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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商式决策作为一种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为基层干部开展公共决策提供了新渠道。通过分析面向16省36市基层干部开展的协商民主调查问卷，运用二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和政治环境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以民为本”的干群观会使基层干部偏好协商式决策，而“替民做主”的官本位思想致使基层干部轻视协商在决策中的作用;垂直信任度对基层干部的协商式决策偏好有较大影响，基层干部对群众参与协商的有效性评估越高，其在决策时越愿意采用协商方式;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还与政治环境存在相关性，主要受到协商民主实施条件成熟度、干部服从性的影响。为了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需要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水平，使其树立协商于民和协商为民的观念，积极建设以垂直信任为关键的政务诚信，始终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促使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和习惯。
关键词： 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决策偏好;垂直信任;政治环境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1）01-028-（13）
一、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协商民主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地方政府极为重视协商民主建设，很多基层干部在公共决策中越来越多采用协商民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决策方式科学性不足和公众参与不充分的局面。“过去，政府决策有三种常用的方法，第一，主要领导拍板定下方案，这种决策机制往往碰到各种阻力和批评。说政府决策有错误，有偏向。第二，基层政府人员通过商量征求意见来作出决定。问题在于传统的调查会和征求意见的方法能否真实地反映下面的意见。第三，基层领导遇到难题时，往往向上汇报，通过获得上级政府的意图来制定政策和方案”[1]。这三种决策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弊端，难以应对新的治理难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转型，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需求层次多元，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社会风险交织叠加，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给基层干部进行公共决策带来了较大压力。与此同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实施，倒逼基层干部在决策时不能独断专行，需要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协商，听取他人意见，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协商式决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基层干部的青睐，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对科学而高效的决策机制的需要[2]。与传统的直接决策相比，协商式决策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代表参与协商，使得基层干部不再拘泥于直接决定和投票决策方式，甚至更偏好于协商方式。尽管有很多学者探讨协商式决策以及决策偏好问题，但鲜见使用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和探讨下述问题的研究成果：基层干部在什么情况下会偏好协商式决策？哪些因素会影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形成？如何促使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和习惯？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文献综述
协商式决策是形成合法决策的一种民主方式[3]，具有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决策科学性的优势。有学者认为，基层干部的民主观念大多是在“民本民主”“选举民主”或“直接民主”的范畴内[4]。然而，中国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经历了从智力吸纳到协商共识的转变，协商民主因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特质一直与决策相联系[5]，并逐步影响基层干部的民主观念。质言之，协商和决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协商决策模式[6]。
基层干部在决策时是否采用协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决策偏好的影响。李锋和宋雄伟以西藏地区地方官员为主体，分析少数民族地方官员的协商式决策观念，探讨了地方官员个人特征、协商民主认知、公民认知等方面对其协商式决策观的影响[7]。李强彬等学者将协商式决策的观念性因素概括为意见包容、真诚理性、自由平等和尊重认同[8]。所谓决策偏好，主要是指决策者在多个备选方案中抉择出某一个方案的倾向[9]。决策偏好的主体是人，根据人的个性、知识、能力、气质和性格方面的差异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决策偏好，即知识型决策偏好、气质型决策偏好和个性型决策偏好[10]。协商式决策偏好属于知识型决策偏好。学术界对决策偏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决策偏好影响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从认识要素的角度看，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包含问题族的定性、环境条件、局中人和决策规则四方面[11]。还有学者认为，从决策系统的角度看，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囊括决策材料特征、决策情境、决策者因素三方面[12]。尽管不同学者对决策偏好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存在不同观点，但共识之处在于基本上都认可决策偏好主要受到决策者自身和决策情境的影响。
决策者自身对决策偏好的影响占主要地位，主要通过性别、年龄、情绪、不确定性容忍度作用于决策偏好。关于决策者性别差异的研究中，纳斯·法格利（N.S Fagley）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自身偏好的影响，即在相同的语言描述方式下，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13];而康妮·雷·贝特曼（Connie Rae Bateman）等人研究发现偏好框架效应不受性別影响[14]。有学者在性别异质性的基础上探究两性在避险意识、竞争意识和涉他偏好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女性领导者在性别平等程度低的决策情境中，竞争意识和涉他偏好较低[15]。何贵兵等学者认为，性别、任务框架和即时情绪共同影响被试者的风险偏好预测[16]。有些学者注意到年龄对决策偏好的影响，威廉·哈博（William T. Harbaugh）等人以5-64岁之间的人为研究对象，发现9-13岁的儿童最偏向风险寻求，21-64岁的成人最缺乏风险寻求，这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风险决策的模式不相同，即年龄会影响受访者的决策偏好[17]。有些学者侧重于研究情绪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汪蕾等人注意到生活中的偏好反转现象，通过设计金钱赌局游戏，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探索情绪唤醒程度对决策偏好的影响，证明决策偏好受到情绪唤醒度水平调节[18]。马可·劳里奥拉（Marco Lauriola）等人研究发现，冲动、焦虑和其他负性情感与风险选择中的风险态度有关，会影响决策偏好[19]。刘永芳等学者在不同的任务框架下研究情绪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发现获益框架下悲伤情绪比愉悦情绪诱发更强的风险偏好;损失框架下愉悦情绪比悲伤情绪诱发更强的风险偏好[20]。还有学者研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决策偏好的影响，黄仁辉等人以艾尔斯伯格的选瓶任务为决策材料，探究不同任务特征下个体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偏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损益概率和损益结果的影响[21]。 决策情境中的时间压力、延迟风险和模糊程度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偏好。菲利普·索布拉尔（Filipe Sobral）等人认为决策情境的变化会影响决策偏好[22]。在时间压力对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中，王渊等人在搜索行为中介入时间压力的变量，实验结果表明时间压力会引发决策者搜索深度偏好的反转[23]。陈俊霖在研究时间压力对决策者在应急领域及其四个子领域风险决策的影响时，发现时间压力与风险偏好呈现一致性[24]。在延迟风险对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中，约翰·霍伦贝克（John R. Hollenbeck）等人通过考察从做出决策到出现潜在损失结果之间的间隔对决策者的影响，发现决策者在离负面结果出现较远时倾向于风险决策[25]。还有学者以大学生为被试对象，运用实验法探讨延迟风险和调节定向对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延迟风险会影响决策偏好，当延迟风险高时，预防定向的个体更偏好延迟决策;而当延迟风险低时，个体的决策偏好无显著性差异，均偏好延迟决策[26]。模糊程度也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偏好，张凤华采用艾尔斯伯格悖论的变式，探讨不同模糊程度情境下的决策偏好，发现模糊程度对决策偏好有影响，即模糊程度较高时，被试倾向于模糊厌恶;模糊程度较低时，被试倾向于模糊寻求[27]。另外，决策过程特征也是影响决策情景的重要维度，诸如任务类型、材料呈现方式、决策规则和评估模式，都会直接影响决策者的偏好。为了探讨任务类型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有学者采用不同任务形式探讨人们在模糊决策中的决策偏好，结论显示不同的任务类型会影响被试者的决策偏好，损失的厌恶、预期的后悔、对概率信息的归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决策结果[28]。材料的呈现方式对个体决策偏好也有一定的影响，朱利亚诺·拉兰（Juliano Laran）等人研究发现，向受访者提供备择选项时，如果对备选进行丰富阐释，则会影响受访者的决策偏好[29]。金·费埃里克·王（Kin Fai Ellick Wong）等人发现，改变决策信息的概率或者用大小数字表述相同数量，也会影响被试的决策偏好[30]。有学者认为决策规则是决策偏好的重要约束条件，决策权的设置、运行和信息的披露规则以及责任归属制度等对决策偏好也有影响[31]。还有学者意识到评估模式对决策偏好的重要影响，路西等人便通过现象、解释机制、助推决策三个层次论证无论是联合评估还是单独评估，都可以导致偏好反转和次优选择[32]。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基层干部决策方式、协商式决策以及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现有关于基层干部决策方式的研究，大多是從个体决策、群体决策的角度出发，探究基层干部决策方式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推动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观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基层干部观念的差异与塑造、功能偏好和地方官员的协商决策方法等主题，侧重于协商式决策的治理功能。然而，现有的研究中将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和决策偏好影响因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文章较少，本文使用陈家刚教授“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量化分析影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因素。
2.研究假设
决策者自身与决策情境是影响决策偏好的两个重要维度，本文将从这两个维度探究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对决策者自身的研究主要涉及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和垂直信任度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对决策情境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环境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
（1）协商民主认知度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认知是人通过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获取知识的行为，认知度体现了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的理解程度。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认知度受到人的价值尺度与趋向、经验与经历、教育与职位背景以及相关条件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决策偏好度的强弱密切相关[33]。在压力大、责任重的行政岗位，基层干部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面、精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基层干部的认知结构。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包含其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内涵认知、作用认知、机制认知、适用环节和层次认知、渠道认知等方面[34]。对协商民主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着基层干部运用协商式决策方法的信度和效度。据此，提出下面这个假设：
假设一：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2）干群观念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干群观念是基层干部处理干群关系的指挥棒。自古以来，在处理干群关系上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干群观念，即官本位和民本位思想[35]。官本位思想就是在处理干群关系时，以官为尊，以民为轻，官员以民众的父母官自居;民本位思想将官员看作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政治语境中，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职人员，基层干部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正确的干群观念，摒除官本位思想。干群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基层干部的行为方式。协商式决策为解决干群间多元利益冲突、指导领导干部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必然会受到领导干部干群观念的影响。当基层干部持有以民为本的干群观念时，便会重视与民协商;当基层干部持有官本位思想时，决策时往往偏向独断专行，不愿意与民众协商，倾听民众意见。据此，提出以下这个假设：
