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兵弱，这是载于史书的。南宋初年，金
　　兵数次南下，宋军潮水般败退，宋高宗甚至逃到海上，好在时间拖得久了，金兵也有些疲惫，宋朝虽然失去了北方大片河山，总算在江南立住了脚跟。开僖二年（1206年），平章军国事韩侂胄领军北伐，由于手下缺乏独当一面的大将，结果大败，南宋从此失去北伐的勇气。德佑元年（1275年），蒙古兵南下，所到之处，南宋军望风而逃，蒙古兵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慑建康，南宋的长江防线全面崩溃。数次大战的失利，一步步导致南宋政权的覆亡。


　　南宋军队这样不经打，当然有客观因素。宋王朝建立之初，即面临非常严重的边患。历史上，燕山与太行山脉一向是中原王朝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主要屏障，然而，包含这两条大山脉的燕云十六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全境以及山西、河北北部）早已被后晋的石敬唐拱手送给了契丹，从此，中原王朝再也无险可守。其二，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骑兵的特点是速度快，机动性强，对后勤的依赖相对较弱，相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往往会占些上风。
　　不过，如果认真在历史的烟尘中找寻真相，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南宋军队之虚弱亦有另外的“病灶”。
　　兵员需要挑选，一要品质好，二要身体健康。南宋不是这样。它采用的是“来者不拒”的征兵政策，对兵员的基本素质几乎不作要求。起居郎胡寅有次向皇帝上疏说：“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避赋税免门户者往焉；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宪畏逮捕者往矣；违科举失士业者往焉；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百工手艺之人，方技术数之人，音乐俳戏之人。”用现在的话说，南宋的士兵来源极其复杂，有逃税的，有想当官的，有犯了过失的，有犯了罪的，有科场失意的，有其他三教九流的……
　　士兵素质如此低下，军官的品位又如何呢？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上书高宗说：“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燮之徒……平时飞扬跋扈，不遵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于夷狄……”一些军事将领不仅平时恃武而骄，而且在搜括民财上也堪称一等一的高手，说他们是军中的“大老虎”，一点也不为过。张俊起于贫寒，任职期间靠不法手段积累巨额财富，拥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所收租米达到六十万石，相当于当时最富庶的绍兴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除了地产，张俊还是一个典型的“房叔”，拥有的房产数不胜数，房租一项一年就有七万三千贯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三千多万元）。捞钱太多，张俊怕小偷盯上自己，不得不将银子铸成每个重达千两的圆球（《夷坚志》）。另一将领刘光世身为南宋江淮防线的统帅，只知以权谋私，拥有“金钱巨亿”，家里还要“置歌儿舞女”。其摆谱的程度，跟晚清那些王爷没有多大区别。
　　一个人家里积累了太多的财富，可以天天过年、夜夜娶亲，自然也就将一条命看得特别重。作为南宋的军事统帅，张俊、刘光世等人都是一片树叶掉下来怕砸死自己的角色。张俊手握8万重兵，却最怕听到“打仗”二字，极力附和宋高宗与秦桧的屈辱求和政策。即使被金兵逼得完全失去了退路，不能不临时干上一仗，张俊也总是躲在后方指手划脚，还要吹牛说自己是“持重”，毫无军人的血性与担当（史料见《三朝北盟会编》）。刘光世则是南宋有名的“逃跑将军”。金兵围扬州，他不战而逃，“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帝仓卒渡江”。后来，受命驻守江州（即现在的江西九江），刘光世又是天天寻欢作乐，不认真备战，金人渡江过了三天，他居然没有发觉；镇守庐州，遇金兵入侵只知后退，有人弹劾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后来被朝廷撤消军职（史料见《宋史·刘光世传》）。
　　腐败会失掉人心，会葬送国家、民族乃至腐败者自己的前途，然而，当一些人手握重权时，又几时会认真去想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