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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作为一种意识现象，它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又通过人头脑的内化成为一种精神动力指导人的活动，属人的特性，决定了精神的伦理存在。苏区精神这一伦理存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在开展苏区执政实践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赞歌，是苏区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基于此，从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政治伦理目标、政治伦理规范维度来揭示苏区精神的政治伦理意蕴也就是题中之意。
关键词：苏区精神；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目标；政治伦理规范
2011年11月4日，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代表党中央对苏区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具体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截至目前，学术界成立了专门的苏区精神研究会，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的苏区精神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大批理论成果。苏区精神有着深刻政治伦理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伦理道德内涵是苏区精神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一大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试图开掘苏区精神的政治伦理意蕴，进行一次拓展视野的理论尝试。
一、苏区精神彰显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价值
政治伦理，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政治行为中所信奉和实践的伦理价值、伦理制度、伦理规范等。而在这些要素中，政治伦理价值是政治伦理的核心和灵魂，规定和制约着其他方面的内容，至始至终影响着政治活动。彰显苏区精神的政治伦理价值就成为开掘其政治伦理意蕴的首义。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政治伦理价值理念。在中国，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随后又有思想家提出了“民为邦本”或“民为水，君为舟”等学说。在西方，有柏拉图的哲学王论，霍布斯的“君权神授”论，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所信奉的“主权在民”论以及近代的“人权至上”论等。这些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政治伦理化进程和社会进步中产生过一些积极影响，但其主旨总是以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和精英分子的利益为取向，本质上是一种抽象、虚伪的政治伦理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注定是要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或集团利益，不可能具有其所鼓吹的全民性。人类历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价值观才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它不仅有科学理论为指导，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坚实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提升为国家权力主人，有着政治权力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是典型的民本位政治伦理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民本位政治伦理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苏区执政实践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在这里中国产党人进行首次局部执政尝试，首次运用“一心为民”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来指导具体的执政实践，而这正是苏区精神的应有之义。
在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本着“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采取了诸多惠民措施。在苏区斗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府为了彻底消灭红军，一方面是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是加紧经济封锁，企图瓦解苏区政权。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苏区禁盐，在苏区设立食盐公卖局，规定没人每天只买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造成了食盐奇缺，严重了影响了苏区军民的生活，甚至是威胁到生命。与此同时，又不允许苏区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到白区销售，旨在切断苏区的给养。为了打破这种局面，1933年2月26日，毛泽东主持人民委员会常委会并决定：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尝试成立专门经济部门，其目的就是改善群众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为了解决农户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各级基层苏维埃政府组织犁田队、收割队和农忙义务队等；为了调动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各级政府鼓励农民垦荒并给与减免土地税的政策优惠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P138-139）毛泽东不仅是民本政治伦理观的倡导者，也是这一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践行者。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到沙洲坝之后，发现群众饮水非常困难，于当年9月亲自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到村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行水源的勘察，挖出了那口为人民所称颂的“红井”。这彰显了苏区精神所蕴含的“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人民群众变革旧政治伦理观的新要求。这种精神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实践和民本伦理的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心为民”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体利益，上升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境界和水平，建立了以人民为主体和人民利益为归宿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其昭示的伦理意蕴是把群众根本利益视为政治伦理的主旋律和核心，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政治伦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局部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伦理价值上愈来愈进步和愈来愈自觉。苏区精神所折射的民本政治伦理价值观，始终代表这人民利益和历史进步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仍有深刻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苏区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政治伦理目标
