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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的一天,我在大量来稿中,发现一封作者的信。信中说,他叫杨先军,湖南桃源县人,19岁,是个孤儿,现在广州市海珠区小港路基立道一个鱼档老板家打工。他说,他已经寄了六七篇小说给《江门文艺》编辑部都如石沉大海,希望编辑能回给他一封信,指出不足之处。
因为来稿太多,落选稿都不退,更不可能每稿必复。然而,这个作者一连投了好几篇稿,又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写的,该回他一封信。我便问责任编辑这个作者的水平如何。他说:“太散,不会写。”于是,我要了那几篇稿来看。
那几篇稿中,有三个小中篇,其余是短篇小说。阅后,感觉他文字还可以,就是不会概括集中,不会提炼加工、深化主题,因而显得平淡,不感人。
由于杨先军打工的地址正好在我母亲住地附近,我每月都要到广州签印《江门文艺》,便决定去找他谈谈。
12月10日那天,我到广州红旗印刷厂终校并签印后回母亲处吃晚饭,饭后便去看望杨先军。当时天下大雨,我按地址找到他老板的家。老板住在二楼,高瘦的个子,见了我惊讶地问:“你找谁?”我说找杨先军。他听后上下打量着我,奇怪地问:“你找他干什么?”他认为一个低贱的卖鱼仔有什么值得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上门拜访?我说,找他聊聊写作的事,我是《江门文艺》的主编。他才“哦”了一声说:“他闲时就爱看书,不知写什么,不见他有半个字发表。”我问杨先军在哪里,他支吾了好一会才说:“他不在这里睡。”“那他在哪里?你带我去见他吧!”老板迫于无奈,只好说:“他住在窝棚里,条件差些。你知道啦,广州大城市,寸土尺金。”他不想我看到窝棚,便叫儿子去窝棚把杨先军叫来。据杨先军说,他起初不相信一个当主编的会前来看望一个未发表过作品的小不点,以为老板的儿子骗他、戏弄他,好久才跟着老板的儿子来见我。
杨先军瘦得像猴子,衣衫褴褛,见到我叩头合十,像见了大官,敬畏三分。我请他坐,他不敢坐,愣愣地站着。我说了来意之后,便邀他到街上走走,这比在老板家谈心方便些。
于是,我撑着伞和他冒雨前行。我执意要去看看他住的窝棚,他只好带我去。在露天市场鱼档,养鱼池上用竹子搭了一个窝棚,用沥青纸盖顶。沿着竹梯爬上去,看到窝棚像乒乓球桌般大,内里只有一床旧棉被(他说是老板父亲临死前用过的)和一张烂席。但却有一堆文学杂志:《中篇小说选刊》、《当代》、《花城》、《作品》、《江门文艺》等等。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时天上还下着大雨,窝棚内滴着小雨。杨先军说,遇到暴雨,他整晚只能坐在没漏雨堆着书的一角过夜。他穷得没衣服更换,衣服太脏时只能晚上夜深人静脱下来洗净晾在窝棚上,早上不管它干不干就穿到身上。
我和他来到一个大排档吃夜宵。杨先军告诉我,他原先跟老板在佛山南海一家饭店打工,后来饭店办不下去,老板才带他到广州卖鱼。本来鱼档要请两个工人,但老板一直让他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说好每月工资300元,其实每月只给他50元零用,其余的说帮他存起来(其实没有)。他每天早上5时要去很远的地方取货(鱼),6时运鱼回鱼档后开始卖鱼,一直干到晚上8点,洗净鱼档才能收工吃饭。吃的是老板吃剩的饭菜,苦不堪言。
那晚我和他谈了文学创作的体会,对他的作品提了意见。临别时,杨先军偷偷把50元塞到我的裤袋里,我发现后立即还给他。他说我这么远路特意来看望他、关心他,心里过意不去,这是点小意思。我说:“我是个编辑,对作者关心是应该的。你只要好好学习,写出好作品来,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后来,我到广州出差时多次去看望他,带些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给他。他的作品经过多次修改,小中篇《深山恋情》终于在1993年7月的《江门文艺》发表。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以后他的小说便陆续在各报刊发表了。
