地依赖王公贵族，他认为，无论何方面，都宜取均势主义，万不可令其大有团结。所谓分之则势力小，铃束尚不甚难，合之则势力大，挟持出于必至。譬之遍地散钱，一一取而拾之，不免费力，若穿成一串，则强有力者，不难携之而去矣……[1]增新对于新疆各界始终用牵制主义，以使这些贵族集团相互制约，形成制衡。在蒙古、哈萨克族聚居的阿尔泰地方，阿山哈萨克族郡王艾林，镇国公迈米，都由杨增新赠以管带军衔，各拥一营部队，以保持这两系的平行对立，使他们都不敢有所异动。阿山蒙古乌梁海部左翼贝子太平也由他任命为蒙古骑兵的管带，使与哈族王公们互相牵制。杨增新在给他们封官晋爵的同时，又大力支持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蒙古贵族帕勒塔亲王，令哈萨克人接受帕勒塔管辖。此外，他还粉碎了旧土尔扈特东部落正盟长帕勒塔企图兼并副盟长德恩沁阿拉什属民的阴谋，而以德恩沁阿拉的福晋暂摄副盟长之职。民国三年（1914）12月17日他在呈北京政府的电文里论述并盟之害，就说到：“副盟长所控介在乌苏、绥来两县之间，西与正盟长辖境接界，东北则与塔城之北部落接界，南则与焉耆辖境之南部落接界，是该副盟长所辖地方，实在中枢，为各部落之关键，且为新、伊、阿、塔之要冲，若听其并旗，则土尔启恃各部落联成一片，不足以互相牵制，一旦有事，不持新、伊、闷、塔皆将分裂，而焉耆横亘于中，印南北两路，亦相隔阂，于边境情形，实不相宜。”[3]由此可见，杨增新一方面既对少数民族旧有上层人士笼络有加，保障和维护其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利用他们相互牵制，并以仲裁者的身份权衡利弊，做出各种有利于自身统治的决定，不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羁縻与牵制政策应用于地方基层统治中，则为当时的乡约。在新疆为官者多系汉人，有语言隔阂障碍，故设省之初巡抚刘锦棠裁撤伯克，改设乡约，听地方官之指挥以办理地方之公事[1]。因此，设以养廉地，一直保留乡约制度，在基层政权内通过乡约执行统治职能，乡约大都由巴依或巴依的代表们充当，遵照县知事的意旨办事，可以说乡约是杨增新用以羁縻城乡居民，使绅者们互相牵制的基本依靠[12]。而且乡约可以置换，通过更换，还可以使地方绅耆互相牵制，更依附于地方官府。杨增新也不让乡约承担社会教化的职责。因为在新疆的基层社会中，阿訇在穆斯林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穆斯林群众“对于阿訇，其尊信之也最笃，而服从之也亦最诚”[5]。而且，由阿訇承担社会教化职能，形成了乡约与阿訇在基层社会中的分权与制衡。同时，杨增新对乡约之鱼肉百姓，殊堪痛恨。他说，“缠回程度太低，易于虐待”，“乡约虐民如附骨之疽，牢不可拔”[12]，“新疆乡约之坏，为全国所无，往往与地方官联络一气，以鱼肉百姓”，“而乡约之为害，屡经整顿，而其弊终未易尽除也”[1]，日久成为政治毒瘤。对此，杨增新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如民国四年（1915）二月，省长通令，乡约由民众公举，乡约定期两年一任，公正勤慎者得连选连任等，但都收效不大。不过乡约制度由刘锦棠到到杨增新初期已三十余年，此陈年旧弊，杨氏方革除，亦“不能不谓政治上一大革新”[10]。
在新疆使用回兵队伍，非惟杨增新一人。建立回兵队伍，是杨增新羁縻牵制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虽然他说“增新于回民，并无偏重”[1]，但同时也认识到，土著回民，与旅新游民有生命而无财产者不同，回民皆系土著，各有身家妻子，挑选为兵，易得其力[1]，回民强悍善战，为土匪用不过为害新疆，为外人（指俄国）用必致为害于全国[10]。且新疆为一塞外绝域，地处强隣，全疆人民约200万回缠，占百分之九十六七，非利用若辈无以维持现状。何况倘回缠不乐为用，或用之而不能推诚，则必至为外人用，为喀匪用，为哥老会用，其流弊犹有不忍言者[1]。据他所说，当时新疆的汉族人肯出来当兵的只有游民，难以驾驭，民国成立以来，回缠皆赞助共和，相安无事[10]。杨增新历任甘新，政绩卓著，汉回多信赖之，而杨亦深悉汉回皆具仇汉心理，勇悍善战，智识简朴，无特别思想。[11]新疆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居民都信奉伊斯兰教，招练回族人成军，对“羁縻”全疆是方便的。缠民与回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恒视回民为转移。经既招练回兵可以羁縻回民，即可以缠民。回缠悉就范，围少数之游民亦遽然不敢蠢动。[1]他借此号召土著人民保卫家乡，守土有责为第一要义[10]。所以他运用回族人，既解决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汉族“游民”、“游官”、“游勇”在各地“作乱”，也羁縻了新疆的多數居民。[12]以土牵制游民，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1]正所谓得“回民”者得“回缠”，得“回缠”者得制游民、得民心。金树仁在《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也写道：“专招回缠，编为镇东、镇边、定边等营，而统名之为新军,当新军盛时，马、步、炮达百数十营。”在《电沙亲王姜副将等招抚缠兵办法文》有记载：“惟招抚缠兵马队至多不得过一百二十八名之数作为一营，照各军章程起饷。据考证，回队每营有战马一百二十八匹，一人一马[13]。杨增新凭借这支回队的组建，不仅由此扩大稳定了群众基础，更将自己的政治根基与新疆的穆斯林上层政治集团紧密联系起来。
