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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重组之后的塔利班与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陷入对峙僵局状态，在此背景下，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开始寻求与塔利班实现政治和解。虽然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于2015年7月进行了首次公开和谈，围绕阿富汗和解所设立的“四方会谈”机制也于2016年初启动，但鉴于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客观存在，阿富汗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2001年底作为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塔利班已经实现重组，进而发展成为对阿富汗政府、驻阿美军及其北约盟友构成严峻挑战的力量。在军事上不能彻底消灭塔利班的条件下，美国和阿富汗政府转而谋求与塔利班实现政治和解。2015年7月7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进行了首次公开和谈，但原定当年7月底举行的第二轮和谈，因塔利班退出而被搁浅。2016年1月11日，美国、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与中国宣布构建“四方会谈”机制，以促塔利班复谈。那么，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已从阿富汗撤出主要兵力、而阿富汗冲突有所加剧的背景下，阿富汗政府能够与塔利班握手言和吗？
对峙僵局是
谋求和解的现实基础
美国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谋求政治和解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前他们彼此已在政治军事上形成了对峙僵局。
一方面，自2001年作为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塔利班不仅未被驻阿美军及其北约盟友彻底消灭，反而顽强地实现了重组，重新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反美、反政府力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塔利班重建了组织体系，建立了所谓中央领导层和所谓省、区、市各级基层组织。重组后的塔利班，军事规模有所扩大，各级组织体系下辖的地方武装总人数大约有3—4万人。[1]塔利班武器装备比较简陋，主要是一些轻型武器，但也有少量尖端装备，比如便携式防空导弹等。重组后的塔利班，最初主要使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阿富汗军警及驻阿美军等。2005年后，更多地采用了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恐怖主义袭击方式。近些年，塔利班开始对乡镇和一些大中城市发动较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塔利班重组对阿富汗局势以及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其反政府、反西方军事袭击，重新使阿富汗陷入动荡。2005年以来，每年至少造成千人以上的平民伤亡。二是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不得已从阿富汗撤军。十多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反恐共耗资一万多亿美元，还有两千多名士兵因此丧生。[2]这种代价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成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塔利班只是挑战性力量，十多年来未能如其所愿将美国等西方军队彻底赶出阿富汗，进而推翻阿富汗现政府。塔利班重组后，一直希望将美国等西方势力完全赶出阿富汗，并推翻阿富汗现政府，在全境建立所谓的“伊斯兰酋长国”。然而，迄今为止，它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虽然被迫撤军，并已在2014年底撤出主要兵力，使驻阿军队总数降至1.3万名左右，但是，这种撤军只是战略收缩，并非完全撤出。2014年9月底，通过与阿富汗加尼政府分别签署《双边安全条约》，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阿富汗实现了长期军事存在。奥巴马政府还一再放缓撤军步伐，2016年7月再次宣布，2017年1月后驻阿美军规模将由原计划的5500名调整至大约8400名。[3]此外，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支持下，尤其是在他们的安全保障下，阿富汗现政府在大部分地区维持着统治。而塔利班只是在局部地区实现了比较稳固的政治军事存在。其中一个区域是在阿富汗东部阿巴边境两侧，包括巴基斯坦西北部。这是塔利班所谓中央领导层盘踞之地。另一个区域是在阿富汗南部腹地，包括坎大哈省和赫尔曼德省的一些偏远地区。该区域主要是塔利班基层武装立足之地。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这些地区履行着准政府的职能，包括设立所谓“影子法庭”，管理学校、驻阿外国援助机构等。但是，相比较而言，塔利班只是一支挑战性力量。它面对的不仅仅是阿富汗政府，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后两者凭借其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一直在阿富汗局势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换言之，十多年来，阿富汗冲突的事实证明，美国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政治军事上陷入了一种对峙僵局。前两者未能在军事上彻底消灭后者，而后者也无足够的实力将西方军队彻底赶出阿富汗，并在全境重建自己的政权。当然这种对峙状态是非对称性的，美国与它的北约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导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但是，政治和解是战争的继续，对峙状态意味着存在和解的可能，双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很可能通过政治和解来获取。[4]当然，对峙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和解的出现。僵局本身也可能继续存在，甚至促使阿富汗出现事实上的分裂。
