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百度百科的阐释，所谓“献媚”，即：为讨好他人而做出某种姿态或举动，卑贱地讨好、恭维别人。总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献媚他人当然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好处。当下某些散文的献媚，也是如此。其献媚的对象：一是读者，为了得到他们的点赞;一是评委，为了获得某一个奖项;一是有权势者，为了收割某种利益。总之或者为名或者为利，名缰利锁是也。为了增加献媚的份额，虚假也就难免。
　　那么，“虚假”又是如何解释的呢？百度百的科解释是：“假的，不真实的。”前者是一个中性词，后者则是贬义词。虚假而献媚的散文，自然不足为外人道。这就不禁使人想到苏轼，想到北宋时期那样一个命运多舛的文人，那样一篇短之又短的散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与苏轼一同夜游赏月的张怀民，也是被贬斥的官员。苏轼在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来到黄冈，张怀民则比他晚来了四年，与苏轼同属“闲人”。苏轼写这样的文章有什么目的，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当然是为自己，抒发对月色的追寻与鉴赏，寄托对萍踪一样人生的感叹，哪里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与献媚！
　　苏轼的散文，或者说，苏轼对中国散文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散文生活化，将庸常生活中的情趣、意味、精致、感叹与哲思通过散文提取出来，从而保持了作者的本心，也就是李贽所倡导的童心吧！“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在李贽看来，“童心者，真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人心本善，歌哭笑怒出之自然，丧失童心怎么可能写出精致美文？
　　这样的童心，就是平常之心。社会与他人如何待我，而我又如何对待他人与社会，在关乎生活的柴米油盐的琐细之中，我是如何感受、思索的，这就是撰写散文的基本支撑，为文之心在我，有什么必要制造虚假而向他人献媚！
　　还是说苏轼，乌台诗案之后便厄运连绵而不停地受到贬斥。在广东惠州时，他住在一所寺院里，写了一首题曰《纵笔》的诗：“白头潇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显得闲适安逸。据说，当时的权臣看到这首诗，愤怒地咆哮，“报道先生春睡美”，苏轼还这么快活吗？那就让他去更荒远的地方吧！于是再贬到儋州，也就是今天海南省的儋州市。放逐海南，据说，对宋朝的文职官员来说，是最重的处罚了。在那里，苏轼居无住所、病无医药而万分困窘，但仍旧诗文不断，有这样三首诗描绘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与心境：“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清人王文诰评价是：“平淡之极，却有无限作用。”王的评价移之于苏轼在儋州时期的散文也是适宜的，他那时的散文是黄州散文风格的继续与发展，是其时情感的流露与宣泄，哪里有丝毫的虚假与献媚！苏轼的文与诗，至今仍然滋养着我们的时代与文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孟夫子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山间的小径，专心致意在上面行走便会走成道路;反之，不在上面行走，便会被茅草堵塞。现在，茅草把本应通透的心堵塞了。我们的心被异化了，矮化了，这就涉及创作主体，一切语言文字，未有不诚而感人者，不诚而欲感人，当然比登天还难。
　　对散文而言，也是如此，散文应该是典型的“生活流”，这个“流”宽广、恣肆而又自然。散文不过是生活的摹写者，当然这样的摹写不是呆板的刻舟求剑，而是审美的灵动与飞升。明代的宋濂说“物有所触，心有所向，则沛然发之于文”，便是这个意思。袁宗道云：“古人之文，专期于达，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达，以不达学达，是可谓学古者乎？”袁宗道直斥的是他那时的文人之病，散文的根本目的在于达，畅达地表述自己的意旨与情愫而感动他人——首先是感动自己，其次是感动他人，这就是达，反之为不达。而今天，不达则不达矣，甚而蓄意地制造虚假与献媚，如此怎么能够写出动人心弦的散文？
　　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