三、杨增新之羁縻与牵制政策赢得了“杨独能恩威并用，驾御得宜，使此辈乐为之用，则其手段之高超，眼光之广大，盖有非常人所能测度矣”[9]之赞誉。徐炳旭对他亦有如斯评价：“鼎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询属功多过少。”虽然包尔汗对他有“内心阴鸷，善于机变”的评说，但也不得不承认杨增新的“治人”经验十倍于他的戎马经验。事实上，在北洋军阀时期，内地动乱，边疆的分裂颠覆的危机更甚于内地，中央对此鞭长莫及，英俄等列强更是垂涎三尺，导演西藏“自治”和外蒙“独立”。而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未因民族宗教的问题发生大的动乱，以致影响到内地的安全，未蹈外蒙、西藏之覆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羁縻牵制政策是成功的。然而，民国十七年（1928）杨增新被刺身殒后，新疆却在各帝国主义环伺下不到三年均势的局面破灭，由小乱而酿成大乱，由大乱而引起后来民族纷争，外力渗入，连年战祸不休，迄今回思，在他治理下的十七年当中焉能不谓之“边庭有桃园胜景”[10]？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
参考文献：
[1]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
[2]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3]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一.
[4]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四.
[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辛集二.
[6]杨增新电喀什彭县佐联络蒙哈王公感情文.补过斋文牍3.编卷三.
[7]吴绍璘.新疆概观.南京:仁声印书局,1933.
[8]洪滌塵主编.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
[9]林竞.西北丛编,神州国光社.
[1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有限公司:陈序,1980.
[11]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2]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13]武沐,姜刚.杨增新的上台与新疆回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4.
关键词：杨增新；羁縻；牵制；民族
中图分类号：J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88-02
新疆虽孤悬西陲，向为荒芜之地。然诚以其东扞长城，南达西藏，北接蒙古，西依葱岭，为中国之前门，居旧大陆之中心。左宗棠谓：“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1911－1928年)间，正值我国近代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所谓，“今民国成立，民生凋敝，甚于前清”[2]，且“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7]。杨增新氏，以铁肩担起新疆危局，一身兼统军民两政，迭经变乱，饱尝风波，赖其才智过人，手腕灵敏，分裂者统一之，枭雄者削平之，实行门罗主义，力求民生安乐，对于中央，无论政权谁属，概听拥戴，因而关内政变频仍，新疆独能偏安，居民熙熙攘攘，有如世外桃源,[8]终力挽既往之狂澜。这与其在督新期间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宗教种族问题，为新疆各种问题之最重大者”[9]，杨增新亦对此问题认识较为深刻，“新疆问题非在民族而在政治”[10]，因此，羁縻与牵制则是他的政策中心。
一、新疆僻处西陲，民族杂居。曾问吾说，天山南北自古为各民族驰骋角逐之场、往来迁徙之径。民国以来，新疆人口最多的为维吾尔族，其次为蒙古族、哈萨克族，布鲁特又次之，回、汉、满及其他各族又次之[11]。政策稍有不慎，则会造成汉族与当地民族的矛盾与隔阂，林竞在《西北丛编》中写道：“新疆祸起箫墙，彼此仇杀，至今思之尤有余栗”。而且自左宗棠平定甘陕新之回乱以来，汉回仇视汉人，恨之刺骨[11]。对于来新的汉人，杨增新认为，新疆“凡内地出关之游民，大部无赖之徒，绝少善良。班超谓任尚云：来西域者多非孝子顺孙。自古已然，于今尤甚。”而这些外来游民的“游兵”。多参加会党，难于驾驭，不可依恃。其“聚則为兵，散则为匪”，最易发生事端，辟如民国元年，南疆一带处戕官，大抵皆游官、游勇、游民之自为纷扰[1]。杨增新掌权之初，曾设想改土归流，以扩大自己对人民的直接统治，但最终以“羁縻”、“牵制”措新疆于一时之安。
