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节前后，在深港之间拥挤的东铁上，随处可见带着大包小包奶粉的“拖粉一族”，内地游客抢购奶粉随即引发了港澳部分品牌奶粉的“断供”。港澳的不少药店和超市不得不对奶粉进行限购。此风波尚未过去，2月中旬，有媒体报道“皮革奶”死灰复燃，尽管相关部门随后辟谣，但对奶粉质量的担忧情绪再次在内地发酵，也引发了内地赴港抢奶粉的新高潮。
　　这并非是夸张之言。国产乳品行业的大佬“蒙牛”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香港媒体这样说：“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香港卫生署的发言人表示：“在供应本港的蒙牛牛奶中未发现三聚氰胺，经本署与内地相关机构沟通后证实，蒙牛供应不同地区的产品使用不同的生产线。”
　　这也无怪乎这些消费者舍近求远了。尽管之前也有过香港奶粉遭抢购的风潮，但是之前仅仅是因为便宜，这很容易理解；而如今的抢购风潮，国内的准妈妈们已经不在乎价格贵贱，而在意的是“放心”“安全”。不仅奶粉，贵州的茅台酒在美国比国内的价格低1倍以上，上海产的中华烟在韩国比国内也便宜很多。所以形成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境外都要比国内价格低很多。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大部分销往国（境）外的“中国制造”商品比国内的商品质量好、成色真。在国内市场却充斥着各类五花八门的劣质、假货毒害着消费者的身心，但是出口的商品却“好、多、快、省”。有业内人士认为：国人与“国产”之间的裂痕，短期之内，难以弥合。
　　质量差异的造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标准的问题和其标准执行的力度。境外对于食品和药品这类与消费者身体健康有着直接联系的商品执行很严格的准入标准，相信很多有出口业务的企业家都吃过“质量不过关”的亏，产品全部被退回，赔钱罚款不说，丢掉信誉和市场，更让企业家受不了，吃亏之后的企业家，自然会在质量上下功夫；在国内就不同了，由于监管环境相对宽松，给企业家造成了钻空子的空间，他们就千方百计钻政策的空子，降低成本，最终导致质量低劣，加上国内对很多进口产品实行市场保护，导致可供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产品并不多，因此价格偏高也就自然而然了。这亦非危言耸听，仍然以乳产品为例，2010年，被寄予质量安全第一关的“乳业新国标”实施，但其一系列规定被外界普遍诟病为奶业“倒退了25年”。单从数值上看，“乳业新国标”对原奶质量反而比此前的规定更宽松。业内不少人士也因此质疑，该标准出台的背后，是否有大型乳企的身影。
　　那么，企业家的道德和良知去了哪里呢？怎样才能让企业家找回道德和良知？很简单，让他们找到道德和良知，必须在一个很好的制度里，在严格的监管之下。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奴隶贸易初期，大部分的奴隶贩运业务是按照出港时的奴隶数量付款的。此举导致很多奴隶贩子拼命往船舱里塞人，整个船舱乌烟瘴气、人满为患，不仅极不安全，而且到达目的地之后，大批奴隶死亡。尽管如此，很多奴隶贩子仍然乐此不疲，因为奴隶无论死活，都是按出港的数量付款，他们完全漠视奴隶的生命。尽管当局数度下令要求保障奴隶的生命安全，甚至不惜动用宗教和道德力量，却收效甚微，奴隶船仍然严重超员，大部分奴隶仍然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最终，当局改变了出港付款的政策，改为到港付款，并且按照奴隶的健康质量进行分级付款。命令一下，无视奴隶生命的状况立即改观，尽管仍然是做奴隶，但是相比较之前而言，他们在旅途中的生活好了很多。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两会”前夕，温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房地产商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然而，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和说教，对于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来说，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良好制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