假设二：干群观念越偏向于以民为本，基层干部的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3）垂直信任度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信任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维度。公共行政中的信任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个维度展开[36]。依据德国学者奥弗“大众/精英”“水平/垂直”的划分标准，信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社会信任、政治信任、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37]。其中，垂直信任是指精英对大众的信任，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可理解为领导干部对群众的信任，其信任态度主要受到个人、职位和社会的影响[38]。垂直信任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双重属性，与决策的耦合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基层干部的决策行为方式。据此提出下面这个假设： 假设三：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垂直信任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4）政治环境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探究决策偏好要充分考虑环境条件对决策的影响，这些环境条件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状况、人文教育情况、信息充分性与决策技术的发育程度以及有关群体的干预程度等[39]。不同的环境条件对不同决策问题的作用力不同，对不同人的评判标准和方法的选择影响也就不同，因而对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影响程度也不同。政治环境是直接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基层干部对于政治环境的多属性往往存在不同的心理阈值，基于其主观满意度进行计算并建立信息集结模型，有利于量化观察多属性政治环境对最终决策结果的影响[40]。政治环境是影响决策结果输出的主要因素之一，协商式决策偏好又对决策结果的科学性产生直接影响，两者之间以决策结果为衔接点，存在相关性。据此提出以下这个假设：
假设四：政治环境越有利，基层干部的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陈家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该课题组于2017 年 4 月至 12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湖南、贵州、福建、江苏、四川、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甘肃、吉林等 16 省（直辖市） 36个地级市抽取基层干部填写“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3304份，问卷有效率为 82.6%。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基层干部，其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最高学历、职务级别、单位类型、政治身份、收入水平等，样本的分布状况参见表1。其中，年龄是连续型变量，最小值为18岁，最大值为60岁。为了方便统计和计量，本文将年龄划分成不同年龄段，18-30岁为第一年龄段，31-40岁为第二年龄段，41-50岁为第三年龄段，51-60岁为第四年龄段，分别用数字1、2、3、4表示。
由表1可知，本次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居多，占到总人数的64.1%，女性占比为35.9%;年龄大多分布在31-50岁之间，总占比为66.7%，其中31-40岁占比33.3%，41-50岁占比33.4%;最高学历绝大部分都在大专及以上，占比为98.1%，仅1.9%的受访者最高学历在大专以下;政治身份多为中共党员，占比为76.6%;年收入水平集中在6万-19.99万元之间，占比为64.6%，少部分受访者在6万元以下（16.9%）以及20万元以上（18.5%）。受访者中有70.8%的人在党政机关工作，有18.0%的人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剩余11.2%的人在人大、政协、群团、法院和检察院工作。受访者的职务级别中，科级占比55.2%，处级占比13.8%，其他占比31.0%。
2.研究设计
（1）因变量
本文以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因变量。在问卷中，具体以“您认为解决下属政策问题，应该采用哪种方式”这一题为测量指标。问卷中提及的政策问题共9项，分别为计划生育改革政策、火车票定价、土地拆迁和征用补偿标准制定、基层干部任免、政府工作规划、排污企业选址、生活用水电气价格调整、评价政府工作绩效以及编制基层政府经费预算;选项为投票决定（22%）、协商决定（63%）和政府直接决策（15%）三种。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其作为二分变量处理，将“协商决定”的选项编码为1，表示受访者在解决这些政策问题时比较偏向于协商决定;将“投票决定、政府直接决策”的选项编码为0，表示受访者在解决这些政策问题时不太偏向于协商决定，最终运用二元Logistic分析方法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自变量
自变量包含决策者自身和决策情境两个层面。其中，与决策者自身相關的变量以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和垂直信任度作为一级指标，协商民主认知度主要通过“您熟悉协商民主吗”“在关系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重大事情上，您认为政府有多大必要征求村民（居民）的意见”这两题来测量，受访者根据自身判断从“非常不**、不太**、一般、比较**、非常**”这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干群观念主要通过“官员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这两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从“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这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垂直信任度主要通过“在您看来，居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能够改善政策实施效果吗”“您认为党和政府能够与群众进行直接、平等的协商对话吗”这两题来测量，选项分别为“非常不**、不太**、一般、比较**、非常**”五项。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将这些选项作为定序变量进行处理，将“非常不**”编码为1，“不太**”编码为2，“一般”编码为3，“比较**”编码为4，“非常**”编码为5，数字越小，表示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越低，干群观念越有误，垂直信任度越弱;数字越大，表示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越高，干群观念越正确，垂直信任度越强。
决策情境的变量以政治环境作为一级指标，主要通过“您认为您所在的基层单位实施协商民主的条件是否成熟”“官员就是要服从上级领导，您对此的看法如何？”这两个问题来测量，选项分别为“非常不**、不太**、一般、比较**、非常**”，按照上述同样的方法对第一道问题选项进行编码1-5，数字越小，表明政治环境越不利;数字越大，表明政治环境越有利。针对第二道问题，数字编码反向行之，即“非常不**”编码为5，“不太**”编码为4，“一般”编码为3，“比较**”编码为2，“非常**”编码为1。当领导干部越不同意“官员就是要服从上级领导”观点时，间接反映出政治环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样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领导干部选择协商式决策;反之亦然。参见表2。
（3）控制变量
本文将基层干部的基本情况设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女）、年龄阶段（18-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最高学历（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大学、硕士、博士）、职务级别（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其他）、单位类型（党的系统、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群团、企事业单位）、政治身份（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成员、中共党员、无党派）、年收入水平（1.5万元以下、1.5万-2.99万元、3万-3.99万元、4万-4.99万元、5万-5.99万元、6万-7.99万元、8万-9.99万元、10万-19.99万元、20万-39.99万元、40万元及以上）等。此外，工作满意度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分析之中，选项分别为“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种，分别编码为1-5。 通过对每个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交叉表分析可知：（1）男性基层干部与女性基层干部在决策时选择协商的几率都在60%-65%之间，通过卡方检验得出p>0.05，表明性别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2）不同年龄阶段的基层干部对于选择协商式决策的偏好不一样，年龄越大，越不愿意在做决策时选择协商。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年龄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显著。（3）最高学历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这说明学历对于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显著。（4）职务级别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职务级别对于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5）单位类型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单位类型对于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6）政治身份不同的基层干部，在决策时选择协商的几率在62%-70%之间，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政治身份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7）收入水平处于不同层次的基层干部，在决策时选择协商的比例在59%-67%之间，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收入水平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显著。
四、模型建构与数据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模型建构中，首先，以控制变量为参照类建立模型一，用于觀察控制变量整体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其次，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分别放入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和政治环境这四个自变量，建立起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和模型五，逐个检验每个自变量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然后，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决策者自身维度（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的变量，建立模型六，而决策情境维度（政治环境）的变量已建立了模型五，通过数据显著性的对比，分析不同维度中影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主、次要因素。最后，将全部的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都放入模型七中，进一步验证假设。参见表3。
在表3中，模型一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工作满意度、收入水平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并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年龄阶段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0.764倍;工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15倍;收入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64倍。最高学历通过了5%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基层干部学历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159倍，对因变量也有显著影响。其余的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便不赘述。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添了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的自变量。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基层干部年龄越大，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与模型一相匹配;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其中最高学历和收入水平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工作满意度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相关的自变量中，协商民主认知度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并通过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根据数据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97倍;与群众协商必要性的认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109倍。这表明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验证了假设一。
