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8月,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县。
当藏族寨子里传出第一声鸡鸣时,刘厚成已洗漱完毕,站到县委宿舍镜子前。
在镜中,他看到了自己——那是一个约莫40岁的男人,留着齐整平头,鼻梁上架着茶色眼镜,面庞上积聚着“高原红”。
“进藏两年,总算成了西藏人。”他笑道。
“接力手”
2013年8月6日,昌都邦达机场,从重庆起飞的TV9863航班缓缓降落。
刘厚成钻出飞机,双脚一踏上昌都的土地,他立即感到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海拔4500米的昌都,空气密度仅有海平面的50%。虽然已做好心理准备,可无法躲避的高原反应仍让刘厚成措手不及。
一个月前,重庆市大渡口区审计局副局长刘厚成得知“组织正在选拔援藏干部”,他立即报了名。
1994年,中央全面启动对口援藏战略——重庆对口支援对象是昌都。
至2013年,重庆已相继选派六批援藏干部。
经过层层选拔,刘厚成顺利跻身重庆市第七批援藏干部之列。
未来三年,刘厚成将和其他43名干部一起进驻昌都,对口支援当地经济社会建设。
来到机场大楼,刘厚成已是满面通红。
“你要在这里干三年,连高原反应都克服不了,还怎么援藏!”他“哼哧哼哧”地呼吸着,狠狠地对自己说。
四个小时后,刘厚成和队友们来到136公里外的昌都城区。
在昌都地委(现为昌都市委)的一间会议室里,重庆援藏干部座谈会召开。
昌渝两地干部聚首畅谈,共叙“结对”情谊——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和配合,为你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昌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许成仓说。
“我们会迅速转换角色、融入环境,积极助推昌都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第七批援藏干部领队、昌都地委副书记姚红说。
…………
会场氛围逐渐热烈,刘厚成的呼吸也再次急促。
“我们一定会接好‘接力棒’,大力推进项目援藏、人才援藏、民生援藏!”刘厚成和队友们承诺。
经过短暂培训,44名队员奔赴昌都各地。
“设计师”
2014年秋天,昌都地区芒康县。
已封冻的山路上,传来一串马铃声——三五个男子骑着马、背着包,沿山径慢慢踱来。
为首一人,名叫钟攀,是第七批援藏工作队队员。
就任芒康县副县长后,钟攀赢得了一个称号——“马背上的副县长”。
“芒康大部分乡村没通公路,下乡只能骑摩托车或马匹。”钟攀说。
上任头六个月,钟攀和同事策马长驱4000公里,跑遍了芒康16个乡镇。
其间,他们常在山路上一走就是两三天,饿了啃干粮,渴了喝溪水,还不时碰到塌方、洪水、路面冰冻甚至泥石流。
对此,队员们笑称:我们是在用生命下乡。
此话貌似玩笑,实则充满艰险——2012年12月13日,为检查重庆第六批援藏项目,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市援藏办主任吴光和市援藏办副主任张先俊就是因路面冰冻,在白玛雪山遭遇车禍,不幸殉职。
前路艰险,援藏干部却必须勇往直前。
“要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从‘纯输血’向‘输血造血并行’转变,我们必须首先当好‘设计师’——合理规划各自地方和部门的工作目标,再辅以科学高效的制度保障体系,确保援藏工作全面有序推进。”姚红说。
而深入了解当地情况,仅仅是当好“设计师”的第一步。
经过调研,钟攀全面掌握了芒康县情。
他随即迈出第二步——合理规划和设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及相关工作机制。
当年底,钟攀团队制定了《“十三五”期间芒康县援藏项目建设规划》,又为每个乡镇设计了配套制度细则。
《规划》一出,赢得当地干部一片喝彩。
钟攀初战告捷,其他队员也争相当起“设计师”——
在昌都市水利局,专技干部尹文亮参与设计了《昌都地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细则》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提升了当地水利系统运行效率。
在昌都市经开区,专技干部肖竹对管委会财务制度进行了补充设计,针对财务关键控制点进行了细化和优化。
…………
刘厚成也交出了“设计作品”。
进藏后,就任类乌齐县委常委、副县长的他,为当地每个乡镇创新了“镇对镇、一对一”的帮扶新模式。
整体工作面平稳推进之际,一些援藏工作重难点也实现了突破。
“牵线人”
2014年4月24日下午,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表演厅内,藏风歌舞正在上演。
演出后台,45岁的昌都文化艺术团编导兼演员卓玛即将上台。
她有些紧张。
一个半月前,卓玛和51名同行来到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参加了近年来昌都地区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一次外出培训——2014年西藏昌都地区文化系统人员(重庆)培训班。
90天时间里,52名学员接受了一对一专题培训。
轮到卓玛上场了。
“一个半月的培训,我不仅学习了歌舞表演业务知识,也知道了怎么培养学生。今天,我也该好好表现一下。”卓玛这样鼓励自己。
她深吸一口气,微笑着走上舞台。
高亢的嗓音、飞舞的裙摆……赢得掌声雷动。
此次培训的“牵线人”——重庆援藏干部、昌都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侯玉峰却没有听到这热烈的掌声。 这时的他,正在1500公里外的昌都调研基层文化服务工作。
进藏后,侯玉峰发现,昌都基层文化工作者虽然能歌善舞,但缺乏专业的系统性训练。长期下去,昌都文化事业必受影响。
如此难题,如何解决?
