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朋友约我为“名人话收藏”写篇文章，实属有些赶鸭子上架。之所以做如此想，乃因一则我等虽混迹于古城的文化圈中但至今未名，二则虽然浸淫书画多年，亦算个书画家，但对收藏却是个门外汉。书画家中不乏收藏家，但收藏家中却未必皆为书画家。拗不过朋友的一片真诚，亦便斗胆做回“名人”且也来说说收藏。
　　对于收藏，我没有像收藏家那样分门别类，或按年代划分，或按品类区别，或专一于某项使其扩而大之，我所谓的收藏是率性而为，随意性很大，所收藏之物件大多皆与我的生活经历和个人嗜好关系密切。
　　小时候我是跟随着外祖母在农村生活，外祖父去世得早，外祖母抚养我时已年逾六旬，视我为掌上明珠。打我记事起我就发现在我的身上比别的小伙伴多了一件东西，那就是我的腰间总系着一颗如土豆般大小的铜铃，走哪响哪，一天到晚总是叮叮铛铛。后来我曾专门问过外祖母为何总在我腰间系颗铃铛，外祖母说那是怕我淘气，到处乱跑，她年岁大了，不便找寻，系上铃铛老远就能听见我在哪里，原来外祖母是为了方便寻找。当然也许还有其它的寓意我便不得而知，因为我知道那颗铜铃原是一颗马铃。外祖母家过去也算得上一户殷实人家，亦有过高头大马，那颗铃铛原先曾让那心爱的马儿佩戴过多年。
　　自打我上小学以后，外祖母便小心翼翼地把那铃铛收藏起来。当外祖母过世后我有次在清理她老人家的遗物时，发现了那颗擦得纤尘不染，用几层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那颗铃铛，我不禁潸然泪下。那一次我便郑重地将这颗铃铛带回到我城里的家，堂而皇之地摆在了我的博古架上。每每看到它，我便想起那无忧的童年和我慈爱的外祖母。我倍加珍重地收藏着这颗铜铃，因为它一直伴随着我四十多年的岁月，我想在我出生之前它也许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如果加起来这颗铜铃的历史也近一个世纪了。其实更因为它是我生命历程的见证，是外祖母拳拳爱心的体现，它注满了太多太多的情感因素，已非一般的生活物件所能比拟。收藏起了铜铃，我便收藏了一份怀念，一份童稚，一种亲情。
　　人常说岁月来无踪去无影，其实岁月是可以收藏的。某段岁月，某个年代必有其能让人刻骨铭心、一见如故的环境与物品。收藏下这些物件，你便留住了岁月，留住了时代，让某段时日在你这里定格、凝固，你会在这些收藏的物件中感受到瞬间与永恒。
　　现今大凡三、四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对“文革”恐是记忆犹新的。“文革”作为一段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在中国人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中的许多物品已成了收藏家们搜寻的目标，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心里总有一种对那个时代难以言表的情感，看到当时一些极富代表性的物品总能勾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一如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带给我们的那般感受。
　　我至今收藏着文革时期的两件物品颇值得我在此炫耀一番（见笑于收藏界的专家喽）。
　　一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东方红丝织厂敬制”的根据毛主席在北戴河疗养时的一张黑白照片而做成的刺绣画像，画面中毛主席斜坐在一把藤椅上神态自若，慈祥而和蔼地注视着远方，画像的下方是当时的“林副统帅”的亲笔题词“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这一行瘦硬的“仿毛体”用大红丝线绣制而成，分外醒目。
　　另一件是我省著名人物画家耿建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作、陕西人美出版社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张年画：“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理论”。画作表现了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教导战士们要加强理论学习的情景。画面上毛主席英俊高大，神采奕奕；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如饥似渴，围拢着伟大领袖做聆听状，记录状；窑洞外，近处粉红花开，远处宝塔山依稀可见，一片艳阳高照，春光无限的景致……所有的一切无不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创作思想和朴素的阶级感情以及作者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崇敬、爱戴之情。
　　这两件艺术品，我想若以收藏家的眼光看，也许不会有太大的经济价值，但对我来说，它足以唤回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与反观，使我的精神得以愉悦，我便认为此物足矣。
　　其实收藏的领域宽泛无际，远非我这篇短文所能记述得了，此文也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和层面谈了点与收藏有关的话题，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