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广东省革命老区的历史，粤东的揭西县有着不轻的份量。大革命时期，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1925年，周恩来参与领导的东征军两次到此；土地革命时期，古大存领导的红十一军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潮汕地委及其军政领导机关先后设在该县，成为潮汕革命根据地。1949年，我党在华南解放区最早的银行——南方人民银行，就诞生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最近我去探望87岁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老战士何伟，对于南方人民银行的创建和结束，她是亲历者。这段经历对于她本人漫长的革命生涯来说，虽然短暂，却终身难忘。
　　接受任务，离港北上
　　抗战期间，何伟还是个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在其阿姨（中共香港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参加抗日进步团体的活动，1944年参加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纵北撤后，她留港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公开身份是中华书局职员。
　　1949年5月的一天，《华商报》的程曼同志向她布置新的任务。解放大军即将南下解放广东，新政权很快就要建立，目前市场上的金圆券和港币都不能使用了，我们要印刷和使用新的流通货币，准备动身到粤东解放区参加印钞工作。同行的还有原东纵的战友倪珍美和她的丈夫，三人乘船运送一批钞票半成品到揭西县河婆镇。
　　随后，三人奉命在港岛中环干诺道码头上船，几次都被临时通知有情况推迟出发。这些天她也不能回家，因为有地下工作的纪律，这一切她是瞒着母亲的。
　　终于上船了。船上满载着大捆大捆已经包装好的伪装成商品广告的钞票半成品，起航驶向目的地。
　　夜色渐暗，船已远离香港，这时海面上一艘国民党的快艇追了上来要检查。“船上什么东西？”船家镇定地回答：“药品招纸。”
　　“那几个是什么人？”船家答道：“水客。”
　　国民党兵打量着何伟，疑惑地问道：“水客？水客有烫发的吗？”
　　船家跟国民党兵又答道：“香港的后生女都是烫发的啦！”接着塞过去几张钞票，立马被放行了。
　　何伟告诉我，她在香港中华书局上班的确是烫发、穿旗袍的，虽然上船前已经换装，头发扎起，但依然可以看出头发是烫过的。
　　我问她，您当时会不会紧张？她说，不会，参加革命就不能怕死。
　　后来我从其他前辈处得知，与她同行的倪珍美抗战期间在香港曾经有过被日军抓去，遭受灌辣椒水等酷刑拷打仍不吐半个字的经历。她们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船终于到了陆丰甲子港，改走陆路，当地派人来转运货物。到了河婆镇，她发现，很多同志护送机器设备已经先期到达，正在忙着安装。不久她又发现，机械技术人员队伍中，还有从一位金发碧眼的来自香港的英国人。
　　南方人民银行和南方券的诞生
　　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均于1949年元旦宣布成立。军队的给养、发展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和市场商品流通，均有赖于货币的供应。解放区原有中共政权少量发行的流通券，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国民党滥发金圆券，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拒绝使用，结果商店、药店多以大米为交换媒介，很不方便。
　　1949年4月，中共华南分局经请示党中央同意，筹备建立南方人民银行。6月下旬，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宣布任命财经干部蔡馥生为总经理，赵元浩为副总经理，负责筹备创建南方银行工作，地点在河婆镇，发行南方券，筹备物资，迎接大军南下。这是华南解放区最早建立的银行。
　　南方券的基本图形委托香港进步人士开设的公司设计承印，币材用高级道林纸，印刷机、发电机和原材料在香港购买。同时还通过地下党组织物色到思想进步，并且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技工共二十多人，发动他们回解放区参加革命，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的技术骨干。一切就绪，租用了一艘英国商船装运，一部分人员装扮成押运货物的商人和伙计随船出发，也有部分人员从陆路进入解放区。商船抵达甲子港后，从甲子镇至南方人民银行所在地河婆镇，则由地方武装护送，所有机器设备和物资，都是人拉肩扛，在1949年6月中旬到达河婆镇。印成的南方券底版，则是租用走私船分批运送，何伟一行负责运送的南方券底版就是其中一部分。
　　1949年7月8日，南方人民银行正式宣布成立。边区党委还派出警卫连担负印钞厂的安全保卫工作。
　　印钞厂厂长由王斗光担任，程曼负责生产的管理工作，蔡健（后来成为何伟的丈夫）负责钞票的检查和保管工作。印钞厂的任务是在半成品上加印总经理图章和编号。
　　转移良田乡
　　正当大家夜以继日地安装设备，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全面开工之时，突然接到上级要求转移的紧急通知。
