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循同志曾长期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领导工作，我至今还能记起他许多优良的领导作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省新华书店在南昌市象山北路盖了栋两层的办公楼。莫循同志作为省委宣传部部长，亲自来到书店举行的酒会上祝贺。我作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代表亦被邀请参会，与他同席。酒会开始，他高举酒杯，豪情满怀地说，有了新华书店，就可将毛主席著作和革命书刊传播到广大读者手中去，值得大家庆贺。他为人豪爽热情，平易近人，这是我对他的最初印象。
　　上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成立，我当时被调到该处工作，莫循兼任该处处长。他有个高明的领导方法。他交代我们说：“你们不要去审查报社和出版社送来的原稿，改为事后审读出版物更好，这样可以增强出版部门的责任心，去掉依赖心。”他对新闻出版部门的报道计划和选题很重视，认为这是牛鼻子，必须抓住。因为做好了出版前的规划，就如同建筑部门有了好的蓝图，可以避免不少事后错误。我就亲见他到出版社来参加年度选题计划的讨论会。他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莫循重视做思想工作。一次我主持全省新华书店经理会，上午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一个县的书店经理在会上发牢骚，说在书店工作吃不开，要求调回某商业公司去，一时引起与会者的思想混乱。为此，午休时我向莫部长做了汇报，想请他在会上作个讲话，提高大家的认识。下午，他准时来到会议上作了“新华书店是革命书店”的主题讲话，以他当年在山东老家读了革命书籍，受到进步思想影响而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书店工作的重要性。他还举例说，他最近学外语，到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好的外语辞典，对他帮助很大。会场上当即有几位代表发表感想，表示回去后要尽力做好革命图书的发行工作。
　　“文革”后期，被下放农村的莫循回到南昌，被安排在省新华书店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任命为省委文教办公室主任，要搬回省委住宅区去住。临行前，他拿了30元钱给我（注：当时我在省店的编辑组工作），让我在食堂办一桌饭菜，专请门卫、收发等后勤人员聚餐。就餐时，他举杯向大家敬酒，感谢大家对他的照顾。临别时，他还赞我工作勤奋，问我愿不愿意去文教办工作。我虽婉谢了他，表示还是想留在编辑组当编辑，但对他的鼓励和鞭策，我至今都充满感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组稿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吴吉清从苏区到延安一直跟随毛主席，他写的这本回忆录史料丰富，内容生动。当时有关毛主席的传书很少，按规定，出版领袖传记或回忆录须经中央或省委批准。我把编辑好的原稿报送省委审批，黄知真书记慎重地转给莫循审阅。莫部长从头至尾认真审过原稿后，把我叫到他家里，逐一提出商榷点，要我再仔细斟酌。他向黄书记汇报取得同意后，即在原稿上用毛笔亲书：“同意出版，立即付梓。”这本书因为写了有关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内容，北京某出版社不敢出，江西敢接受。莫循敢亲自批准出版，体现了他对事业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此书一面市，立即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新华社还要求江西人民出版社直供6000册，分发全社海内外记者人手一册。
　　莫循后来患重病在北京医院医治。我去北京开会时，特地前去看望他，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他在病中还向我询问宣传部派驻出版社工作组的工作情况，表现出他对工作的高度責任感。
　　这么多年过去了，江西的文化传媒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看到欣欣向荣的今天，我时常会想起在莫部长领导下工作的那段难忘岁月。我想，老部长若在天有灵，一定也会因此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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