对立各方存在和解的意愿
除存在上述现实基础外，对立各方存在和解的意愿，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促进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动力。其中，美国的政治意愿及其和解战略是当前最主要的动力。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与塔利班实现政治和解成为美国退出阿富汗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保证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体面地撤出，同时促进阿富汗在后撤军时代实现稳定。从那时到现在，这种和解政策的内涵与实施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在阿富汗继续保持军事存在，并对塔利班等反政府势力继续进行军事打压，这是美国和解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2016年5月，美军无人机击毙塔利班第二任领袖毛拉阿赫塔尔·曼苏尔，也是这种军事打击的继续。美国只不过采取了“斩首”策略，以打掉曼苏尔这位最初同意和谈后来又改变主意退出和谈的领袖。原定于2015年7月底举行的第二轮公开和谈，就是因为曼苏尔决定退出和谈而取消的。第二，力促国际社会和阿富汗周边国家积极参与，共同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美国认为，塔利班内部虽有和谈意愿，但是动力明显不足。阿富汗周边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伊朗、中亚等国，如果能够完全放弃支持塔利班，或者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削弱塔利班与境外的联系，进而切断其武器走私和毒品走私渠道，可能会反向促进塔利班进行和解。第三，将与塔利班高层和解和基层成员和谈结合起来。在美国这种和解战略的推动下，2010年阿富汗政府出台了《阿富汗和解与再融入计划》。与以往政策相比，该计划的突出特点有二：一是与塔利班高层实现和解，以停止冲突，继而分享政治权力。二是采取一整套措施，促使塔利班中低层成员卸甲归田，重新获得合法公民身份，并实现就业。其中一些方案包括推动重建进程向基层和偏远地区拓展，促进农业发展，加强地方防务建设和职业培训等。[5]该计划强调“和解”与“再融入”密不可分，相互依赖。如果塔利班高层不打算和解，基层成员也无法重新融入社会。反之，如果基层成员无法回归社会，与塔利班高层实现和解也会大打折扣，因为基层成员是其政治权力的支撑。 美国的这种退出与和解战略，总体上得到了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尤其是2014年9月加尼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与美国协调立场，在和解问题上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从而为阿富汗和解平添了助力。在卡尔扎伊执政后期，阿富汗政府已经出台了上述《阿富汗和解与再融入计划》，并组建了 “高级和平委员会”来负责和解事宜。加尼总统的积极姿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迅速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签署了《双边安全条约》，使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长期保留军事存在得以合法化。二是与沙特阿拉伯、中国等加强交往，希望借助这些国家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说服巴基斯坦推动塔利班走上和解之路。三是直接与巴基斯坦加强沟通与交往，寻求利益共同点。在加尼政府的推动下，近一两年阿巴两国高层，其中包括军方，都出现了良性互动。
此外，由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冲突陷入对峙僵局，塔利班内部也出现了倾向于或支持和谈的势力。其中包括一部分高层人士，也包括许多基层成员，他们是政治和解可以争取的对象。一些高层人士厌倦了冲突，尤其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仍将在阿富汗长期保留军事存在的前提下，他们对自身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愿意尝试通过政治和解，分享政治权力。被美军炸死的第二任领袖阿赫塔尔·曼苏尔基本上持这种立场。只是他在塔利班内部地位不稳，威望不高，在第一任领袖奥马尔之死被披露后，他被迫退出和谈，试图以打立威。当前，塔利班虽已退出和谈，但有些高层人士仍然与2016年年初构建的“四方会谈”机制保持着接触，其中包括塔利班驻卡塔尔办事处成员。同时，许多基层成员也不反对和解。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不坚决，加入塔利班多出自各种复杂的实际因素，比如安全没有保障、就业困难、没有前途和希望等。如果阿富汗重建进程能够进一步发展，《和解与再融入计划》能够进一步实施，这些基层成员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地区国家出现助推的力量
除上述矛盾对立方外，阿富汗周边国家也与美国以及阿富汗政府有利益契合点，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政治和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周边国家包括俄罗斯、中亚、伊朗、印度以及中国等国。这些国家均担心，塔利班重组后，尤其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从阿富汗撤出主要兵力后，阿富汗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进而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美国反恐军事手段不能完全奏效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欢迎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冲突的各种努力。其中，中国的考量和立场引人关注。塔利班重组后阿富汗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加剧了中国的安全忧虑。