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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之间的关系应以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两者应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是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缺一不可的翻译策略。翻译的正确指导思想应是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时求和谐，融合并用，这是语言文化特征及翻译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文化杂合与趋同的必然。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对立 兼容 和谐
1.引言
自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出现后，翻译界对它们的取舍与利弊也一直争论不休，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归化派和异化派。如国内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的归化派和以刘英凯维代表的异化派。其实，两者都走向了极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忽略了不同语言文化特征和翻译的根本目的。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本身就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差异，否则翻译将难以进行或难以实现其根本目的。翻译应以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应求同存异，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两者和谐相处，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杂合并用。
2.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的内涵
要理解归化和异化在翻译中的关系及运用，首先要理解它们的内涵。孙敬礼教授在其文章《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认为：“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相当于意译。”（孙致礼，2002∶40）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显得不够准确。其实，直译和意译与归化和异化并非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归化和异化应是直译和意译的延伸和深化，因为归化和异化上升到涵盖语言的文化意义。国内学者刘英凯和国外学者Venuti给归化和异化下的定义更准确些。刘英凯给归化下的定义为：“所谓‘归化’，按《辞海》的解释，既‘入籍’的旧称。翻译的‘归化’则喻指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地纳入归宿语之‘籍’，更具体地说，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则千方百计地英化。”（转引自王东风，2002∶25）Venuti对异化下的定义是：“偏离主流价值观，保留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打破译语言的常规。”（转引自王东风，2002∶25）换言之，“归化”就是用符合译语文化习俗的表达方式准确地转达出源语中的真实意义；“异化”则是在转达意义的同时，力求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异质的东西。
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形态和形式的转换，还有文化因素的转换问题，包括语言风格、表达习惯与方式、遣词用字等方面。归化侧重于为广大的读者考虑，把源语译成符合译语语言规范、表达习惯和文化品味的译文，使读者感觉通俗易懂；而异化则力求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语言风格和文化品质，让读者体验到更多的异质文化。
3.归化与异化的定位
3.1归化翻译的主导作用
归化翻译在跨文化翻译中应起主导作用，这不仅是翻译的性质，还是不同语言文化特征所决定的。西方著名的翻译家Roger T.Bell（1991）给翻译下的定义是这样的：“翻译就是在一种语言（源语）里所表达的东西用另外一种语言（译语）表达出来，保留语义和风格上的对等。”从定义中不难看出，翻译首先是最大限度地寻找两种语言的对等转换，然后再解决这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异质和缺失的东西。寻找源语和译语在意义上的对等转换就是以归化策略为主导，其次才运用异化策略处理它们间异质和缺失的东西。这也类似于英国文论家Herbert Spenser（1959∶19）所说的“效果原则”，即，作者用词造句尽可能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保证行文能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使读者费最少的力却能获得最多的信息（转引自马会娟，2006∶29）。
以下的一些名篇片段进一步说明了归化翻译主导地位。例如丹妮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在合译中国名著《聊斋志异》选时，也使用归化译法。请看以下的汉语句及其英语译文：
（1）公力疾驰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曹著、马尔译∶3—4）
译文1：Master Song（宋公）climbed quickly onto the horse and followed him along an unfamiliar road till they came to a walled city that looked like the seat of a king’s authority.
译文2：Master Song rode the horse quickly and followed him.The road was new.They arrived in a walled city which looked like a king’s palace.
从原文和译文句子结构和风格不难看出，译文用一个较长的复合句取代了原文的三个短句，遣词造句上都选用了较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显然，译者采用了归化译法。假如拘泥于原作的语言形式运用异化译法，译文则显得松散而无文采。
再看《欧贞尼·葛郎代》中一段话的译文：
（2）The hands of this woman stanches the secret wounds in many families.She goes on her way to heaven attended by a train of benefactions.The grandeur of her soul redeems the narrowness of her education and the petty habits of her early life.
