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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部分是由于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应当与实际汇率升值相联系。这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相关联,它认为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引起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但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显示出长期升值的趋势。本研究首先扩展“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并引入扩展的1-2-3(CG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在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压低了中国的实际汇率,从而没有观察到“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服务业部门,即非贸易品部门,实际汇率也将面临向下的压力。
关键词:国际金融 人民币实际汇率 “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 可计算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6-027-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对于一个日益开放环境下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本币实际汇率是体现该国整体经济基本面变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对内外部经济关系加以调整的关键价格杆杠。2005 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应当与实际汇率的升值相联系;而这也是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相关联,它认为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会引起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从而使实际汇率升值。另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巨额贸易顺差所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压力。
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角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展开研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肯定者有:俞萌(2001)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部分成员的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得出了在经济高增长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汇率的上升;王维(2003)采用ADF和Johansen检验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中国贸易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三个变量线性组合中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向量,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弹性较大。否定者有:胡援成,曾超(2004)在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模型中对“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能最终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远未实现充分就业;杨长江(2002)采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作为理论假设,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贸易品部门购买力平价不成立的情况下,本国的价格水平将因为贸易品价格的降低而降低,意味着实际汇率的贬值。在分析方法上绝大多数是理论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而较为少见的是Rod & Dai(2007)使用一个三部门改进的1-2-3(CGE)模型研究了中国实际汇率问题。Rod认为,对于实际汇率影响最强的力量是中国总储蓄相对于它的投资的增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在资本帐户上的流出的扩大。鉴于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研究较少,我们将从这一新的视角,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进行剖析。
二、“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与中国实际汇率
(一)“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
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认为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它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我们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制的情景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品(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也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升值。
如果名义汇率E被定义为由一定数量的单位外国货币表示的单位本国货币。eR表示为国内一篮子商品与国外一篮子商品的交换率。那么一国与它的贸易伙伴国i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可以近似地表示为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的比率,PY (pN , pT )和PiY(piN , piT)/E,这里pN 和 pT的上标分别表示非贸易与贸易品及其服务。
(1)
以上是实际与名义汇率之间的基本关系。考虑这样的例子:假设国内与国外价格以共同币值单位表示(Ei=1),在GDP中非贸易品份额为q,在国内国外相同,价格近似地使用C-D函数形式,所有贸易品满足一价定律,意味着贸易是非扭曲的,即pT= piT。在这些条件下,实际汇率为:
(2)
非贸易品价格的关键作用是清楚的。当价格以一个共同货币度量,相对于一个共同计量单位,国内与国外非贸易品价格比率对实际汇率起决定作用。为说明对生产率所依赖的关联性,假设劳动是唯一投入,工资是唯一生产成本,国内贸易与非贸易部门每工人产出率为AT和AN。在贸易伙伴国,相应产出率是AiT和AiN。在贸易与非贸易部门中的工资率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在两个部门遵循均等价格,即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相等:W=AT pT =AN pN ,Wi=AiT piT =AiN piN,那么,贸易伙伴国的工资率差距只依赖于它们的贸易品生产率:W/Wi=AT/AiT。如果非贸易生产率水平在所有贸易伙伴中是相同的(AN=AiN),那么就有:,则:。