阿富汗不稳定，不仅破坏本国的重建与发展，也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包括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定。阿富汗安全堪忧，还会影响中国在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的建设。因此，与阿富汗重建头十年相比，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阿富汗和解。除一如既往地支持阿富汗的政治和经济重建外，中国还与美国以及阿富汗政府加强了双多边合作，包括与美国合作共同为阿富汗培训外交官和高级警官，并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后勤物资和技术保障等。更重要的是，中国顺应美国和阿富汗的安全需求，同时借助自身与美国、阿富汗政府以及巴基斯坦等都保持友好关系的条件，开始协助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接触和交往。中国经与美国、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等各方积极沟通，促成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2015年7月份的首次公开谈判。美、阿、巴、中“四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也与中国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2016年1月11日，在“四方会谈”机制建立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明确表示，中国支持阿富汗和解进程，愿意在尊重阿富汗主权和各方意愿的前提下，与各方共同努力，为重启阿富汗和谈提供支持和帮助。[6]
巴基斯坦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自塔利班重组以来，美国和阿富汗一贯指责巴基斯坦在其境内庇护塔利班高层。巴基斯坦始终对此予以否认，反过来认为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在印巴矛盾中持亲印立场，支持印度在阿富汗拓展势力。同时，由于卡尔扎伊政府像阿富汗以往历届政府一样，拒绝承认阿巴分界线——“杜兰线”的合法性，并据此对巴基斯坦大片国土提出主权要求，阿巴关系因此一直不睦。近些年在美国和解战略的推动下，以及中国、沙特等国斡旋下，尤其是加尼就任总统后积极改善阿巴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在塔利班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开始公开表示支持阿富汗和解进程。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高层，还与阿富汗实现了互访，两国进而就在彼此境内不支持对方的反政府活动等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和解进程加大了推动力度。特别是2015年12月，巴基斯坦军队总参谋长拉希尔·沙里夫对阿富汗进行了访问，直接推动了“四方会谈”机制的建立。
和解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近年来，谋求和解的现实基础、矛盾对立方在不同程度上愿意推动和参与和解以及地区国家的支持或配合，推动阿富汗在冲突的阴霾下出现了谋求和解的积极动向。尽管如此，迄今为止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尚未完全启动，矛盾对立各方只是在进行尝试与探索，一种相对稳定的、能够持续发展的和谈机制更未建立起来。2016年1月，“四方会谈”机制举行的首次会议也无果而终。各方只是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共同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必要性，并确定了将举行第二次会议之事宜，可是并未如事先预期那样构建出阿富汗政治和解的“路线图”。可见，阿富汗在谋求和解的道路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与挑战。
当前，阿富汗和解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塔利班。如前所述，塔利班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支持和解的力量，但是大多数势力反对政治和解。这些势力主要来自塔利班第一任领袖奥马尔的家族成员及其支持者。这些人是塔利班当中的主战派，并且在塔利班所谓“中央”和“地方省份”掌握重要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的撤军，是多年来他们所谓“圣战”的胜利，因此要继续反美、反西方和反对阿富汗政府，同时继续坚持20世纪90年代的意识形态。就意识形态而言，这些势力要在阿富汗全境建立所谓“伊斯兰酋长国”。这个“伊斯兰酋长国”要建立在其视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法基础之上，并因此具有排他性、极端性和政教合一性。这种意识形态受到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后两者盛行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受此影响，塔利班反对其他伊斯兰教法，也反对建立于其他教法基础之上的国家和政府，或者无视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包括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阿富汗现政权。因此，如果要求承认阿富汗现政府的合法性，进而在现存政体内与阿富汗政府分享权力，对这些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除塔利班因素外，阿富汗和解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利益攸关方能否实现利益的平衡与置换。这既涉及美国、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三方，也包括被西方认为是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巴基斯坦。其中，如果不考虑巴基斯坦的战略诉求，让它完全放弃支持塔利班的难度可能也非常大。