模型三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基层干部干群观念的自变量。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分别为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其中，年龄阶段和工作满意度是主要影响因素，并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最高学历和收入水平是次要影响因素，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相关的自变量中，“官员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民本位思想，与我国党政干部的工作宗旨相符。模型三的数据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干群观念的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58倍。相比较而言，“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体现了官本位思想，与我国党政干部的工作宗旨不相符，持有这种干群观念是不正确的。由模型三的数据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对“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这一干群观念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0.886倍，并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抱有“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的干群观念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父母官”一词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代表着权力和权威。当基层干部持有这种干群观念，以老百姓的父母官自居，其“为民做主”的思想更加凸显，直接决策的偏好就越强，协商式决策偏好就越弱，反向证明干群观念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假设二。
模型四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基层干部垂直信任度的自变量。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年龄阶段和工作满意度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最高学历与收入水平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相关的自变量中，“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与因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并通过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是衡量基层干部垂直信任度的一个指标，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垂直信任越高，越会认为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基层干部信任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7倍。这表明基层干部认为群众参与政策讨论越有效，对群众的垂直信任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就越明显，验证了假设三。
模型五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政治环境的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在相关的自变量中，政策实施条件成熟度对因变量有正向影响。根据模型五的数据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施条件的成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7倍。然而，基层干部服从上级领导、遵从上级领导意愿行事的政治环境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服从上级领导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0.908倍。这说明 “奉命惟谨”的政治环境不利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从反面验证了假设四。 模型六在模型一的基础上添入决策者自身维度（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的自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分别通过1%、10%、1%和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自变量中，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的两个衡量指标均对因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干群观念中“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对因变量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垂直信任度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决策者自身维度中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起主要影响的是协商民主认知度和干群观念，而垂直信任度起次要影响。
模型七中放入了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中，与前六个模型相比，最高学历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依然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分别通过1%、5%和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年龄阶段和工作满意度对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最为显著，即基层干部年龄越大，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工作满意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在自变量中，基层干部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政治环境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而垂直信任度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主要受基层干部的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垂直信任度的影响是次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满意度在四个模型中对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且通过了1%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足以证明工作满意度会影响基层干部的协商式决策偏好。换言之，基层干部对工作越满意，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基层干部对工作越不满意，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在控制受访者的基本特征之后，探索基层干部的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和政治环境对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可以发现：
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其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以及对与群众协商必要性的认识，这种认知遵循“知行合一”的原则[41]，即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越熟悉，相关的知识储备量越丰富，就越偏好于协商式决策。
基层干部的干群观念会影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即基层干部的干群观念越正确，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基层干部的干群观念越有误，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官员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呈正相关;“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体现了官本位思想，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呈负相关。
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垂直信任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当基层干部认为群众参与政策讨论有效性越高，对群众越信任，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也就越明显。
基层干部所处的政治环境越支持，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基层干部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的关系受到协商实施条件成熟度的调节，即协商实施条件越成熟，基层干部决策时越愿意选择协商方式。然而，基层干部决策时越愿意服从上级领导，即受“奉命惟谨”的环境影响越深，便越不愿意选择协商式决策，反之证明了不利的政治环境会阻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形成。
协商式决策作为一种民主、科学、合法的决策机制，为基层干部提供了决策新方式。基于上述数据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和习惯。
第一，提升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水平，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奠定认同基础。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C. Kelman）提出“态度分阶段变化理论”，认为态度的变化需经历三个阶段：依从—认同—内化[42]。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过程遵循着从熟悉协商民主—认同协商民主—内化为自觉协商行动的规律。熟悉协商民主是提高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水平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利用会议、广播、报刊、宣传橱窗、社区（村务）公开栏、各类反映协商民主的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宣传协商民主，增强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第二阶段在于培育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可以通过专题讲座、辩论、报告等形式，开展多样化的协商民主知识培训和教育，强化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理论认同。在熟悉、认同协商民主的基础之上，将协商民主内化为基层干部的自觉协商行动是第三阶段[43]，这需要基层干部提高自身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引导能力，搭建协商渠道，将协商内化为自身行为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遵循熟悉协商民主—认同协商民主—内化为自觉协商行动的认知规律，逐步提高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水平，才能为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养成奠定心理基石。
第二，树立协商于民和协商为民的观念，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夯实群众基础。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如同船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唯有确立人民主体地位，树立正确的干群观念，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树立正确的干群观念，首先要树立协商于民的思想，即把人民群众纳入到协商的主体之中，与民协商。基层干部应当端正态度，深化对干群关系的认识，真正悟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改变“为民做主”的官本位思想，在公共决策时与群众协商，吸纳民意，凝聚共识，通过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会、听证会等实践形式，切实拉近基层干部与人民群眾的关系。与此同时，基层干部还要做到协商为民，即利用协商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地提升人民群众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建设以垂直信任为主体的政务诚信，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积淀信任资本。政务诚信体现为公共权力层级关系中行政性社会交往行为[44]，以垂直信任度为重要衡量标准，对社会诚信的整体建设起导向作用。基层干部应当提高自身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与群众进行直接、平等的协商对话，推动垂直信任的生长。此外，基层干部还要提高对群众意见的甄别能力，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和资源优势，过滤出其中代表性强、可信度高的意见。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应当鼓励人民群众在政治参与中展现出可信度更高的行为，通过激励民众诚实做事、理性沟通，提升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有效性，促进垂直信任建设。 第四，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塑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要求基层干部具有协商的意识，而非“惟命是从”，明确“服从上级领导”并非一味强调行为上的百依百顺、毫不质疑，而是在公共决策达成之前，既要充分听取上级领导意见，也要广泛开展协商，实现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的转变[45]，充分汲取群众意见，问计于民。坚持协商于决策实施之中，要求基层干部在公共决策实施过程中遵循协商的原则，切实运用协商手段解决决策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打造“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的氛围。
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还与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和工作满意度息息相关，因而需要在高年龄段、低学历的基层干部群体中加大协商民主的宣传和培训力度，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形成。同时还要通过提升组织机构的协商氛围，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满意度，推进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养成。
参考文献：
[1]何包钢. 协商民主和民主化[J].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 2007（04）： 34-39.