　　1949年7月，溃败的国民党胡琏兵团从江西窜入广东兴宁、梅县地区，逼近潮汕。为预防万一，华南分局党委决定，把南方银行印钞厂搬进距河婆镇以北约20多公里外的良田乡下村。这里群山环抱，是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和韩江纵队的秘密联络点、中共良田工作委员会秘密机关所在地。该厂140多名职工，在蔡馥生的带领下，连夜拆卸和包装机器，并通知地方政府动员了一批民工，用了两天时间，把全部机器设备和物资运抵新厂址。
　　印钞厂从1949年6月下旬开始设备安装，到10月中旬奉命结束生产，印制的南方券主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3种，辅币有1角、2角、5角3种，合计面额为1.097亿元。
　　在创建南方银行的过程中，党政部门广泛宣传发行南方券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也是对敌经济斗争、保护人民财产利益的举措之一，使其意义家喻户晓。为进一步沟通侨汇，保障侨眷生活，蔡馥生于1949年9月1日，对《团结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详细说明南方银行的基本任务、发行南方券的方针和统一金融市场的必要措施，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均全文转载，广为宣传。
　　南方券定为华南解放区的本位货币后，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不得歧视低折或拒绝使用。凡持有外币、外汇、黄金和白银者，必须向南方银行兑换南方券才能使用，兑换了大量的外币和港币，国民党的钱币瞬间成为历史，并开始驱逐港币的运动。南方券从印制到结束发行，在华南各解放区流通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但是它作为华南解放区统一的本位货币，自发行后，币值稳定，流通正常，享有较高信誉，受到各地人民欢迎，进一步稳定了解放区、游击区的经济。 　　随着广东各地先后解放，南方人民银行接中共华南分局指示，停止业务，派人参加广州的财经接管工作。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南方人民银行三个分行于1950年1月1日和4月1日相继宣告结束，至此，南方银行完成其历史使命。1950年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根据总行的指示，收兑南方券并就地销毁。由于回收非常彻底，至今存世极少，故有收藏爱好者认为南方券不但历史信息丰富，且珍罕程度远远高于第二套人民币，甚至不逊于第一套人民币。
　　难忘岁月，友谊长存
　　和何伟的交谈中，老人家还高兴地哼起了当年唱的歌。我问了她两个问题——
　　问：你在香港生活尚可，却投身艰苦的革命斗争，当时是如何想的？
　　答：很简单，日军占领香港，民族危亡，匹夫有责。当时参加东纵任务是宣传抗日，在日军控制的工厂发动工人破坏生产。抗战胜利后，继续在进步团体活动，对解放区、对新中国是很向往的，当接到新任务时内心是非常兴奋的。我的父亲早逝，是母亲一手将我和弟弟拉扯大，我知道我的离开会令她难过，但革命需要就毫不迟疑了。广州解放，我一进城就立即写信给母亲报平安了。
　　问：为什么您对这一段经历感受特别深刻？
　　答：过去在香港是搞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接触自己同志极少。到了解放区就是到了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就像歌中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原在香港中华书局是干质检的，所以在印钞厂也负责质检，一丝不苟，绝不能出现错码、漏码、瑕疵。每天的工作很紧张，天亮开工直至天黑；生活上，我们都是睡地铺。山区流行疟疾，俗称“打摆子”，很多同志病了但一直顽强坚持。我在香港曾经受过医疗卫生训练，同时也承担起卫生员的工作，给大家打针。附近老百姓病了，也给他们打针，群众关系非常好。成品运输也是由老乡挑担送出去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失窃。
　　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虽然很艰苦，大家很乐观，很充实，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东纵没有拿过枪，来印钞厂还有机会出操，实弹练过枪法。（说到这里，何伟拿起当年的照片给我看，真是英姿飒爽！）
　　记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我们在良田乡印钞厂召开了庆祝大会，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每一个同志都珍藏有这张会后的大合影。
　　1989年，在老行长蔡馥生的提议下，金融系统举行纪念南方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的活动，许多同志又见面了，包括当年从香港投奔解放区印钞厂的机械师、英军中尉杨大卫，还见到他与中国妻子所生的漂亮女儿，我还记得当年他向我们学讲广州话的情景。1997年，东纵港九大队老战士赴香港参加庆祝主权回归，我和阔别将近半个世纪的倪珍美同志重逢。时至今日，虽然64年过去，许多战友已经离开，但是我依然怀念他们，怀念这段短暂而有意义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