如前所述，巴基斯坦已开始支持阿富汗和解，但是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比较而言，多年来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在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异军突起背后，巴基斯坦就是其鼎力支持者之一。美国和西方认为，在当前塔利班重组背后，巴基斯坦也是外部主要支持力量。他们认为，巴基斯坦不仅向塔利班提供武器和人员支持，也向其提供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塔利班高层还盘踞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并涉嫌得到巴军方、情报部门以及宗教界的支持。在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的背后，多出自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由于东西两侧均有漫长的边界与印度或阿富汗接壤，同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巴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巴基斯坦特别是其军方，一直视印度为最大的外部威胁。而在阿富汗培植亲巴势力，或维持一个友好的阿富汗，就成为巴基斯坦制衡印度的最重要手段。扶植阿富汗塔利班，就是其中一个选项。因此，如果让巴基斯坦完全放弃支持塔利班，需要美国、阿富汗、甚至印度等国在一些重大利益上做出让步。比如，需要阿富汗在其国内抑制印度不断增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换言之，仅在迫使巴基斯坦放弃支持塔利班这个问题上，就牵扯各方重大利益。所以，如果需要平衡其他各方重大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上述基础、动力与挑战并存，未来阿富汗政治和解能否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尚不能下定论。但是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可以做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第一，各方谋求政治和解的努力还将持续下去。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仍将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的前提下，这些国家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对峙僵局短期内可能难以被打破，彼此谋求和解的基础将会继续存在。第二，分化当中的塔利班也可能正是各方谋求和解的一个重要契机。如前所述，塔利班内部存在主和与主战的不同势力。其实，在2015年7月奥马尔之死被披露后，塔利班分化已进一步加剧，可以说对未来它也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此时，如果能够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争取到塔利班当中的和解势力，阿富汗和解可能会出现新的希望。反之，阿富汗安全前景将会一片黯淡。第三，阿富汗和解能否取得实质进展，不完全取决于外交和政治努力，更不完全取决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军事打击。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阿富汗各项重建工作能否真正在社会基层扎下深根，进而削弱或铲除塔利班在国内发展的土壤。
（责任编辑：张凯）
[1] 详细论述见王凤：《阿富汗塔利班重组及其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第17页。
[2] David Petraeus
自2001年底作为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塔利班已经实现重组，进而发展成为对阿富汗政府、驻阿美军及其北约盟友构成严峻挑战的力量。在军事上不能彻底消灭塔利班的条件下，美国和阿富汗政府转而谋求与塔利班实现政治和解。2015年7月7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进行了首次公开和谈，但原定当年7月底举行的第二轮和谈，因塔利班退出而被搁浅。2016年1月11日，美国、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与中国宣布构建“四方会谈”机制，以促塔利班复谈。那么，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已从阿富汗撤出主要兵力、而阿富汗冲突有所加剧的背景下，阿富汗政府能够与塔利班握手言和吗？
对峙僵局是
谋求和解的现实基础
美国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谋求政治和解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前他们彼此已在政治军事上形成了对峙僵局。
一方面，自2001年作为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塔利班不仅未被驻阿美军及其北约盟友彻底消灭，反而顽强地实现了重组，重新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反美、反政府力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塔利班重建了组织体系，建立了所谓中央领导层和所谓省、区、市各级基层组织。重组后的塔利班，军事规模有所扩大，各级组织体系下辖的地方武装总人数大约有3—4万人。[1]塔利班武器装备比较简陋，主要是一些轻型武器，但也有少量尖端装备，比如便携式防空导弹等。重组后的塔利班，最初主要使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阿富汗军警及驻阿美军等。2005年后，更多地采用了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恐怖主义袭击方式。近些年，塔利班开始对乡镇和一些大中城市发动较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塔利班重组对阿富汗局势以及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其反政府、反西方军事袭击，重新使阿富汗陷入动荡。2005年以来，每年至少造成千人以上的平民伤亡。二是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不得已从阿富汗撤军。十多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反恐共耗资一万多亿美元，还有两千多名士兵因此丧生。