[2]佟德志. 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J]. 政治学研究， 2019（02）： 39-48+126.
[3]陈家刚. 城乡社区协商民主重在制度实践[J]. 国家治理， 2015（34）： 22-28.
[4]肖唐镖， 王艳军. 地方干部的民主价值观： 类型与结构特征——对1456个地方干部的问卷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7（02）： 64-76+127.
[5]韩万渠. 从智力吸纳到协商共识： 中国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性——基于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演进的视角[J]. 学习论坛， 2019（02）： 48-53.
[6]罗依平， 周江平. 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J]. 理论探讨， 2017（05）： 157-162.
[7]李锋， 宋雄伟. 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官员的协商式决策观及影响因素——基于西藏党政干部问卷调查的潜在类别分析[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07）： 83-92.
[8]李强彬， 李佳桧. 领导干部协商式决策观： 差异与塑造[J]. 探索， 2017（01）： 34-43.
[9]SLOVIC P. The construction of preferen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50（5）： 364-371.
[10][11][31][33][39]张士昌， 曹靖宇. 对决策偏好的理性思考[J]. 山东社会科学， 2003（03）： 116-119.
[12]常光伟， 王青春， 阴国恩. 决策偏好研究述评[J]. 心理研究， 2011， 4（06）： 10-14.
[13]FAGLEY N S， MILLER P M. Framing Effects and Arenas of Choic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7， 71（3）： 355-373.
[14]BATEMAN C R， FRAEDRICH J P， IYER R. Framing Effects Within th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Consum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2， 36（1-2）： 119-140.
[15]熊艾伦， 王子娟， 张勇， 等. 性别异质性与企业决策： 文化视角下的对比研究[J].管理世界， 2018， 34（06）： 127-139+188.
[16]何贵兵， 梁社红， 刘剑. 风险偏好预测中的性别差异和框架效应[J]. 应用心理学， 2002（04）： 19-23.
[17]HARBAUGH W T， KRAUSE K， VESTERLUND L. Risk Attitudes of Children and Adults： Choices Over Small and Large Probability Gains and Losses[J].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02， 5（1）： 53-84.
[18]汪蕾， 陆强， 沈翔宇. 情绪唤醒度如何影响不确定性决策——基于决策偏好的视角[J]. 管理工程学报， 2013， 27（04）： 16-21.
[19]LAURIOLA M， RUSSO P M， LUCIDI F， et al.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framed risky health decision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5， 38（1）： 45-59.
[20]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情緒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0， 42（03）： 317-324.
[21]黄仁辉， 曾晓青， 李文虎. 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03）： 377-383.
[22]SOBRAL F， ISLAM G. Ethically Questionable Negotiat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Trust， Competitiveness， and Situation Favorability o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7（2）： 281. [23]王渊， 秦军昌， 边卫军. 序贯决策中时间压力对搜索行为的影响： 前景预期的調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18， 30（08）： 182-193.
[24]陈俊霖， 李沁雪， 张春萍， 等. 应急环境下时间压力和决策者风险态度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5， 23（S1）： 349-358.
[25]HOLLENBECK J R， ILGEN D R， PHILIPS J M， et al. Decision risk in dynamic 2-stage contexts-beyond the status quo[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4， 79： 592 -597.
[26]王怀勇， 刘永芳. 调节定向与延迟风险对决策偏好的影响[J]. 心理研究， 2013， 6（02）： 56-63.
[27]张凤华. 不同模糊程度下模糊决策的决策偏好[J]. 心理学探新， 2009， 29（06）： 51-55.
[28]张凤华. 模糊决策中的决策偏好再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06）： 884-888.
[29]LARAN J， WILCOX K. Choice， Rejection， and Elaboration on Preference-Inconsistent Alternative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1， 38（2）： 229-241.
[30]WONG K F E， KWONG J Y Y. Comparing two tiny giants or two huge dwarfs？ Preference reversals owing to number size fram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5， 98（1）： 54-65.
[32]路西， HSEE， CHRISTOPHER K. 联合评估和单独评估： 富有潜力的助推手段[J]. 心理学报， 2018， 50（08）： 827-839.
[34]宋雄伟. 青年干部协商民主的认知图景与行为评价——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问卷的分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21（05）： 72-83.
[35]宋立民， 曹福敬， 刘辉. 官本位思想与执政为民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03）： 159-164.
[36]林震. 信任：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2）： 143-144.
[37]马克·E. 沃伦. 民主与信任[M]. 吴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41.
[38]王浦劬， 李锋. 我国公务员信任公民的影响要素实证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 20（01）： 28-36.
[40]刘健， 刘思峰， 马义中， 汪建均. 基于心理阈值的多属性决策问题目标调整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 2015， 23（02）： 123-130.
[41]聂伟. 党委干部协商民主认知对协商实践及效果评价的影响——基于地方官员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05）： 62-76.
[42]KELMAN H C.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2（1）： 51-60.
[43]张等文， 郭雨佳.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J].政治学研究， 2020（02）： 104-115+128.