为了把杨先军从苦海里解救出来,让他有点空余时间看书写作,我决定带他到江门市工作,以便关照他。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喜出望外,但又显得有点难堪。他说老板把他当作廉价劳动力和摇钱树,管得很严,绝不会放他走。我和家里人便密谋把他偷走。于是,我和杨先军约好了偷走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
1993年春的一天,凌晨3时,我弟弟(广州某报编辑)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窝棚下,吹了声口哨,杨先军便背着简单的行李(主要是书)匆匆上了车后座,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不到15分钟就到了我母亲的住处。第二天,我便坐单位的小车到广州把他接回江门。
到了江门,我爱人像对待儿子一样,教他用液化石油气热水器洗澡,再换上新衣服,我带他去理发。杨先军显得神采奕奕了。
之后,我便到处打电话帮他联系工作。每天下班后,用自行车载着他到一个个工业区去看哪里招工。因为杨先军近视,加上他瘦弱,干不了重体力活,所以找了很多工厂都不肯收他。他只好继续住在我家里。后来我爱人学校的一个教师知道市郊有一个叫江荷园的公司招工,便介绍杨先军到那里打工。星期天,我载着杨先军去了市郊龙湾那家公司,碰巧公司经理也爱好文学,又读过我的作品,便欣然答应收下杨先军,让他在温室大棚里种瓜菜。
从此,杨先军便在江荷园公司工作,每逢休假便到我家里吃饭,有时还带来了公司分给员工的黄瓜、青菜。
那年12月26日他生日,我约他到家里吃晚饭,丰盛的菜肴,他开怀畅饮,想不到醉得一塌糊涂,呕吐不止,我们送他到中心医院急诊,输液,我爱人一直陪他到天明。事后他深表歉意。
他在江荷园公司干了一年多,后经朋友介绍,便去了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月工资1000多元,并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我曾到深圳去看望过他。每逢假日,杨先军也会带女朋友来江门,我们把他们当成儿女一样。
(敬请读者朋友留意下一期——《〈江门文艺〉救了我和她》。)
因为来稿太多,落选稿都不退,更不可能每稿必复。然而,这个作者一连投了好几篇稿,又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写的,该回他一封信。我便问责任编辑这个作者的水平如何。他说:“太散,不会写。”于是,我要了那几篇稿来看。
那几篇稿中,有三个小中篇,其余是短篇小说。阅后,感觉他文字还可以,就是不会概括集中,不会提炼加工、深化主题,因而显得平淡,不感人。
由于杨先军打工的地址正好在我母亲住地附近,我每月都要到广州签印《江门文艺》,便决定去找他谈谈。
12月10日那天,我到广州红旗印刷厂终校并签印后回母亲处吃晚饭,饭后便去看望杨先军。当时天下大雨,我按地址找到他老板的家。老板住在二楼,高瘦的个子,见了我惊讶地问:“你找谁?”我说找杨先军。他听后上下打量着我,奇怪地问:“你找他干什么?”他认为一个低贱的卖鱼仔有什么值得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上门拜访?我说,找他聊聊写作的事,我是《江门文艺》的主编。他才“哦”了一声说:“他闲时就爱看书,不知写什么,不见他有半个字发表。”我问杨先军在哪里,他支吾了好一会才说:“他不在这里睡。”“那他在哪里?你带我去见他吧!”老板迫于无奈,只好说:“他住在窝棚里,条件差些。你知道啦,广州大城市,寸土尺金。”他不想我看到窝棚,便叫儿子去窝棚把杨先军叫来。据杨先军说,他起初不相信一个当主编的会前来看望一个未发表过作品的小不点,以为老板的儿子骗他、戏弄他,好久才跟着老板的儿子来见我。
杨先军瘦得像猴子,衣衫褴褛,见到我叩头合十,像见了大官,敬畏三分。我请他坐,他不敢坐,愣愣地站着。我说了来意之后,便邀他到街上走走,这比在老板家谈心方便些。
