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师与君主的共同推动下,经学成为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师及君主也成为汉代思想及文学建设中的权威。经师及君主以经学干预文学,不但对朝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支配着文学价值观的生成,乃至于经学成为文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准则,文学追求的最高标准。汉代是宗教神学信仰的时代,汉代文学创作的走向及文学批评的提出与礼乐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序》是汉代诗学的重要收获,近年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把《诗序》视为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理论,是汉代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收获。辞赋是汉代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家在从事辞赋创作的同时对辞赋进行了理论探索及批评。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扬雄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论断;班固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汉赋的来源及内容与形式等。除此之外,班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司马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主要保存在《史记》之中。司马迁以六经为价值评判尺度,对历史上的文学家进行了文学批评,并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的进一步阐释下,"发愤"作为专用名词列入了文艺理论的殿堂。王充的文学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衡》的篇目中。王充从文章批判入手,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王充的文学批评及主张对后世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