[44]全林远， 赵周贤. 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06）： 24-28.
[45]周光辉.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3）： 101-120+222.
（责任编辑 矫海霞）
关键词： 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决策偏好;垂直信任;政治环境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1）01-028-（13）
一、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协商民主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地方政府极为重视协商民主建设，很多基层干部在公共决策中越来越多采用协商民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决策方式科学性不足和公众参与不充分的局面。“过去，政府决策有三种常用的方法，第一，主要领导拍板定下方案，这种决策机制往往碰到各种阻力和批评。说政府决策有错误，有偏向。第二，基层政府人员通过商量征求意见来作出决定。问题在于传统的调查会和征求意见的方法能否真实地反映下面的意见。第三，基层领导遇到难题时，往往向上汇报，通过获得上级政府的意图来制定政策和方案”[1]。这三种决策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弊端，难以应对新的治理难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转型，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需求层次多元，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社会风险交织叠加，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给基层干部进行公共决策带来了较大压力。与此同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实施，倒逼基层干部在决策时不能独断专行，需要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协商，听取他人意见，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协商式决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基层干部的青睐，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对科学而高效的决策机制的需要[2]。与传统的直接决策相比，协商式决策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代表参与协商，使得基层干部不再拘泥于直接决定和投票决策方式，甚至更偏好于协商方式。尽管有很多学者探讨协商式决策以及决策偏好问题，但鲜见使用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和探讨下述问题的研究成果：基层干部在什么情况下会偏好协商式决策？哪些因素会影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形成？如何促使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和习惯？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文献综述
协商式决策是形成合法决策的一种民主方式[3]，具有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决策科学性的优势。有学者认为，基层干部的民主观念大多是在“民本民主”“选举民主”或“直接民主”的范畴内[4]。然而，中国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经历了从智力吸纳到协商共识的转变，协商民主因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特质一直与决策相联系[5]，并逐步影响基层干部的民主观念。质言之，协商和决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协商决策模式[6]。
基层干部在决策时是否采用协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决策偏好的影响。李锋和宋雄伟以西藏地区地方官员为主体，分析少数民族地方官员的协商式决策观念，探讨了地方官员个人特征、协商民主认知、公民认知等方面对其协商式决策观的影响[7]。李强彬等学者将协商式决策的观念性因素概括为意见包容、真诚理性、自由平等和尊重认同[8]。所谓决策偏好，主要是指决策者在多个备选方案中抉择出某一个方案的倾向[9]。决策偏好的主体是人，根据人的个性、知识、能力、气质和性格方面的差异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决策偏好，即知识型决策偏好、气质型决策偏好和个性型决策偏好[10]。协商式决策偏好属于知识型决策偏好。学术界对决策偏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决策偏好影响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从认识要素的角度看，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包含问题族的定性、环境条件、局中人和决策规则四方面[11]。还有学者认为，从决策系统的角度看，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囊括决策材料特征、决策情境、决策者因素三方面[12]。尽管不同学者对决策偏好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存在不同观点，但共识之处在于基本上都认可决策偏好主要受到决策者自身和决策情境的影响。
决策者自身对决策偏好的影响占主要地位，主要通过性别、年龄、情绪、不确定性容忍度作用于决策偏好。关于决策者性别差异的研究中，纳斯·法格利（N.S Fagley）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自身偏好的影响，即在相同的语言描述方式下，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13];而康妮·雷·贝特曼（Connie Rae Bateman）等人研究发现偏好框架效应不受性別影响[14]。有学者在性别异质性的基础上探究两性在避险意识、竞争意识和涉他偏好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女性领导者在性别平等程度低的决策情境中，竞争意识和涉他偏好较低[15]。何贵兵等学者认为，性别、任务框架和即时情绪共同影响被试者的风险偏好预测[16]。有些学者注意到年龄对决策偏好的影响，威廉·哈博（William T. Harbaugh）等人以5-64岁之间的人为研究对象，发现9-13岁的儿童最偏向风险寻求，21-64岁的成人最缺乏风险寻求，这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风险决策的模式不相同，即年龄会影响受访者的决策偏好[17]。有些学者侧重于研究情绪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汪蕾等人注意到生活中的偏好反转现象，通过设计金钱赌局游戏，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探索情绪唤醒程度对决策偏好的影响，证明决策偏好受到情绪唤醒度水平调节[18]。马可·劳里奥拉（Marco Lauriola）等人研究发现，冲动、焦虑和其他负性情感与风险选择中的风险态度有关，会影响决策偏好[19]。刘永芳等学者在不同的任务框架下研究情绪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发现获益框架下悲伤情绪比愉悦情绪诱发更强的风险偏好;损失框架下愉悦情绪比悲伤情绪诱发更强的风险偏好[20]。还有学者研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决策偏好的影响，黄仁辉等人以艾尔斯伯格的选瓶任务为决策材料，探究不同任务特征下个体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偏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损益概率和损益结果的影响[21]。 决策情境中的时间压力、延迟风险和模糊程度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偏好。菲利普·索布拉尔（Filipe Sobral）等人认为决策情境的变化会影响决策偏好[22]。在时间压力对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中，王渊等人在搜索行为中介入时间压力的变量，实验结果表明时间压力会引发决策者搜索深度偏好的反转[23]。陈俊霖在研究时间压力对决策者在应急领域及其四个子领域风险决策的影响时，发现时间压力与风险偏好呈现一致性[24]。在延迟风险对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中，约翰·霍伦贝克（John R. Hollenbeck）等人通过考察从做出决策到出现潜在损失结果之间的间隔对决策者的影响，发现决策者在离负面结果出现较远时倾向于风险决策[25]。还有学者以大学生为被试对象，运用实验法探讨延迟风险和调节定向对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延迟风险会影响决策偏好，当延迟风险高时，预防定向的个体更偏好延迟决策;而当延迟风险低时，个体的决策偏好无显著性差异，均偏好延迟决策[26]。模糊程度也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偏好，张凤华采用艾尔斯伯格悖论的变式，探讨不同模糊程度情境下的决策偏好，发现模糊程度对决策偏好有影响，即模糊程度较高时，被试倾向于模糊厌恶;模糊程度较低时，被试倾向于模糊寻求[27]。另外，决策过程特征也是影响决策情景的重要维度，诸如任务类型、材料呈现方式、决策规则和评估模式，都会直接影响决策者的偏好。为了探讨任务类型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有学者采用不同任务形式探讨人们在模糊决策中的决策偏好，结论显示不同的任务类型会影响被试者的决策偏好，损失的厌恶、预期的后悔、对概率信息的归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决策结果[28]。材料的呈现方式对个体决策偏好也有一定的影响，朱利亚诺·拉兰（Juliano Laran）等人研究发现，向受访者提供备择选项时，如果对备选进行丰富阐释，则会影响受访者的决策偏好[29]。金·费埃里克·王（Kin Fai Ellick Wong）等人发现，改变决策信息的概率或者用大小数字表述相同数量，也会影响被试的决策偏好[30]。有学者认为决策规则是决策偏好的重要约束条件，决策权的设置、运行和信息的披露规则以及责任归属制度等对决策偏好也有影响[31]。还有学者意识到评估模式对决策偏好的重要影响，路西等人便通过现象、解释机制、助推决策三个层次论证无论是联合评估还是单独评估，都可以导致偏好反转和次优选择[32]。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基层干部决策方式、协商式决策以及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现有关于基层干部决策方式的研究，大多是從个体决策、群体决策的角度出发，探究基层干部决策方式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推动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观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基层干部观念的差异与塑造、功能偏好和地方官员的协商决策方法等主题，侧重于协商式决策的治理功能。然而，现有的研究中将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和决策偏好影响因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文章较少，本文使用陈家刚教授“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量化分析影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因素。
2.研究假设
决策者自身与决策情境是影响决策偏好的两个重要维度，本文将从这两个维度探究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对决策者自身的研究主要涉及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和垂直信任度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对决策情境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环境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
（1）协商民主认知度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认知是人通过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获取知识的行为，认知度体现了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的理解程度。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认知度受到人的价值尺度与趋向、经验与经历、教育与职位背景以及相关条件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决策偏好度的强弱密切相关[33]。在压力大、责任重的行政岗位，基层干部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面、精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基层干部的认知结构。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包含其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内涵认知、作用认知、机制认知、适用环节和层次认知、渠道认知等方面[34]。对协商民主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着基层干部运用协商式决策方法的信度和效度。据此，提出下面这个假设：
假设一：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2）干群观念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干群观念是基层干部处理干群关系的指挥棒。自古以来，在处理干群关系上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干群观念，即官本位和民本位思想[35]。官本位思想就是在处理干群关系时，以官为尊，以民为轻，官员以民众的父母官自居;民本位思想将官员看作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政治语境中，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职人员，基层干部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正确的干群观念，摒除官本位思想。干群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基层干部的行为方式。协商式决策为解决干群间多元利益冲突、指导领导干部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必然会受到领导干部干群观念的影响。当基层干部持有以民为本的干群观念时，便会重视与民协商;当基层干部持有官本位思想时，决策时往往偏向独断专行，不愿意与民众协商，倾听民众意见。据此，提出以下这个假设：