[2]这种代价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成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塔利班只是挑战性力量，十多年来未能如其所愿将美国等西方军队彻底赶出阿富汗，进而推翻阿富汗现政府。塔利班重组后，一直希望将美国等西方势力完全赶出阿富汗，并推翻阿富汗现政府，在全境建立所谓的“伊斯兰酋长国”。然而，迄今为止，它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虽然被迫撤军，并已在2014年底撤出主要兵力，使驻阿军队总数降至1.3万名左右，但是，这种撤军只是战略收缩，并非完全撤出。2014年9月底，通过与阿富汗加尼政府分别签署《双边安全条约》，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阿富汗实现了长期军事存在。奥巴马政府还一再放缓撤军步伐，2016年7月再次宣布，2017年1月后驻阿美军规模将由原计划的5500名调整至大约8400名。[3]此外，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支持下，尤其是在他们的安全保障下，阿富汗现政府在大部分地区维持着统治。而塔利班只是在局部地区实现了比较稳固的政治军事存在。其中一个区域是在阿富汗东部阿巴边境两侧，包括巴基斯坦西北部。这是塔利班所谓中央领导层盘踞之地。另一个区域是在阿富汗南部腹地，包括坎大哈省和赫尔曼德省的一些偏远地区。该区域主要是塔利班基层武装立足之地。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这些地区履行着准政府的职能，包括设立所谓“影子法庭”，管理学校、驻阿外国援助机构等。但是，相比较而言，塔利班只是一支挑战性力量。它面对的不仅仅是阿富汗政府，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后两者凭借其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一直在阿富汗局势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换言之，十多年来，阿富汗冲突的事实证明，美国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政治军事上陷入了一种对峙僵局。前两者未能在军事上彻底消灭后者，而后者也无足够的实力将西方军队彻底赶出阿富汗，并在全境重建自己的政权。当然这种对峙状态是非对称性的，美国与它的北约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导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但是，政治和解是战争的继续，对峙状态意味着存在和解的可能，双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很可能通过政治和解来获取。[4]当然，对峙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和解的出现。僵局本身也可能继续存在，甚至促使阿富汗出现事实上的分裂。
对立各方存在和解的意愿
除存在上述现实基础外，对立各方存在和解的意愿，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促进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动力。其中，美国的政治意愿及其和解战略是当前最主要的动力。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与塔利班实现政治和解成为美国退出阿富汗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保证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体面地撤出，同时促进阿富汗在后撤军时代实现稳定。从那时到现在，这种和解政策的内涵与实施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在阿富汗继续保持军事存在，并对塔利班等反政府势力继续进行军事打压，这是美国和解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2016年5月，美军无人机击毙塔利班第二任领袖毛拉阿赫塔尔·曼苏尔，也是这种军事打击的继续。美国只不过采取了“斩首”策略，以打掉曼苏尔这位最初同意和谈后来又改变主意退出和谈的领袖。原定于2015年7月底举行的第二轮公开和谈，就是因为曼苏尔决定退出和谈而取消的。第二，力促国际社会和阿富汗周边国家积极参与，共同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美国认为，塔利班内部虽有和谈意愿，但是动力明显不足。阿富汗周边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伊朗、中亚等国，如果能够完全放弃支持塔利班，或者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削弱塔利班与境外的联系，进而切断其武器走私和毒品走私渠道，可能会反向促进塔利班进行和解。第三，将与塔利班高层和解和基层成员和谈结合起来。在美国这种和解战略的推动下，2010年阿富汗政府出台了《阿富汗和解与再融入计划》。与以往政策相比，该计划的突出特点有二：一是与塔利班高层实现和解，以停止冲突，继而分享政治权力。二是采取一整套措施，促使塔利班中低层成员卸甲归田，重新获得合法公民身份，并实现就业。其中一些方案包括推动重建进程向基层和偏远地区拓展，促进农业发展，加强地方防务建设和职业培训等。[5]该计划强调“和解”与“再融入”密不可分，相互依赖。如果塔利班高层不打算和解，基层成员也无法重新融入社会。反之，如果基层成员无法回归社会，与塔利班高层实现和解也会大打折扣，因为基层成员是其政治权力的支撑。 美国的这种退出与和解战略，总体上得到了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尤其是2014年9月加尼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与美国协调立场，在和解问题上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从而为阿富汗和解平添了助力。在卡尔扎伊执政后期，阿富汗政府已经出台了上述《阿富汗和解与再融入计划》，并组建了 “高级和平委员会”来负责和解事宜。加尼总统的积极姿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迅速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签署了《双边安全条约》，使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长期保留军事存在得以合法化。二是与沙特阿拉伯、中国等加强交往，希望借助这些国家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说服巴基斯坦推动塔利班走上和解之路。三是直接与巴基斯坦加强沟通与交往，寻求利益共同点。在加尼政府的推动下，近一两年阿巴两国高层，其中包括军方，都出现了良性互动。