根据“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如果某国具有较高的贸易品生产率增长,,它的实际汇率必须升值。综上所述:假设贸易品部门遵循一价定律,那么非贸易品部门两国间的相对价格决定双边实际汇率;假设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相等,且唯一的要素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在两部门相等,并也假设贸易品部门遵循一价定律,那么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非贸易品部门相对价格;所以贸易品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实际汇率。
进一步的简要总结“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就是:当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它抬高了全国的工资水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全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它只有通过提高价格来提高工资,这就引起了实际汇率升值。从式(1)看出:固定汇率制下,“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表现为通货膨胀,在浮动汇率制下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如图1所示:
(二)“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考察
假说的两个关键性假设是:首先,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其次,由于联动的工资压力,非贸易的服务价格会相对上涨。我们先考察第一个假设。
Rod Tyers的计算与Cai和Wang(2006)相似。表1表示每年的索罗剩余的变化,它显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生产率有着强劲表现,这与第一个假设一致。
本文计算了分部门的价格指数以考察第二个假设,如图2所示。建筑业和其它服务部门行业的价格自1990年以来比GDP价格上升的更快,但仍然没有贸易品部门为主的工业部门的价格指数上升得快,农业(第一产业)产业价格指数落后于其它部门。在假定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高于它的贸易伙伴的条件下,它强烈支持一个同时发生的升值。
然而,如图3、图4所示,没有这样一个升值出现,中国对世界的实际汇率自1990年以来是下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几乎是平的,后者是由于为稳定汇率而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7月中国政府启动了汇率改革,名义上允许货币在每天3‰的范围内浮动,到2007年5月双边汇率累计升值6%;2007年5月21日起,浮动幅度从3‰扩大到5‰,所以如图所示2007年升值的趋势显现。这是要试图解释的难题,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非贸易品部门价格上升了,而实际汇率并没有升值。
(三)“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扩展
“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关键假设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为我们从国际贸易、产业差别角度分析实际汇率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下面我们放松“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关键性假说,以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有什么样的作用。
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被观察到是很高的,也就是,导致并且趋向于压低实际汇率(和发达国家差距被压缩)。可以证明如下:
所有贸易品满足一价定律,即pT=piT,那么:
,
也可由W=AT pT =AN pN ,Wi =AiT piT=AiT piN,以及pT=piT推得:
(3)
如果非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非贸易品价格下降。现代交通、金融、医疗和教育服务提供了相当大的生产率追赶潜力。实际上近年来的在制造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由于FDI,而服务部门的FDI只在最近才开始增加,这表明服务部门生产率将会是未来中国一个主要的增长贡献。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率获得的部门分布是实际汇率的关键决定因素。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将会受到教育和训练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这将推进服务部门的表现,也就是说使中国实际汇率贬值。当然,从某个角度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产业升级过程,服务业的比重应当上升,如别的国家一样,这个结构变化关系将起到贬值的作用。可以简要证明:购买力平价的价格水平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即:
a和ai分别表示本国和贸易伙伴国贸易物品价格的权数,分别由两国贸易品支出与总支出的比重决定;那么:
(4)
假设贸易品服从一价定律(),因此将上式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PiT和EiPT,则:
(5)
该式表明购买力平价可看作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的特例。若a=ai=1,即两国全部物品是贸易品,则Ei=PiY/PY,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等同于购买力平价,通常a和ai都小于1,这引起Ei与PiY/PY的背离。再看实际汇率的表述:,将上面的表达式代入:,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PiT和EiPT: (6)
从该式看出,实际汇率取决于两国贸易品的比值a和ai,非贸易品的比值1-a和1-ai,以及两国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相对价格PN/PT和PiN/PiT。
资本帐户与高储蓄:实际汇率只依赖于在商品上由贸易联接起来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意味着任何支付流入(如FDI)都会增加总需求。进口供给的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比更具弹性,这种流入增加了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也因此使汇率升值。相反,流出将引起贬值。由图5显示: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一个帐户上的扩大的净流出,所以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有一个向下的压力。为了说明,注意在资本帐户差额等于投资储蓄缺口:
(7)
这里I是投资,SNF(净外国储蓄)是资本流入,大约等于FDI流入,是官方外汇储备的每年增加,即资本流出。等式两边是负的,意味着资本净流出以及国内储蓄超过投资差额。一半以上的GDP是被储蓄了,并且高额的资本流出提供了强的贬值力量。高储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流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劳动的边际产量超过农业劳动,这是由于工业资本积累更快。在城乡期望收入差异诱发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如果从农村流向工业的劳动力比从农村流向服务业部门(特别是建筑业)少,那么由于服务业部门劳动供给较大,就会使得工业生产率增长不会推动服务业工资和成本上升。从总量上来说,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难以传导到非贸易品部门,从而不会导致实际汇率的持续升值。中国在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提高并未引起实际工资的上升。