假设二：干群观念越偏向于以民为本，基层干部的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3）垂直信任度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信任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维度。公共行政中的信任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个维度展开[36]。依据德国学者奥弗“大众/精英”“水平/垂直”的划分标准，信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社会信任、政治信任、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37]。其中，垂直信任是指精英对大众的信任，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可理解为领导干部对群众的信任，其信任态度主要受到个人、职位和社会的影响[38]。垂直信任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双重属性，与决策的耦合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基层干部的决策行为方式。据此提出下面这个假设： 假设三：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垂直信任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4）政治环境与协商式决策偏好
探究决策偏好要充分考虑环境条件对决策的影响，这些环境条件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状况、人文教育情况、信息充分性与决策技术的发育程度以及有关群体的干预程度等[39]。不同的环境条件对不同决策问题的作用力不同，对不同人的评判标准和方法的选择影响也就不同，因而对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影响程度也不同。政治环境是直接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基层干部对于政治环境的多属性往往存在不同的心理阈值，基于其主观满意度进行计算并建立信息集结模型，有利于量化观察多属性政治环境对最终决策结果的影响[40]。政治环境是影响决策结果输出的主要因素之一，协商式决策偏好又对决策结果的科学性产生直接影响，两者之间以决策结果为衔接点，存在相关性。据此提出以下这个假设：
假设四：政治环境越有利，基层干部的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陈家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该课题组于2017 年 4 月至 12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湖南、贵州、福建、江苏、四川、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甘肃、吉林等 16 省（直辖市） 36个地级市抽取基层干部填写“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3304份，问卷有效率为 82.6%。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基层干部，其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最高学历、职务级别、单位类型、政治身份、收入水平等，样本的分布状况参见表1。其中，年龄是连续型变量，最小值为18岁，最大值为60岁。为了方便统计和计量，本文将年龄划分成不同年龄段，18-30岁为第一年龄段，31-40岁为第二年龄段，41-50岁为第三年龄段，51-60岁为第四年龄段，分别用数字1、2、3、4表示。
由表1可知，本次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居多，占到总人数的64.1%，女性占比为35.9%;年龄大多分布在31-50岁之间，总占比为66.7%，其中31-40岁占比33.3%，41-50岁占比33.4%;最高学历绝大部分都在大专及以上，占比为98.1%，仅1.9%的受访者最高学历在大专以下;政治身份多为中共党员，占比为76.6%;年收入水平集中在6万-19.99万元之间，占比为64.6%，少部分受访者在6万元以下（16.9%）以及20万元以上（18.5%）。受访者中有70.8%的人在党政机关工作，有18.0%的人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剩余11.2%的人在人大、政协、群团、法院和检察院工作。受访者的职务级别中，科级占比55.2%，处级占比13.8%，其他占比31.0%。
2.研究设计
（1）因变量
本文以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因变量。在问卷中，具体以“您认为解决下属政策问题，应该采用哪种方式”这一题为测量指标。问卷中提及的政策问题共9项，分别为计划生育改革政策、火车票定价、土地拆迁和征用补偿标准制定、基层干部任免、政府工作规划、排污企业选址、生活用水电气价格调整、评价政府工作绩效以及编制基层政府经费预算;选项为投票决定（22%）、协商决定（63%）和政府直接决策（15%）三种。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其作为二分变量处理，将“协商决定”的选项编码为1，表示受访者在解决这些政策问题时比较偏向于协商决定;将“投票决定、政府直接决策”的选项编码为0，表示受访者在解决这些政策问题时不太偏向于协商决定，最终运用二元Logistic分析方法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自变量
自变量包含决策者自身和决策情境两个层面。其中，与决策者自身相關的变量以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和垂直信任度作为一级指标，协商民主认知度主要通过“您熟悉协商民主吗”“在关系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重大事情上，您认为政府有多大必要征求村民（居民）的意见”这两题来测量，受访者根据自身判断从“非常不**、不太**、一般、比较**、非常**”这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干群观念主要通过“官员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这两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从“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这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垂直信任度主要通过“在您看来，居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能够改善政策实施效果吗”“您认为党和政府能够与群众进行直接、平等的协商对话吗”这两题来测量，选项分别为“非常不**、不太**、一般、比较**、非常**”五项。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将这些选项作为定序变量进行处理，将“非常不**”编码为1，“不太**”编码为2，“一般”编码为3，“比较**”编码为4，“非常**”编码为5，数字越小，表示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越低，干群观念越有误，垂直信任度越弱;数字越大，表示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越高，干群观念越正确，垂直信任度越强。
决策情境的变量以政治环境作为一级指标，主要通过“您认为您所在的基层单位实施协商民主的条件是否成熟”“官员就是要服从上级领导，您对此的看法如何？”这两个问题来测量，选项分别为“非常不**、不太**、一般、比较**、非常**”，按照上述同样的方法对第一道问题选项进行编码1-5，数字越小，表明政治环境越不利;数字越大，表明政治环境越有利。针对第二道问题，数字编码反向行之，即“非常不**”编码为5，“不太**”编码为4，“一般”编码为3，“比较**”编码为2，“非常**”编码为1。当领导干部越不同意“官员就是要服从上级领导”观点时，间接反映出政治环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样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领导干部选择协商式决策;反之亦然。参见表2。
（3）控制变量
本文将基层干部的基本情况设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女）、年龄阶段（18-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最高学历（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大学、硕士、博士）、职务级别（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其他）、单位类型（党的系统、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群团、企事业单位）、政治身份（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成员、中共党员、无党派）、年收入水平（1.5万元以下、1.5万-2.99万元、3万-3.99万元、4万-4.99万元、5万-5.99万元、6万-7.99万元、8万-9.99万元、10万-19.99万元、20万-39.99万元、40万元及以上）等。此外，工作满意度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分析之中，选项分别为“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种，分别编码为1-5。 通过对每个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交叉表分析可知：（1）男性基层干部与女性基层干部在决策时选择协商的几率都在60%-65%之间，通过卡方检验得出p>0.05，表明性别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2）不同年龄阶段的基层干部对于选择协商式决策的偏好不一样，年龄越大，越不愿意在做决策时选择协商。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年龄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显著。（3）最高学历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这说明学历对于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显著。（4）职务级别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职务级别对于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5）单位类型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单位类型对于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6）政治身份不同的基层干部，在决策时选择协商的几率在62%-70%之间，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政治身份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不显著。（7）收入水平处于不同层次的基层干部，在决策时选择协商的比例在59%-67%之间，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表明收入水平对基层干部进行协商式决策的影响显著。
四、模型建构与数据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模型建构中，首先，以控制变量为参照类建立模型一，用于觀察控制变量整体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其次，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分别放入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和政治环境这四个自变量，建立起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和模型五，逐个检验每个自变量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然后，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决策者自身维度（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的变量，建立模型六，而决策情境维度（政治环境）的变量已建立了模型五，通过数据显著性的对比，分析不同维度中影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主、次要因素。最后，将全部的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都放入模型七中，进一步验证假设。参见表3。
在表3中，模型一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工作满意度、收入水平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并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年龄阶段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0.764倍;工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15倍;收入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64倍。最高学历通过了5%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基层干部学历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159倍，对因变量也有显著影响。其余的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便不赘述。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添了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度的自变量。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基层干部年龄越大，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与模型一相匹配;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其中最高学历和收入水平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工作满意度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相关的自变量中，协商民主认知度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并通过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根据数据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97倍;与群众协商必要性的认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109倍。这表明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验证了假设一。