二、新疆由于满清政府遗留下的民族政策，而仅以蒙回各族为优先，杨增新不得不遵循过去既定办法而迁就事实。[10]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例，包括王公世爵概仍其旧[10]。他重视笼络蒙、哈两族王公贵族，沿袭蒙古的扎萨克制，准许蒙古等少数民族王公世袭其爵。杨增新说，以后对于蒙哈王公须以联络感情为第一要义，否则一事不能办，呼应不灵[6]。他以北洋政府大总统或者蒙藏院名义对这些上层贵族加以晋封、嘉奖和抚恤。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九日，旧土尔扈特汗布彦孟库之母嫡妃阿格扎萨氏于在该部落玉通碧里地方逝世，杨增新请照汗亲王病故例从优恩恤。又，民国六年（1917）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汗布彦孟库去世后除按旧例蒙古汗病故致祭外，并送专银五千两。杨增新以汗王之子满楚克扎布为辅国公。由此，蒙、哈、维等族王公依靠他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十分信赖杨增新。民国十一年（1922），杨增新表示倦勤，向北京政府试探．而各族首脑即发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颂杨功德。北京政府不得不向新疆各族王公表示，决无更调杨的意图。杨增新认为，通过当地的贵族来控制他们属下的人民，比通过他直接派出的官吏更方便，更有利。这也就是他经常说的，羁縻了头目人，也就羁縻了老百姓。而羁縻王公、头目人的主要手段，是不触动这些人的既得权益，但限他们继续扩张。[12]对于如何管理当地的官员和部署，他在一则公犊里说：“土著之入政界者，则当以农商为正业，而以官为副，万不可抛弃农商，专望作宫为生活。……至外籍之官于新疆者，虽以官为正业，若薪俸所人，有富余，即应兼管商业或农业，以为之队若于做官之外，别无一业，便是走入绝路，难以存活。”[4]当年在新疆的高官，绝大多数部成了大地主或资本家(如刘文龙等之广有田宅)，并对促成他们得此收获的杨将军感戴不已，希望永远保持这个小康局面。
杨增新并不单纯地依赖王公贵族，他认为，无论何方面，都宜取均势主义，万不可令其大有团结。所谓分之则势力小，铃束尚不甚难，合之则势力大，挟持出于必至。譬之遍地散钱，一一取而拾之，不免费力，若穿成一串，则强有力者，不难携之而去矣……[1]增新对于新疆各界始终用牵制主义，以使这些贵族集团相互制约，形成制衡。在蒙古、哈萨克族聚居的阿尔泰地方，阿山哈萨克族郡王艾林，镇国公迈米，都由杨增新赠以管带军衔，各拥一营部队，以保持这两系的平行对立，使他们都不敢有所异动。阿山蒙古乌梁海部左翼贝子太平也由他任命为蒙古骑兵的管带，使与哈族王公们互相牵制。杨增新在给他们封官晋爵的同时，又大力支持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蒙古贵族帕勒塔亲王，令哈萨克人接受帕勒塔管辖。此外，他还粉碎了旧土尔扈特东部落正盟长帕勒塔企图兼并副盟长德恩沁阿拉什属民的阴谋，而以德恩沁阿拉的福晋暂摄副盟长之职。民国三年（1914）12月17日他在呈北京政府的电文里论述并盟之害，就说到：“副盟长所控介在乌苏、绥来两县之间，西与正盟长辖境接界，东北则与塔城之北部落接界，南则与焉耆辖境之南部落接界，是该副盟长所辖地方，实在中枢，为各部落之关键，且为新、伊、阿、塔之要冲，若听其并旗，则土尔启恃各部落联成一片，不足以互相牵制，一旦有事，不持新、伊、闷、塔皆将分裂，而焉耆横亘于中，印南北两路，亦相隔阂，于边境情形，实不相宜。”[3]由此可见，杨增新一方面既对少数民族旧有上层人士笼络有加，保障和维护其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利用他们相互牵制，并以仲裁者的身份权衡利弊，做出各种有利于自身统治的决定，不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羁縻与牵制政策应用于地方基层统治中，则为当时的乡约。在新疆为官者多系汉人，有语言隔阂障碍，故设省之初巡抚刘锦棠裁撤伯克，改设乡约，听地方官之指挥以办理地方之公事[1]。因此，设以养廉地，一直保留乡约制度，在基层政权内通过乡约执行统治职能，乡约大都由巴依或巴依的代表们充当，遵照县知事的意旨办事，可以说乡约是杨增新用以羁縻城乡居民，使绅者们互相牵制的基本依靠[12]。而且乡约可以置换，通过更换，还可以使地方绅耆互相牵制，更依附于地方官府。杨增新也不让乡约承担社会教化的职责。因为在新疆的基层社会中，阿訇在穆斯林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穆斯林群众“对于阿訇，其尊信之也最笃，而服从之也亦最诚”[5]。而且，由阿訇承担社会教化职能，形成了乡约与阿訇在基层社会中的分权与制衡。同时，杨增新对乡约之鱼肉百姓，殊堪痛恨。他说，“缠回程度太低，易于虐待”，“乡约虐民如附骨之疽，牢不可拔”[12]，“新疆乡约之坏，为全国所无，往往与地方官联络一气，以鱼肉百姓”，“而乡约之为害，屡经整顿，而其弊终未易尽除也”[1]，日久成为政治毒瘤。对此，杨增新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如民国四年（1915）二月，省长通令，乡约由民众公举，乡约定期两年一任，公正勤慎者得连选连任等，但都收效不大。不过乡约制度由刘锦棠到到杨增新初期已三十余年，此陈年旧弊，杨氏方革除，亦“不能不谓政治上一大革新”[10]。