还是可以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基本框架入手,对此作一个概括:当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它将抬高全国的工资水平,如果劳动流动是无摩擦的,当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赶不上工资提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会提高价格,从而引起实际汇率升值。但是由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不会通过提高工资而提高价格,从而不会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反而对实际汇率具有向下的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压低中国实际汇率的最重要因素,而高储蓄、服务部门扩张等引起实际汇率贬值的诸因素,都可以认为由劳动力过剩所衍生出来的。几年后的中国经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都将有新的发展,也会遇到新的问题,劳动力短缺的出现,老年化社会的到来存在于这些诸多问题之中,将对包括汇率在内的宏观经济造成影响。
三、中国实际汇率决定因素的CGE建模
这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聚焦宏观经济的模型。为构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引入一个三部门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它是Rod (2004b)两部门1-2-3(CGE)模型的扩展,我们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模拟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反应的模型,并提供了一个研究实际汇率与二元经济关系的情景模拟。
(一)模型特征、数据与参数
通过在模型中添加第三个要素—土地,以及第三个部门—服务业,这个服务业部门被模拟为非贸易品部门,也就是以中国的第三产业为基础,这个三部门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扩展了Rod-Tyers (2007) 模型,它也是Dai (2006)微观经济模型的进一步扩展。国内生产的产品与国外产品是差异化的。这个模型包括储蓄、投资、货币、债券,以及理性经济人。模型中添加并重新定义了新的系数、变量、公式和方程。下一个难点是构建一个模型的初始数据库。它的目的是对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有一个典型描述。我们的数据主要是来自对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一些数据的校准以及GTAP2004数据库,Rod模型采用的是GTAP1997年数据。投入产出系数来自于2005年投入产出表。我们有三个产业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
这个三部门宏观模型具有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根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显示:2004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贡献GDP的13.1%、46.2%和40.7%。制造业成为最重要的出口部门,到2004年,它占到整个出口的93%,初级产品占中国进口的21%。假设服务业没有贸易。
参数主要来自于GTAP数据库有关中国的部分,可以由Horridge Mark开发的Crusoe45软件来分解出各国的数据。对Rod原模型进行研究以后认为它的国内消费与国外消费Armington替代弹性太大了,即使长期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在改造的模型中,国内的采用Willenbockel(2006)的替代弹性,国外的采用Zhang(2002)的替代弹性;
汇率的传导机制:实际汇率为两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价格(平减指数)的流通货币比率,即PY和PiY/El,的比率: ,这是实际与名义汇率Ei之间的基本关系。
(二)三部门开放宏观CGE模型的情景模拟
在这个部分,我们进行经济试验并分析经济对几个国内、国外冲击的反应。这些冲击包括三个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外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我们选择这三个不同冲击是因为它们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显得重要。当我们比较冲击的经济反应时,我们主要关注实际GDP、CPI和实际汇率的比例变化。本模拟将国内资本存货外生,以研究短期效应;又将国内资本存货内生,以研究长期效应。
1.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模拟
短期关闭资本账户的背景下(表3):工业、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升值,CPI上升。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很难把它归于贸易品部门或非贸易品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这具有非贸易品部门的特点,但农业中也存在国际贸易;对中国而言,与工业部门相比,贸易额还是较少的,而且农业在很多国家存在保护,农业的国际贸易很难拉平各国的农产品价格。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会提高实际GDP水平,而工业的提高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是农业。
在关闭资本账户的长期情景看(表4):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上升,CPI上升。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相对于短期,升降幅度大一些。
关闭资本账户下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会提高实际GDP水平,而工业的提高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是农业。这个实验是比较接近中国实际的一个实验,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市场。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的发展,二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加快。