模型三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基层干部干群观念的自变量。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分别为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其中，年龄阶段和工作满意度是主要影响因素，并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最高学历和收入水平是次要影响因素，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相关的自变量中，“官员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民本位思想，与我国党政干部的工作宗旨相符。模型三的数据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干群观念的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58倍。相比较而言，“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体现了官本位思想，与我国党政干部的工作宗旨不相符，持有这种干群观念是不正确的。由模型三的数据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对“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这一干群观念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0.886倍，并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抱有“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的干群观念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父母官”一词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代表着权力和权威。当基层干部持有这种干群观念，以老百姓的父母官自居，其“为民做主”的思想更加凸显，直接决策的偏好就越强，协商式决策偏好就越弱，反向证明干群观念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假设二。
模型四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基层干部垂直信任度的自变量。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年龄阶段和工作满意度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最高学历与收入水平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相关的自变量中，“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与因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并通过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是衡量基层干部垂直信任度的一个指标，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垂直信任越高，越会认为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基层干部信任群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有效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7倍。这表明基层干部认为群众参与政策讨论越有效，对群众的垂直信任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就越明显，验证了假设三。
模型五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政治环境的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在相关的自变量中，政策实施条件成熟度对因变量有正向影响。根据模型五的数据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施条件的成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1.07倍。然而，基层干部服从上级领导、遵从上级领导意愿行事的政治环境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服从上级领导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为原来的0.908倍。这说明 “奉命惟谨”的政治环境不利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从反面验证了假设四。 模型六在模型一的基础上添入决策者自身维度（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的自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中，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水平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分别通过1%、10%、1%和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自变量中，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的两个衡量指标均对因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干群观念中“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对因变量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垂直信任度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决策者自身维度中对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起主要影响的是协商民主认知度和干群观念，而垂直信任度起次要影响。
模型七中放入了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中，与前六个模型相比，最高学历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依然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分别通过1%、5%和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年龄阶段和工作满意度对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最为显著，即基层干部年龄越大，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工作满意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在自变量中，基层干部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政治环境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而垂直信任度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主要受基层干部的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垂直信任度的影响是次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满意度在四个模型中对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且通过了1%的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足以证明工作满意度会影响基层干部的协商式决策偏好。换言之，基层干部对工作越满意，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基层干部对工作越不满意，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在控制受访者的基本特征之后，探索基层干部的协商民主认知度、干群观念、垂直信任度和政治环境对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影响，可以发现：
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其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以及对与群众协商必要性的认识，这种认知遵循“知行合一”的原则[41]，即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越熟悉，相关的知识储备量越丰富，就越偏好于协商式决策。
基层干部的干群观念会影响其协商式决策偏好，即基层干部的干群观念越正确，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基层干部的干群观念越有误，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不明显。“官员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呈正相关;“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体现了官本位思想，与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呈负相关。
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垂直信任度越高，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当基层干部认为群众参与政策讨论有效性越高，对群众越信任，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也就越明显。
基层干部所处的政治环境越支持，其协商式决策偏好越明显，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基层干部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其协商式决策偏好之间的关系受到协商实施条件成熟度的调节，即协商实施条件越成熟，基层干部决策时越愿意选择协商方式。然而，基层干部决策时越愿意服从上级领导，即受“奉命惟谨”的环境影响越深，便越不愿意选择协商式决策，反之证明了不利的政治环境会阻碍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形成。
协商式决策作为一种民主、科学、合法的决策机制，为基层干部提供了决策新方式。基于上述数据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和习惯。
第一，提升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水平，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奠定认同基础。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C. Kelman）提出“态度分阶段变化理论”，认为态度的变化需经历三个阶段：依从—认同—内化[42]。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过程遵循着从熟悉协商民主—认同协商民主—内化为自觉协商行动的规律。熟悉协商民主是提高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认知水平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利用会议、广播、报刊、宣传橱窗、社区（村务）公开栏、各类反映协商民主的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宣传协商民主，增强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第二阶段在于培育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可以通过专题讲座、辩论、报告等形式，开展多样化的协商民主知识培训和教育，强化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理论认同。在熟悉、认同协商民主的基础之上，将协商民主内化为基层干部的自觉协商行动是第三阶段[43]，这需要基层干部提高自身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引导能力，搭建协商渠道，将协商内化为自身行为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遵循熟悉协商民主—认同协商民主—内化为自觉协商行动的认知规律，逐步提高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水平，才能为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养成奠定心理基石。
第二，树立协商于民和协商为民的观念，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夯实群众基础。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如同船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唯有确立人民主体地位，树立正确的干群观念，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树立正确的干群观念，首先要树立协商于民的思想，即把人民群众纳入到协商的主体之中，与民协商。基层干部应当端正态度，深化对干群关系的认识，真正悟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改变“为民做主”的官本位思想，在公共决策时与群众协商，吸纳民意，凝聚共识，通过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会、听证会等实践形式，切实拉近基层干部与人民群眾的关系。与此同时，基层干部还要做到协商为民，即利用协商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地提升人民群众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建设以垂直信任为主体的政务诚信，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积淀信任资本。政务诚信体现为公共权力层级关系中行政性社会交往行为[44]，以垂直信任度为重要衡量标准，对社会诚信的整体建设起导向作用。基层干部应当提高自身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与群众进行直接、平等的协商对话，推动垂直信任的生长。此外，基层干部还要提高对群众意见的甄别能力，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和资源优势，过滤出其中代表性强、可信度高的意见。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应当鼓励人民群众在政治参与中展现出可信度更高的行为，通过激励民众诚实做事、理性沟通，提升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有效性，促进垂直信任建设。 第四，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为基层干部养成协商式决策偏好塑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要求基层干部具有协商的意识，而非“惟命是从”，明确“服从上级领导”并非一味强调行为上的百依百顺、毫不质疑，而是在公共决策达成之前，既要充分听取上级领导意见，也要广泛开展协商，实现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的转变[45]，充分汲取群众意见，问计于民。坚持协商于决策实施之中，要求基层干部在公共决策实施过程中遵循协商的原则，切实运用协商手段解决决策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打造“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的氛围。
基层干部协商式决策偏好还与年龄阶段、最高学历和工作满意度息息相关，因而需要在高年龄段、低学历的基层干部群体中加大协商民主的宣传和培训力度，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形成。同时还要通过提升组织机构的协商氛围，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满意度，推进其协商式决策偏好的养成。
参考文献：
[1]何包钢. 协商民主和民主化[J].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 2007（04）： 34-39.
