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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将直接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要重视具体路径的设计，更要重视基本路径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有列宁的“灌输论”路径和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两大基本模式，前者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人民群众的素质已普遍提高的当今社会，后者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模式。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路径模式的典范。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模式；灌输论；互动论；“南方谈话”
中图分类号：A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54-03
马克思主义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从实践中、群众中概括提升出来的，它还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即实现大众化，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指南和精神动力。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大众化的路径，将直接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适值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认真研究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成功探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和两大路径模式的提出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丰富的“大众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1]因为他们深知：“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马克思还特别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针对以往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只知有精神实践，不知有现实的社会实践，因而“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的弊端，[3]经典作家彻底剥去思辨唯心主义神秘的外衣，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平实语言和实证的逻辑朴素地阐明了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话语基础。
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一以贯之地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列宁就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4]但列宁又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5]334所以他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5]363,366 “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5]228当然他强调“应该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到工人中去”。[5]182列宁在这里明确提出并力主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论”路径模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后，斯大林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认为必须将革命思想从外部灌输到群众头脑中去。他认为，“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6]遗憾的是，后来斯大林在其当权期间把“灌输论”推向了极端，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以后的苏共领导人也未能根据苏联国情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素质的日益提高而扭转这一模式，苏联人民不但不接受苏共的“灌输”，反而抛弃了苏共。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也有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萌芽。1938年，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就提出过哲学大众化的思想。在《大众哲学》中，他极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过他未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而只讲通俗化。毛泽东最早使用了“大众化”的提法。在1939年政治局会议上，他论述新文化时使用了“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个口号；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中，他使用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提法。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从文艺工作的角度界定了“大众化”的概念，他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7]851同期张闻天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也使用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字眼。以后，中共党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问题上达成共识——统一到毛泽东的认识上来。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十分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7]1058那么，如何实现“大众化”，或者说“大众化”的路径怎样？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7]899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模式。这一路径模式的根本特点在于坚持党和群众的双向平等互动。这一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56年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8]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建国后毛泽东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的巨大思想贡献。邓小平在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也恢复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提出大众化路径的两条重要原则即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社会主义文化的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结合，强调要以民众喜爱、赏识的诸种手段来反映民情、民意、民心，“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江泽民则与时俱进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的完整提出，也同时意味着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艰巨任务。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模式的理性抉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是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大众化的具体过程和方式方法。关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初步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路径。笔者认为，探讨具体路径固然重要，但研究基本路径模式更为重要，正所谓纲不举则目难张。因此，首先应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分析历史上形成的上述两大基本路径模式，即列宁的“灌输论”模式和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模式，对其做出科学抉择，并发展完善之，然后以此为基础，研究各种具体的路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换言之，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相应的情感态度在党（通过领导、学者、理论工作者和宣传部门等）和人民群众之间传递，以求在思想一致和情感融通的基础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科学指南和精神动力。因而可以从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特别是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解为沟通。所谓沟通，指为了设定的目标，把思想、情感等信息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按照是否进行反馈，可把沟通分为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单向沟通是指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地位不变，一方只发送信息，另一方只接收信息，信息单向传递。如作报告、发指示、下命令等，无论语言还是情感都不要信息反馈。单向沟通的特点是简单快捷，信息发送者的压力小，所以人们会本能地倾向这种沟通方式。但是由于接受者没有反馈意见的机会，不能产生平等和参与感，不利于增加接受者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不利于建立双方的感情，从而最终使沟通变得低效甚至无效。显然，列宁提出的“灌输论”的路径模式属于典型的单向沟通。双向沟通则不同，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位置随时交换，且发送者是以协商和讨论的姿态面对接受者，信息发出以后还需及时听取反馈意见，必要时双方可进行多次重复商谈，直到双方共同明确和满意为止。双向沟通虽有耗时多、噪音多等缺点，但它的优点是明显的：沟通信息准确性较高，接受者有反馈意见的机会，产生平等感和参与感，增加自信心和责任心，有助于建立双方的感情，从而最终确保沟通的有力和高效。显然，毛泽东提出的“互动论”路径模式属于典型的双向沟通。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双向沟通要优于单向沟通。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而言，“互动论”路径模式要优于“灌输论”路径模式。但由于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存在，双向沟通往往被扭曲为单向沟通，“互动论”路径模式被扭曲为“灌输论”路径模式。如果说过去因为人民群众的素质较低，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解为一种单向沟通，而奉行“灌输论”路径模式，那么，在今天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已经普遍提高的社会里，就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理解为双向沟通，而奉行“互动论”路径模式。实践已证明，“灌输论”路径模式在特定时期，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有用，从长远看，特别是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它不具普遍意义。尽管许多人在为“灌输论”做种种辩护，但前苏联的失败决不能说与苏共的这种理解和做法无关。所以，我们党一定要认真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论”路径模式重新认识的前提下，坚持和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模式。
总之，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理解和把握为双向沟通的“互动论”路径，既是我党贯彻落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也是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体现。正如邓小平所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0]42今天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如此。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路径模式的典范
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的同时，推动着它的大众化。他的“南方谈话”集中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的路径模式。