如果开放资本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伴随高的金融资本流动的宏观政策,就会有更大的资本帐户、经常帐户、外国储蓄账户上的资本流动,因此经济就会更加开放。下面我们模拟在开放资本市场的情景下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当中央银行实施一个伴随低资本流动的固定汇率制的时候,价格水平变化方向和实际汇率一样,例如,如果实际汇率贬值,那么就有一个通货紧缩。这是由于当把名义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时候,价格水平需要作出调整以维护固定汇率水平,并且实际汇率变化是通过生产者价格水平的调整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受到汇率目标的束缚。所以在这种宏观政策下,中央银行不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实施伴随低资本流动,即关闭资本账户的固定汇率制,就会只在农业、服务业部门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但当经济实施伴随高资本流动的浮动汇率制的时候,如表5,表6所示,所有部门都会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而且长期的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的程度略微减弱,这都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整体上是有利的。
2.资本外流模拟
资本外流在长短期都会使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在开放资本账户下,资本账户余额等于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流出伴随的是经常项目流入,即进口增加,所以在长期,实际GDP增加。
3.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拟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造成了产业部门的劳动要素禀赋增加。我们没有使用具体的劳动力流动数据,由于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设计一个服务业要素禀赋增加的模拟来代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非贸易品部门(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情景。
在劳动供给过剩的情景下,在短期,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实际GDP增加;在长期,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实际GDP增加。劳动力供给过剩,压低了实际工资,从而引起通货紧缩和汇率贬值。
四、总结与讨论
中国的工业、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升值,CPI上升。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的发展,二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服务业,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加快。
如果经济实施伴随低资本流动,即关闭资本账户的固定汇率制,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只在农业、服务业部门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但当经济实施伴随高资本流动的浮动汇率制的时候,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有部门都会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这都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整体上是有利的。资本外流在长短期都会使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劳动力供给过剩,压低了实际工资,从而引起通货紧缩和汇率贬值。
中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上升没有充分地反映到工资上涨上来,从而没有观察到这一“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向城市转移的背景下,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服务业部门,即非贸易品部门,实际汇率也将面临向下的压力,而且它可能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业相对落后的国家,金融资本流动还是受到一定的控制的,或许实体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的作用要大一些,而且也可能是高储蓄背后的原因所在。
注:
本文系浙江工商大学产业经济学学科(省重点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11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谢 杰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关键词:国际金融 人民币实际汇率 “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 可计算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6-027-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对于一个日益开放环境下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本币实际汇率是体现该国整体经济基本面变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对内外部经济关系加以调整的关键价格杆杠。2005 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应当与实际汇率的升值相联系;而这也是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相关联,它认为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会引起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从而使实际汇率升值。另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巨额贸易顺差所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压力。
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角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展开研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肯定者有:俞萌(2001)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部分成员的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得出了在经济高增长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汇率的上升;王维(2003)采用ADF和Johansen检验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中国贸易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三个变量线性组合中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向量,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弹性较大。否定者有:胡援成,曾超(2004)在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模型中对“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能最终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远未实现充分就业;杨长江(2002)采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作为理论假设,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贸易品部门购买力平价不成立的情况下,本国的价格水平将因为贸易品价格的降低而降低,意味着实际汇率的贬值。在分析方法上绝大多数是理论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而较为少见的是Rod & Dai(2007)使用一个三部门改进的1-2-3(CGE)模型研究了中国实际汇率问题。Rod认为,对于实际汇率影响最强的力量是中国总储蓄相对于它的投资的增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在资本帐户上的流出的扩大。鉴于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研究较少,我们将从这一新的视角,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进行剖析。