政治伦理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思想体系，不仅指涉政治伦理价值，也预设政治伦理目标。政治伦理目标反映政治伦理价值，规定政治伦理的基本内容，影响着政治伦理功能发挥的路径选择。因为，目标就是指引，目标就是方向。在苏区革命实践过程中，我们党没有使用过政治伦理这样的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政治伦理及政治伦理目标，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目标体现在党章里，体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里，也体现在血与火浇铸的苏区精神里。苏区精神的首项就是要坚定信念，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理想信念不仅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目标追求。 在苏区根据地建立之初，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党和军队内部弥漫着一股消极厌战思想，一些同志失去了革命信心甚至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当了革命叛徒，这严重影响了士气，甚至威胁到了革命队伍的存亡。同样的革命形势，在毛泽东看来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对革命的前景乐观，对革命事业必胜抱有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抱有坚定信念。难道仅仅因为他是领导者吗？显然不是，坚定信念来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深刻洞见和灵活运用，以及对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深切的热爱。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也就是后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了革命形势，扫除了人们思想认识的迷雾，帮助人们重新树立了革命的坚定信念。而这一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苏区革命事业才能艰难前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一项实在的革命事业和目标。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仅是党员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追求。把理想信念置于人类政治实践的视野来考量，可以使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认识有着更加科学、更有现实感。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苏区革命斗争时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提供了正确的政治伦理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有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从历史阶段来看，苏区革命斗争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但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使得二者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里结合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阶段，共产主义目标指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政治伦理目标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苏区时期，共产主义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取得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力量，为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奋斗。随着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任务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具体的政治伦理目标也随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当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我们党经过长期艰苦探索找到的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这种政治伦理目标，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利益诉求，也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因此，需要全体党员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融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伦理目标在本质上一致的。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终极政治伦理目标，它是原则性的，为我们政治活动指明方向，是无产阶级政治伦理建设的灵魂，也是团结和动员政治主体共同奋斗的旗帜。没有这面旗帜，我们政治伦理就会改变方向，发生变质。因而，共产主义这一政治伦理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区革命斗争就是对这一目标的生动诠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苏区精神也就内蕴了这种政治伦理目标。
三、苏区精神提供了具体的政治伦理规范
正如上文所述，政治伦理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思想体系。如果说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是政治伦理的宏观论域，政治伦理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的中观层面，那么政治伦理规范则是政治伦理研究的微观视角。政治伦理规范既要体现政治伦理价值理念，又要服从政治伦理目标，某种程度而言，是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政治伦理目标的具体化，是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伦理目标具体落实的中介。因此，关注政治伦理规范是探讨政治伦理的重要一环。
苏区精神作为革命精神的一种，既有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共性，诸如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等，也有各自精神特质，比如井冈山精神重在首创精神，长征精神革命英雄主义气质、延安精神特质在于实事求是的品质、西柏坡精神侧重于两个务必等，苏区精神的特殊性体现在“清正廉洁、争创一流”，这种特殊性源自于各个革命阶段任务和实践的特殊性。在苏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局部执政，成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于执政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苏区精神不同于其他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五年零八个月的苏区时期，苏区人民的经济建设、军队建设、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打造了素有“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之称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军群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官员。广大苏区干部都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责任自觉，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树立了廉洁风范和人民公仆的形象。毛泽东身居要职却对自己始终是严格要求，始终与士兵一样住不搞特殊化，从不占公家便宜，不公款私用。至今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一册记载毛泽东照章交纳伙食费的账本。正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同志的大力提倡和带领下，各级苏维埃政府一扫旧官僚贪污腐败的陋习，促进了苏区干部作风转变，反映了广大军民的愿望。这才有了那首广泛传唱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仅在作风上是清正廉洁的典范，在工作业绩中始终是争创一流业绩的践行者。其中兴国就是苏区最典型的代表，被苏维埃中央政府成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模范县，在土地革命、拥军之前、招募红军、经济建设和教育工作等方面都始终走在前列。以拥军支前为例，当年兴国县只有23万人口，据统计，“兴国县支前作战的人数中，5024人参加了担架队，2474人参加了破坏对，2519人参加了救护队，6790人参加了运输队，3254人参加了洗衣队，2754人参加了慰劳队，1564人参加了向导队，合计总人数为24379人。”[2]（P81）一方面，这充分体现了兴国人民为支援革命战争和保卫红色苏维埃的崇高风尚；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整个政治、军事动员方面的高效，是一支特别会战斗的队伍。一桩桩事例，一组组数据无不体现了苏区精神所蕴含的“清正廉洁、争创一流”的伦理规范。其昭示的政治伦理意蕴就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在开展政治活动中既要廉洁又要高效。政治活动本身是一项社会集体活动，而活动的组织、实行又要依赖于每一个活动主体。此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它需要我们用政治伦理规范去规约主体的行为，以保证政治方向和目标的实现。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却存在着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权利寻租、权钱交易等政治行为失范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和事业。为此，我们必须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以建设廉政、高效为目标的行政机构改革，加强党员干部政治伦理规范教育，养成良好的政治品质。这就要就我们领导干部必须发扬“清正廉洁、争创一流”苏区精神，加强内部自身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做廉洁与高效政治伦理规范的自觉践行者。
