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流动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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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钱庄遍及大江南北,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本事”。戴蒙德—迪布维格银行挤兑模型也指出,银行面临两难,要么它投资于短期资产,这样它就不能实现其期限转换的功能,要么它就会因持有长期资产而面临破产的威胁。
  银行能够持续经营,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存款人不会同时提取存款,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任何银行都会破产倒闭。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是银行必须做的第一件事。
  流动性有三种层面的涵义,一是整个宏观经济的流动性,可以理解为经济体系中货币存量和货币增量的多少,货币存量可以用货币供应量(M2)来衡量,货币增量可以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融资总量来衡量;二是市场的流动性,这里的市场是指金融市场,而非商品市场,即投资者在市场上能够迅速以低成本交易金融资产的能力,取决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交易规模、活跃程度和交易对手数量;三是机构的流动性,即特定金融机构能够保证正常支付的能力,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资产的流动性,即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进行支付的能力;二是负债的流动性,即银行以较低的成本适时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总体而言,货币当局对前两个层面的流动性有主要的影响力,如何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发展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央行和监管者的重要职责,下面重点讨论单一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问题。


银行存短贷长、存少贷多,通过期限、金额、时间等要素的转换获取收益,这一过程的本质是银行通过承担管理社会上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来获取收益,这是银行脆弱性的根源,也是银行破产倒闭的直接原因。

  银行存短贷长、存少贷多,通过期限、金额、时间等要素的转换获取收益,这一过程的本质是银行通过承担管理社会上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来获取收益,这是银行脆弱性的根源,也是银行破产倒闭的直接原因。中外历史上破产倒闭的银行很多,从形式上看,都是流动性出现问题,流动性是压倒金融机构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杠杆加剧风险


  尽管流动性十分重要,但流动性是有成本的,流动性越充裕,成本越高,在利润目标的压力下,金融机构有动力和意愿提高杠杆,绷紧流动性之弦,这是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普遍选择,其方法虽然差异巨大,但本质都是加杠杆。
  以雷曼为例,其高杠杆融资的手段之一是回购105,雷曼把证券短时间转移给其他机构,如果资产估值不低于所获资金的105%,也就是支付对方不低于5%的利息,会计准则允许把它记为销售,这样资产减少、现金增加,用这部分现金偿还部分债务,就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或财务杠杆,从而达到粉饰会计报表的目的。通过回购105,雷曼支付高额的利息费用,侵蚀自有资本,在危机冲击下,成为率先倒下的巨人。
  国内金融机构同样存在提高杠杆的现象,近期债券市场的规范清理让人们熟悉了一个专业术语“代持养券”,其本质就是规避监管对规模、结构的限制,提高债券投资规模,承担更大风险总量,获取更高收益。买入返售业务同样带有加杠杆的色彩,为规避存贷比、调控政策等限制。一家银行可以将自己的资产打一个包,出售给同业,约定未来再以特定价格买回,记入买入返售资产项下,两家机构或多家机构相互卖出买入,信贷资产就转入非信贷资产,从一定意义上扩张了总的信贷规模。
  加杠杆的结果就是流动性风险的进一步加剧,稍有冲击,脆弱性就显露无疑,诱发流动性风险,严重的导致金融机构破产倒闭。

央行的角色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救助行为仍然是充满争议的话题。雷曼资产规模7000多亿美元,众多交易对手催要保证金,自身流动性出现问题,美联储的决策是不再施以援手,雷曼只能以破产终结其128年的历史。与此同时,美联储对美国国际集团(AIG)进行了注资,AIG避免了破产的命运。2010年,美联储不但成功退出了对AIG的投资,还有200多亿美元的获利。假如美联储对雷曼注资,是否会同样大赚一笔呢?历史没有假设,更不会重来,但问题同样存在。当金融机构面临流动性问题时,救还是不救?谁该为流动性危机负责?是央行还是金融机构自身?
  金融机构管控自己的流动性天经地义。复杂性在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一个紧密的连接体,一家机构出现问题,很可能诱发整个市场体系陷入困境。欧美金融市场发达,银行早已抛弃了存贷款的传统模式,其融资来自于发行各类商业票据(CP)、债券,其资产通过证券化、再证券化,销售给了投资者,从传统的“发行-持有”变为“发行-销售”,一旦融资市场出现重大变化,银行业,甚至全球市场都可能全面出现流动性问题。
  当金融机构短期出现流动性问题,自然会求助于央行,央行负有提供流动性的期望。英格兰银行的诞生是为了解决流动性,美联储的诞生也是因为需要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央行的最重要职责之一是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Last resort),当机构和市场流动性紧张时,央行的救助会助长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杠杆,而不救助,则是市场资金的紧张和市场功能的紊乱,二者的博弈是一种常态,问题是央行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施以援手、如何施以援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Charles Goodhart曾经从监管者的角度分析银行流动性的监管问题,他指出一旦危机发生,中央银行如果像载满超额流动性的救生艇,以宽厚的条件前来救生,这会鼓励银行减少流动性。英国经济学家巴杰特认为,如果不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最后贷款人将放大而不是缩小潜在的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为了解决源于最后贷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巴杰特提出了惩罚“微弱少数”的“巴杰特规则”(Walter Bagehot,1873),即中央银行应以恐慌前的价格,在银行优质资产抵押的基础上向有清偿力的银行贷款,但是贷款利率应为有惩罚性的高利率。   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提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加大了对分类证券的购买量,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推低了中长期利率,日本、欧洲纷纷效仿,全球流动性处于宽松甚至泛滥的境地。在这种宽松的情况下,极易诱发各类机构加大杠杆、过度负债以获取更大利润的行为,一旦流动性形势变化,引发金融危机。
  总之,央行和机构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有各自不同的职责,金融机构应该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并制定专门的应急计划。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其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确保整个经济所需的流动性,减轻机构流动性危机所引发的溢出效应、传染效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央行应明确流动性救助的规则和条件,让市场知晓央行态度和底线。为确保救助政策的“有偿性”,获得最后贷款人支持的问题机构必须得到相应惩罚,救助不应该阻止银行破产发生,问题机构须对自身不审慎行为承担责任。

重塑流动性管理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在系统性和流动性风险防范上存在较大不足,人们再次意识到流动性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稳健运营的至关重要性。
  巴塞尔委员会在金融危机后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提出了两个新的流动性管理指标,一个是流动性覆盖率(LCR,Liquidity Coverage Ratio),其含义是在严重流动性压力情景下,银行应该保持充足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性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变现满足未来30天的流动性需求。强调30天的目的是留出足够的时间,让监管者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优质流动性资产主要是现金以及高流动性主权债、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高评级证券。另一个指标是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Net Stable Funding Ratio),要求银行一年内可用的稳定资金大于一年内所需要的稳定资金,所谓的稳定资金来源是指在一年内可以为银行提供资金的权益或负债,需要的稳定资金是未来一年内必须对外支付的资金。
  这两个指标的核心是要求银行建立现金流的预测管理能力,要能对资产负债表的每一项目进行精细化的管理。相比于目前流动性管理中的备付率、核心负债比、流动负债比等静态指标,这两个新指标更具有前瞻性,中国银行业可以这两个指标的管理为抓手,提升现金流的管理能力,制订针对性的应急预案,有效防控流动性风险。
作者为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兼市场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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