二、“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与中国实际汇率
(一)“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
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认为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它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我们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制的情景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品(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也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升值。
如果名义汇率E被定义为由一定数量的单位外国货币表示的单位本国货币。eR表示为国内一篮子商品与国外一篮子商品的交换率。那么一国与它的贸易伙伴国i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可以近似地表示为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的比率,PY (pN , pT )和PiY(piN , piT)/E,这里pN 和 pT的上标分别表示非贸易与贸易品及其服务。
(1)
以上是实际与名义汇率之间的基本关系。考虑这样的例子:假设国内与国外价格以共同币值单位表示(Ei=1),在GDP中非贸易品份额为q,在国内国外相同,价格近似地使用C-D函数形式,所有贸易品满足一价定律,意味着贸易是非扭曲的,即pT= piT。在这些条件下,实际汇率为:
(2)
非贸易品价格的关键作用是清楚的。当价格以一个共同货币度量,相对于一个共同计量单位,国内与国外非贸易品价格比率对实际汇率起决定作用。为说明对生产率所依赖的关联性,假设劳动是唯一投入,工资是唯一生产成本,国内贸易与非贸易部门每工人产出率为AT和AN。在贸易伙伴国,相应产出率是AiT和AiN。在贸易与非贸易部门中的工资率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在两个部门遵循均等价格,即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相等:W=AT pT =AN pN ,Wi=AiT piT =AiN piN,那么,贸易伙伴国的工资率差距只依赖于它们的贸易品生产率:W/Wi=AT/AiT。如果非贸易生产率水平在所有贸易伙伴中是相同的(AN=AiN),那么就有:,则:。
根据“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如果某国具有较高的贸易品生产率增长,,它的实际汇率必须升值。综上所述:假设贸易品部门遵循一价定律,那么非贸易品部门两国间的相对价格决定双边实际汇率;假设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相等,且唯一的要素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在两部门相等,并也假设贸易品部门遵循一价定律,那么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非贸易品部门相对价格;所以贸易品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实际汇率。
进一步的简要总结“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就是:当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它抬高了全国的工资水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全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它只有通过提高价格来提高工资,这就引起了实际汇率升值。从式(1)看出:固定汇率制下,“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表现为通货膨胀,在浮动汇率制下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如图1所示:
(二)“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考察
假说的两个关键性假设是:首先,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其次,由于联动的工资压力,非贸易的服务价格会相对上涨。我们先考察第一个假设。
Rod Tyers的计算与Cai和Wang(2006)相似。表1表示每年的索罗剩余的变化,它显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生产率有着强劲表现,这与第一个假设一致。
本文计算了分部门的价格指数以考察第二个假设,如图2所示。建筑业和其它服务部门行业的价格自1990年以来比GDP价格上升的更快,但仍然没有贸易品部门为主的工业部门的价格指数上升得快,农业(第一产业)产业价格指数落后于其它部门。在假定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高于它的贸易伙伴的条件下,它强烈支持一个同时发生的升值。
然而,如图3、图4所示,没有这样一个升值出现,中国对世界的实际汇率自1990年以来是下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几乎是平的,后者是由于为稳定汇率而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7月中国政府启动了汇率改革,名义上允许货币在每天3‰的范围内浮动,到2007年5月双边汇率累计升值6%;2007年5月21日起,浮动幅度从3‰扩大到5‰,所以如图所示2007年升值的趋势显现。这是要试图解释的难题,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非贸易品部门价格上升了,而实际汇率并没有升值。
(三)“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扩展
“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关键假设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为我们从国际贸易、产业差别角度分析实际汇率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下面我们放松“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关键性假说,以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有什么样的作用。
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被观察到是很高的,也就是,导致并且趋向于压低实际汇率(和发达国家差距被压缩)。可以证明如下:
所有贸易品满足一价定律,即pT=piT,那么:
,
也可由W=AT pT =AN pN ,Wi =AiT piT=AiT piN,以及pT=piT推得:
(3)