总之，挖掘苏区精神的政治伦理意蕴有利于我们拓展苏区精神研究的视角，推动苏区精神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同时，通过对苏区精神政治伦理意蕴的揭示，我们不难发现苏区精神不仅是一种革命精神，也是一种伦理精神，实现了苏区精神研究和政治伦理资源开发的双向互动。（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李小三.让历史告诉现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3]石仲泉，陈登才.周恩来的故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4]曾耀荣.永恒的光辉：苏区精神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刘孚威.井冈山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6]宋惠昌.应用伦理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关键词：苏区精神；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目标；政治伦理规范
2011年11月4日，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代表党中央对苏区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具体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截至目前，学术界成立了专门的苏区精神研究会，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的苏区精神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大批理论成果。苏区精神有着深刻政治伦理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伦理道德内涵是苏区精神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一大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试图开掘苏区精神的政治伦理意蕴，进行一次拓展视野的理论尝试。
一、苏区精神彰显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价值
政治伦理，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政治行为中所信奉和实践的伦理价值、伦理制度、伦理规范等。而在这些要素中，政治伦理价值是政治伦理的核心和灵魂，规定和制约着其他方面的内容，至始至终影响着政治活动。彰显苏区精神的政治伦理价值就成为开掘其政治伦理意蕴的首义。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政治伦理价值理念。在中国，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随后又有思想家提出了“民为邦本”或“民为水，君为舟”等学说。在西方，有柏拉图的哲学王论，霍布斯的“君权神授”论，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所信奉的“主权在民”论以及近代的“人权至上”论等。这些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政治伦理化进程和社会进步中产生过一些积极影响，但其主旨总是以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和精英分子的利益为取向，本质上是一种抽象、虚伪的政治伦理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注定是要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或集团利益，不可能具有其所鼓吹的全民性。人类历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价值观才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它不仅有科学理论为指导，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坚实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提升为国家权力主人，有着政治权力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是典型的民本位政治伦理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民本位政治伦理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苏区执政实践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在这里中国产党人进行首次局部执政尝试，首次运用“一心为民”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来指导具体的执政实践，而这正是苏区精神的应有之义。
在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本着“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采取了诸多惠民措施。在苏区斗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府为了彻底消灭红军，一方面是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是加紧经济封锁，企图瓦解苏区政权。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苏区禁盐，在苏区设立食盐公卖局，规定没人每天只买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造成了食盐奇缺，严重了影响了苏区军民的生活，甚至是威胁到生命。与此同时，又不允许苏区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到白区销售，旨在切断苏区的给养。为了打破这种局面，1933年2月26日，毛泽东主持人民委员会常委会并决定：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尝试成立专门经济部门，其目的就是改善群众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为了解决农户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各级基层苏维埃政府组织犁田队、收割队和农忙义务队等；为了调动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各级政府鼓励农民垦荒并给与减免土地税的政策优惠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P138-139）毛泽东不仅是民本政治伦理观的倡导者，也是这一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践行者。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到沙洲坝之后，发现群众饮水非常困难，于当年9月亲自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到村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行水源的勘察，挖出了那口为人民所称颂的“红井”。这彰显了苏区精神所蕴含的“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人民群众变革旧政治伦理观的新要求。这种精神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实践和民本伦理的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心为民”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体利益，上升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境界和水平，建立了以人民为主体和人民利益为归宿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其昭示的伦理意蕴是把群众根本利益视为政治伦理的主旋律和核心，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政治伦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局部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伦理价值上愈来愈进步和愈来愈自觉。苏区精神所折射的民本政治伦理价值观，始终代表这人民利益和历史进步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仍有深刻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苏区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政治伦理目标
政治伦理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思想体系，不仅指涉政治伦理价值，也预设政治伦理目标。政治伦理目标反映政治伦理价值，规定政治伦理的基本内容，影响着政治伦理功能发挥的路径选择。因为，目标就是指引，目标就是方向。在苏区革命实践过程中，我们党没有使用过政治伦理这样的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政治伦理及政治伦理目标，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目标体现在党章里，体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里，也体现在血与火浇铸的苏区精神里。苏区精神的首项就是要坚定信念，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理想信念不仅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目标追求。 在苏区根据地建立之初，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党和军队内部弥漫着一股消极厌战思想，一些同志失去了革命信心甚至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当了革命叛徒，这严重影响了士气，甚至威胁到了革命队伍的存亡。同样的革命形势，在毛泽东看来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对革命的前景乐观，对革命事业必胜抱有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抱有坚定信念。难道仅仅因为他是领导者吗？显然不是，坚定信念来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深刻洞见和灵活运用，以及对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深切的热爱。