于是,我撑着伞和他冒雨前行。我执意要去看看他住的窝棚,他只好带我去。在露天市场鱼档,养鱼池上用竹子搭了一个窝棚,用沥青纸盖顶。沿着竹梯爬上去,看到窝棚像乒乓球桌般大,内里只有一床旧棉被(他说是老板父亲临死前用过的)和一张烂席。但却有一堆文学杂志:《中篇小说选刊》、《当代》、《花城》、《作品》、《江门文艺》等等。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时天上还下着大雨,窝棚内滴着小雨。杨先军说,遇到暴雨,他整晚只能坐在没漏雨堆着书的一角过夜。他穷得没衣服更换,衣服太脏时只能晚上夜深人静脱下来洗净晾在窝棚上,早上不管它干不干就穿到身上。
我和他来到一个大排档吃夜宵。杨先军告诉我,他原先跟老板在佛山南海一家饭店打工,后来饭店办不下去,老板才带他到广州卖鱼。本来鱼档要请两个工人,但老板一直让他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说好每月工资300元,其实每月只给他50元零用,其余的说帮他存起来(其实没有)。他每天早上5时要去很远的地方取货(鱼),6时运鱼回鱼档后开始卖鱼,一直干到晚上8点,洗净鱼档才能收工吃饭。吃的是老板吃剩的饭菜,苦不堪言。
那晚我和他谈了文学创作的体会,对他的作品提了意见。临别时,杨先军偷偷把50元塞到我的裤袋里,我发现后立即还给他。他说我这么远路特意来看望他、关心他,心里过意不去,这是点小意思。我说:“我是个编辑,对作者关心是应该的。你只要好好学习,写出好作品来,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后来,我到广州出差时多次去看望他,带些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给他。他的作品经过多次修改,小中篇《深山恋情》终于在1993年7月的《江门文艺》发表。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以后他的小说便陆续在各报刊发表了。
为了把杨先军从苦海里解救出来,让他有点空余时间看书写作,我决定带他到江门市工作,以便关照他。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喜出望外,但又显得有点难堪。他说老板把他当作廉价劳动力和摇钱树,管得很严,绝不会放他走。我和家里人便密谋把他偷走。于是,我和杨先军约好了偷走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
1993年春的一天,凌晨3时,我弟弟(广州某报编辑)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窝棚下,吹了声口哨,杨先军便背着简单的行李(主要是书)匆匆上了车后座,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不到15分钟就到了我母亲的住处。第二天,我便坐单位的小车到广州把他接回江门。
到了江门,我爱人像对待儿子一样,教他用液化石油气热水器洗澡,再换上新衣服,我带他去理发。杨先军显得神采奕奕了。
之后,我便到处打电话帮他联系工作。每天下班后,用自行车载着他到一个个工业区去看哪里招工。因为杨先军近视,加上他瘦弱,干不了重体力活,所以找了很多工厂都不肯收他。他只好继续住在我家里。后来我爱人学校的一个教师知道市郊有一个叫江荷园的公司招工,便介绍杨先军到那里打工。星期天,我载着杨先军去了市郊龙湾那家公司,碰巧公司经理也爱好文学,又读过我的作品,便欣然答应收下杨先军,让他在温室大棚里种瓜菜。
从此,杨先军便在江荷园公司工作,每逢休假便到我家里吃饭,有时还带来了公司分给员工的黄瓜、青菜。
那年12月26日他生日,我约他到家里吃晚饭,丰盛的菜肴,他开怀畅饮,想不到醉得一塌糊涂,呕吐不止,我们送他到中心医院急诊,输液,我爱人一直陪他到天明。事后他深表歉意。
他在江荷园公司干了一年多,后经朋友介绍,便去了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月工资1000多元,并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我曾到深圳去看望过他。每逢假日,杨先军也会带女朋友来江门,我们把他们当成儿女一样。
(敬请读者朋友留意下一期——《〈江门文艺〉救了我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