侯玉峰想到了家乡。
“作为重庆援藏干部,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协调和引导重庆帮扶资源有序进入昌都,推动昌渝两地紧密‘抱团’。”他说。
随即,侯玉峰将计划汇报给重庆市文化委员会。
在后者支持下,卓玛和同行们顺利来到重庆。
卓玛站上重庆舞台一个月后,钟攀也当起了“牵线人”。
2013年以来,钟攀频频来往于芒康县和璧山区之间,搭建起两地互动的长效机制。
2014年5月和7月,他两次组织芒康县基层党组织书记到璧山区挂职锻炼,同时还从璧山争取了80万元的援助资金。
而劉厚成“牵线”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重庆。
两年间,他和县党政领导班子一道,从内地省市筹集援助资金1600多万元。
在他“牵线”之下,昌都县医院的手术室添置了全新设备,县小学有了健身器材,贫困藏族农牧民也有了长效帮扶救助资金……
对于这些“牵线人”,昌都当地媒体给予了高度评价:“重庆援藏干部通过政府援藏、系统援藏、结对援藏、产业援藏、社会援藏等渠道,形成了立体援藏新模式。”
“送炭翁”
2015年6月23日清晨,昌都市藏医院。
门诊室里,重庆技术援藏干部、重庆市中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邓毅刚刚坐下。
“邓医生,你快来看看!”一位值班医生冲进来,拉起邓毅就往外跑。
原来,医院刚接收了一位男性患者,他从高处跌落,造成左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伤情危重。
拿到伤者的X光片,邓毅表情凝重起来。
“就算在内地大医院治疗,术后痊愈希望也不大。”他说。
邓毅动员家属将患者送到内地治疗。不料,患者家属却面有难色——“我家有三个小孩,经济不宽裕。我们在内地没亲戚,人生地不熟。”
盯着患者家属的面容,邓毅感觉心被揪紧了。
尽管到昌都才一个月,这位“新人”仍旧决定放手一搏。
在紧张的术前准备后,邓毅站上了手术台。
经过六个小时苦战,邓毅成功地将患者的骨折处复位。
走出手术室,邓毅一头瘫倒在沙发里,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
“这是我们医院有史以来做过的难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手术。邓医生的精湛技术和专业精神,让我们非常感动。”藏医院骨科主任普噶说。
随后四个月里,邓毅团队又接连救治急难患者20余名,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我们信得过的重庆‘门巴’”。
对这样的赞美,邓毅总是谦虚地笑笑。
“急病人之所急,为患者雪中送炭,是我们医生的天职!”他说。
在紧邻藏医院的民政局,重庆援藏干部曾伟也在“雪中送炭”。
2013年8月12日,重庆市第七批援藏干部正式开展工作第一天,刚就任地区民政局副局长的曾伟,就迎来了一场大挑战——昌都发生了里氏6.1级地震。
“我们一定要做好民政救灾工作,决不让灾区群众挨饿受冻!”曾伟立即赶回重庆,为昌都募集救灾物资。
曾伟先后筹集资金四五百万元,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为藏区群众“送炭”过程中,重庆援藏干部也收获了真情。
2014年,刘厚成认了三个“干儿子”。
他们是仁青罗布、格来江措和曲加三兄弟。
三兄弟家住类乌齐县尚卡乡。他们的父母因车祸去世后,三个男孩只能相依为命。
听说了三兄弟的事,刘厚成决定长期帮扶他们。
在他照顾下,三个男孩渐渐开朗起来。而对刘厚成,男孩们也产生了别样的情感。
后来,二弟格来江措在日记里这样描述这位“重庆叔叔”:“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你们知道吗,刘叔叔说我已经长大,要学会勇敢,要好好学习。刘叔叔看着我的样子,总让我想起爸爸……”
当藏族寨子里传出第一声鸡鸣时,刘厚成已洗漱完毕,站到县委宿舍镜子前。
在镜中,他看到了自己——那是一个约莫40岁的男人,留着齐整平头,鼻梁上架着茶色眼镜,面庞上积聚着“高原红”。
“进藏两年,总算成了西藏人。”他笑道。
“接力手”
2013年8月6日,昌都邦达机场,从重庆起飞的TV9863航班缓缓降落。
刘厚成钻出飞机,双脚一踏上昌都的土地,他立即感到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海拔4500米的昌都,空气密度仅有海平面的50%。虽然已做好心理准备,可无法躲避的高原反应仍让刘厚成措手不及。
一个月前,重庆市大渡口区审计局副局长刘厚成得知“组织正在选拔援藏干部”,他立即报了名。
1994年,中央全面启动对口援藏战略——重庆对口支援对象是昌都。
至2013年,重庆已相继选派六批援藏干部。
经过层层选拔,刘厚成顺利跻身重庆市第七批援藏干部之列。
未来三年,刘厚成将和其他43名干部一起进驻昌都,对口支援当地经济社会建设。