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也就是后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了革命形势，扫除了人们思想认识的迷雾，帮助人们重新树立了革命的坚定信念。而这一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苏区革命事业才能艰难前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一项实在的革命事业和目标。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仅是党员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追求。把理想信念置于人类政治实践的视野来考量，可以使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认识有着更加科学、更有现实感。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苏区革命斗争时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提供了正确的政治伦理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有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从历史阶段来看，苏区革命斗争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但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使得二者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里结合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阶段，共产主义目标指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政治伦理目标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苏区时期，共产主义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取得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力量，为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奋斗。随着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任务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具体的政治伦理目标也随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当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我们党经过长期艰苦探索找到的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这种政治伦理目标，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利益诉求，也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因此，需要全体党员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融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伦理目标在本质上一致的。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终极政治伦理目标，它是原则性的，为我们政治活动指明方向，是无产阶级政治伦理建设的灵魂，也是团结和动员政治主体共同奋斗的旗帜。没有这面旗帜，我们政治伦理就会改变方向，发生变质。因而，共产主义这一政治伦理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区革命斗争就是对这一目标的生动诠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苏区精神也就内蕴了这种政治伦理目标。
三、苏区精神提供了具体的政治伦理规范
正如上文所述，政治伦理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思想体系。如果说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是政治伦理的宏观论域，政治伦理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的中观层面，那么政治伦理规范则是政治伦理研究的微观视角。政治伦理规范既要体现政治伦理价值理念，又要服从政治伦理目标，某种程度而言，是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政治伦理目标的具体化，是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伦理目标具体落实的中介。因此，关注政治伦理规范是探讨政治伦理的重要一环。
苏区精神作为革命精神的一种，既有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共性，诸如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等，也有各自精神特质，比如井冈山精神重在首创精神，长征精神革命英雄主义气质、延安精神特质在于实事求是的品质、西柏坡精神侧重于两个务必等，苏区精神的特殊性体现在“清正廉洁、争创一流”，这种特殊性源自于各个革命阶段任务和实践的特殊性。在苏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局部执政，成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于执政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苏区精神不同于其他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五年零八个月的苏区时期，苏区人民的经济建设、军队建设、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打造了素有“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之称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军群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官员。广大苏区干部都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责任自觉，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树立了廉洁风范和人民公仆的形象。毛泽东身居要职却对自己始终是严格要求，始终与士兵一样住不搞特殊化，从不占公家便宜，不公款私用。至今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一册记载毛泽东照章交纳伙食费的账本。正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同志的大力提倡和带领下，各级苏维埃政府一扫旧官僚贪污腐败的陋习，促进了苏区干部作风转变，反映了广大军民的愿望。这才有了那首广泛传唱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仅在作风上是清正廉洁的典范，在工作业绩中始终是争创一流业绩的践行者。其中兴国就是苏区最典型的代表，被苏维埃中央政府成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模范县，在土地革命、拥军之前、招募红军、经济建设和教育工作等方面都始终走在前列。以拥军支前为例，当年兴国县只有23万人口，据统计，“兴国县支前作战的人数中，5024人参加了担架队，2474人参加了破坏对，2519人参加了救护队，6790人参加了运输队，3254人参加了洗衣队，2754人参加了慰劳队，1564人参加了向导队，合计总人数为24379人。”[2]（P81）一方面，这充分体现了兴国人民为支援革命战争和保卫红色苏维埃的崇高风尚；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整个政治、军事动员方面的高效，是一支特别会战斗的队伍。一桩桩事例，一组组数据无不体现了苏区精神所蕴含的“清正廉洁、争创一流”的伦理规范。其昭示的政治伦理意蕴就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在开展政治活动中既要廉洁又要高效。政治活动本身是一项社会集体活动，而活动的组织、实行又要依赖于每一个活动主体。此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它需要我们用政治伦理规范去规约主体的行为，以保证政治方向和目标的实现。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却存在着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权利寻租、权钱交易等政治行为失范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和事业。为此，我们必须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以建设廉政、高效为目标的行政机构改革，加强党员干部政治伦理规范教育，养成良好的政治品质。这就要就我们领导干部必须发扬“清正廉洁、争创一流”苏区精神，加强内部自身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做廉洁与高效政治伦理规范的自觉践行者。
总之，挖掘苏区精神的政治伦理意蕴有利于我们拓展苏区精神研究的视角，推动苏区精神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同时，通过对苏区精神政治伦理意蕴的揭示，我们不难发现苏区精神不仅是一种革命精神，也是一种伦理精神，实现了苏区精神研究和政治伦理资源开发的双向互动。（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李小三.让历史告诉现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3]石仲泉，陈登才.周恩来的故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4]曾耀荣.永恒的光辉：苏区精神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刘孚威.井冈山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6]宋惠昌.应用伦理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