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17：37，由北京西开往西安北的G669次列车正在做出发前的最后播报。
　　王声气喘吁吁地背着双肩包，攥着公交卡进了6号车厢，“还是地铁靠谱”。
　　之前赶到的苗阜站在站台上抽烟，得意地说，“这趟车是我们西安铁路局的。”苗阜是铁路系统子弟，曾在一个山沟小站当电工。
　　若在一个月前，他们只是普通的旅客。而眼下，尽管大部分人还不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却不停地有人凑上来打招呼：“嘿，你们是《满腹经纶》吧？说得不错啊。”
　　苗阜赶紧哈腰点头，满脸堆笑：“谢谢您捧。”
　　凭借“没有段子，全是笑点”的《满腹经纶》，陕西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在北京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炮而红：草根原创、接地气、原汁原味，这段11分钟的传统相声甚至被舆论称为“业界良心”。
　　随后，二人接到央视元宵晚会的邀请，表演了相声《学富五车》。这个相声沿袭了《满腹经纶》风格，虽然准备仓促，还是获得好评。他们二人几年来在小剧场演出的诸多相声段子也被翻了出来，点击率几何级增长。
　　“时也，运也，命也。”坐在列车上，32岁的苗阜一脸严肃地总结。回忆起多年来坚守小剧场的坎坷辛酸，二人少有一夜成名的喜悦。“谤誉随人吧。”苗阜盯着窗外。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在踏上列车之前，苗阜本来约好了与一些记者见面。他迟到了一個小时，进门就鞠了个90度的躬，不停解释之前在电视台录制拖延了时间，生怕被误会为“耍大牌”。
　　王声自称有交流障碍，这类面对媒体的活动一般都由苗阜独自承担。有人希望合影，他有时会微笑着婉拒，指指苗阜，“跟他合影就可以了。”
　　这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相声演员的组合：苗阜脸黑，外向，说起话来表情丰富，好热闹；王声长得白，内敛，平时一脸严肃，喜欢清静。但这种搭档又极为互补，一个在舞台上诙谐地讲歪理，一个义正言辞地纠邪说。
　　二人的相遇也颇有戏剧性。
　　他俩都是铜川人。苗阜虽是铁路子弟，却阴差阳错地上了矿务局子弟小学，恰好与同为矿务子弟的王声分在了一个班。
　　两个小同学都爱好文艺，还曾一起登台表演诗朗诵，不过，他们都不记得当时演出的情景了。“那时王声应该比我优秀。”苗阜记得几年前再回母校时，老师们只记得王声，对他却没有一点印象。
　　五年级时，王声转学离开了。此后的13年间，两人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忘记了对方的存在。
　　2006年，苗阜代表西安铁路系统参加陕西电视台的“捧逗先锋”栏目，搭档临时有事，主办方便给他推荐了一个，说是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生，相声发烧友，名字叫“王声”。那次合作，两人都觉得配合得天衣无缝，段子一气呵成，“现场观众笑倒一片”。苗阜回忆说。
　　于是，录完节目后，两个人一起去吃夜宵，聊着聊着，互相都发觉：“我是不是认识你啊？！”一对成长经历，不得不一齐拍大腿——啊！原来是你啊！
　　重述这段神奇的相遇时，他们再次确认：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苗阜很早就是小伙伴中的活跃分子。放学后，他常和同学们用铁丝拴在两堵墙之间，从作业本上撕下四页纸，写上“联欢晚会”四个字挂在铁丝上，之后便模仿在晚会上表演节目。上中学后，他喜欢上听相声段子，甚至还模仿过马季。
　　王声的父母均是工人，住在矿务局大院里。每天午后，他准时坐在收音机前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杨家将》。“我曲艺开蒙的老师就是‘收老师’（收音机）。”
　　苗阜从小身体协调性差，经常摔跤，一次从高高的土堆上摔下来，脸直接拍在地上，造成下颚突出。若干年后，站在上千人的剧场里，这个“生理缺陷”恰恰成了他自我调侃的“包袱”。
　　“我是因为腿筋太短，抻着了上颚，造成下颚突出。”苗阜郑重地解释。
　　“你这就是‘地包天’啊！”王声搭话。
　　“难道不允许自带前保险杠吗？”苗阜嗔怪道。

“有些东西，你一看见就喜欢上了”