译文1：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堂。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教育的狭隘的缺陷和她幼年生活的诸多习惯。（穆木天译）
译文2：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联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傅雷译）
仔细研读这两段译文，我们发现译文1几乎是文对文迁移过来的，显得生硬、别扭，甚至难以理解“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之类的表达，犹如读一门“外语”，读起来晦涩难懂；而译文2既达意，又有文采，一目了然，符合翻译规律。
3.2异化翻译的辅助作用
孙致礼教授在其文章《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孙致礼，2002：40）当然，孙教授的观点有违翻译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但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异化策略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外国语言文化的异质成分。在翻译实践中强调归化策略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异化策略的补充作用，因为归化有期自身的局限性。不同的语言文化不仅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还存在缺失。语言文化的缺失就是源语中有的词语在译语中难以找到相应的词语或类似的表达。在这一情形下，这些词语只能用异化移植而不能用归化方法。
例如，英语国家在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方面发展快于我国，所以西方语言文化中涌现的许多词汇和概念是汉文化中所缺失的，如radar（雷达），tank（坦克），internet（英特网），web site（网址），motor（摩托），supermarket（超市），on-ling shopping（网上购物），credit card（信用卡）等。同样，汉语文化中有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英语中也找不到对应词，如太极（Taiji）、武术（Wushu）、道教（Taoism）、饺子（Jiaozi）等。上述的词语就是运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也就是常说的音译法。音译是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本质上就是一种异化移植，因为它保留了源语的特质。玄奘有关“五不翻”的论述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所谓不翻，就是用音译（陈福康，1992：42－43）。
4.归化与异化的融合
“翻译本身是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统一，翻译的艺术就是因难现巧，在不和谐中寻找和谐”（郑海凌∶126）。翻译活动中，译者不可能脱离作者的意图、文章的意义和读者的理解期待。翻译也是多因素和谐的要求，不讲和谐就容易走极端、违背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观观点：“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行为。”（转引自许钧，2003）这也说明了归化和异化策略的融合并用可化解翻译中的矛盾，使译文既能让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又能存留源语的异质特征。
不同的语言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特征，典故、习语、专有名词都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由于他们过于抽象和含蓄，如直接异化翻译，可能读起来索然寡味，毫无文采，起不到启发作用。例如，cowboy和 hippy是美国社会所独有的产物，若译成“牛仔”和“嬉皮士”都无法明确转达其义。在此情况下，只有采用注译方法，而注译本质上就是归化和异化的兼容，以化解他们的文化障碍。又如，Oscar（by Commander Nils Leid）是一部小说，讲述南极赫岛上的一条爱斯基摩狗——奥斯卡的非凡经历。若把这书名异化译为《奥斯卡》就显得空秃，甚至有人会误认为是奥斯卡奖的文学作品，但如融合归化和异化，分别在其前后添加“猎犬”和“传奇”，译为《猎犬奥斯卡传奇》，那么该作品的译名则一目了然。
目前，语言的杂合现象逐渐普及，这是翻译中归化和异化融合并用、和谐相处的结果。这些杂合语是文化逐渐走向趋同的必然结果，他们已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现代社会讲求的是简洁、方便，因此许多较长的英语名词，特别是科技名词的翻译多数为：英语词缩略形式 汉语的形式，如BP机、CD光盘、X光片、CT扫描、IT技术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语言的杂合会更加普遍，这样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更趋于兼容与和谐。
5、结语
综上所述，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应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由于语言文化的异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并存也是客观需求。虽然它们存在矛盾，但并非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已清楚地证实，归化与异化是翻译实践过程中长期并存的两种策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和谐相处，互为补充。只有这样，翻译才能体现它的本质和实现其真正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C］.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2.
［2］马会娟.对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
［3］孙会军，郑庆珠.翻译与文化杂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4］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5]许建平，张荣曦.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J］.中国翻译，（5）.
［6］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7］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作者赵红春系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作者王家和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在读硕士）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对立 兼容 和谐
1.引言
自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出现后，翻译界对它们的取舍与利弊也一直争论不休，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归化派和异化派。如国内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的归化派和以刘英凯维代表的异化派。其实，两者都走向了极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忽略了不同语言文化特征和翻译的根本目的。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本身就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差异，否则翻译将难以进行或难以实现其根本目的。翻译应以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应求同存异，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两者和谐相处，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杂合并用。
2.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的内涵
要理解归化和异化在翻译中的关系及运用，首先要理解它们的内涵。孙敬礼教授在其文章《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认为：“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相当于意译。”（孙致礼，2002∶40）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显得不够准确。其实，直译和意译与归化和异化并非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归化和异化应是直译和意译的延伸和深化，因为归化和异化上升到涵盖语言的文化意义。国内学者刘英凯和国外学者Venuti给归化和异化下的定义更准确些。刘英凯给归化下的定义为：“所谓‘归化’，按《辞海》的解释，既‘入籍’的旧称。翻译的‘归化’则喻指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地纳入归宿语之‘籍’，更具体地说，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则千方百计地英化。”（转引自王东风，2002∶25）Venuti对异化下的定义是：“偏离主流价值观，保留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打破译语言的常规。”（转引自王东风，2002∶25）换言之，“归化”就是用符合译语文化习俗的表达方式准确地转达出源语中的真实意义；“异化”则是在转达意义的同时，力求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异质的东西。
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形态和形式的转换，还有文化因素的转换问题，包括语言风格、表达习惯与方式、遣词用字等方面。归化侧重于为广大的读者考虑，把源语译成符合译语语言规范、表达习惯和文化品味的译文，使读者感觉通俗易懂；而异化则力求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语言风格和文化品质，让读者体验到更多的异质文化。
3.归化与异化的定位
3.1归化翻译的主导作用
归化翻译在跨文化翻译中应起主导作用，这不仅是翻译的性质，还是不同语言文化特征所决定的。西方著名的翻译家Roger T.Bell（1991）给翻译下的定义是这样的：“翻译就是在一种语言（源语）里所表达的东西用另外一种语言（译语）表达出来，保留语义和风格上的对等。”从定义中不难看出，翻译首先是最大限度地寻找两种语言的对等转换，然后再解决这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异质和缺失的东西。寻找源语和译语在意义上的对等转换就是以归化策略为主导，其次才运用异化策略处理它们间异质和缺失的东西。这也类似于英国文论家Herbert Spenser（1959∶19）所说的“效果原则”，即，作者用词造句尽可能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保证行文能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使读者费最少的力却能获得最多的信息（转引自马会娟，2006∶29）。
以下的一些名篇片段进一步说明了归化翻译主导地位。例如丹妮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在合译中国名著《聊斋志异》选时，也使用归化译法。请看以下的汉语句及其英语译文：
（1）公力疾驰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曹著、马尔译∶3—4）
译文1：Master Song（宋公）climbed quickly onto the horse and followed him along an unfamiliar road till they came to a walled city that looked like the seat of a king’s authority.