[2]佟德志. 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J]. 政治学研究， 2019（02）： 39-48+126.
[3]陈家刚. 城乡社区协商民主重在制度实践[J]. 国家治理， 2015（34）： 22-28.
[4]肖唐镖， 王艳军. 地方干部的民主价值观： 类型与结构特征——对1456个地方干部的问卷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7（02）： 64-76+127.
[5]韩万渠. 从智力吸纳到协商共识： 中国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性——基于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演进的视角[J]. 学习论坛， 2019（02）： 48-53.
[6]罗依平， 周江平. 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J]. 理论探讨， 2017（05）： 157-162.
[7]李锋， 宋雄伟. 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官员的协商式决策观及影响因素——基于西藏党政干部问卷调查的潜在类别分析[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07）： 83-92.
[8]李强彬， 李佳桧. 领导干部协商式决策观： 差异与塑造[J]. 探索， 2017（01）： 34-43.
[9]SLOVIC P. The construction of preferen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5， 50（5）： 364-371.
[10][11][31][33][39]张士昌， 曹靖宇. 对决策偏好的理性思考[J]. 山东社会科学， 2003（03）： 116-119.
[12]常光伟， 王青春， 阴国恩. 决策偏好研究述评[J]. 心理研究， 2011， 4（06）： 10-14.
[13]FAGLEY N S， MILLER P M. Framing Effects and Arenas of Choic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7， 71（3）： 355-373.
[14]BATEMAN C R， FRAEDRICH J P， IYER R. Framing Effects Within th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Consum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2， 36（1-2）： 119-140.
[15]熊艾伦， 王子娟， 张勇， 等. 性别异质性与企业决策： 文化视角下的对比研究[J].管理世界， 2018， 34（06）： 127-139+188.
[16]何贵兵， 梁社红， 刘剑. 风险偏好预测中的性别差异和框架效应[J]. 应用心理学， 2002（04）： 19-23.
[17]HARBAUGH W T， KRAUSE K， VESTERLUND L. Risk Attitudes of Children and Adults： Choices Over Small and Large Probability Gains and Losses[J].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02， 5（1）： 53-84.
[18]汪蕾， 陆强， 沈翔宇. 情绪唤醒度如何影响不确定性决策——基于决策偏好的视角[J]. 管理工程学报， 2013， 27（04）： 16-21.
[19]LAURIOLA M， RUSSO P M， LUCIDI F， et al.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framed risky health decision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5， 38（1）： 45-59.
[20]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情緒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0， 42（03）： 317-324.
[21]黄仁辉， 曾晓青， 李文虎. 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03）： 377-383.
[22]SOBRAL F， ISLAM G. Ethically Questionable Negotiat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Trust， Competitiveness， and Situation Favorability o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7（2）： 281. [23]王渊， 秦军昌， 边卫军. 序贯决策中时间压力对搜索行为的影响： 前景预期的調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18， 30（08）： 182-193.
[24]陈俊霖， 李沁雪， 张春萍， 等. 应急环境下时间压力和决策者风险态度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5， 23（S1）： 349-358.
[25]HOLLENBECK J R， ILGEN D R， PHILIPS J M， et al. Decision risk in dynamic 2-stage contexts-beyond the status quo[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4， 79： 592 -597.
[26]王怀勇， 刘永芳. 调节定向与延迟风险对决策偏好的影响[J]. 心理研究， 2013， 6（02）： 56-63.
[27]张凤华. 不同模糊程度下模糊决策的决策偏好[J]. 心理学探新， 2009， 29（06）： 51-55.
[28]张凤华. 模糊决策中的决策偏好再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06）： 884-888.
[29]LARAN J， WILCOX K. Choice， Rejection， and Elaboration on Preference-Inconsistent Alternative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1， 38（2）： 229-241.
[30]WONG K F E， KWONG J Y Y. Comparing two tiny giants or two huge dwarfs？ Preference reversals owing to number size fram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5， 98（1）： 54-65.
[32]路西， HSEE， CHRISTOPHER K. 联合评估和单独评估： 富有潜力的助推手段[J]. 心理学报， 2018， 50（08）： 827-839.
[34]宋雄伟. 青年干部协商民主的认知图景与行为评价——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问卷的分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21（05）： 72-83.
[35]宋立民， 曹福敬， 刘辉. 官本位思想与执政为民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03）： 159-164.
[36]林震. 信任：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2）： 143-144.
[37]马克·E. 沃伦. 民主与信任[M]. 吴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41.
[38]王浦劬， 李锋. 我国公务员信任公民的影响要素实证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 20（01）： 28-36.
[40]刘健， 刘思峰， 马义中， 汪建均. 基于心理阈值的多属性决策问题目标调整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 2015， 23（02）： 123-130.
[41]聂伟. 党委干部协商民主认知对协商实践及效果评价的影响——基于地方官员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05）： 62-76.
[42]KELMAN H C.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2（1）： 51-60.
[43]张等文， 郭雨佳.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J].政治学研究， 2020（02）： 104-115+128.
[44]全林远， 赵周贤. 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06）： 24-28.
[45]周光辉.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3）： 101-120+222.
（责任编辑 矫海霞）