　　苗阜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在母亲的建议下，初中毕业后，他考取宝鸡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接触网专业（在电气化铁道中，沿钢轨上空架设的高压输电线的架设和维修）。“那可是最后一批包分配。”母亲说，“毕业后努努力，说不定以后还能当个工长。”
　　在宝鸡三年半的学习生活，苗阜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今年央视和北京卫视春晚上都加入了不少宝鸡元素。比如，那句充满宝鸡腔的——“娘娘，风浪太大咧”！
　　毕业后，苗阜被分到了富平县梅家镇车站。这是个大山中的小站，一天只有两趟火车停靠，也不是电气化铁路，苗阜于是转行当了电力工。恰好此时，G669次列车上的车载电视，正在播放铁路工人攀杆维修线路的画面。“看，我当年干的就是这个活儿。”苗阜指着屏幕说。
　　不过，他也第一次上了媒体。2001年，工段内刊上刊登了一篇《电线杆上的笑星》，把苗阜描写成一位多才多艺的铁路工人。
　　王声则按部就班地考上了大学，爱踢球，好上网，从大三起，他开始有意识地整理收集传统相声资料。他也说不清楚，是相声中的哪些元素吸引了他，“有些东西，你一看见就喜欢上了。得，说明你就适合干这个。”
　　从2002年起，苗阜只要听说西安铁路局艺术团有演出，他就向单位请假，自费到西安，义务给艺术团干杂活儿，期待能跟团领导混个脸熟。没钱住旅馆，晚上就睡在彩排厅里。
　　十多年后，终于站在铁路文化宫青曲社相声专场的舞台上时，苗阜不忘揶揄自己：“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节目是搬道具。” 　　他持之以恒的“打杂精神”最终打动了艺术团领导，团里渐渐给了他一些龙套角色，最后终于被抽调到了艺术团。他也没让艺术团失望。2005年，在第四届全国职工小品大赛上，他参演的小品《候车室里》获编导金奖。
　　王声却经历了一段迷茫期。毕业前，常泡西祠胡同论坛的王声一度想当“北漂”。他借着论坛聚会的机会到北京来“考察”。在饭局上，他见到了心目中的业界大咖：著名出版人张立宪，知名编剧史航等。
　　“若干年后我能成为他们吗？”王声自问。他没有信心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毕业后，他留在西安成为一名教辅编辑。枯燥单调的工作之余，创作相声小段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他的朋友圈慢慢都成了相声爱好者，他偶尔也去小剧场里过把瘾，最终为此放弃工作。“这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混不好别怪我们。”母亲警告道。

“使活永远比喝酒容易”

　　列车开动后，两个人直奔餐车。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一天下来，连饭都没吃。
　　“来两碗方便面。”苗阜双手拄着柜台说。
　　“卖完了。”乘务员认出他，不好意思地低头笑。
　　两人斟酌半天，各自点了份30元的盒饭。
　　或许因为两人常年独自努力钻研相声，寻找段子或笑点，已成为他们一种本能。哪怕并不是在舞台上，二人常常聊着聊着，就惹人捧腹。
　　“那我就先吃了哈。”王声迫不及待地撕开餐盒。
　　“那怎么的，还再等上二年。”苗阜习惯性地回了个“包袱”。
　　“这套餐真难吃啊，你说乘务员知道吗？”苗阜咧着嘴。“的确难吃，你确实得告诉乘务员，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系统的艺术家。”王声坏笑道。
　　这种经验也使他们更擅长即兴发挥。一次表演《满腹经纶》，苗阜刚提到《山海經》，王声突然跳开台词，多说了一句，“这么诘屈聱牙的经典你能懂吗？”苗阜的确没听明白这个成语，一脸迷茫地反问了一句，“你说了个啥？”机智的王声紧跟了一句，“这是个幻觉。”台下笑声一片。这个偶得的妙段后来正式进入了作品中。
　　另一次，苗阜本来的设计是最后抖一句与《金瓶梅》有关的包袱。演出时却说早了。刚说出一个“金”字时，王声立刻警觉到了，马上接了句“陵十二钗”，迅速把段子引向苗阜熟悉的《红楼梦》。灵机的补救引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来便一直将错就错。
　　不过，苗阜把《满腹经纶》的成功，归结于在小剧场千锤百炼地打磨，数百场演出碰撞出的火花使内容更加丰富，作品的结构和表演时长恰恰又适合电视媒体。
　　在公众眼中，相声已成为没落的曲艺，创作乏力，品位低下。但王声不赞同这种说法。据他统计，大部分地区的小剧场相声都相当活跃，只是媒体对于好相声的评判标准不同；不少精彩的剧场相声囿于时长等原因，也很难在电视媒体上呈现出来。
　　不过，苗阜和王声做到了。凭着《满腹经纶》，西北相声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实际上，西安曾是中国相声界重镇。1937年，陕派相声鼻祖张玉堂等一批京津相声艺人迁至西安，演出盛况空前，以至于京津相声名家到西安演出都颇为忌惮。西安相声名家结合西北民俗，逐步形成了以豪迈为特色的西北派。一些看过苗阜演出的西安老相声艺人说，在苗阜身上看到了张玉堂的影子。
　　但是，出名是有代价的。5个多小时行程中，苗阜接了20多个电话，期间还要不断满足路过的旅客合影、签名等要求。
　　王声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捧着一本发黄的《历代笑话集》。王声自称有些交流障碍，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过只要一站上舞台，便立刻精神抖擞。
　　听到苗阜电话里安排第二天活动，他立刻提醒说，第二天还有小剧场演出，“你想想你有多久没有使活（指说相声）了，使活永远比喝酒容易。”
　　2007年，苗阜、王声和七八个志同道合者共同创立了青曲社。成立之初，票价只有五元，仍然无人问津，以至于演出时，不得不由其他人在台下充当观众，以免场面过于寒酸。他们倒也苦中作乐，自谑为“观摩演出”。王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困难时，一天下来，口袋里只有一块钱，是为了保证晚上回家能有钱坐公交车。
　　如今回想起来，苗阜觉得应该感谢那段清苦的经历。“没有钱，也没有名，不过有大把的时间创作作品，练习基本功。”
　　转机出现在2008年。一家位于闹市的茶楼请青曲社去演出。一天演出费450元钱。原本是喝茶赠相声，没想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了听他们的相声而去喝茶。苗阜说，最初三个月里，他与王声没说过一个重复的段子，之前积攒的作品一口气全部倒了出来。
　　一年半后，茶馆人满为患，并开始出售门票，“80元一张”。苗阜、王声的名字在西安曲艺圈喊响了。
　　由于经营理念分歧，青曲社与茶楼解了约，决定自立门户。启动资金捉襟见肘，苗阜托朋友办了20万元的银行小额贷款。2012年5月，青曲社重新开张。为了节约时间和经费，演员们白天亲自上阵装修，换身衣服晚上再上台表演。粉丝们追随而至。不到一年，140多人的小剧场已天天座无虚席，演出票至少要提前一周预订。
　　青曲社在人员设置上也有所不同。别人叫班主，青曲社叫主席，王声则被封为青曲社秘书长。“我们推行委员会制度，所有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拍板，而是社委会成员集体表决。”苗阜说。