如果非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非贸易品价格下降。现代交通、金融、医疗和教育服务提供了相当大的生产率追赶潜力。实际上近年来的在制造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由于FDI,而服务部门的FDI只在最近才开始增加,这表明服务部门生产率将会是未来中国一个主要的增长贡献。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率获得的部门分布是实际汇率的关键决定因素。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将会受到教育和训练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这将推进服务部门的表现,也就是说使中国实际汇率贬值。当然,从某个角度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产业升级过程,服务业的比重应当上升,如别的国家一样,这个结构变化关系将起到贬值的作用。可以简要证明:购买力平价的价格水平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即:
a和ai分别表示本国和贸易伙伴国贸易物品价格的权数,分别由两国贸易品支出与总支出的比重决定;那么:
(4)
假设贸易品服从一价定律(),因此将上式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PiT和EiPT,则:
(5)
该式表明购买力平价可看作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的特例。若a=ai=1,即两国全部物品是贸易品,则Ei=PiY/PY,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等同于购买力平价,通常a和ai都小于1,这引起Ei与PiY/PY的背离。再看实际汇率的表述:,将上面的表达式代入:,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PiT和EiPT: (6)
从该式看出,实际汇率取决于两国贸易品的比值a和ai,非贸易品的比值1-a和1-ai,以及两国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相对价格PN/PT和PiN/PiT。
资本帐户与高储蓄:实际汇率只依赖于在商品上由贸易联接起来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意味着任何支付流入(如FDI)都会增加总需求。进口供给的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比更具弹性,这种流入增加了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也因此使汇率升值。相反,流出将引起贬值。由图5显示: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一个帐户上的扩大的净流出,所以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有一个向下的压力。为了说明,注意在资本帐户差额等于投资储蓄缺口:
(7)
这里I是投资,SNF(净外国储蓄)是资本流入,大约等于FDI流入,是官方外汇储备的每年增加,即资本流出。等式两边是负的,意味着资本净流出以及国内储蓄超过投资差额。一半以上的GDP是被储蓄了,并且高额的资本流出提供了强的贬值力量。高储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流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劳动的边际产量超过农业劳动,这是由于工业资本积累更快。在城乡期望收入差异诱发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如果从农村流向工业的劳动力比从农村流向服务业部门(特别是建筑业)少,那么由于服务业部门劳动供给较大,就会使得工业生产率增长不会推动服务业工资和成本上升。从总量上来说,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难以传导到非贸易品部门,从而不会导致实际汇率的持续升值。中国在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提高并未引起实际工资的上升。
还是可以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基本框架入手,对此作一个概括:当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它将抬高全国的工资水平,如果劳动流动是无摩擦的,当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赶不上工资提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会提高价格,从而引起实际汇率升值。但是由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不会通过提高工资而提高价格,从而不会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反而对实际汇率具有向下的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压低中国实际汇率的最重要因素,而高储蓄、服务部门扩张等引起实际汇率贬值的诸因素,都可以认为由劳动力过剩所衍生出来的。几年后的中国经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都将有新的发展,也会遇到新的问题,劳动力短缺的出现,老年化社会的到来存在于这些诸多问题之中,将对包括汇率在内的宏观经济造成影响。
三、中国实际汇率决定因素的CGE建模
这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聚焦宏观经济的模型。为构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引入一个三部门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它是Rod (2004b)两部门1-2-3(CGE)模型的扩展,我们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模拟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反应的模型,并提供了一个研究实际汇率与二元经济关系的情景模拟。
(一)模型特征、数据与参数
通过在模型中添加第三个要素—土地,以及第三个部门—服务业,这个服务业部门被模拟为非贸易品部门,也就是以中国的第三产业为基础,这个三部门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扩展了Rod-Tyers (2007) 模型,它也是Dai (2006)微观经济模型的进一步扩展。国内生产的产品与国外产品是差异化的。这个模型包括储蓄、投资、货币、债券,以及理性经济人。模型中添加并重新定义了新的系数、变量、公式和方程。下一个难点是构建一个模型的初始数据库。它的目的是对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有一个典型描述。我们的数据主要是来自对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一些数据的校准以及GTAP2004数据库,Rod模型采用的是GTAP1997年数据。投入产出系数来自于2005年投入产出表。我们有三个产业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
这个三部门宏观模型具有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根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显示:2004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贡献GDP的13.1%、46.2%和40.7%。制造业成为最重要的出口部门,到2004年,它占到整个出口的93%,初级产品占中国进口的21%。假设服务业没有贸易。
参数主要来自于GTAP数据库有关中国的部分,可以由Horridge Mark开发的Crusoe45软件来分解出各国的数据。对Rod原模型进行研究以后认为它的国内消费与国外消费Armington替代弹性太大了,即使长期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在改造的模型中,国内的采用Willenbockel(2006)的替代弹性,国外的采用Zhang(2002)的替代弹性;
汇率的传导机制:实际汇率为两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价格(平减指数)的流通货币比率,即PY和PiY/El,的比率: ,这是实际与名义汇率Ei之间的基本关系。