1.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双向交流“四大来回”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南方谈话”的核心是确立和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不是简单地、想当然地向人民群众灌输自己的新思想，而是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在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交流中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使之成功实现大众化的。其实，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立”和“大众化”在邓小平那里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际中是彼此交融、很难分开的，只是为了理论研究方便，才将二者分开阐述。政学两界已公认，在创立和普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共有四个大的来回。第一个大的来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将群众的意见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笔者注：主要指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导致的“吃大锅饭”现象、普遍贫穷等）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思想，“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第二个大的来回是：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第三个大的来回是：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提出“计划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第四个大的来回是：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创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
2.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同群众打成一片”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在上述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推动其大众化的四个大的来回中，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创造者地位，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乐于与人民群众进行互动式沟通，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他一贯强调：“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10]368他“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1]142其实，邓小平从总结计划经济时代群众实践的经验出发，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进行研究后，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就已把市场“当作经济手段”看待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0]231但他并没有急于灌输这一思想，而是在洞察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一步步深化着自己的新思想。而且新思想每前进一步，都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准绳，因而都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这样，从1979年最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经1987年定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0]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从而最终成功创立并传播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他却将这一功劳归于人民群众。因为他一贯认为，我们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382不仅是农村，“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2]推广到千百万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去。
3.用群众化语言，“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平等互动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路径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平等互动，它要求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首先要有正确的姿态。邓小平“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和“中国人民的儿子”这种平等、诚恳的姿态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从不高高在上地故弄玄虚，“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13]正如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1]382针对不少人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抽象争论而在改革开放实践上迈不开步子，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看清这些无谓争论的本质，从而真正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雅俗共赏地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372基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进一步深入浅出而又通俗易懂地集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11]373这犹如他当年提出的著名“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转换一下就是“不管计划手段，还是市场手段，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的手段”。邓小平的这些大白话式的言论，真正是雅俗共赏，人民群众听了都心底透亮，彻底摆脱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完全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总之，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最具有深刻人民性的理论，也是邓小平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模式成功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他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同群众打成一片”，用雅俗共赏的群众化语言，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19.
[4]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68.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N].人民日报，1956-06-16.
[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N].文汇报， 2007-10-25.
[10]邓小平文选（笫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30-31.
[1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16.
[责任编辑：宇 辉]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模式；灌输论；互动论；“南方谈话”
中图分类号：A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54-03
马克思主义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从实践中、群众中概括提升出来的，它还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即实现大众化，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指南和精神动力。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大众化的路径，将直接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适值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认真研究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成功探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和两大路径模式的提出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丰富的“大众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1]因为他们深知：“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马克思还特别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针对以往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只知有精神实践，不知有现实的社会实践，因而“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的弊端，[3]经典作家彻底剥去思辨唯心主义神秘的外衣，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平实语言和实证的逻辑朴素地阐明了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话语基础。
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一以贯之地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列宁就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4]但列宁又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5]334所以他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5]363,366 “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5]228当然他强调“应该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到工人中去”。[5]182列宁在这里明确提出并力主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论”路径模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后，斯大林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认为必须将革命思想从外部灌输到群众头脑中去。他认为，“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6]遗憾的是，后来斯大林在其当权期间把“灌输论”推向了极端，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以后的苏共领导人也未能根据苏联国情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素质的日益提高而扭转这一模式，苏联人民不但不接受苏共的“灌输”，反而抛弃了苏共。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也有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萌芽。1938年，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就提出过哲学大众化的思想。在《大众哲学》中，他极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过他未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而只讲通俗化。毛泽东最早使用了“大众化”的提法。在1939年政治局会议上，他论述新文化时使用了“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个口号；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中，他使用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提法。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从文艺工作的角度界定了“大众化”的概念，他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7]851同期张闻天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也使用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字眼。以后，中共党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问题上达成共识——统一到毛泽东的认识上来。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十分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7]1058那么，如何实现“大众化”，或者说“大众化”的路径怎样？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7]899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模式。这一路径模式的根本特点在于坚持党和群众的双向平等互动。这一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56年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8]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建国后毛泽东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的巨大思想贡献。