在新疆使用回兵队伍，非惟杨增新一人。建立回兵队伍，是杨增新羁縻牵制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虽然他说“增新于回民，并无偏重”[1]，但同时也认识到，土著回民，与旅新游民有生命而无财产者不同，回民皆系土著，各有身家妻子，挑选为兵，易得其力[1]，回民强悍善战，为土匪用不过为害新疆，为外人（指俄国）用必致为害于全国[10]。且新疆为一塞外绝域，地处强隣，全疆人民约200万回缠，占百分之九十六七，非利用若辈无以维持现状。何况倘回缠不乐为用，或用之而不能推诚，则必至为外人用，为喀匪用，为哥老会用，其流弊犹有不忍言者[1]。据他所说，当时新疆的汉族人肯出来当兵的只有游民，难以驾驭，民国成立以来，回缠皆赞助共和，相安无事[10]。杨增新历任甘新，政绩卓著，汉回多信赖之，而杨亦深悉汉回皆具仇汉心理，勇悍善战，智识简朴，无特别思想。[11]新疆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居民都信奉伊斯兰教，招练回族人成军，对“羁縻”全疆是方便的。缠民与回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恒视回民为转移。经既招练回兵可以羁縻回民，即可以缠民。回缠悉就范，围少数之游民亦遽然不敢蠢动。[1]他借此号召土著人民保卫家乡，守土有责为第一要义[10]。所以他运用回族人，既解决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汉族“游民”、“游官”、“游勇”在各地“作乱”，也羁縻了新疆的多數居民。[12]以土牵制游民，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1]正所谓得“回民”者得“回缠”，得“回缠”者得制游民、得民心。金树仁在《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也写道：“专招回缠，编为镇东、镇边、定边等营，而统名之为新军,当新军盛时，马、步、炮达百数十营。”在《电沙亲王姜副将等招抚缠兵办法文》有记载：“惟招抚缠兵马队至多不得过一百二十八名之数作为一营，照各军章程起饷。据考证，回队每营有战马一百二十八匹，一人一马[13]。杨增新凭借这支回队的组建，不仅由此扩大稳定了群众基础，更将自己的政治根基与新疆的穆斯林上层政治集团紧密联系起来。
三、杨增新之羁縻与牵制政策赢得了“杨独能恩威并用，驾御得宜，使此辈乐为之用，则其手段之高超，眼光之广大，盖有非常人所能测度矣”[9]之赞誉。徐炳旭对他亦有如斯评价：“鼎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询属功多过少。”虽然包尔汗对他有“内心阴鸷，善于机变”的评说，但也不得不承认杨增新的“治人”经验十倍于他的戎马经验。事实上，在北洋军阀时期，内地动乱，边疆的分裂颠覆的危机更甚于内地，中央对此鞭长莫及，英俄等列强更是垂涎三尺，导演西藏“自治”和外蒙“独立”。而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未因民族宗教的问题发生大的动乱，以致影响到内地的安全，未蹈外蒙、西藏之覆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羁縻牵制政策是成功的。然而，民国十七年（1928）杨增新被刺身殒后，新疆却在各帝国主义环伺下不到三年均势的局面破灭，由小乱而酿成大乱，由大乱而引起后来民族纷争，外力渗入，连年战祸不休，迄今回思，在他治理下的十七年当中焉能不谓之“边庭有桃园胜景”[10]？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
参考文献：
[1]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
[2]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3]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一.
[4]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四.
[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辛集二.
[6]杨增新电喀什彭县佐联络蒙哈王公感情文.补过斋文牍3.编卷三.
[7]吴绍璘.新疆概观.南京:仁声印书局,1933.
[8]洪滌塵主编.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
[9]林竞.西北丛编,神州国光社.
[1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有限公司:陈序,1980.
[11]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2]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13]武沐,姜刚.杨增新的上台与新疆回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