(二)三部门开放宏观CGE模型的情景模拟
在这个部分,我们进行经济试验并分析经济对几个国内、国外冲击的反应。这些冲击包括三个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外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我们选择这三个不同冲击是因为它们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显得重要。当我们比较冲击的经济反应时,我们主要关注实际GDP、CPI和实际汇率的比例变化。本模拟将国内资本存货外生,以研究短期效应;又将国内资本存货内生,以研究长期效应。
1.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模拟
短期关闭资本账户的背景下(表3):工业、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升值,CPI上升。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很难把它归于贸易品部门或非贸易品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这具有非贸易品部门的特点,但农业中也存在国际贸易;对中国而言,与工业部门相比,贸易额还是较少的,而且农业在很多国家存在保护,农业的国际贸易很难拉平各国的农产品价格。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会提高实际GDP水平,而工业的提高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是农业。
在关闭资本账户的长期情景看(表4):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上升,CPI上升。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相对于短期,升降幅度大一些。
关闭资本账户下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会提高实际GDP水平,而工业的提高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是农业。这个实验是比较接近中国实际的一个实验,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市场。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的发展,二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加快。
如果开放资本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伴随高的金融资本流动的宏观政策,就会有更大的资本帐户、经常帐户、外国储蓄账户上的资本流动,因此经济就会更加开放。下面我们模拟在开放资本市场的情景下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当中央银行实施一个伴随低资本流动的固定汇率制的时候,价格水平变化方向和实际汇率一样,例如,如果实际汇率贬值,那么就有一个通货紧缩。这是由于当把名义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时候,价格水平需要作出调整以维护固定汇率水平,并且实际汇率变化是通过生产者价格水平的调整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受到汇率目标的束缚。所以在这种宏观政策下,中央银行不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实施伴随低资本流动,即关闭资本账户的固定汇率制,就会只在农业、服务业部门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但当经济实施伴随高资本流动的浮动汇率制的时候,如表5,表6所示,所有部门都会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而且长期的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的程度略微减弱,这都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整体上是有利的。
2.资本外流模拟
资本外流在长短期都会使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在开放资本账户下,资本账户余额等于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流出伴随的是经常项目流入,即进口增加,所以在长期,实际GDP增加。
3.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拟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造成了产业部门的劳动要素禀赋增加。我们没有使用具体的劳动力流动数据,由于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设计一个服务业要素禀赋增加的模拟来代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非贸易品部门(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情景。
在劳动供给过剩的情景下,在短期,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实际GDP增加;在长期,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实际GDP增加。劳动力供给过剩,压低了实际工资,从而引起通货紧缩和汇率贬值。
四、总结与讨论
中国的工业、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升值,CPI上升。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的发展,二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服务业,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加快。
如果经济实施伴随低资本流动,即关闭资本账户的固定汇率制,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只在农业、服务业部门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但当经济实施伴随高资本流动的浮动汇率制的时候,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有部门都会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这都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整体上是有利的。资本外流在长短期都会使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劳动力供给过剩,压低了实际工资,从而引起通货紧缩和汇率贬值。
中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上升没有充分地反映到工资上涨上来,从而没有观察到这一“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向城市转移的背景下,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服务业部门,即非贸易品部门,实际汇率也将面临向下的压力,而且它可能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业相对落后的国家,金融资本流动还是受到一定的控制的,或许实体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的作用要大一些,而且也可能是高储蓄背后的原因所在。
注:
本文系浙江工商大学产业经济学学科(省重点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11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谢 杰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