“不做任何与相声无关的事情”

　　2013年起，青曲社与《华商报》合作，推出千人剧场商演计划。首场为了规避风险，苗阜选择了隶属于铁路局的西铁文化宫。他找到单位领导，半开玩笑地说：“演出要是办砸了，我可不给钱啊。”
　　现实恰恰相反，开演几天前，所有价位的票销售一空。站在面对1380名观众的舞台上，一个包袱砸下去，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有的还站起来叫好。谢幕时，苗阜百感交集，带领所有演员不停地鞠躬作揖。
　　第三场大型演出时，暴雨倾盆，剧场突然停电，两人扯着嗓子继续说，台下上千名观众打开手机闪光灯照向舞台。散场时，苗阜、王声站在雨中向观众致歉送行。有观众把雨伞塞到他们手里，苗阜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一位观众幽默地劝他俩：“没事，真不怨你们，主要是萧敬腾今晚在省体育馆有演唱会。”
　　演出中，《歪批山海经》的叫好声最响。苗阜和王声于是决定在此基础再加工提炼，写成了《满腹经纶》。2013年12月，他们带着这个新作品，在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上斩获季军，并获得了进军北京卫视春晚的机会。
　　2014年正月初一，在家里看完北京卫视春晚后，苗阜早早地睡了。第二天醒来时，父母显得手足无措，一早上已经接了三四十个祝贺电话。苗阜连忙看自己的手机，有40多个未接来电，朋友圈被自己的段子刷了屏，微博上几万条的转发和评论。“我当时都傻了，从来没见过这种架式。”王声家也没闲着，岳父已经答应了好几轮做东请客。“请客就算了吧，这玩意太费钱。”王声劝道。
　　邀约纷至沓来。但两人把大部分都推掉了。他俩很快碰了个面，并定下一个规矩：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不做任何与相声无关的事情。
　　除了3月份一场回报陕西观众的商演外，两个人准备闭关，创作新作品，为4月30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专场演出做准备。
　　G669次到达西安已是晚上11点。苗阜的徒弟开车来接站。车座上摆满了近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快件，有的寻求合作，有的表达喜爱之情，还有全国曲协领导对他们相声的批示。他俩一一拆封，把重要的内容念给对方。
　　第二天晚上，苗阜、王声春节后首次回小剧场演出。甫一露面，观众们玩命地鼓掌。苗阜登台的第一句话给观众吃了一颗定心丸：“不管我们登上多大的舞台，我们都不会放弃小剧场的演出，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