此外，由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冲突陷入对峙僵局，塔利班内部也出现了倾向于或支持和谈的势力。其中包括一部分高层人士，也包括许多基层成员，他们是政治和解可以争取的对象。一些高层人士厌倦了冲突，尤其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仍将在阿富汗长期保留军事存在的前提下，他们对自身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愿意尝试通过政治和解，分享政治权力。被美军炸死的第二任领袖阿赫塔尔·曼苏尔基本上持这种立场。只是他在塔利班内部地位不稳，威望不高，在第一任领袖奥马尔之死被披露后，他被迫退出和谈，试图以打立威。当前，塔利班虽已退出和谈，但有些高层人士仍然与2016年年初构建的“四方会谈”机制保持着接触，其中包括塔利班驻卡塔尔办事处成员。同时，许多基层成员也不反对和解。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不坚决，加入塔利班多出自各种复杂的实际因素，比如安全没有保障、就业困难、没有前途和希望等。如果阿富汗重建进程能够进一步发展，《和解与再融入计划》能够进一步实施，这些基层成员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地区国家出现助推的力量
除上述矛盾对立方外，阿富汗周边国家也与美国以及阿富汗政府有利益契合点，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政治和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周边国家包括俄罗斯、中亚、伊朗、印度以及中国等国。这些国家均担心，塔利班重组后，尤其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从阿富汗撤出主要兵力后，阿富汗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进而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美国反恐军事手段不能完全奏效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欢迎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冲突的各种努力。其中，中国的考量和立场引人关注。塔利班重组后阿富汗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加剧了中国的安全忧虑。阿富汗不稳定，不仅破坏本国的重建与发展，也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包括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定。阿富汗安全堪忧，还会影响中国在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的建设。因此，与阿富汗重建头十年相比，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阿富汗和解。除一如既往地支持阿富汗的政治和经济重建外，中国还与美国以及阿富汗政府加强了双多边合作，包括与美国合作共同为阿富汗培训外交官和高级警官，并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后勤物资和技术保障等。更重要的是，中国顺应美国和阿富汗的安全需求，同时借助自身与美国、阿富汗政府以及巴基斯坦等都保持友好关系的条件，开始协助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接触和交往。中国经与美国、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等各方积极沟通，促成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2015年7月份的首次公开谈判。美、阿、巴、中“四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也与中国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2016年1月11日，在“四方会谈”机制建立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明确表示，中国支持阿富汗和解进程，愿意在尊重阿富汗主权和各方意愿的前提下，与各方共同努力，为重启阿富汗和谈提供支持和帮助。[6]
巴基斯坦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自塔利班重组以来，美国和阿富汗一贯指责巴基斯坦在其境内庇护塔利班高层。巴基斯坦始终对此予以否认，反过来认为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在印巴矛盾中持亲印立场，支持印度在阿富汗拓展势力。同时，由于卡尔扎伊政府像阿富汗以往历届政府一样，拒绝承认阿巴分界线——“杜兰线”的合法性，并据此对巴基斯坦大片国土提出主权要求，阿巴关系因此一直不睦。近些年在美国和解战略的推动下，以及中国、沙特等国斡旋下，尤其是加尼就任总统后积极改善阿巴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在塔利班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开始公开表示支持阿富汗和解进程。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高层，还与阿富汗实现了互访，两国进而就在彼此境内不支持对方的反政府活动等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和解进程加大了推动力度。特别是2015年12月，巴基斯坦军队总参谋长拉希尔·沙里夫对阿富汗进行了访问，直接推动了“四方会谈”机制的建立。
和解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近年来，谋求和解的现实基础、矛盾对立方在不同程度上愿意推动和参与和解以及地区国家的支持或配合，推动阿富汗在冲突的阴霾下出现了谋求和解的积极动向。尽管如此，迄今为止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尚未完全启动，矛盾对立各方只是在进行尝试与探索，一种相对稳定的、能够持续发展的和谈机制更未建立起来。2016年1月，“四方会谈”机制举行的首次会议也无果而终。各方只是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共同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必要性，并确定了将举行第二次会议之事宜，可是并未如事先预期那样构建出阿富汗政治和解的“路线图”。可见，阿富汗在谋求和解的道路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与挑战。