邓小平在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也恢复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提出大众化路径的两条重要原则即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社会主义文化的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结合，强调要以民众喜爱、赏识的诸种手段来反映民情、民意、民心，“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江泽民则与时俱进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的完整提出，也同时意味着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艰巨任务。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模式的理性抉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是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大众化的具体过程和方式方法。关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初步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路径。笔者认为，探讨具体路径固然重要，但研究基本路径模式更为重要，正所谓纲不举则目难张。因此，首先应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分析历史上形成的上述两大基本路径模式，即列宁的“灌输论”模式和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模式，对其做出科学抉择，并发展完善之，然后以此为基础，研究各种具体的路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换言之，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相应的情感态度在党（通过领导、学者、理论工作者和宣传部门等）和人民群众之间传递，以求在思想一致和情感融通的基础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科学指南和精神动力。因而可以从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特别是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解为沟通。所谓沟通，指为了设定的目标，把思想、情感等信息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按照是否进行反馈，可把沟通分为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单向沟通是指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地位不变，一方只发送信息，另一方只接收信息，信息单向传递。如作报告、发指示、下命令等，无论语言还是情感都不要信息反馈。单向沟通的特点是简单快捷，信息发送者的压力小，所以人们会本能地倾向这种沟通方式。但是由于接受者没有反馈意见的机会，不能产生平等和参与感，不利于增加接受者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不利于建立双方的感情，从而最终使沟通变得低效甚至无效。显然，列宁提出的“灌输论”的路径模式属于典型的单向沟通。双向沟通则不同，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位置随时交换，且发送者是以协商和讨论的姿态面对接受者，信息发出以后还需及时听取反馈意见，必要时双方可进行多次重复商谈，直到双方共同明确和满意为止。双向沟通虽有耗时多、噪音多等缺点，但它的优点是明显的：沟通信息准确性较高，接受者有反馈意见的机会，产生平等感和参与感，增加自信心和责任心，有助于建立双方的感情，从而最终确保沟通的有力和高效。显然，毛泽东提出的“互动论”路径模式属于典型的双向沟通。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双向沟通要优于单向沟通。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而言，“互动论”路径模式要优于“灌输论”路径模式。但由于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存在，双向沟通往往被扭曲为单向沟通，“互动论”路径模式被扭曲为“灌输论”路径模式。如果说过去因为人民群众的素质较低，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解为一种单向沟通，而奉行“灌输论”路径模式，那么，在今天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已经普遍提高的社会里，就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理解为双向沟通，而奉行“互动论”路径模式。实践已证明，“灌输论”路径模式在特定时期，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有用，从长远看，特别是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它不具普遍意义。尽管许多人在为“灌输论”做种种辩护，但前苏联的失败决不能说与苏共的这种理解和做法无关。所以，我们党一定要认真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论”路径模式重新认识的前提下，坚持和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模式。
总之，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理解和把握为双向沟通的“互动论”路径，既是我党贯彻落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也是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体现。正如邓小平所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0]42今天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如此。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路径模式的典范
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的同时，推动着它的大众化。他的“南方谈话”集中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的路径模式。
1.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双向交流“四大来回”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南方谈话”的核心是确立和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不是简单地、想当然地向人民群众灌输自己的新思想，而是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在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交流中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使之成功实现大众化的。其实，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立”和“大众化”在邓小平那里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际中是彼此交融、很难分开的，只是为了理论研究方便，才将二者分开阐述。政学两界已公认，在创立和普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共有四个大的来回。第一个大的来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将群众的意见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笔者注：主要指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导致的“吃大锅饭”现象、普遍贫穷等）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思想，“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第二个大的来回是：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第三个大的来回是：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提出“计划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第四个大的来回是：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创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
2.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同群众打成一片”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在上述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推动其大众化的四个大的来回中，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创造者地位，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乐于与人民群众进行互动式沟通，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他一贯强调：“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10]368他“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1]142其实，邓小平从总结计划经济时代群众实践的经验出发，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进行研究后，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就已把市场“当作经济手段”看待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0]231但他并没有急于灌输这一思想，而是在洞察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一步步深化着自己的新思想。而且新思想每前进一步，都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准绳，因而都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这样，从1979年最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经1987年定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0]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从而最终成功创立并传播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他却将这一功劳归于人民群众。因为他一贯认为，我们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382不仅是农村，“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2]推广到千百万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去。
3.用群众化语言，“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平等互动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路径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平等互动，它要求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首先要有正确的姿态。邓小平“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和“中国人民的儿子”这种平等、诚恳的姿态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从不高高在上地故弄玄虚，“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13]正如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1]382针对不少人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抽象争论而在改革开放实践上迈不开步子，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看清这些无谓争论的本质，从而真正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雅俗共赏地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372基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进一步深入浅出而又通俗易懂地集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11]373这犹如他当年提出的著名“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转换一下就是“不管计划手段，还是市场手段，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的手段”。邓小平的这些大白话式的言论，真正是雅俗共赏，人民群众听了都心底透亮，彻底摆脱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完全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总之，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最具有深刻人民性的理论，也是邓小平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模式成功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他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同群众打成一片”，用雅俗共赏的群众化语言，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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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宇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