来到机场大楼,刘厚成已是满面通红。
“你要在这里干三年,连高原反应都克服不了,还怎么援藏!”他“哼哧哼哧”地呼吸着,狠狠地对自己说。
四个小时后,刘厚成和队友们来到136公里外的昌都城区。
在昌都地委(现为昌都市委)的一间会议室里,重庆援藏干部座谈会召开。
昌渝两地干部聚首畅谈,共叙“结对”情谊——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和配合,为你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昌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许成仓说。
“我们会迅速转换角色、融入环境,积极助推昌都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第七批援藏干部领队、昌都地委副书记姚红说。
…………
会场氛围逐渐热烈,刘厚成的呼吸也再次急促。
“我们一定会接好‘接力棒’,大力推进项目援藏、人才援藏、民生援藏!”刘厚成和队友们承诺。
经过短暂培训,44名队员奔赴昌都各地。
“设计师”
2014年秋天,昌都地区芒康县。
已封冻的山路上,传来一串马铃声——三五个男子骑着马、背着包,沿山径慢慢踱来。
为首一人,名叫钟攀,是第七批援藏工作队队员。
就任芒康县副县长后,钟攀赢得了一个称号——“马背上的副县长”。
“芒康大部分乡村没通公路,下乡只能骑摩托车或马匹。”钟攀说。
上任头六个月,钟攀和同事策马长驱4000公里,跑遍了芒康16个乡镇。
其间,他们常在山路上一走就是两三天,饿了啃干粮,渴了喝溪水,还不时碰到塌方、洪水、路面冰冻甚至泥石流。
对此,队员们笑称:我们是在用生命下乡。
此话貌似玩笑,实则充满艰险——2012年12月13日,为检查重庆第六批援藏项目,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市援藏办主任吴光和市援藏办副主任张先俊就是因路面冰冻,在白玛雪山遭遇车禍,不幸殉职。
前路艰险,援藏干部却必须勇往直前。
“要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从‘纯输血’向‘输血造血并行’转变,我们必须首先当好‘设计师’——合理规划各自地方和部门的工作目标,再辅以科学高效的制度保障体系,确保援藏工作全面有序推进。”姚红说。
而深入了解当地情况,仅仅是当好“设计师”的第一步。
经过调研,钟攀全面掌握了芒康县情。
他随即迈出第二步——合理规划和设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及相关工作机制。
当年底,钟攀团队制定了《“十三五”期间芒康县援藏项目建设规划》,又为每个乡镇设计了配套制度细则。
《规划》一出,赢得当地干部一片喝彩。
钟攀初战告捷,其他队员也争相当起“设计师”——
在昌都市水利局,专技干部尹文亮参与设计了《昌都地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细则》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提升了当地水利系统运行效率。
在昌都市经开区,专技干部肖竹对管委会财务制度进行了补充设计,针对财务关键控制点进行了细化和优化。
…………
刘厚成也交出了“设计作品”。
进藏后,就任类乌齐县委常委、副县长的他,为当地每个乡镇创新了“镇对镇、一对一”的帮扶新模式。
整体工作面平稳推进之际,一些援藏工作重难点也实现了突破。
“牵线人”
2014年4月24日下午,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表演厅内,藏风歌舞正在上演。
演出后台,45岁的昌都文化艺术团编导兼演员卓玛即将上台。
她有些紧张。
一个半月前,卓玛和51名同行来到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参加了近年来昌都地区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一次外出培训——2014年西藏昌都地区文化系统人员(重庆)培训班。
90天时间里,52名学员接受了一对一专题培训。
轮到卓玛上场了。
“一个半月的培训,我不仅学习了歌舞表演业务知识,也知道了怎么培养学生。今天,我也该好好表现一下。”卓玛这样鼓励自己。
她深吸一口气,微笑着走上舞台。
高亢的嗓音、飞舞的裙摆……赢得掌声雷动。
此次培训的“牵线人”——重庆援藏干部、昌都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侯玉峰却没有听到这热烈的掌声。 这时的他,正在1500公里外的昌都调研基层文化服务工作。
进藏后,侯玉峰发现,昌都基层文化工作者虽然能歌善舞,但缺乏专业的系统性训练。长期下去,昌都文化事业必受影响。
如此难题,如何解决?