当前，阿富汗和解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塔利班。如前所述，塔利班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支持和解的力量，但是大多数势力反对政治和解。这些势力主要来自塔利班第一任领袖奥马尔的家族成员及其支持者。这些人是塔利班当中的主战派，并且在塔利班所谓“中央”和“地方省份”掌握重要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的撤军，是多年来他们所谓“圣战”的胜利，因此要继续反美、反西方和反对阿富汗政府，同时继续坚持20世纪90年代的意识形态。就意识形态而言，这些势力要在阿富汗全境建立所谓“伊斯兰酋长国”。这个“伊斯兰酋长国”要建立在其视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法基础之上，并因此具有排他性、极端性和政教合一性。这种意识形态受到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后两者盛行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受此影响，塔利班反对其他伊斯兰教法，也反对建立于其他教法基础之上的国家和政府，或者无视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包括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阿富汗现政权。因此，如果要求承认阿富汗现政府的合法性，进而在现存政体内与阿富汗政府分享权力，对这些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除塔利班因素外，阿富汗和解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利益攸关方能否实现利益的平衡与置换。这既涉及美国、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三方，也包括被西方认为是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巴基斯坦。其中，如果不考虑巴基斯坦的战略诉求，让它完全放弃支持塔利班的难度可能也非常大。如前所述，巴基斯坦已开始支持阿富汗和解，但是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比较而言，多年来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在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异军突起背后，巴基斯坦就是其鼎力支持者之一。美国和西方认为，在当前塔利班重组背后，巴基斯坦也是外部主要支持力量。他们认为，巴基斯坦不仅向塔利班提供武器和人员支持，也向其提供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塔利班高层还盘踞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并涉嫌得到巴军方、情报部门以及宗教界的支持。在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的背后，多出自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由于东西两侧均有漫长的边界与印度或阿富汗接壤，同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巴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巴基斯坦特别是其军方，一直视印度为最大的外部威胁。而在阿富汗培植亲巴势力，或维持一个友好的阿富汗，就成为巴基斯坦制衡印度的最重要手段。扶植阿富汗塔利班，就是其中一个选项。因此，如果让巴基斯坦完全放弃支持塔利班，需要美国、阿富汗、甚至印度等国在一些重大利益上做出让步。比如，需要阿富汗在其国内抑制印度不断增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换言之，仅在迫使巴基斯坦放弃支持塔利班这个问题上，就牵扯各方重大利益。所以，如果需要平衡其他各方重大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上述基础、动力与挑战并存，未来阿富汗政治和解能否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尚不能下定论。但是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可以做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第一，各方谋求政治和解的努力还将持续下去。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仍将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的前提下，这些国家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对峙僵局短期内可能难以被打破，彼此谋求和解的基础将会继续存在。第二，分化当中的塔利班也可能正是各方谋求和解的一个重要契机。如前所述，塔利班内部存在主和与主战的不同势力。其实，在2015年7月奥马尔之死被披露后，塔利班分化已进一步加剧，可以说对未来它也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此时，如果能够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争取到塔利班当中的和解势力，阿富汗和解可能会出现新的希望。反之，阿富汗安全前景将会一片黯淡。第三，阿富汗和解能否取得实质进展，不完全取决于外交和政治努力，更不完全取决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军事打击。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阿富汗各项重建工作能否真正在社会基层扎下深根，进而削弱或铲除塔利班在国内发展的土壤。
（责任编辑：张凯）
[1] 详细论述见王凤：《阿富汗塔利班重组及其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第17页。
[2] David Petra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