译文2：Master Song rode the horse quickly and followed him.The road was new.They arrived in a walled city which looked like a king’s palace.
从原文和译文句子结构和风格不难看出，译文用一个较长的复合句取代了原文的三个短句，遣词造句上都选用了较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显然，译者采用了归化译法。假如拘泥于原作的语言形式运用异化译法，译文则显得松散而无文采。
再看《欧贞尼·葛郎代》中一段话的译文：
（2）The hands of this woman stanches the secret wounds in many families.She goes on her way to heaven attended by a train of benefactions.The grandeur of her soul redeems the narrowness of her education and the petty habits of her early life.
译文1：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堂。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教育的狭隘的缺陷和她幼年生活的诸多习惯。（穆木天译）
译文2：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联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傅雷译）
仔细研读这两段译文，我们发现译文1几乎是文对文迁移过来的，显得生硬、别扭，甚至难以理解“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之类的表达，犹如读一门“外语”，读起来晦涩难懂；而译文2既达意，又有文采，一目了然，符合翻译规律。
3.2异化翻译的辅助作用
孙致礼教授在其文章《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孙致礼，2002：40）当然，孙教授的观点有违翻译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但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异化策略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外国语言文化的异质成分。在翻译实践中强调归化策略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异化策略的补充作用，因为归化有期自身的局限性。不同的语言文化不仅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还存在缺失。语言文化的缺失就是源语中有的词语在译语中难以找到相应的词语或类似的表达。在这一情形下，这些词语只能用异化移植而不能用归化方法。
例如，英语国家在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方面发展快于我国，所以西方语言文化中涌现的许多词汇和概念是汉文化中所缺失的，如radar（雷达），tank（坦克），internet（英特网），web site（网址），motor（摩托），supermarket（超市），on-ling shopping（网上购物），credit card（信用卡）等。同样，汉语文化中有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英语中也找不到对应词，如太极（Taiji）、武术（Wushu）、道教（Taoism）、饺子（Jiaozi）等。上述的词语就是运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也就是常说的音译法。音译是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本质上就是一种异化移植，因为它保留了源语的特质。玄奘有关“五不翻”的论述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所谓不翻，就是用音译（陈福康，1992：42－43）。
4.归化与异化的融合
“翻译本身是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统一，翻译的艺术就是因难现巧，在不和谐中寻找和谐”（郑海凌∶126）。翻译活动中，译者不可能脱离作者的意图、文章的意义和读者的理解期待。翻译也是多因素和谐的要求，不讲和谐就容易走极端、违背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观观点：“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行为。”（转引自许钧，2003）这也说明了归化和异化策略的融合并用可化解翻译中的矛盾，使译文既能让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又能存留源语的异质特征。
不同的语言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特征，典故、习语、专有名词都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由于他们过于抽象和含蓄，如直接异化翻译，可能读起来索然寡味，毫无文采，起不到启发作用。例如，cowboy和 hippy是美国社会所独有的产物，若译成“牛仔”和“嬉皮士”都无法明确转达其义。在此情况下，只有采用注译方法，而注译本质上就是归化和异化的兼容，以化解他们的文化障碍。又如，Oscar（by Commander Nils Leid）是一部小说，讲述南极赫岛上的一条爱斯基摩狗——奥斯卡的非凡经历。若把这书名异化译为《奥斯卡》就显得空秃，甚至有人会误认为是奥斯卡奖的文学作品，但如融合归化和异化，分别在其前后添加“猎犬”和“传奇”，译为《猎犬奥斯卡传奇》，那么该作品的译名则一目了然。
目前，语言的杂合现象逐渐普及，这是翻译中归化和异化融合并用、和谐相处的结果。这些杂合语是文化逐渐走向趋同的必然结果，他们已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现代社会讲求的是简洁、方便，因此许多较长的英语名词，特别是科技名词的翻译多数为：英语词缩略形式 汉语的形式，如BP机、CD光盘、X光片、CT扫描、IT技术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语言的杂合会更加普遍，这样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更趋于兼容与和谐。
5、结语
综上所述，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应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由于语言文化的异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并存也是客观需求。虽然它们存在矛盾，但并非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已清楚地证实，归化与异化是翻译实践过程中长期并存的两种策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和谐相处，互为补充。只有这样，翻译才能体现它的本质和实现其真正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C］.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2.
［2］马会娟.对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
［3］孙会军，郑庆珠.翻译与文化杂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4］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5]许建平，张荣曦.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J］.中国翻译，（5）.
［6］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7］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作者赵红春系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作者王家和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