侯玉峰想到了家乡。
“作为重庆援藏干部,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协调和引导重庆帮扶资源有序进入昌都,推动昌渝两地紧密‘抱团’。”他说。
随即,侯玉峰将计划汇报给重庆市文化委员会。
在后者支持下,卓玛和同行们顺利来到重庆。
卓玛站上重庆舞台一个月后,钟攀也当起了“牵线人”。
2013年以来,钟攀频频来往于芒康县和璧山区之间,搭建起两地互动的长效机制。
2014年5月和7月,他两次组织芒康县基层党组织书记到璧山区挂职锻炼,同时还从璧山争取了80万元的援助资金。
而劉厚成“牵线”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重庆。
两年间,他和县党政领导班子一道,从内地省市筹集援助资金1600多万元。
在他“牵线”之下,昌都县医院的手术室添置了全新设备,县小学有了健身器材,贫困藏族农牧民也有了长效帮扶救助资金……
对于这些“牵线人”,昌都当地媒体给予了高度评价:“重庆援藏干部通过政府援藏、系统援藏、结对援藏、产业援藏、社会援藏等渠道,形成了立体援藏新模式。”
“送炭翁”
2015年6月23日清晨,昌都市藏医院。
门诊室里,重庆技术援藏干部、重庆市中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邓毅刚刚坐下。
“邓医生,你快来看看!”一位值班医生冲进来,拉起邓毅就往外跑。
原来,医院刚接收了一位男性患者,他从高处跌落,造成左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伤情危重。
拿到伤者的X光片,邓毅表情凝重起来。
“就算在内地大医院治疗,术后痊愈希望也不大。”他说。
邓毅动员家属将患者送到内地治疗。不料,患者家属却面有难色——“我家有三个小孩,经济不宽裕。我们在内地没亲戚,人生地不熟。”
盯着患者家属的面容,邓毅感觉心被揪紧了。
尽管到昌都才一个月,这位“新人”仍旧决定放手一搏。
在紧张的术前准备后,邓毅站上了手术台。
经过六个小时苦战,邓毅成功地将患者的骨折处复位。
走出手术室,邓毅一头瘫倒在沙发里,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
“这是我们医院有史以来做过的难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手术。邓医生的精湛技术和专业精神,让我们非常感动。”藏医院骨科主任普噶说。
随后四个月里,邓毅团队又接连救治急难患者20余名,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我们信得过的重庆‘门巴’”。
对这样的赞美,邓毅总是谦虚地笑笑。
“急病人之所急,为患者雪中送炭,是我们医生的天职!”他说。
在紧邻藏医院的民政局,重庆援藏干部曾伟也在“雪中送炭”。
2013年8月12日,重庆市第七批援藏干部正式开展工作第一天,刚就任地区民政局副局长的曾伟,就迎来了一场大挑战——昌都发生了里氏6.1级地震。
“我们一定要做好民政救灾工作,决不让灾区群众挨饿受冻!”曾伟立即赶回重庆,为昌都募集救灾物资。
曾伟先后筹集资金四五百万元,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为藏区群众“送炭”过程中,重庆援藏干部也收获了真情。
2014年,刘厚成认了三个“干儿子”。
他们是仁青罗布、格来江措和曲加三兄弟。
三兄弟家住类乌齐县尚卡乡。他们的父母因车祸去世后,三个男孩只能相依为命。
听说了三兄弟的事,刘厚成决定长期帮扶他们。
在他照顾下,三个男孩渐渐开朗起来。而对刘厚成,男孩们也产生了别样的情感。
后来,二弟格来江措在日记里这样描述这位“重庆叔叔”:“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你们知道吗,刘叔叔说我已经长大,要学会勇敢,要好好学习。刘叔叔看着我的样子,总让我想起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